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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城乡一体化看土地改革
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完善城镇化健康发展体制机制。推进农业人口市民化，逐步把符合条件的农业转移人口转为城镇居民。创新人口管理，加快户籍制度改革，全面放开建制镇和小城镇落户限制，有序放开中等城市落户限制，合理确定大城市落户条件，严格限制特大城市人口规模。
在当前形式下，城市意味着更好的资源，农业人口放下农具，进入城镇，参与城市生产要素的分配是一种必然。而过多的人涌入城镇，会令城镇更加拥挤不堪，土地问题成为首要矛盾。一方面农业人口进城无处安身立命，成为庞大的流动人口，给政府管理造成难度，社会正常运行带来压力。另一方面，在原有土地管理机制下，农业人口进城工作，很可能抛弃房产，而不是作为进城的第一桶金来源，严重限制农业劳动力的自由流动。
于是，《决定》指出，建立城乡统一的用地市场，提出城乡建设用地将同地同权、同价。决议明确将建立城乡统一的建设用地市场，在符合规划和用途管制前提下，允许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出让、租赁、入股，实行与国有土地同等入市，同权同价。
但是，代表农民利益的小产权房仍旧受到政府部门的打压，对农民来说，基于身份的用途管制，使得农民的住宅不能转让，不能出租，房产作为农民最重要财产，表现能力很差。就像《决定》指出的那样，应推进城乡要素平等交换，公共资源均衡配置，赋予农民更多权利。事实上，由于制度限制，城镇人口和农业人口都能参与城市建设用房的分配，而城镇人口却不能参与到农村集体住宅用地的分配。一方面造成了城市建设用地的紧张，促进了房价的快速增长。另一方面，农村建设用地的闲置、浪费。从生产要素分配角度看，显然对城镇人口是不公平的，亦是农业人口自我利益的损失。
而在土地买卖过程中，政府既当裁判，又当运动员。一方面裁定每块土地的使用权，另一方面，土地交易又必须由政府做中介。低价从农民手中征地，再高价卖给房地产开发商，成为近十几年来政府赚钱的主要方式。
欣喜得是，《决定》指出，建立公平开放的市场规则，完善市场决定价格的机制，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作用。三中全会精神在于“建立兼顾国家、集体、个人的土地增值收益分配机制，合理提高个人收益”。说到底，蛋糕就那么大一个，政府分的少了，个人和集体就能多拿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