红军长征史料(二)万里长征顺利实现战略大转移由刀豆文库小编整理，希望给你工作、学习、生活带来方便，猜你可能喜欢“红军长征战略转移”。
万里长征顺利实现战略大转移
中央红军不能打破敌人的第五次“围剿”，为了保存力量，建立新的根据地，以开创发展的新局面，被迫于1934年10月实行战略转移。但是，由于敌人重兵的“追剿”，他们不能在南方落脚，不得已过长江折转北上。这样，原计划的短程战略转移便发展为长征。作为红军在南方战略格局主要支柱的中央红军不能尽快恢复稳定，引起了整个战局的不稳定。红四方面军和红二方面军（即红
2、红6军团）等部，也相继实行战略转移，进行长征。
红军要夺取长征的胜利，必须靠党的正确领导。而党要领导红军夺取长征的胜利，首先必须纠正王明“左”倾冒险主义错误。1935年6月，中央红军和红四方面军懋功会师后，党内又出现了张国焘分裂党、分裂红军的惊心动魄的斗争。这些，又给红军夺取长征的胜利，增加了新的困难。
1935年，日本帝国主义制造了“华北事变”，加紧扩大对中国的侵略，妄图沦中国为它的殖民地，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全国抗日民主运动日益高涨。形势的发展，一方面要求中国共产党和红军，担负起抗日救国的使命；一方面又有利于红军夺取长征的胜利，前进到抗日出发地域，准备直接对日作战。
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红军迎着第五次反“围剿”严重失败的痛苦考验，一边为完成长征的任务，一边为由国内革命战争向抗日民族战争转变而斗争。
红军长征，从1934年10月10日开始。在此之前，1934年7月，中共中央、中革军委命令红军第6军团西征，拉开了长征的序幕。
当时，由于“左”倾领导的错误指挥，中央苏区和红军第五次反“围剿”斗争已处于严重不利境地。为牵制敌军，7月23日，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命令湘赣苏区红6军团突围，转移到湖南中部创造新的苏区，并与红3军取得联络；由任弼时、萧克、王震组成军团军政委员会，任弼时为主席。以后，又成立了军团正式领导机关，萧克任军团长，王震任政治委员。
8月7日晚，红6军团主力9700余人，从江西永新地区突围西征。连闯敌人数道封锁线，进抵湘江。国民党军急调重兵实行追堵，企图围歼红军于湘南。红6军团以打圈子的战术与敌人周旋，并在广西界首地区顺利渡过湘江。此后，又突破敌军20多个团的重围，于10月下旬在黔东北印江县木黄，与活动在川湘黔边的红3军胜利会师。红6军团西征，为中央红军向西突围，实行战略转移，起到了探路的作用。
红6军团和红3军会师后，红3军即恢复了红2军团番号，贺龙任军团长，任弼时任政治委员。红2军团首长统一指挥红
2、红6两军团行动。为策应中央红军的战略转移，并创建新苏区，10月下旬，红
2、红6军团发动了湘西攻势。3个月中，两军团在湘西地区共歼灭国民党军4个旅，初步建成了湘鄂川黔苏区，红军发展到1万余人，成为红军三大主力之一。
在中央苏区，1934年10月上旬，国民党“围剿”军已迫近苏区中心地区。在未经中央政治局讨论，未做充分准备的情况下，博古等人仓促决定放弃中央苏区。10月10日晚，中共中央、中革军委率中央红军主力第1、第3、第5、第8、第9军团以及中央党政军机关人员、直属部队组成的第1、第2野战纵队共8.6万人，由江西瑞金等地突围，开始战略转移。在此之前，留下红24师及地方红军共1.6万人在苏区坚持斗争；成立了由项英任书记和司令员的中央分局、中央军区和陈毅任主任的中央政府办事处，继续领导中央苏区和邻近地区的斗争。“左”倾冒险主义的错误统治，使中央苏区这块由无数红军战士鲜血和生命换来的战略基地终于丧失。
中央红军战略转移的最初目标，是到湘西与红2、6军团会合，创建新苏区。这时，“左”倾领导者，又由防御中的保守主义，转为退却中的逃跑主义。他们把红军的战略转移当成大规模搬家式的行动。出发前未做充分的准备工作，也未在部队中进行适当的政治动员。出发后，不是积极争取有利时机，主动灵活地歼灭敌军，而是消极避战，以红军主力掩护庞大的后方机关，边打边走。
中央红军战略转移后，先后闯过敌人三道封锁线，进入湘南。此时，毛泽东建议，乘敌“追剿”军正在调动尚未靠拢之际，集中兵力，求歼一路或一部敌军，以摆脱被动。但是，“左”倾领导者不敢与敌再战，致使红军失去歼敌之机。
11月下旬，蒋介石凭借湘江天险设置了第四道封锁线。国民党军20余万人，日夜兼程赶往湘江两岸围追堵截红军。是否能迅速过江，成为红军生死存亡的关键。27日，红军先头部队一部首先渡过湘江，控制了渡河点，并架设了浮桥。此时，军委纵队离湘江渡河点仅80余公里，但由于辎重过多，行进缓慢。敌“追剿”军陆续赶到，向红军发起攻击。红军在湘江两岸与优势之敌血战数日，终于掩护中共中央、中革军委机关于12月1日渡过湘江。担任后卫的红5军团和红3军团各一部，被敌人阻于湘江以东，激战至弹尽粮绝后，大部壮烈牺牲。湘江之战，是中央红军长征以来打得最艰苦，最激烈的一仗。红军与优势敌军顽强战斗，粉碎了蒋介石围歼红军于湘江两岸的企图。但是，自身也付出极为惨重的代价。中央红军由出发时的8.6万人锐减至3万余人。这是“左”倾错误路线自长征以来实行消极避战、逃跑主义的严重恶果。
12月10日，中央红军到达广西通道县境。此时，国民党军已判明中央红军北上与红
2、红6军团会师的意图，在前方张网以待。红军如果继续北出湘西，势必与敌20万重兵展开决战，这对疲惫已极、减员严重的红军是十分危险的。在这样生死存亡的形势下，毛泽东提出放弃北上湘西计划，全军西进敌人力量弱的贵州。博古和李德虽然坚持北上湘西，但政治局的许多同志赞同毛泽东的建议，中革军委决定西进贵州。中央红军于17日进占黎平。次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黎平举行会议。会上，毛泽东根据敌情，力主放弃同红
2、红6军团会合的计划，提出继续西进，到川黔边建立新的革命根据地的建议。经激烈争论，毛泽东的建议被通过。红军虽然避免了覆灭的危险，但改变博古和李德的错误领导，从根本上纠正党的错误军事战略，已成为刻不容缓的问题。
1935年1月初，红军强渡乌江，进占遵义。尾追的敌薛岳兵团因弄不清红军的去向，转为在乌江以南地区休整。
抓住这个时机，中共中央政治局于1月15日至17日在遵义举行扩大会议，即历史性的遵义会议。这次会议集中解决了当时党和红军最为紧迫的军事问题和组织问题，结束了“左”倾错误路线在党中央的统治，确立了毛泽东在红军和党中央的领导地位，在最危急的关头，挽救了红军，挽救了党，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这次会议和会后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决议》，总结了第五次反“围剿”和长征以来的经验教训，严肃批评了博古、李德等人的指挥错误，肯定了毛泽东等提出的红军作战一系列原则。
关于组织问题，会议决定增选毛泽东为政治局常委，取消博古、李德的最高军事指挥权。随后，张闻天接替博古主持中央日常工作，朱德、周恩来负责军事指挥，毛泽东协助周恩来负责军事指挥。3月，又成立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3人军事指挥小组，负责指挥红军的行动。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新的中央领导集体在实际上的确立，标志着党的成熟，党的第一代领导核心开始形成。这对中国共产党和党所领导的人民军队的发展壮大，具有极为深远的历史意义。
遵义会议是中国共产党独立自主、实事求是地解决自己重大问题的会议。经过这次会议，中国共产党，首先是中央领导集体，自觉地认识到，只有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才能把革命事业引向胜利。这是党在理论上和政治上走向成熟的重要标志。
遵义会议后，中央红军进行了整编。随后，在云贵川边展开了灵活机动的运动战。从1月19日至4月4日，中央红军在贵州境内和四川南部，与40万国民党“追剿”军进行了著名的四渡赤水战役。
根据遵义会议确定的方针，中央红军准备渡过长江，进军川西或川西北，与红四方面军会合。敌军加强了对长江的布防封锁。1月19日，红军兵分三路向北开进，准备从泸州至宜宾地段北渡长江。遭川军重兵堵截后，转而在川黔边境土城附近西渡赤水河。2月7日，中共中央、中革军委决定暂时放弃原定渡江意图，集中云南扎西地区。这时，敌各路“追剿”军扑向扎西，露出黔北空虚弱点，红军则突然甩开敌军，挥戈东指，从二朗滩一带东渡赤水河，向黔北桐梓地区急进。2月24日，发起遵义战役，5日内连下桐梓。娄山关、遵义城，歼灭和击溃敌人2个师另8个团。这是中央红军长征以来最大的一次胜利，沉重打击了国民党军的嚣张气焰。
遵义战役后，蒋介石亲飞重庆，策划新的围攻，企图围歼红军于遵义、鸭溪地区。敌军逼进时，中央红军将计就计，由茅台附近向西三渡赤水，进入川南，吸引敌人。蒋介石果然以为红军又要北渡长江，急调重兵沿江防堵，并大筑碉堡。当大批国民党军进入川南时，红军以秘密神速的动作，从二郎滩等地向东四渡赤水，并以红9军团向北吸引敌人，主力分路从敌重兵集团之间穿过向南急进。随后，红军主力南渡乌江，直逼敌人防守空虚的贵阳。正在贵阳督战的蒋介石惊恐万状，急令位于黔西南大定的滇军驰援“保驾”，其余各路敌军也纷纷回援。中央红军抓住滇东北敌人兵力空虚之机，绕过贵阳，急进云南，前锋直逼昆明。这时滇军主力已东调，云南各地民团集中昆明守城。红军主力在昆明虚晃一枪，即转向西北，5月上旬，由皎平渡顺利渡过金沙江。担负牵制敌军任务的红9军团，于4月4日在打鼓新场以东歼敌两个团，结束了四渡赤水战役以后，经过转战，也顺利北渡长江。至此，中央红军摆脱了几十万敌军的围追堵截，将尾追之敌全部甩在金沙江以南，实现了渡江北上的战略意图。这是战略转移中具有决定意义的胜利。
继中央红军长征之后，1934年11月中旬，在鄂豫皖地区坚持斗争的红25军，在军长程子华、政治委员吴焕先和副军长徐海东率领下，奉命进行战略转移，开始长征。12月上旬，到达陕西洛南地区，开始创建鄂豫陕苏区，随后，粉碎了国民党军的两次“围剿”。1935年7月，为策应红
一、红四方面军行动，红25军再次西进，于9月中旬到达陕西延川永坪镇，同西北红军会师。长征途中，政委吴焕先不幸牺牲。红25军长征历时10个月，途径5个省，转战近万里，获得了最终胜利。此后，红25军与西北红军合编并组成红15军团，军团长徐海东，政治委员程子华，副军团长刘志丹。10月，红15军团取得劳山、榆林桥作战的胜利。
1935年3月至4月，战斗在川陕苏区的红四方面军，为向甘南发展、扩大苏区，并配合中央红军在川滇黔边的作战，进行了嘉陵江战役。作战中，红军选择敌军兵力薄弱地段，以偷渡和强渡相结合，重点突破和宽大正面多路突破相结合的战术，一举突破敌军嘉陵江防线，并迅速向敌深远后方发展进攻，在运动中大量歼敌，取得了胜利。这次战役，总共歼敌1万余人，攻克城镇9座，控制了嘉陵江以西的川甘边界广大地区。嘉陵江战役的胜利，对于坚持和巩固川陕苏区，并继续向甘肃南部发展极为有利。但是，张国焘却对形势作出错误的判断，认为红军战争已转入低潮，红四方面军已难于在川陕苏区坚持斗争，产生了与其被敌人撵走，不如主动撤走的思想，既未同在前线指挥作战的红四方面军首长商量，也未向党中央报告，就擅自决定放弃川陕苏区，实行战略转移。
1935年5月初，红四方面军及党政机关等约10万人分路西进，开始长征。这样，红四方面军原定的依托川陕苏区向甘南发展的战略计划也失去了实现的可能。
红四方面军在西进途中进行了土门战役，击破敌人堵截，相继占领茂县、威州、理番及松潘、平武以南地区。为策应正在北上的中央红军，红四方面军派红30军政治委员李先念率部西进，攻占懋功、达维等地。
中央红军渡过金沙江后，为实行在川西或川西北创建苏区计划，继续北进。为了避开与强大敌人决战，红军不得不走青藏高原东侧的丛山峻岭。5月中旬进入冕宁彝族居住区时，红军模范执行党的民族政策和各项纪律，总参谋长刘伯承还与沽基家族首领歃血为盟，团结了少数民族群众。此后，在大渡河畔，红军以先头部队一部在安顺场渡口实施强渡，后分兵夹河而上，飞夺泸定铁索桥和泸定城，党中央及中央红军主力经泸定桥胜利北上。6月上旬，中央红军又翻越了终年积雪的夹金山。
6月12日，中央红军先头部队在北进达维途中与红四方面军第30军会师。18日，党中央和中央红军主力到达懋功，两大主力红军胜利会师。
中央红军和红四方面军的胜利会师，粉碎了国民党军将红军主力各个歼灭的狂妄企图，鼓舞了全党全军的胜利信心。两大主力会师后，总兵力达10万余人。与此同时，由于日本帝国主义发动华北事变，扩大对中国的侵略，全国抗日民众运动开始高涨，形势正朝着有利于中国革命和革命战争的方向发展。
此后，中共中央开展了与张国焘右倾分裂主义的斗争，率领红军到达陕北，于1935年10月完成二万五千里长征。1936年10月三大红军主力在会宁胜利会师。（中国网络电视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