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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应对核事故何以效率不高
张智新
面对国际社会的关切，日本政府不能再任由体制积弊阻碍其正确判断和有效行动，而应果断采取包括介入东京电力内部运作、及时全面通报真实信息、接纳国际援助等措施，尽快找到核危机的控制良策。
日本福岛第一核电站3月27日传来消息：2号反应堆附近积水内的放射性碘-134含量超过正常水平1000万倍，正在附近工作的抢险人员当即撤走避险。电站上级东京电力公司很快表示，上述指标“错误”。显然，日方信息的模糊令人困惑。
与此同时，我国国家核事故应急协调委员会3月27日权威发布：我国黑龙江省东北部空气中继续检测到极微量的人工放射性核素碘-131，水平较昨日没有明显变化，其对当地公众产生的剂量小于天然本底辐射剂量的十万分之一，对环境和公众健康不会产生影响，无需采取任何防护措施。
此前，中国外交部新闻发言人姜瑜曾表示，“希望日方能够及时准确全面地向外界通报有关信息,这将对相关国家判断形势起到重要作用。”
福岛第一核电站的核泄漏危机即将进入第三周。从此前的自卫队、消防厅海水浇注，到“五十壮士”现场抢修作业，再到东京电力宣布几个机组开始通电，人们一度以为核危机得到遏制。然而，福岛核危机信息再度传出，让国际社会为之忧心。
人们在担忧之余自然会质疑：日方公布的信息是否真实及时全面？原本曙光出现却又再度吃紧的原因何在？
结合事态的发展，日方言论的前后连贯性以及国际专家的判断，日方的信息发布显然存在诸多令人怀疑之处。造成信息发布不实及整个事态迄今无法掌控的原因，可以说地震海啸破坏力太大，也可以说核电站事故抢修本身极其复杂，但是，人为因素也仍然有迹可循。
东京电力承担着日本1/6的电力和一半的核电供应份额，是一家有着60年历史、5万多名员工、市值约合1.1万亿人民币、营业收入日本第一的行业巨头，也是全球规模最大的民营核电“航母”。但这样一家雄踞业内翘楚的大公司，不仅在此次核危机中因为屡屡贻误时机、隐瞒信息、高管腐败等备受质疑和抨击，此前也有2002年的篡改安检记录事件和2007年曝光的漏瞒报1978年核反应堆事故的丑闻。
身负历史旧账的东京电力此番在如此严重的重大事故面前依然故我的表现，着实让日本民众愤怒，也招致菅直人首相怒不可遏的指斥。
东京电力如此表现，日本政府难辞其咎，然而更深层的罪责则在日本“财团－官僚－政客”金权政治“铁三角”。包括民主党当局在内的日本朝野政客中，拿了东京电力捐款的大有人在。不仅如此，不少经济产业省、环保厅等政府监管部门的高层官僚退休或离职后也竞相加盟东京电力。至于东京电力高管和政客官僚之间往来密切，更是不值一提的常事。
在政客和官僚的双重卵翼下，东京电力才会丑闻不断但安然无恙，此次危机中瞒报信息等表现，也是其故态复萌的本能表现。
毋庸置疑，福岛核危机早已超出日本国家范围而为全球注目。面对国际社会的关切，日本政府不能再任由体制积弊阻碍其正确判断和有效行动，而应果断采取包括介入东京电力内部运作、向有关国家和国际组织及时全面通报真实信息、接纳国际社会专业援助等措施，尽快找到核危机的控制良策。
东京电力的覆辙与教训
和静钧
东京电力之错，在于企业治理的缺陷，在于其对国家和社会的责任的缺失。这场危机，暴露出牵涉到一个企业的“内部性”灾难时，政府应该如何平衡管理和安全的矛盾。
日本福岛第一核电站核泄漏事故，经过大地震之时的初发、到之后形势恶化、最后到接入外部电源成功进行连续海水注入，历时11天之后，危机才开始显露趋缓曙光。在这段核恐怖时间里，数百民众受到严重的核辐射伤害，不仅令遭受了地震和海啸灾难的周边数万居民，不得不为躲避成倍增长的核辐射而逃离家园，也使人口稠密和经济发达的日本，一度面临着“完全被毁灭的危险”（日本首相菅直人语），甚至让这场危机引发的恐慌扩散到日本周边国家和地区。
现在看来，造成如此大的后果，很大程度上与东京电力公司“人为因素”密不可分。应当承认，在地震和海啸第一波冲击时，福岛第一核电站被迫停止运行，外部电网和备用柴油被海啸摧毁，但相对于核泄漏灾难而言，其内部依然处于可控状态，只要当时决策正确，及时启动海水注入等措施，福岛第一核电站之后的危机就不会升级。然而，东京电力管理层却采取向核反应堆外墙喷洒海水降温的方法，致使裸露于水面上的核燃料棒处于因过热而熔毁的危险，一旦内部过热引发爆炸，大量的核尘埃就会通过空气向四周扩散，从而引发真正意义的严重核灾难。
东京电力在这期间，还涉嫌故意隐瞒信息，没有第一时间向政府核问题顾问机构披露充分的信息，以通讯不便为由拖延发布最新信息，甚至晚于电视台通报情况。据报，日本首相菅直人在电视上看到核电站机组出现氢蒸气炸毁厂房屋顶新闻之后1小时，才接到东京电力的最新事故报告。
在通报厂区和周边辐射量时，也以计算错误为由，故意低报辐射量。
除决策不当、瞒报外，东京电力管理层还公然不服从政府指令。早在厂区机组出现连续爆炸之后，政府就指示东京电力迅速接通外部电源，注入海水控制核燃料棒温度，但东京电力置若罔闻，甚至一直不愿意要求自卫队特别核处理力量来参与救灾。直到菅直人当面对东京电力管理层训斥和强烈要求后，东京电力才启动本该在第一时间就启动的海水注入程序，而此时，危机已经铸成，后果已经产生。
东京电力何以胆敢如此？显而易见，东京电力在平衡利益与损失之时，把投资者利益放到了公共利益之前。由于担心海水注入有可能造成核反应堆永久性损坏从而使核电站变成一堆废址，使投资者血本无归，东京电力一直不想采取任何对核反应堆可能造成伤害的应对行为，甚至把美国从千里之外紧急运送来的治核灾难“特效药”硼酸也没有用上。这种狭隘的利益观，在行为的清单中展露无遗。
这场危机，暴露出牵涉到一个企业的“内部性”灾难时，政府应该如何平衡管理和安全的矛盾。东京电力管理层素有“内向和否定”的企业文化，虽名为民营企业，但股权结构复杂，有政府股份，也有外国主权基金的投资，更有巨富特权阶层的投资，这使企业牢牢被少数大股东和管理层所把持。东京电力历史上也存在过篡改数据、虚报信息的行为。虽然日本有“防灾大纲”等法律，但除非现实危险已到了一定程度，政府无法接管一个企业，所以政府面对全球最大的核电企业，往往针插不进，无计可施。东京电力之错，在于企业治理的缺陷，在于其对国家和社会责任的缺失。对任何致力于增进社会责任的企业，都应好好从东京电力身上吸取教训。
日本核泄漏警示了谁
佚 名
福岛核事故由自然灾害所致，但核能安全问题已经呈现，不仅给日本，也给世界各国带来警示。
随着社会经济和科技的发展，核技术应用越来越广泛。然而由于相关知识专业性强，普通民众对此缺乏系统的了解，往往容易“谈核色变”。此次核泄漏事故之所以引起其他国家民众的关注，很大程度上与此有关。充分普及核与辐射知识，增进人们的了解，很有必要。
现在还没有谁能确定此次核泄漏会造成多大影响。但依常识，核事故潜在的风险非同小可，面对未知风险，人们有一些恐慌情绪，是正常的。我们希望不会有更大的意外灾难发生，希望危机能够在最短的时间内得到有效控制，化险为夷，安抚人心，使人们的生活和心情回到正常轨道。
人类利用核能的时间不过几十年，核能利用被认为总体安全。这是基于科技的长足进步，基于安全保障措施的严密，但福岛核事故让我们看到，核事故也会面临由非人力因素引起的危险。自然灾害难以预料，人类应该怎样正确、合理、安全地利用核能，仍然是一个沉重的问题。
核武器、核电是人类运用核能的两种主要方式。在这两个方面，人类都已有惨痛的教训。核武器在日本广岛、长崎的首次使用，不仅给现实国际政治带来巨大影响，更使人们看到核武器会使人类遭遇浩劫的灾难性，以及核技术所带来的巨大伦理道德问题。
而1979年的美国三里岛和1986年的前苏联切尔诺贝利核灾难，则使不同民族、信仰和观念的人们深感彼此命运的息息相关，技术快速进展与造福人类之间，面临各种风险。
包括《不扩散核武器条约》在内的国际框架协议，都把核安全问题摆在十分突出的位置。不论是有核武器国家还是无核武器国家，都应为和平目的和平应用核技术，这是一个基本原则。但现实中，因为世界政治格局还存在分歧，还面对各种矛盾，人们对全球核安全的担心和忧虑仍然明显存在。朝鲜核问题、伊朗核问题、关于恐怖组织拥有核武器的问题等，仍是世界和平与发展难以轻松面对的问题。
目前，几乎所有新兴国家，都有能源供应不足的问题，利用核能源是许多国家的选择。一些国家有增建核电站的计划，此外，核技术还在医疗、生物等人类社会生活的多个方面运用，技术和经验虽在不断完善，但核能本身的稳定性，以及外部因素的影响，都是需要充分估量与防范的问题。
福岛事故应当促使我们做更深入的思考。今日世界，不论核危机与核事故出现在哪里，其影响都可能波及世界，在核问题上，从相当长的时期来看，核安全应当是首要考虑的，但人类的智力和能力能否确保万无一失，是一个问题。因此，人类或许还应当考虑未来无核化的可能，反思现代物理、化学、生物等科学发展带给人类的两面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