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学经历上海开放大学崇明分校_上海开放大学学习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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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行知生平事迹

求 学 经 历

陶行知(1891.10.18--1946.7.25),我国伟大的人民教育家、教育思想家,伟大的民主主义战士,伟大的共产主义战士,伟大的爱国者。是中国人民救国会和中国民主同盟的主要领导人之一。

陶行知生活的年代,是祖国的危难之际,多事之秋。自鸦片战争爆发以后,中国由一个闭关自守的封建社会,到被帝国主义列强们用枪炮打开国门,被迫对外开放,成为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生活在这样一个时代的陶行知,亲眼见到生活在社会最底层的广大劳动人民特别是占中国人口80%以上的农民们过着贫穷、愚昧、落后,受压迫、受欺凌的悲惨生活,另一方面由于他留过学,出过洋,亲眼见到了世界一些发达国家中的先进的东西。先进国家与落后国家之间的强烈反差,重重地刺激着陶行知那颗忧国忧民的心。有着一颗强烈爱国之心的陶行知,深切地感受到祖国繁荣富强的重要性和迫切性,热切地希望祖国能够尽快地改变贫穷落后的面貌,早日跨入世界先进国家的行列。因此,他怀着强烈的改造环境、改造社会的愿望,自觉地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帮助,渐渐地由一个信奉王阳明“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逐渐成长为一个唯物主义者,最终成为一个“一直跟着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党的路线走”的“无保留追随党的党外布尔什维克”。

陶行知原籍浙江绍兴府会稽县陶家堰,后迁居安徽古溪地方,不久又移居古城徽州(歙县)城西黄潭源村。陶行知的父亲名位朝,字槐卿。很接管了祖上的一爿酱园,后因社会经济萧条而破产倒闭。母曹翠(Lè)。

陶行知自小十分聪敏好学。六岁时,曾在邻居家厅堂玩耍,看见厅堂墙上挂着对联,便坐在地上临摹起来,被邻村方庶咸秀才看见,以为神童,免费为其开蒙。后入家乡蒙童馆吴尔宽处就读。十五岁时,其母在歙县一所教会中学“崇一学堂”帮佣,陶行知经常到那儿帮母亲做些事,被学校校长英国人唐敬贤看中,免费让他入学读书。他在睡觉的宿舍墙上,挥笔写下了“我是一个中国人,应该为中国做出一些贡献来”的豪言壮语,抒发他满腔的爱国热情并激励自己为祖国早日走向现代化而发奋学习。他三年的课程两年学完,并以优异成绩毕业。1908年十七岁时他考入了杭州广济医学堂。想通过学医来解除广大劳动人民的病痛,实现自己报效祖国的志向。但是,因这所教会学校歧视非入教的学生,他不愿意自己思想受外国人的随意摆布,入学仅三天,他即愤而退学。1909年他考入南京汇文书院,次年转入金陵大学文科。他更加自觉而刻苦努力地学习,以便能更好地实现报效祖国的愿望。读大学期间,在他倡导并主编中文版校刊《金陵光》上,他写了《金陵光出版之宣言》一文,号召全校同学,努力学习和工作,发出自己的光和热,报效祖国,“使中华放大光明于世界”。辛亥革命爆发时,他曾回乡投身革命运动。1914年,他以总分第一名的成绩毕业。在他写的毕业论文《共和精义》中,他写道:“人民贫,非教育莫与富之;人民愚,非教育莫与智之;党见,非教育不除;精忠,非教育不出。”这表明他已深刻地认识到教育在提高人民素质和促进国家进步发达的地位和作用,同时也反映了他已基本确立了投身教育,报效祖国的思想和志向。毕业后他赴美留学。他先是在伊利诺大学学市政,半年后便毅然转学哥伦比亚大学,师从杜威、孟禄、克伯屈等美国教育家研究教育。因为他认识到学市政只能做官,不能救国,获“都市学务总监资格凭”。1917年毕业后,他毅然谢绝校方请他继续留学深造的邀请,踏上了投身教育,报效祖国的神圣之路。他在归国时乘坐的船上,与同学们畅谈自己今后的抱负,豪迈地说:“我要使全体中国人都有受教育的机会”……

晓 庄 师 范

1917年陶行知在美学成回国后,开始投身教育,历任南京高等师范学校教授、教务主任,东南大学教育科和教育系主任,南京安徽公学校长等职,并担任《新教育》杂志主编。开始对“沿袭陈法,仪型他国”的传统教育和洋化教育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主张将教授法改为教学法,倡导“教学合一”,提议吸收女子入学,开创了男女同学的新风。

1922年,陶行知担任中华教育改进社主任干事,以后又与朱其慧等人发起组织了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与朱经农合编《平民千字课》,奔走于冀、察、苏、浙、皖、赣、豫、鄂等省,推行平民教育。1925年任《新教育评论》杂志主编。

1927年3月15日,陶行知放弃了优厚的教授生活,谢绝了武昌高等师范(武汉大学的前身)和吉林大学校长的盛情邀请,脱去西装革履,穿上布衣草鞋,告别城市繁荣舒适的生活,在南京北郊晓庄创办了实验乡村师范学校(后改名为晓庄学校),到农村去开展乡村教育运动。他想通过培养具有“康健的体魄,农夫的身手,科学的头脑,艺术的兴趣,改造社会的精神”的乡村教师,以实现他的“改造一百万个乡村”的宏愿,“为三万万四千万农民烧心香”。他将“教学合一”发展为“教学做合一”,提出“生活即教育”,“社会即学校”,“教学做合一”,的生活教育理论体系,它是人民大众反帝、反封建的教育思想体系。所有晓庄之理论与实施,在中国近、现代教育史上是一个伟大的创举。1928年在陶氏的关怀和指导下创办了浙江湘湖师范。1929年,上海圣约翰大学授予荣誉科学博士学位。1930年4月,国民党反动政府因惧怕晓庄学校的革命性,以“勾结叛逆,图谋不轨”为借口,武力封闭晓庄学校。陶行知受到通缉,学生三十多人被捕,共产党员十多人惨遭杀害。陶行知被迫临时避难日本。

山 海 工 学 团

1931年春,陶行知从日本秘密返抵上海,任《申报》总管理处顾问,对当时《申报》的革新起了相当大的作用。他以“不除庭草斋夫”的笔名在《申报》副刊《自由谈》发表杂文,猛烈抨击蒋介石的“攘外必先安内”反动下策提出 “安内必先攘外”的联合一致对敌的主张。揭露蒋介石“民入地狱,自造天宫”;痛斥反动派“忍看山河碎,他自有本事,会杀亲姊妹”。他创办了“自然学园”,“儿童科学通信学校”,组织人编辑出版了“儿童科学丛书”和《儿童科学活叶指导》,发起“科学下嫁”运动。并以小说体的形式,写了《古庙敲钟录》一书,阐述他的工学团的教育主张。

1932年10月1日,在上海宝山大场附近,一种新型的教育形式--“山海工学团”正式诞生,以后又创办了“晨更工学团”,“劳工幼儿团”等,“山海工学团”首创“小先生制”,开展“即知即传”的普及教育运动,影响遍及全国及东南亚。1933年春,陶行知将原作《锄头舞歌》中加上了“光棍的锄头不中用,联合机器来革命”的新的一段,这表明他已经认识到中国工人阶级的重要地位和作用。1934年主编《生活教育》半月刊。同年7月,他正式宣布将自己的名字由“知行”改为“行知”,表明他已经成为一个彻底的唯物主义者。

1935年,上海党中央局被破坏后,陶氏作为非党共产主义者的代表之一,宣传队共产党的主张和共产主义世界观。国难日深,为解除国难,救国救民,他参与发起了“上海文化界救国会”,组织“国难教育社”,支持组织“新安旅行团”,倡导大众歌曲和大众唱歌团,推行国难教育。抗日战争爆发后,山海工学团被迫停办。

出 国 之 行

1936年,陶行知当选为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执行委员和常务委员。同年7月,陶行知与沈钧儒、邹韬奋、章乃器联名发表《团结御侮》宣言,毛泽东主席复信表示支持。接着,受全国救国联合会的委托,陶行知担任国民外交使节,出访了欧、美、亚、非二十八个国家和地区。,他出席“世界和平大会”,“世界新教育会议”第七届年会,“世界青年大会”,“世界反侵略大会”,当选为世界和平大会中国执行委员。在历时两年多的活动中,在宣传抗日救国,介绍中国大众教育运动,促进华侨团结,开展人民外交活动,推动对日禁运军需物资方面作出了很大贡献。在英国,他多次瞻仰马克思墓,并写诗颂道:“光明照万世,宏论醒天下,'二四七四八'(马克思墓的墓号),小坟葬伟大”。在他出国访问的期间,沈钧儒、李公朴、邹韬奋、沙千里、史良、章乃器、王造时等“七君子”以“爱国罪”被捕入狱,陶行知虽远在国外,仍被以“危害民国并宣传与三民主义不相容之主义”的罪名受到第二次通缉。陶行知愤怒地写下了郑板桥诗句:“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风”以明心志。“七七”事变之后,推行战时教育。在陶行知思想的影响下,孩子剧团成立。

1938年8月,陶行知回国路过香港,倡导举办了“中华业余实习学校”,推动香港同胞,共赴国难。

育 才 学 校

1938年10月,陶行知回到祖国,应聘为国民参政员。同年12月,生活教育社总社在桂林成立,陶行知被选为理事长。接着又建立了晓庄研究所,配合全面抗战,开展全面教育。1939年7月25日,为使在抗战中失去父母或家庭的难童能够受到教育,陶行知在四川重庆附近的合川县凤凰山古圣寺,创办了一所难童学校--育才学校,选拔有特殊才能的儿童。为抗战建国培养“追求真理的小学生;即知即传的小先生;手脑双挥的小工人;反抗侵略的小战士”。学校除设普修课之外,另外设有音乐、戏剧、绘画、文学、社会、自然、舞蹈等组,因材施教,培育人材幼苗。学校办得有声有色,名闻中外,为革命培养了不少专门人才。1940年9月,周恩来和邓颖超同志专程访问了育才学校,给学生留下了“一代胜似一代”的签名题词。育才学校在创办的过程中,受到了国民党反动派的高官利诱和重重阻挠、封锁、迫害甚至恐吓危胁。最困难的时候,师生们每日只能喝两餐稀粥,以十几颗蚕豆下饭。有人劝他关掉育才学校,别再“抱着石头游泳”了。但是,陶行知先生不怕危胁利诱,克服重重困难,以一个彻底的唯物主义者的大无畏气概,号召全校师生团结起来,战胜困难,坚持斗争,做“集体的新武训”,坚决把育才学校办下去。在中国共产党和进步人士的帮助下,陶行知先生顽强地和国民党反动派进行斗争,终于使育才学校坚持到了全国的解放。

1945年,陶行知当选为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党委兼民主教育委员会主任委员,主办《民主》星期刊,主编《民主教育》杂志。同年8月,毛泽东主席到重庆与国民党谈判,曾多次接见陶氏。谈判结束后,陶行知代表民盟到机场为毛泽东主席飞返延安送行,并合影留念。1946年1月,陶行知在重庆创办社会大学,任校长,提出“大学之道,在明民德,在亲民,在止于人民之幸福。”推行民主教育运动。

最 后 一 百 天

由于国民党反动派阻挠和迫害,育才学校已难以在四川重庆附近生存。1946年4月,陶行知风尘赴赴来到上海,一方面寻找新的育才学校地址,一方面为反独裁、争民主,反内战、争和平奔走呐喊,他在三个多月内演讲一百多次,并积极筹组“中国国际人权保障会”。

1946年4月21日,陶行知在育才中学讲演《小学教师与民主运动》,24日,在储能中学召开的上海教育界欢迎会上演讲。在大任小学、圣约翰大学、大同中学、沪江大学……到处都留下了陶行知的身影。

6月23日,上海各界争取和平反对内战代表团赴京请愿,陶行知在北站五万人欢送大会上发表演讲。陶行知大声呼吁:“八天的和平太短了,我们需要永久的和平!假装的民主太丑了,我们需要真正的民主!” 6月25日,陶行知在国际饭店代表54个人民团体举行外国记者招待会上,要求美军立即撤退。

6月29日,陶行知与郭沫若、沈钧儒等发起《致美国人民书》。

民主战士李公朴、闻一多遭国民党特务暗杀后,陶行知被列为黑名单的第三名。陶行知一面作好了“我等着第三枪”的牺牲准备,一面继续坚持斗争,视死如归,始终站在民主运动的最前列。他写信激励育才师生为民主斗争“再接再厉,前仆后继,屡败屡战,以底于成。”终因“劳累过度,健康过亏,刺激过深”,于1946年7月25日患脑溢血逝世,享年五十五岁。陶行知逝世后,周恩来同志向党中央发出电报,指出:“十年来,陶先生一直跟着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党的正确路线走,是一个无保留追随党的党外布尔会维克。”8月11日,陶行知的灵柩由全国五十三个人民团体公葬于南京晓庄劳山之麓。

陶行知先生的一生是在人民涂炭、国家多难、民族危急之秋度过的。他以“捧着一颗心来,不带半根草去”的赤子之忱,与劳苦大众休戚与共,与共产党人亲密无间,为人民革命教育事业,为中国的民族解放和民主斗争事业鞠躬尽瘁,奋斗终生,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他是最早关心农民问题而又深入农村躬行实践的人,是知识分子最早和劳动人民相结合的先驱之一。他教育师生要“千教万教教人求真,千学万学学做真人”。他的名字由“知行”颠倒为“行知”进而创造了“ ”(行知行)的签名,标志他从笃信王阳明的“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的唯心论,转变为确信辩证唯物论。他自己的一生,正是不断追求真理做真人的典范。他学识渊博,勇于实践,善于从中国的国情出发,创造性地开展各个时期的革命教育工作,百折不挠“为中国教育寻觅曙光”,在教育理论及实践经验方面,为我们留下了宝贵的遗产。他才华横溢,善于用工农大众易懂的诗歌形式和语言,抒发劳动人民的心声,表达自己的思想,世称大众诗人。陶行知一生的思想与实践,为我们留下了一座丰富的“矿藏”,有待今人去开发、利用,为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服务,“使中华放大光明于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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