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怀念父亲华业都
父亲华业都是位老红军，生前享受副省长级医疗待遇。在我的眼里，他平凡得就像荒原上的一棵小草，高山上的一块小石头。然而，对于他的逝世，浙江省委书记赵洪祝和全国人大常委会常委刘锡荣都发来唁电，浙江省、温州市、平阳县、苍南县的党委、政府、人大、政协等部门以及许多老同志、老战友都送来花圈，不禁勾起我无尽的思念……
父亲1913年10月出生在乎阳县凤卧镇西部山区樟洋村的一个穷苦农民家庭里。1931年7月，他开始参加革命工作。他告诉我：有一次送信，必须夜宿荒野，他将破草席往草堆上一摊，由于极度疲倦，躺下就睡着了。朦胧中，感到身下有东西向上顶，他在梦中说：“我困得很，别打扰我。”那东西果然就不动了。一连反复几次后，倒也安静下来。清晨，卷起草席才发现，有一条一米多长的毒蛇被压死了。
1935年5月，父亲加入浙南最早的革命武装――浙南红军游击冲锋队，1936年6月加入中国共产党。他参加了智缴国民党宜山镇保安团武器、袭击灵溪国民党警察所、攻打国民党北港区署等战斗。一次战斗，敌团长只身跳进厕所，全身浸在粪便之中，只留一个头在上面。虽然捡得性命，却狼狈不堪。而红军队伍由于缺乏经验，没有缴获武器，真是可惜。打水头敌区署那次，红军队伍就比较成熟了。父亲用一把冲锋刀缴获了敌人一挺机枪后，又砸开一扇门，朝里面的敌人扫了一梭子子弹，从而俘虏了一批敌人，并和战友一起击毙了罪大恶极的敌区长楼钟声，受到广大群众的热烈欢迎。
抗日战争时期，党中央给浙南游击根据地的任务由“发展党组织，加强抗日统一战线”转变成“隐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反对急噪和暴露。”所以，刘英同志带领的浙江省委、龙跃同志带领的浙南特委、郑海啸同志带领的平阳县委经常在我们老家这一带秘密活动。但是，国民党顽固派却经常派重兵包围我们，妄图消灭浙江的革命力量。父亲说，这段时间他被编人过平阳县委和瑞安县委的武工队、担任过浙南地委机关特务队小队长、浙南平阳县平西区武工组政治指导员和小队长等职务。
父亲经常提到当时吃“白饭”的事：“白饭”不是容易混淆的白米饭，是吃饭时没有菜的“美称”。其实，就是饭也经常只是些野草、树根罢了。寒冬腊月，经常只穿一件破棉衣，一条短裤，一双长满冻疮的脚上套着的是破草鞋。
这艰苦的生活还不算什么，部队还要经常与敌人周旋和打仗，那可是掉脑袋的事。他熟悉这里的一草一木，经常为三级机关站岗和带路，多次成功突围，屡建奇功。
有一次，部队在大白天转移，只能走隐蔽的小路，要穿越一段200多米长的悬崖峭壁上的石头路。这石头路宽不到一尺，上面是像刀锋一样尖利的石棱，当地人称“菜刀背”。那天县委书记郑海啸同志重病在身，又偏偏下着大雪。峭壁上面挂着长长的冰柱，下面是百丈深渊。父亲背着郑海啸同志，双手紧紧嵌入结了冰的石缝，两腿跪在粗糙的石棱上，慢慢向前移动，他对前后的同志说：“万一我掉下山崖，你们不要管我，要抓住郑海啸同志，把他背过去。”过了“菜刀背”，父亲磨破了膝盖，虽然是大雪天却汗流浃背。
1939年7月，中共浙江省第一次代表大会在平阳县风卧镇的冠尖和马头岗召开。浙江省委、浙南特委将负责省“一大”的保卫工作交给平阳县委，郑海啸书记命令我父亲负责会场所在地的警卫工作。在近十天的日子里，父亲保持高度的警惕性，不仅夜以继日站岗放哨，而且将内线警卫和外线保卫、侦察工作、保密工作等结合起来，出色完成了任务。父亲自豪地说：会议之后，郑海啸书记表扬了他，当时，他感到非常高兴。
1941年5月，我三级机关在凤卧赤沙村被国民党顽固派军队五路包围。在刘英等首长的指挥下，由父亲带路，从半山腰撤退到樟洋村的一条叫乞丐墓的小路上。正当部队准备沿路上行的时候，从小在这里长大的父亲向郑海啸同志提出不能继续向前，因为路前方通往文成的公阳乡。郑海啸同志很赞同我父亲的看法，立即报告刘英同志。刘英同志命令部队从侧面隐蔽迂回。不一会儿，一个加强连的敌人便沿着乞丐墓路迅速冲下山来，真是好险啊!就这样，粉碎了敌人妄图一举消灭我三级机关的阴谋。
解放战争时期，父亲担任过浙南第十区队第二中队中队长、浙南平阳县警卫队队长、大队长。他亲临战场指挥了浙南三次大的战斗，曾多次受到上级党组织的通报表彰。
双吊岗突围战和穹岭头伏击战都是浙南的解放战争从战略防御向战略反攻的转折中的关键战斗。父亲用石头打击敌人，并和郑子雄同志一起，抢占后山制高点，掩护县委机关撤退。然后，神出鬼没甩开了敌人。在接下来的穹岭头伏击战中，他灵活机智，根据战场情况的变化，从执行守卫山岭要道的任务中及时调整为主动向敌人进攻，从而打乱了敌人的战斗部署，使青景丽游击队摆脱被动局面，一起围歼敌人，取得了战斗的胜利。
在晓坑岭战斗中，父亲在发动群众，联系各村党支部方面做了许多工作，并向副区队长颜庆富同志建议，主战场不能放在上双岙。当时的情况是：敌人有一个营的兵力，约300多人，武器比我们先进得多，有好几挺机枪。而我们只有42名游击战士和40多名只拿刀、梭标、鸟枪的群众，敌我力量悬殊。虽然上双岙道路的两边都是山坡险峻，可以埋伏起来向下射击，但这段道路较平坦又较长。我们的兵力不足以守住这么长的地带。敌人在受到打击后，可以组织反攻，从我们力量薄弱之处冲上来。这样，我们就危险了。应该将主战场放在地势险峻的晓坑岭，等敌人从晓坑岭下行的时候，追着敌人的屁股打，那他们只有挨打的份，根本没有反击的可能。两位指战员的思想统一了，手握在一起了，使这场战斗成为浙南著名的以小胜强的典型战例。
在1949年4月的营前战斗中，敌人有1000多人，50多挺轻机枪，8挺重机枪，6门六0炮。我们只有县委机关警卫队40多人和一批新战士，另外，还临时大规模发动了民兵参战。根据领导的安排，曾永金同志带领的部队埋伏在飞云江营前一带左岸的山坡上，负责主攻，父亲带领的队伍埋伏在右岸的山坡上，负责牵制和阻击敌人。可是，从文成大泶出来的敌人却从飞云江右岸向下游撤退。如果让敌人退到瑞安和温州，必然对这两个地方的解放带来很大的压力。父亲从大局出发，主动承担起主攻任务。他一方面命令埋伏在山坡的战士向下射击，另一方面又命令一部分战士抢占后面的制高点。果然，战斗一打响，一群敌人越过我军兵力薄弱之处拼命向该制高点攻击前进。如果该制高点让敌人占领，我们埋伏的阵地全部处在他们的枪口之下。好狡猾的敌人!当敌人发现该制高点已被我军占领，只得扫
兴地向下退去。而父亲依靠黄怀虎同志从江对岸送过来的一挺轻机枪，率领战士冲向敌群，缴获了一批武器，包括四颗枪榴弹。我们的部队从来没有使用过枪榴弹，父亲试射了两发分别打到江对岸和江水中，射程太远了。他索性将枪榴弹竖直向上发射，心想：“豁出去了，就让它从头上掉下来吧。”结果，最后两发都在敌群中开花，一位敌营长老婆的鼻子都被炸飞了。敌人看到我们有炮了，吓坏了，哪里还肯为国民党卖命，纷纷投降。在我军的两面夹击下，营前战斗取得了全面胜利。
解放后，父亲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浙江省第五军分区第六独立营营长、平阳县大队大队长、平阳县人武部部长。转业后，担任洞头县人民法院院长。之后，又担任温岭县和玉环县的总工会主席。父亲从来服从分配，干一行爱一行，一心为党和人民贡献余热。
1965年，父亲由于身体欠佳，“带职荣誉退休”后(1980年转为离休)，一直住在水头镇，直到2010年去世。离休期间，他还担任过平阳县政协第五、六、七届常委等职。
父亲从来不居功自傲，把“当官”看得很淡。他经常对我们说：“我是大海的一滴水。如果说我为革命做了一点工作，那也是党和人民培养的结果。”他还对我们说：“我文化差，应把领导岗位让给有能力的年轻人。你们也要依靠自己的能力生活，做普普通通人民中的一员，不要给党和领导添加任何麻烦。”
经过千锤百炼的父亲，在“文化大革命”中也有很多让我回忆的事情。记得当时有两个“革命群众组织”，分别叫“红造”和“联总”。我父母原打算都不参加，但拗不过朋友和熟人的劝说，心想：反正是毛主席的部署，随便参加一个算了。加入“红造”不久，就传来消息说“红造”是反革命组织。我父母生气了：“两派都是革命群众组织，为什么要打压一派?”倔强的父母偏偏戴上“红造”的红袖章满街跑。
后来父母在“*”中都受到冲击。母亲被所谓的“群众专政”组织关押了近一年，父亲被挂了一个16斤重的牌子进行游斗，牌子上写着什么走资派、牛鬼蛇神之类的东西。挂了牌的父亲只被游斗了两天。一天是南湖、闹村一带，另一天是我的老家内塘、樟洋一带。父亲毕竟上了年纪，被斗得精疲力竭，连脚大拇指的指甲都掉了下来。游斗激怒了许多老区群众，到处骂声一片，他们准备抬着我父亲去游斗。那时的革委会头头见势不妙，只好作罢。
所有这些，父亲都若无其事。后来，当时的一些革委会头头向父亲承认错误，父亲对他们说，这是林彪、“四人帮”的错，你们也是身不由己，不怪你们。父亲还对我说：“这些人中，有的还是我在解放战争中带出来和培养起来的老同志呢!”父亲宽广的胸怀又一次深深感染了我。
父亲对老战友和老同志以及老区人民有着很深厚的感情。他对我们说，他是带着朴素的阶级感情参加革命的，他有幸受到粟裕和刘英同志的教导、是他们和郑海啸等同志教给他革命道理，并在生活中无微不至地关怀他，使他成长为一名革命战士。革命队伍中官兵平等，同甘共苦，互相帮助，生死与共，也让他感到无比的温暖。父亲说：“老区的人民群众热爱我们、帮助我们，冒着生命危险，为我们站岗放哨、送情报和送生活必需品。这些都是我们战胜敌人的法宝。”
父亲十分关心革命老区建设，并要求我们帮助他撰写革命回忆录，对以后的年轻一代进行革命传统教育，永远传承革命精神。他经常说，自己经历了130多次战斗，子弹擦身而过不下30次，最危险的一次算是子弹击中自己心脏部位的那次，是上衣口袋里的一瓶清凉油救了他。那瓶清凉油盖一面被打穿，另一面只是有点凸出来罢了。
在我看来，父亲的长寿，取决于他对我们亲人的爱，对生活的爱，对祖国、对党和人民的爱。母亲去世后，父亲对我们说：“你妈给了我一个家，她的恩情我永世不忘。我还要多活几年，看看祖国的繁荣富强，看看人民的生活越来越好，享受享受天伦之乐。”他从不放弃抽烟和喝酒。九旬的他还开玩笑说：“我每天酒要吃饱，饭要吃醉。如果不抽烟不喝酒，那就是要走了。”他早睡早起，每天少吃多餐，喜欢散步，干些自己力所能及的事情。
父亲43岁才有了我这个儿子；我懂事的时候，他已经年过半百了；我大学毕业，他已步人古稀之年。然而，七旬的他，还能打打猎，八旬的他，还能钓钓鱼；90岁后，还经常比试比试打拳的架势，并在母亲病重期间，搀扶着母亲，帮助料理一些生活琐事。就是一年前，他还能拄着拐杖，一口气走了大半个水头街道，连保姆都差点赶不上他。后来，他摔了几跤，一生中第一次住院了。随着越来越少的饭量，越来越流食化的饮食，越来越长的卧床时间，越来越虚弱的身体，他还是顽强地又活了一年。就在去世前17天，他还参加了晓坑岭战斗纪念碑的落成典礼。坐在台上的他谈笑风生、神采奕奕。父亲对死看得很开，他说：“人总是要死的，不过早一点迟一点罢了。我是跨世纪的近百岁老人，没什么不满足的了。”
父亲去世了，享年98岁。他走得很安详，这对我们也许是一种安慰。父亲留下了他的故事，留下他对祖国、人民、亲人深深的爱，也留下了我和亲人对他无尽的思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