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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九世纪中国科技观的重大转变
摘要：19世纪中期我国科技观的变化，不仅在国人面前展示了一种全新的价值观念，而且将学习西方近代科学技术视为振兴国家和民族的一种方略。这无疑具有思想启蒙和解放的重大而深远的意义。因为它既有助于中国人更新观念，及早走出轻视科学技术之愚昧肤浅的认识误区，又有助于增强紧迫感和危机意识，激发中国人学习西方近代科学技术的热情和积极性，以实现御侮雪耻、富国强兵的梦想。
关键词：19世纪 中国 科技观 转变
中国地处亚洲东部，太平洋的西岸，领土辽阔，人口众多，同历史上其他几大文明一样，诸如，尼罗河流域孕育了古埃及文明；生活在幼发拉底河和底格里斯河的人们创造了美索不达米亚文明；印度次大陆的人们沿着印度河和恒河造就了古印度文明；黄河长江像两条生命的纽带，哺育着华夏民族。大量考古发现证明了中国是人类的发源地之一，同时也是世界上最古老的文明发源地之一。千百年来，由于各种原因，特别是地理上的阻隔，古代中国人独自走着自己的文化发展道路，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技术型经验型实用型的科技体系。然而，在封建思想长期居于主导地位的中国社会中，科学技术一直得不到应有的重视，相反被视为难登大雅之堂的“贱业末技”而倍受冷遇和歧视。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庄子在描述一种能帮助人汲水的机械时，以哲人的眼光从形而上的高度，否定了他的积极意义。认为这种省时省力的方法会带来机巧成性，齿及欲望的负面效应。或许是受这种思想的影响，历代皇帝对发明创造都持反对的态度。明太祖朱元璋更是将科学技术视为“奇淫异巧”并明令禁止。要说这种对科学发展采取抑制态度的理由，那就是，我过古人最伟大的思想——“天人合一”
十九世纪之前国人对待科学技术的态度及其所为不仅极大地挫伤了人们对科学技术进行探索和研究的积极热情，而且还是中国封建社会长期滞后乃至落伍与世界发展潮流的重要原因。随着西方列强用炮火打开中国的大门，特别是1840年鸦片战争的惨败及《南京条约》的签订，使中国人看到“赫赫天朝”竟挫于“区区岛夷”。这不仅使举国震惊，朝野哗然，深感奇耻大辱，同时也使一些有良知、有血性、有头脑的先进的中国人痛定思痛，直面残酷严峻的现实，看到了中国在科学技术方面同西方列强相较所存在的巨大差距，并从中悟出了“落后就要挨打”的道理。更为重要的是使他们开始认识到了科学技术在人类社会发展进程中的巨大作用与价值，从根本上改变了他们以前对科学技术所抱的偏见和歧视，对被他们过去视为“雕虫小技”而不屑一顾的科学技术表现出空前的热情和浓厚的兴趣，不惜用大量的篇幅，以充分肯定的态度向国人介绍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以及对社会政治、经济、军事和思想文化等方面的发展与进步所产生的巨大推动作用。这主要表现为：
1、从“开眼看世界”到“师夷长技”
以林则徐为例。1839年春天，林则徐在广州查禁鸦片走私时，他才开始认真研究英国和其他西方国家的情况。他组织人员搜集有关英国的情报，并主持编译了《四洲志》。这部书根据英国人慕端的《地理大全》编译的，它介绍了世界五大洲三十多个国家的地理、历史、政情、风俗。这部书是近代中国第一部向国人系统介绍世界地理的著作，它打开了中国人的眼界。从这个意义上讲，它是中国人睁眼看世界的起点，而林则徐则是睁眼看世界的第一人。继林则徐之后，魏源编成海国图志100卷，这是一部规模宏大的世界史地著作。《海国图志》一书中，用了近五分之一的篇幅专门记述西方近代科学技术及其成就，这在以往的历史撰述中是罕见的。在谈到科学技术在富国强兵方面所产生的巨大作用时，他意味深长地写道：“今西洋器械，借风力、水力、火力，夺造化，通神明，无非竭耳目心思之力，以前民用”。同时，魏源还在他的海国图志中，从学习西方的军事技术的要求中，概括出一个具有普遍意义的命题“师夷长技以制夷”，并且提出了比较系统的学习西方军事技术和民用科技的具体主张。他建议：
一、建立制船厂和火器厂。
二、在科举考试中增加水师科。魏源充满希望地指出：只要中国人能转变观念，虚心学习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就一定能迎头赶上西方国家的发展，不断的强大起来而最终屹立与世界民族之林。冯桂芬更是认为认为只要中国人能虚心学习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以中国人的聪明才智，何止是与西方列强比肩而立于世界强国之林，而且最后一定能迎头赶上，并超越之。王韬认为随着社会的发展，当时在国人看来稀奇的轮车铁路，枪炮舟车定将在过内极为普及，而其所体现的科学技术也定将渗透到人们生活的方方面面，极大的改变人们的生活方式。而他的这仪论断在接下来的几个世纪中得到了深刻的印验。更具价值的是，王韬认为中国要想摆脱遭受西方欺凌宰割的屈辱悲惨的命运，真正走向富国强兵的近代化发展之路，唯有重视和学习科学技术，舍此别无它途。甲午战争以后，由于中国当时面临着国破家亡的命运，许多有识之士开始更积极全面地向西方学习，出现了梁启超，康有为，谭嗣同等一批思想家。他们向西方学习大量的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知识，政治上也要求改革。这一时期大量的西方知识传入中国，影响非常广泛。许多人以转译日本人所著的西学书籍来接受西学。进入民国时期，由于对政治的不满又进一步导致知识分子们提出全盘西化的主张，在五四时期这种思想造成了很大的影响。
这一时期，中华民族以无比坚强的毅力与精神，在政治上连连掀起无可阻挡的狂飚，荡涤着一切腐朽与反动，在科学技术上则从几乎是一片空白上迈出了意义巨大的第一步，并且取得了突破性的成就。
在数学方面，名达和戴煦对三角函数与椭圆圆周的求解，而成就最大的是著名数学家李善兰。他译完了《几何原本》的后9卷，他的“尖锥术”实际上已经求得了积分的公式，他所列出的一系列高阶等差级数求和公式，成为了颇有名气的“李善兰恒等式”，他在数论方面证明了著名的费尔玛定理。
在天文学方面，李善兰与伟烈亚力合译《谈天》，使得国人了解了哥白尼的日心说与牛顿的天文力学思想，完成了天文学近代体系在我国的奠基。
在物理学方面，李善兰与艾约瑟合译《重学》，第一次介绍了牛顿的三大力学定律。
在化学方面，徐寿编写《化学鉴原》(及《续编》、《补编》)、《化学考质》、《化学求数》等书，较为系统地介绍了西方新兴的化学知识。
1905年，詹天佑设计、指挥修建了京张铁路；1910年，冯如研制的飞机在飞行高度、飞行距离、速度方面，均创世界纪录。
总览这一时期的科学技术状况，在整个民族不屈不挠奋斗中，取得了二个方面的进展：一方面是继续介绍、学习西方的科学技术知识，另一方面是在科学研究与生产实践上开始实质性的起步。强调科学技术在社会发展与进步过程中的重要作用并重视和学习科学技术19世纪的中国一些先进的中国人通过对欧美诸国历史与现实之认真深入的研究，已经形成了这样的共识：即科学技术在推动人类社会发展与进步方面拥有巨大而神奇的力量。对此，王韬在《漫游随录》一书里将西方近代科学技术在推动人类社会发展与进步方面所产生的巨大而神奇的力量作了详实的描述：首先是科学技术的长足进步大大地提高和增强了人类认识自然，进而利用自然，造福于人类的信心和能力。其次是由于科学技术广泛应用于生产各个部门，不仅大大地提高了生产能力、质量和效率，而且由此亦使人类社会获得了前所未有的高速发展和巨大进步。当时的有识之士通过对西方近代科学技术及其功效成就的高度关注和深邃思考，认为，欧美诸国之所以自近代以来能获得飞速发展，并取得巨大进步，乃至臻于国富兵强，其根本原因在于重视和发展即工业和科学技术。他们盛赞科学技术的广泛应用给欧美诸国国计民生乃至整个社会所带来的巨大发展和进步，这在当时是很了不起的认识，颇具启示意义。由欧美反观中国，他们认为中国科学技术之所以远远落后于欧美诸国，其重要原因之一就是中国人科学技术的落后，对此一定要有紧迫和危机之感，努力学习和发展“工艺”，以期缩短中国与欧美诸国的差距，否则后果不堪设想。对此，60年代，清政府掀起一场改革运动——洋务运动。这场运动的主要思想是“中体西用”。这种思想可以追溯到林、魏的“师夷长技”的主张，而最先对此作出比较系统的理论说明的是早期的改良主义者冯桂芬，冯桂芬论述了学习西方的必要性、紧迫性和可能性，并就如何处理中西文化关系的问题发表了原则性得意见，“以中国之伦常名教为原本，辅以诸国富强之术”。这个意见成为30年洋务运动的纲领，它后来被概括成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这种简明的说法。这个纲领在政治上企图以西方资本主义的先进技术来巩固衰老的封建制度。所谓西技就是西方近代的自然科学的工艺技术。从19世纪60年代到90年代，洋务派兴办了一批近代军事工业和民用工业，与之相联系，文化领域也发生了重大变化，这就是大量引进西方科技知识。
总之，19世纪中期我国科技观的变化，不仅在国人面前展示了一种全新的价值观念，而且将学习西方近代科学技术视为振兴国家和民族的一种方略。这无疑具有思想启蒙和解放的重大而深远的意义。因为它既有助于中国人更新观念，及早走出轻视科学技术之愚昧肤浅的认识误区，又有助于增强紧迫感和危机意识，激发中国人学习西方近代科学技术的热情和积极性，以实现御侮雪耻、富国强兵的梦想。
以史为鉴，回顾十九世纪中国科技观的转变结合当前世界科技现状，我们清醒的认识到科学技术的发展已经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历史时期。现代科学技术革命的浪潮正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冲击着当今世界的各个方面。二十一世纪与其说是知识经济的时代,还不如说就是科技经济时代。科学技术是人类社会文明进化的基因组图谱。科学技术信息系统（社会基因组）的复制与表达对人类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将产生重要影响。它就像基因一样决定了人类社会文明发展的各个方面。随着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以及科学技术一体化（科学技术化，技术科学化，科技社会化，社会科技化）进程的加速，科学学与技术学已经不能准确地揭示整体科学技术的本质及其发展规律。随之而来的一门综合科学学与技术学的新兴学科--科学技术学将应运而生。它的出现一定会对未来科学技术事业的发展起着极大的推进作用。
参考文献[1]王玉仓，科学技术史，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 [2] 冯友兰，中国哲学史新编.人民出版社，200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