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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人口问题与可持续发展
【摘要】人口问题是制约我国可持续发展的主要因素之一,也是我国走上可持续发展道路的关键性障碍。在对我国人口问题成因进行分析的基础上探讨人口问题的种种表现,进而阐述我国在人口问题上采取的解决办法。说明重新审视并处理好人与自然的矛盾,是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的理性选择。
关键字：中国人口问题、可持续发展、计划生育
前言
我国人口问题十分严重 ,人口因素很难自发地与社会其他要素相适应 ,不利于社会经济的全面协调与可持续发展 ,我国计划生育政策的实施 ,解决了生育率与死亡率不对称性的矛盾 ,解决了物质资料再生产与人类自身再生产不平衡性的矛盾 ,解决了家庭生育计划与社会适度人口不一致性的矛盾 ,促进了人口因素与其他社会因素的协调与可持续性发展。但是由于计划生育的实施也带来了不少的问题，比如性别比例的严重不对等和老龄化等一系列的问题。近年来，学者和专家针对这个问题作了不少的研究和讨论。
人口安全是一种新的国家安全观。2003 年6 月12 日，在中国人口学会和中国人民大学口发展研究中心共同举办的“人口、社会与SARS”学术研讨会上，国家人口计生委主任张维庆在《坚持以人为本，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报告中明确提出：“不仅要关注国家经济安全、军事安全、信息安全，而且还要更加关注人口安全”，这是中国学者和中国政府率先提出“人口安全”这一概念，也升华了人们对人口问题的认识。
“ 适度人口 ” 即“最优人口 ” ,指既未“过剩 ”也非“ 不足 ” 的“ 最理想 ” 的人口规模和人口增长率。一国(或地区)这样的人口规模和人口增长率 ,可以使该国(或该地区)获得最大(或最优的)经济利益和社会福利。
影响我国人口迅速增长的原因:
在我国建国初期为什么我国的人口会增长的如此迅速，学者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观点，综合起来可以分为传统观念因素和现代政策因素。
传统观念因素
我国是一个农业大国，农耕文化在我们的思想上已经根深蒂固，尤其是一个靠精耕细作的农业大国，多一个人是相当与多一份劳动力，而其中的支出无非是多一双筷子而已。因此产生了人多办事好的传统。
同时，在古老的中国,小农经济与宗族制度联姻,孕育出传统的中国文化――儒家文化。儒家文化是一个庞大的体系。生育文化是其中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中国封建社会是一个 “家天下” 的社会, 皇权依赖于族权,国法得意于家法,统治奉行 “独尊” 的儒学, 在 “治国” ,“齐家”两方面都与生育文化密切相关。用孟子的话说: “不孝有三,无后为大” , 这样, 孝也就是 “传宗接代” , 传宗接代, 无子不孝的伦理道德,千百年来形成了人们生育观念的思维定势,已不再是迫于社会群体规范成为个体的自觉要求, 这种生育观为中国人口迅速增长提供了伦理道德基础。
现代政策因素
在现代政策方面影响我国人口快速增长的因素主要有以下三点：第一, 我国建国初期实施按人头分配粮食住房和补贴的政策, 同时人工流产和绝育受到谴责和禁止;第二, 50年代末期马寅初人口理论受到严厉批判, 从此, 人们对人口控制谈虎色变, 噤苦寒蝉;第三, 60年代盛行 “人手论” 径直鼓励人口迅速增加,在 ‘大跃进’ 运动中,人口多被说成是好事。人口越多, 手也越多, 便越可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第四,“文化大革命” 中无政府主义盛行, 人口增速失控, 从1965—— —1970年连续5年创平均增长2.6%的记录。人多给我们带来的挑战
首先是人口流动和分布的挑战。人口数量问题一直是制约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问题, 但目前的问题并非如何进一步降低生育水平,而是如何让已经生活在国土面积上的人口拥有更好的生活。人口流动和城镇化是改善人们生活水平的最直接的方式。事实上,我国正在经历着世界上最为迅速的城镇化过程,目前城镇化率为 43 %, 今后 20-30年时间内还将有超
过 5亿的人口从农村转移到城镇。农村人口向城镇地区转移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必然要求和无法阻止的历史潮流, 但我国目前城镇的公共服务体系并没有为农村人口进城做好准备,同时,农村也没有充分考虑到大量青壮年劳动力进城之后对新农村建设所带来的挑战。因此, 人口的流动和重新分布是关系中国今后发展的重大问题,国家应该从战略的角度加以考虑和解决。
其次是提高人口素质的挑战。我国人口素质有了极大的提高,但与世界上发达国家相比,人口素质的差距仍然很大, 劳动年龄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落后至少 4年。目前, 我国每年约有 20-30万肉眼可见先天畸形儿出生,各种不健康人群规模巨大,心理和精神性疾患明显增加,地方病患者达 6000万人左右, 智力残疾人达 544万人。2000年 15岁以上人口受教育年限只有 7.85年,大专以上学历的比例仅为 4.63%。农村劳动年龄人口中小学以下文化程度的比例高达 47.6 %。重学历教育轻劳动技能培训问题突出。很显然, 我国的人口素质难以满足日益激烈的国际竞争的要求, 人口素质低已经严重影响到社会的文明与和谐和国家的综合竞争能力。
第三是人口加速老龄化的挑战。中国目前虽然还不是世界上最严重的人口老龄化国家, 但老龄化的速度已经成为世界上最快的国家之一。预计到 2017年, 中国 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将超过 10 %, 达到 10.42 %;2025年达到 13.59 %;2030年达到 16.59 %;2035年会 20.13 %%。人口加速老龄化会降低生产性人口比例,加大消费性人口比重,增大劳动力成本,降低储蓄率, 并进而影响到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
第四是劳动年龄人口就业的挑战。我国劳动年龄人口的增长速度已经减缓,但目前仍然处在劳动年龄人口最为丰富的时期。考虑到城镇化的影响之后,我国目前仍然需要每年为近 2000万左右的城镇新增劳动力提供就业岗位。到 2010年,我国劳动力总量将达到 8.3亿人, 城镇新增劳动力供给 5000万人,但就业岗位预计只能新增 4000万个左右,劳动力供给大于需求的缺口将继续存在。同时, 劳动力供需之间的不匹配现象日益突出, 一方面是对生产性人员的巨大需求无法得到及时的满足, 另一方面则是高校大学毕业生越来越难以找到合适的工作,结构性失业问题不断加剧。日益加剧的结构性就业矛盾不仅是劳动和社会保障工作需要解决的重要问题,而且也对经济的持续增长带来严峻挑战。
第五是出生人口性别比偏高的挑战。自 20世纪 80年代以来,大多数省区的出生婴儿性别比一直居高不下, 2009年我国出生人口性别比高达119.45。造成出生人口性别比偏高的主要原因是人工选择性别的结果。持续升高的出生人口性别比是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必然会对将来的婚姻和家庭形成严重冲击,进而影响到社会的稳定。要有效地解决这一问题, 关键是要逐渐改变人们对男孩的性别偏好,消除性别不平等,提高妇女的地位。
计划生育——人口问题的良药？
一、政策成果
中国人口出生率在 1970年为 33.43, 2002年下降到12.86；自然增长率在 1970年为 25.83, 2002年下降到 6.45； 妇女总和生育率在 1971年为 5.4 ,2000年人口普查得到的妇女总和生育率只有 1.22。尽管人们普遍认为低年龄组人口的漏报可能使这一数字低估了实际的生育水平,但考虑到漏报因素后,2000年的总和生育水平也不可能超过 1.8。
二、政策的负面影响
由以上可以看出计划生育政策为我国的人口控制作出了非常大的贡献，但是在政策实施30年后的今天，我们也不难发现由于计划生育政策而产生的一系列的问题。尤其是独生子女的问题。
（一）独生子女政策及其现状
学术界也广泛展开对独生子女现象的不同领域、不同程度的研究：风笑天教授曾根据统计数据把我国独生子女人口的发展经历划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从1979 年到1984年，这六年是独生子女人口增加最快的时期，年均增加独生子女约440 万，1979 年时为610 万，1984 已达2817 万；第二阶段从1985 年到1989 年，这五年是独生子女人口增加最慢的时期，年均增加独生子女仅为150 万左右，远远低于前一阶段；第三阶段是从1990 年到1994 年，这五年年均增加独生子女约220 万；中国人民大学社会与人口学院院长翟振武教授指出，未来的家庭将是倒置的金字塔型。截止到1995年，我国累计独生子女数达到8000 万人；到1997，累计独生子女数达到8800 万。城市多一点，农村少一点。今后，中国没有兄弟姐妹的独生子女人群会越来越多。按照中国现行的独生子女政策，未来的中国城市会形成相当多的“421”家庭：四个老人，一对父母，一个子女。
（二）独生子女比例过高给人口安全带来的隐患
中国疾病监测和伤害流行病学调查指出，全国每年大约四千万中小学生遭受各种意外伤害，因意外伤害造成的儿童死亡占儿童死亡总量的26.1%，并且这一数字在以每年7%
~10%的速度上升；翟振武根据1990 年的全国生命表推算认为全国独生子女家庭中至少有432 万家庭的孩子在25 岁之前夭折，有968 万家庭的孩子在55 岁之前死亡；桂世勋教授认为至少有8%~9%的独生子女在55 岁之前因患病或其他原因非正常死亡； 个人建议与意见
虽然计划生育政策在我国取得了非常好的效果，同时也给我们的社会的健康发展带来了一下负面的影响，要实现可持续发展，那么我们就必须让这些滞后的因素尽量保持在可控制的范围之内，那么我们在今后的工作中能做一些什么是来控制或者弥补它产生的负面影响呢？
第一，人口政策要遵循人口发展规律。任何政策都应遵循客观规律，人口政策也不例外。我们在制订人口政策时，既要考虑人口与社会经济的协调发展，也要考虑人口自身的协调发展，使不同年龄、不同性别、不同民族、不同地区的人口结构合理，比例协调。年代实行的“一孩化” 政策，不仅没有达到进一步控制人口增长的目标，而且在某种程度上加剧了人口结构的不协调。作为一个人口高速增长的国家，要在短时期内扭转这种趋势，必须考虑人口增长的惯性，考虑国民的可承受能力，使之 “软着陆” 才是最佳选择。
第二，人口政策要与社会、经济、资源、环境协调发展。我们在制订人口政策时，首先应关注所有人的全面发展，在此基础上正确处理人口与经济发展的关系、人口与社会发展的关系、人口与资源发展的关系、人口与环境发展的关系。但是，我国 年代以来实行的人口政策，在很长一段时期内只有人口生育政策的内容，没有人口与社会、经济、资源、环境协调发展的要求。人口政策的这一缺陷，给随后出现的生育以外的人口问题的解决带来了困难。
第三，人口政策要有科学的人口理论为指导。没有科学的理论，就没有科学的政策，就没有科学的行动。在我国，人口理论的研究受政策的影响较大，在理论与政策的关系上，不是政策依据理论来制订，而是理论为现行政策服务，为现行政策找根据。独立的、理性的理论研究和思考较少。马寅初的 《新人口论》 受批判以后的很长一段时期，人口理论从社会科学的研究领域销声匿迹，很少有人研究或发表人口理论的文章。马寅初和《新人口论》 平反后，人口理论研究得以繁荣，但又基本上形成了一边倒的倾向，不同的声音很少。有的文章脱离中国的历史和现实，不负责地宣称中国的适度人口是 9亿，甚至 6亿，好像中
国的人口问题就是控制生育问题，而且越少越好。— 年间实际工作中出现的 “一孩化” 政策，与这种理论氛围不无关系。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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