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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林宗素没有因此而放弃，她表示“愈挫愈勇”，决不气馁；并为此于宗孟女校创设“女子法政速成科”，以提高女子政治学识，养成参政能力
。“女子同盟会”的领导人吴木兰也曾在一次宣讲会旨的会上，明确说到：由于“后t}I=小儒创为夫扶妇服之说”，数千年来妇女沉沦于“昏黑晦 不能 自拔”。因此，“本会长对 于今 日之会，心中所欲言者，不过男女平等四字”。宣布“女子同盟会”以“促进共和、发达女权、参
政事”为宗旨。
唐群英无疑足辛亥革命时期妇女参政运动最杰出的领导者。唐群英，原名唐恭懿，号希陶，1871年 12月 8日诞生于湖南新桥黄泥町村
。从小，她在父亲的精心培育下，遍读四书五经、唐诗宋词。1891年，她与曾国藩的堂弟曾传纲成婚。在亲戚的交往中，她与秋瑾、葛健豪结为挚友，抨击时弊，互相勉励，探讨新的生活。19O4年春，唐群英得知秋瑾赴日求学，亦决意变卖家产东渡 日本，寻求救国真理。在 日本留学期间，她参加了留学生的革命活动。1906年成立了“留 口女学生会”她先后任书记和会长。191 1年 l0月，武昌起义爆发，唐群英组织女子北伐队，成为
时苫名的女军首领。1912年，在唐群英的推动下，“女子参政同盟会”成，唐群英本人也一再向临时政府请求在《临时约法》条文 h写明“无沦男女一律平等，均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 ”。为了这一 目标，唐群英率领“女 子参政同盟会”的成员先后h次 向参议院请愿，要求 “女子 参政权”，但《女子选举法》未经讨论便被参议院否决，唐声色俱厉地与议长吴景濂辩论，声言如不赞成女子参政，妇女们便要用武力解决问题。此后，在同盟会本部召开改组为国民党的酝酿会议上，宋教公然删去“男女平权”一条，遭到女同盟会员一致抗议。唐群英与宋教f：据理力争，并为“女子参政同盟会”起草“驳诘同盟会传单”，在社会上广为流传
。唐氏的勇敢行为成为一时的佳话，即使最终五次请愿都趋于失败，她仍然无怨无悔地为着“妇女参政”这一目标继续奋斗。
正是因为有了像林宗素、吴木兰、唐群英等一批致力于妇女参政运动的女界领袖，才能号召更多女界中的先进分子加入到这一行列中来，推动着妇女参政运动的不断深入。这一时期，在中国大地上先后形成了“女子参政同志会”、“女子后援会”、“女子尚武会”、“女子同盟会”、“女国民会”五大团体。为取得南京临时政府对妇女参政的支持，“女子参政同志会”会长 林宗素曾专程到南京向孙中山汇报本会组织宗 旨“普及女子之 政治学识，养成女子之政治能力，期得国民完全参政权””。在以 七五个团体的基础上，l9I2年 4月，“女子参政同盟会”在南京成立，坚持“欲求男女之平权，非先予女子以参政权利不 可”
。该会成立后，通过九项决议。
一、实行男女平权；
二、普及和实施女子教育；三、提高家庭妇女的地位；
四、实行一夫一妻主义；
五、实行 自由结婚，禁止无理离婚；
六、鼓励和提倡妇 女从事职业；
七、禁止蓄妾和买卖妇女；八、提高妇女政治地位；
九、改 良公娼制度
。“女子参政同盟会”成立后的主要活动 是要求修改《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并表示“誓以死力”达此目的，把妇女参政运动不断推向前进。唐群英率领广大会员先后 五次向参议院递交请愿书，要求女子参政，在屡遭失败后，唐群英却毫不气馁，号召女界“必达 以男女平权、女子参政而后矣”。“女子参政同盟会”的成立，把辛亥革命时期的妇女参政运动推向高潮，“女子参政”问题也成了当时社会各界关注的焦点。袁世凯窃取革命政权后，“女子参政同盟会”的活动趋于低潮，但是仍有唐群英、傅文郁等一批女界精英致力于妇女解放事业，为女子获取参政权不懈奋斗。1924年 1月，中国国民 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审定并通过了男女平等权利的草案，提出了“于法律上、经济、教育上确认男女平等之原则，助进女 权之发展”。这部有史以来中国第一部关于男女平等的权利草案，在形式上承认了女子有着与男子平等的权利。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看到，辛亥革命时期的妇女参政运动并不是偶然发生的，它是在各方面条件的共同作用下发生、发展的。这场运动极大地激励着中国的妇女界，震撼了整个中华大地，中国妇女正凭着 自身的力量，立志推翻加在 自己身上的重重枷锁，获得与男子相同的参政议政权，从而实现真正的男女平等。
三、辛亥革命时期妇女参政运动未取得实质性成效的原因
诚然，辛亥革命时期的妇女参政运动获得了一定程度的成功，是中国妇女参政运动的先声，但与此同时，我们也不可否认，这场运动最终只是在形式上获得了男女平权，实际上，在当时整个社会来讲，妇女并没有真正获得其应有的参政议政权，究其原因，应该从主观与客观两方面去探析。
(一)社会的普遍认知使妇女参政得不到实质性的成效
从客观上讲，在当时整个社会中，无论是广大民众，还是社会舆论，都对妇女参政表示漠视，甚至不支持，尤其是当时的南京临时政府，其中的大多数官员都对此采取反对态度，这是导致这场妇女参政运动最终没有取得实质件成果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在封建社会，男主女从、男尊女卑是神圣不可侵犯的准则。
女子历来就是被封闭在家庭中，以作贤妻良母为美德，并一直被定格在从属于男子的地位上。辛亥革命结束了封建帝制，《临时约法》在法律上结束了延续数千年的“纲常礼教”，其意 义和影响都是划时代的。然而，法律与现实毕竟有一段差距，数千年来封建思想的影响已经深入到民众的骨髓之中，不可能随着一部法律的更改而把这种思想彻底消除。在广大民众的心中，依然认为妇女只是男子的附属品，或许在“民主”之风下，她们可以接受一些教育、获得一些“人权”，但是“妇女参政”是万万不可行的。孙中山在与林宗素的谈话中，表示对女子参政“完全赞成”，并提出“女子参政同志会”可为全国女界代表。社会党据此以该党名义在《民立报》公布后，“中华 民国联合会”即致信孙中山，表示反对，说：“女子参政之说，果合社会习惯否，尝未敢知，取舍之宜，必应待于公论。乃闻某女士以一语要求，大总统即片言许可，虽未明定法令，而法浮议嚣张之日，一得赞成，益形恣肆。”
在当时，持有这种思想的人绝不在少数。在这种社会普遍认知下，妇女期望真正地获得与男子平等的社会权利是不可能的。
由于广大民众的不觉悟和不支持，“妇女参政”自然遭到了社会舆论的反对。唐群英等人的请愿活动虽然受到各方的广泛关注，但是对于这场运动的回应，舆论界几乎是一片反对声。或日“女子程度不及，不能予参政权”。或 日“女子无国家思想，无活动能力，与以政事，必误国机”。总之，对于“女子参政”，冷嘲热讽者有之，谩骂攻击者也有之。可以说，“女子参政”遭到了社会舆论的无情冷遇。
在社会民众的反对声中，临时政府参议院也否决了“女子参政”的请求。应该说，南京临时政府对于妇女争取人权是持支持态度的，如支持创办妇女报纸杂志，兴办女学，号召民众批判封建伦理道德，倡导妇女解放等等。但是当唐群英等人要求在《临时约法》中加入“妇女参政”条款时，参议院却以“事件重大，应候国会成立时再行解决”
为辞予以否决。后来，唐群英等人又与国会议长吴景濂关于此问题进行激烈的辩论，而此后，吴景濂就干脆避而不见，仅派一招待员敷衍。宋教仁等为了实现“政党内阁”，在同盟会改组为国民党的过程中，不惜于政纲中公然删去“男女平权”的内容，于是就有了唐群英怒打宋教仁事件。可见，临时政府和一些资产阶级革命家只支持妇女争取人权，对于“妇女参政权”这一点却始终持迟疑态度，认为妇女参政“为时过早”，不赞成妇女持有参政权。
在这里值得一提的是，辛亥革命的倡导者孙中山先生作为伟大的资产阶级革命家和思想家，他不仅在思想上破除了“男尊女卑”的观念，将妇女提高到与男子同等重要的地位，在妇女参政运动屡遭挫败的情况下，他仍不断鼓励唐群英等人，并建言“切勿倚赖男子代为出力，方不为男子所利用也”。但是迫于当时政府中的种种压力，孙中山先生虽认为“女子将来之有参政权，盖事所必至”，但何年能实行，则应“候咨参议院议决”
。对于“女子参政”，他除了头与精神上的支持，在实际行为中也无能为力。
(二)中国妇女本身的主观缺陷使这场运动没有取得实质性的成效
民众与f临时政府的不支持是辛亥革命时期妇女参政运动没有取得真正胜利的客观原因，但是从主观上讲，中国妇女本身人格与素质上的缺陷却是导致这场运动具有极大的局限性的根本原因。
中国的妇女受压迫已久，吴虞在《女界报》的发刊词中就这样写道：“三从之外，加以七出，束缚压抑，惨无人理，谬种流传，积非成是，于是顺从以外无道德，井臼之外无事功，针锈以外无教育，筐荚以外无权利，脂粉以外无品性；胶蔽耳 目，拘束形骸„„”
一直以来，中国妇女处在政权、神权、族权、夫权四大绳索的束缚之下，无力翻身，久而久之，她们习惯了这种社会地位，习惯了依附于男子，依附于整个社会，没有了自己独立的人格。辛亥革命爆发，虽然也有一批女界中的杰出女子参加了革命，大力宣扬妇女解放，但对于中国大多数妇女来说，妇女在家“围着锅台转”的状况并没有得到根本的改变，女子完全之人格也没有因此而确立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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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中国妇女在婚姻家庭、经济上也完全没有独立性。丁初我在《女子家庭革命说》中就曾提到：“综观女权削弱之原因，半由亲族爱情之羁勒，半 由家庭礼法、社会风俗之浸淫，而何莫由于君主立法之三千年如一日。”中国妇女在家遵从的是“父母之命”，出嫁后又遵从“夫为妻纲”，根本没有 自主权，在经济上妇女也毫无独立可言。在辛亥革命时期，尽管秋瑾等人一再强调：“但凡一个人，只怕自己没志气，如有志气，何不可求一个 自立的基础，自活的艺业呢?”
但是妇女走出家门寻找工作，要求经济独立的毕竟不多，在当时的社会条件下，大多数中国妇女仍然过着仰俯于人的生活。人格上的不完整，婚姻、经济上的不独立，使得中国妇女的参政运动丧失了基础，阻碍了这场运动的深入发展。
此外，中国妇女本身的素质也阻碍了这场运动的发展。中国历来遵从“女子无才便是德”的原则，认为女子没有必要接受教育，只要“上得厅堂，下得厨房”就可以了。封建社会中，偶尔有“大家闺秀”有机会接受教育，也只是为以后有一段更美满的归宿而采取的一种手段。近代以来，一批女界中的先进分子认识到了接受教育、提高自身素质的重要性，她们进学堂、出国留学，接受了新式教育。然而对于中国大多数的妇女来说，直到辛亥革命时期，仍然没有条件接受教育。“„„因中国女子共有二 万万，惟 于教 育一道，向来多不注意，故有学 问者正少„„”不接受教育，又如何提高本身素质呢?在这种低下的素质下，对于“妇女参政”这一概念尚且模糊甚至没有，又何来的为了这一目标而不懈奋斗呢?
综上所述，社会大背景的客观限制和中国妇女人格与素质上的主观缺陷使得这场妇女参政运动只取得了表面上的成果，中国妇女并没有真正获得参政议政的权力。
四、辛亥革命时期妇女参政运动的当代启示
辛亥革命时期的妇女参政运动最终未取得实质性的成效，使“妇女参政”的要求仅仅停留在一些先进人士的头脑当中。那么，这一时期的妇女参政运动留给当代的又有些什么样的启示呢?我们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探究：
(一)妇女经济上与人格上的独立是政治上独立的前提基础
辛亥革命时期，妇女参政运动没有取得实质性成效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大部分的中国妇女本身没有获得独立，这就使妇女参政缺少了一个前提。因此，“独立”是妇女真正获取参政权的前提基础，这个独立包括两个方面：一是经济上的独立。恩格斯曾说过：“只要妇女仍然被排除于社会的生产劳动之外而只限于从事家庭的私人劳动，那么妇女的解放，妇女同男子的平等，现在和将来都是不可能的。妇女的解放，只有妇女可以大量地、社会规模地参加生产，而家务劳动只占她们极少功夫的时候，才有可能。” 我们通常说，经济基础决定着上层建筑，而中国妇女只有在经济上独立了，才能真正获得政治权利。因此，妇女虽然在体力上难以与男子相匹敌，但是这并不成为妇女在经济上依赖男子的借口，广大的妇女应该努力寻求经济上独立，从而为政治上的独立创建一个有力的基础。二是人格上的独立。一直以来，中国的妇女由于经济上的不独立，被看作是男子的附庸，从而没有一个完全独立的人格，而历史发展到今天，在大部分妇女已经获得经济独立的同时，我们更应该强调妇女要有一个独立的人格，倡导真正的“男女平等”，道德上的自尊、心理的自信、经济上的自强和政治上的自强就是妇女所应追求的人格上的独立。因此，我们说，妇女经济上与人格上的完全独立是政治独立、真正获取参政权的前提基础。
(二)普遍提高社会对妇女参政的认知度是使得妇女真正获取参政权的重要条件
一直以来，中国是一个性别歧视颇为严重的国度，“男尊女卑”的思想渗透于社会的各个层面。辛亥革命时期，正是由于这样一种社会的普遍的认知，才使得这一时期的妇女参政运动没有取得实质性的成效。历史发展到今天，一方面，在我国，私有制已经从制度上被消除，这就为妇女的解放创造了制度上的条件；另一方面，妇女们正如上面所提到的那样，在经济上和人格上日益获得了独立。这就为社会对于妇女参政这一问题的社会认知度的提高提供了条件。在当代，我们应该进一步提高社会对妇女参政的认知度，因为这是妇女真正获取参政权的一个很重要的条件。如果整个社会的各个层面能真正意识到 19世纪初著名的空想社会主义者傅立叶所说的那样：“妇女解放的程度是衡量普遍解放的天然尺度。”那么，妇女参政问题一定能得到切实的解决。
(三)充分学习国外的有益经验是妇女获取参政权的有效途径
中国这个封建专制统治时间十分长久的国度，有关“自由、平等、博爱”等民主思想远不如西方国家那样深入人心。在当今，政治、经济和文化等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日益全球化的今天，应该说，中国的妇女参政运动的发展获得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历史机遇。经济的全球化可以使中国妇女更多地获得经济上的独立，文化的全球化可以使中国妇女更多地接受西方的民主思想，政治的全球化可以使中国妇女更好地借鉴世界各国妇女参政运动的成功经验 因此，可以说，充分学习国外的有益经验是中国妇女获取参政权的有效途径。
综上所述，在当代中国，我们要努力促使妇女在经济上和人格上获取独立，要普遍提高整个社会对妇女参政的认知度，同时还要借鉴国外的一有益经验，提高 自我，抓住机遇，不断获得妇女参政的实质性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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