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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给侧改革的理解与思考
关于供给侧管理和需求侧管理实际上是经济学中两大思想的分野。
需求侧管理来源于凯恩斯主义，Y=C+I+G+NX，其认为价格存在短期刚性市场无法出清需要刺激政策使得总产出达到潜在产出，比如货币政策降低利率 r 刺激投资 I，或者财政政策直接增加 G。
供给侧管理来源与新古典主义，Y=F(A,K,L)，其认为市场能够出清不需要刺激政策。产出 Y 的提高可以通过增加要素投入 K、L（所谓的“要素投入驱动”），以及提高 A 实现。不过增加 L 不会提高人均产出（除非人口结构变化），资本投入 K 达到稳态均衡后便对经济增速没有贡献，因此经济增长的核心问题就是要想办法提高全要素生产率 A。
我国的形势是：
从需求侧看：增长主要动力源于投资和净出口。但从2010年开始，进出口贸易以及固定资产投资完成额同比连续下降，显示投资和净出口对经济的拉动的边际效益已经在递减。在消费方面国家先后出台了多项举措，但消费需求依然不振，无论是居民消费率还是政府消费支出率都明显低于世界平均水平，而对应的就是高达 50%以上的储蓄率及 40%以上的资本形成总额占比。消费率过低造成储蓄率过高，加上资本市场资产定价的失真，进而又促使高储蓄率转化为高投资率，这显示出了一个恶性循环。一方面传统中低端消费品供给严重过剩，另一方面高端消费品本土供给又不足。通过刺激政策可以平滑经济的周期，但这种结构性的问题，凯恩斯主义似乎办法不多。
从供给侧看：以前中国的高速增长主要是靠要素投入，特别是廉价要素投入，包括劳动力、土地、资本、自然资源等。但在这些廉价要素似乎已经不再“廉价”，所以只能去提高全要素生产率 A，这也是长期经济增长的动力。其中技术是A中一个重要因素，长期来看技术发明提高了资本生产率，否定了利润率下降的规律但提高科技能力或者新技术的出现具有很高的不确定性。而提高制度效率是一个可控的方向，包括简政放权、放松管制、金融改革、国企改革、土地改革等。
供给侧管理有两个著名的例子“里根经济学”和“撒切尔主义”。（图来自海通证券）
从整体来看 需求侧管理和供给侧管理永远是一致的。供给侧管理更加强调长期的潜在增长水平，需求侧管理更加关注短期的实际增长水平。当实际经济增速高于潜在水平时，我们应该更加关注供给侧管理；当实际经济增速低于潜在水平时，我们应该更加关注需求侧管理。从目前来看，严重的产能过剩以及结构性问题调整，转向供给侧管理应该说有一定道理。
实际上供给侧管理从新一届政府上台就开始了。
但存在两个重要的现实阻碍。
1.中国的“供给侧改革”需要产业结构进行由“重”到“轻”的转变——产能过剩的重化工业对国民经济的支撑作用太强，过快出清容易导致经济增长断崖式下滑，这和短期的“保增长”政策是矛盾的2.“供给侧改革”的精髓是减税，但一方面减税将导致财政压力，而一旦对财政的掌控力下降，反而可能制约其他改革措施的推进。另外减税的背后是财政赤字的大幅增加——解决办法是大规模发行国债，但这需要相当大的债券市场容纳空间才行，须配合人民币国际化和国家实力的提升。（来自广发证券：“供给侧改革”和“保增长”，也许只能二选一）
相较于凯恩斯主义的财政刺激“撒钱”，供给侧更多是解决经济的长期结构性问题，会触动很多人的利益，不过新一届在威望塑造上的强势为操作打下了一定基础。
供给侧改革”是否确定？
十一月初，北京开始热议中央政府新推出的“供给侧改革”，学界给出的总判断是，以习近平为首的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已经开始应用经济学当中的一个古典流派——供应学派的思想，来推动当下比较困难的经济改革。
在成为热议焦点之后，到十一月底，决策层以政治局集体学习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方式向外界表明，当前推出的这一改革，是从属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新发展。有经验的管理者会明白，这是“供给侧改革”经过热议之 后已经成为决策层改革新思路的标志。
那么“供给侧改革”将会给国内市场带来什么样的变化呢？
首先，“供给侧改革”这一总思路，其对立面是经济学当中的凯恩斯学派。凯恩斯认为，经济不振，政府的对策就需要剌激投资、消费、出口这三需求。
我们在九十年代之后的政府改革总思路当中，可以看到很多凯恩斯学派的影子。比如1997年东南亚金融危机带来国内经济不振，当时的政府采取的措施是对医疗、教育、住房三大领域进行市场化，同时推动中国入世，提振出口需求，在此之后，国内经济的增长率快速上升；而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之后，政府推出了4万亿的投资计划，同样也使得中国经济的增长率得到了相当时间的提振。
不过，这种提振在国内留下的问题是通胀，这使得普通大众成为改革的普遍受损者。通胀使得老实花钱，尤其是存款较多的人财富缩水，而使得有大笔贷款和提前消费的人债务压力减轻，成为受益者。
而“供给侧改革”强调的是从生产结构方面进行改革，供给学派认为，如果不对市场加以剌激，市场当中的供求和需求会自动形成匹配，形成市场的平衡，政府无需大规模剌激经济，那只会带来市场的不平衡。
在老郑看来，这就是“供给侧改革”与以往政府决策的关键差异。一旦中央政府已经决定以“供给侧改革”为总思路，那就意味着很难有大规模的经济剌激政策出台，也很难指望消费者会因为货币贬值因素而在短期内提升购买力。从中央政府随“供给侧改革”的一系列表态来看，决策层的思路是希望企业去抓住中产阶层在国外品牌上的消费，以及新生代人群在互联网上的新消费，以此为未来经济的核心增长点。
当然，决策层的表态当中，也给自己留下了余地。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对媒体公开的原话是：“适度扩大需求总量”，这意味着如果经济增长速度下降过快，政府还会对经济进行微剌激。不过大规模剌激经济的政策，似乎不在考虑范围之内。以前我们经常可以听到的“稳增长，调结构，促改革”，放在第一位的“稳增长”很可能退出了历史舞台。
非常显著的是，中央政府的这个思路，得到了经济学家吴敬琏强有力的支持。
“供给侧改革”的三个着力点
以新的“供给侧改革”思路而言，在月初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的表态当中，有三个当下急迫的问题是被高度关注的。它们分别是地产库存，过剩产能和金融领域。
我们可以听听决策层的表态原话：其中关于过剩产能，他提出的是“要促进过剩产能有效化解，促进产业优化重组。要降低成本，帮助企业保持竞争优势”。
而对地产，则提出“要化解房地产库存，促进房地产业持续发展”。
同时，针对金融业，他提出的是“要防范化解金融风险，加快形成融资功能完备、基础制度扎实、市场监管有效、投资者权益得到充分保护的股票市场”。
先说地产
当下国内普遍引用的一个数据是，国内已经累积了6.86亿平方米的地产库存，按目前销售速度，要用8年才能把现有房子卖完，这个数字足够上千万人口居住。
有了这么大的库存数据，构成了经济发展当中的两大问题： 一方面，地产商手里库存因为成本居高不下而不得不维持高价格，大部分消费者无法得到住房，挡住了国内城市化和城镇化的进程；
而另一方面，由于存在这么大数量的地产库存卖不掉，地产商对新房的新增投资也在下降，这使得国内与地产相关的很多制造业产能也无法释放。
这就是决策层提出的“要化解房地产库存，促进房地产业持续发展”的市场背景——用最简单的话说，现在市面上已经有了够卖八年的房子了，销量也一般，在这种情况下，再要地产商像前几年那样冒风险先盖房再卖，已经很难了。
再看过剩产能
现在产业内用得比较多的数字是钢铁，国内对于钢材的总需求量是7.1到7.2亿吨，但统计范围内的粗钢产能就达到了8.2亿吨，钢材产能则达到了12亿吨左右。钢铁行业的产能利用率只有45%，造成大批钢厂亏损，中小的钢材批发商倒闭。
其实何止是钢铁，三十年改革开放，尤其是2000年中国入世之后的出口战略，在利用中国产品的价格优势进军全世界之后，所有的企业都在投资产能。而到现在，由于出口战略受到阻碍，几乎所有的这些行业都形成了产能过剩。这其中的数字很多听起来就非常吓人，比如说服装行业，现在登记在册的企业有十万余家；而仅仅一个白酒产业，就有一万家以上的企业在生产。
如果同样也用最简单的话来说，那就是中国生产所有商品的能力，都在过剩。相当一批企业所形成的生产能力，社会已经不需要了。
这样的局面，最后其实都形成了金融风险。因为无论是地产的库存还是各行各业的产能投资，很大一部分都是借用了银行贷款形成的，所以金融监管顺理成章地成为第三个决策层核心关注的领域。未来这一领域的改革，同时要考虑收放两个方面，既不能收得太紧，使得地产库存和过剩产能风险骤然释放造成金融风波，当然也不可能放得很松，使得改革流于形式。
因此，十一月初我们看到决策层在金融领域开始了动作：证监会包括副主席姚刚在内的一系列大员被组织调查；另有全国人大常委会官员提出，包括人民银行、证监会、银监会和保监会在内的“一行三会”分业管理模式已经不适合当下金融发展需求，建议合并成立中国金融监督管理委员会，或者是隶属国务院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实现金融业的统一综合监管。
在老郑看来，决策层对这三大领域的关注，提示企业管理者和创业者的是风险：未来在客户和合作伙伴的选择方面，要高度重视对方在产业领域的地位。未来国内可能将会有一批企业处于无法持续运营的状态。与这些企业合作，要高度重视风险。
“供给侧改革”背景下的未来产业格局
在老郑看来，国内前三十年经济改革，政府还是扮演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而“供给侧改革”更为深层的含义是，政府将会更进一步地从直接干预者的角色，退出到宏观调控者的角色当中去。
这一变化，将会使市场更为正常化。因此管理者和创业者要研究的是，在一个正常化的行业市场当中，不同类型的企业要占据一个什么样的地位？
这当然是一个很大的话题，在这里，我们只以电商行业为例，做一个简单的结构分析：
之所以用电商领域做比方，一是因为这一领域的政府干预很少，基本是自由竞争的。其次是它现在的发育状态，非常近似于一个正常市场当中的角色分布。
我们看到，在电商领域存在一个很明显领导者企业，它的客户几乎在国内形成全覆盖，而且无论在移动还是PC领域都是领导者，同时在电商的信用、支付、物流等功能上都有自己的解决方案，这个公司是阿里巴巴；
但同时，电商领域还存在着一个非常明显的挑战者，它有自己非常有力的特征——标榜自己全部是真货，同时有非常强有力的物流解决方案，在市场内获得很多顾客的认同，以高增长威胁着阿里巴巴的地位，这个公司是京东；
另外，电商领域还存在着一系列专家型公司：比如以卖书为核心发展起来的当当，以卖电器为核心的苏宁电商，以奢侈品专卖为核心的唯品会，等等。
以上三类企业，构成了电商领域已经比较稳定的公司，因为他们已经进入了很多消费者的心智。在未来的“供应侧改革”的格局当中，它们很可能得到政府的支持，会得到发展。
实际上，各行各业当中，其实或多或少地都存在着这样的格局。不过，更多已经成熟的行业当中，则更存在着我们看到的第四类企业，所谓的“跟风者企业”，在电商领域，他们或者较晚进入，或者因为经营上的失误失去了消费者青睐。虽然电商还在发展，他们也可以生存，但在更多传统行业当中，这种被定义为跟风者企业的日子，就更难过。很可能处于被淘汰的行列当中。
因此无论是在传统总体增长放慢的行业，还是在新兴增长很快的行业当中，“供给侧改革”时代出现，意味着管理者和创业者都必须思考的是，我们现在处于市场供应结构当中的什么位置，我们未来可能的目标是什么位置。
这是因为政府不再大规模剌激市场之后，企业已经不可能得到大水漫灌式的市场波动。需要考虑的是一个长久问题：我们为什么会成为消费者的选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