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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同府文庙
(2012-01-31 16:53:13)转载▼ 标签：
杂谈
大同府文庙，即大同府学，是大同传承儒学文化的符号。唐、宋以来，遍布中国境内的各级官学多以儒学和孔庙相结合的形式存在，祭祀先圣孔子，培养儒学人才，故称为庙学，又称学宫、文庙。孔庙是学宫的信仰中心,儒学是学宫的存在依据。地方庙学（文庙）一般位于各地的府、州、县城中,其建筑规模和标准在当地都是很高的,各地的《地方志》中都有关于庙学的记载，并且附有学宫图。可见，庙学在当时的社会政治生活中占有很重要的地位。许多学者对庙学已作了卓有成效的研究，但很少涉及大同地区的庙学。为此，本文拟对大同地区庙学的渊源及明代大同府文庙作初步考述。
一、大同府文庙的渊源
大同府文庙源远流长。清乾隆《大同府志》卷十四《学校》“大同府儒学”条记载[1]：“大同府儒学在府城东南隅。旧学在府治东，即元魏中书学、辽西京国子监、金时之太学、元之大同县学也。明洪武八年(1375年)建为府学，二十九年以府学为代藩府，改云中驿为府学，即今学也”。我们就顺着这一线索，对大同府文庙的渊源及其早期发展进行探讨。北魏平城已有庙学“雏形” 《魏书 儒林传序》曰[2]：
太祖初定中原，虽日不暇给，始建都邑，便以经术为先，立太学，置五经博士，生员千有余人。天兴二年春，增国子、太学生员至三千„„太宗世，改国子为中书学，立教授博士。世祖始光三年春，别起太学于城东„„显祖天安初，诏立乡学，郡置博士二人、助教二人、学生六十人。后诏大郡立博士二人、助教四人、学生一百人，次郡立博士二人、助教二人、学生八十人，中郡立博士二人、助教二人、学生六十人，下郡立博士一人、助教一人、学生四十人。太和中，改中书学为国子学，建明堂辟雍，尊三老五更，又开皇子之学。
据此可知,北魏时官学发达。太祖道武帝拓跋珪于天兴元年（398年）始都平城（今大同市），即兴立太学。历史上太学始建于汉武帝元朔五年（前124年），这是阐明五经要义、培养行政后备人员、实现儒家教化社会的重要机构。北魏立国之初就兴立太学，说明其尊孔崇儒，重视教育。天兴二年（399年）又兴建了国子学，“增国子、太学生员至三千”。西晋武帝咸宁二年（276年）始建国子学，是专为五品以上官僚子弟设置的官学，并与太学并立，最先形成了贵族与下层士人分途教育的格局。北魏兴建国子学，且与太学并立，是沿袭了晋武帝开创的教育规制。太宗明元帝出于政治考虑，改国子学为中书学。世祖太武帝在平城之东“别起太学”，即在城东另外再建太学。东汉光武帝建武五年(29年)，在洛阳城东南的开阳门外兴建太学，开创了太学建在城外之先河。太武帝在平城外建立太学，迎合了国子在内，太学在外的礼制。显祖献文帝天安初（466年）“诏立乡学”，即建立地方官学，实施郡国学制，并按郡的大小规定了博士、学生人数。北魏地方学制的公布和实施，在中国古代尚属首次，正如《魏书 高允传》所言：“郡国立学，自此始也”[3]。高祖孝文帝把中书学又改为国子学，同时又专为皇室子弟开办了皇宗学。
北魏中书学在中国教育史上是独具特色的中央官学，北魏初拓跋鲜卑政权急需汉人士族精英的参与，于是中书学应运而生。明元帝改国子学为中书学，不仅是名称的改变，重要的是办学性质的变化，它既是教育机构，又是北魏早期吸收、控制汉人士族的机构。北魏中书学隶属于中书省，而非太常管辖。中书学博士、学生多为汉人士族成员。中书学虽以五经教授，而中书博士多不专主授经。中书学生亦有品阶，入学即按七品官员待遇，无需经过明经策试即可入仕。不少汉人士族成员多由中书学起家，仕至显贵。因此入中书学也成为汉人士族参与北魏政权、保持政治地位的的一条重要途径。到孝文帝太和年间，汉族士人在朝廷中的地位得到明显的提升，影响不断扩大，如“显祖末，为中书学生”的李冲[5]，其时已成为帮助孝文帝汉化及迁都洛阳的代表人物。另外，那些累世为官的汉人士族在北魏政权中已可与鲜卑贵族并驾齐驱。这样，中书学也就完成了历史使命，孝文帝又改中书学为国子学。至于中书学设立的具体时间，史无记载，可据相关文献作一推测。《魏书 李
[6]顺传》载其“神瑞中，中书博士，转中书侍郞”。据此，国子学改中书学至迟在明元帝神瑞年间（414～416年）。又据学者姚宏杰研究[4]，高祖孝文帝太和十六年（492年）,把中书学又改为国子学。北魏中书学存在了70多年。
在官学中兴建孔庙始于北魏平城。明元帝永兴五年（413年）下诏“祀孔子于[7]国学，与颜渊配”。《魏书 世祖纪上》记载，世祖始光三年(426年)二月，“起太学于城东，祀孔子，以颜渊配”[8]。是为中国历史上在学校立孔庙之始。如此有庙有学，二者在建置的空间上和进行的尊孔崇儒的教育上密切相联，当时虽未见“庙学”之名，但实已开始形成“庙学”的雏形。
北魏不仅在京师官学中修建孔庙，而且至迟在孝文帝时各州郡学校亦立孔庙奉祀。《魏书 刘道斌传》曰：“道斌在恒农，修立学馆，建孔子庙堂，图画形像。去
[9]郡之后，民故追思之，乃复画道斌形于孔子像之西而拜谒焉”。刘道斌是孝文帝时人，出任恒农太守后，修立郡学，在学馆内兴建孔庙。他去职后，恒农人民为纪念他，画其像于孔子像之右配祀，也开启了在地方庙学中设置名宦祠之先河。从北魏太和十八年（494年）迁都洛阳到后晋天福初(936年)石敬塘将幽、云十六州割予契丹期间，中国古代庙学有了较大的发展。如唐太宗贞观四年(629年)下诏“州、县学皆作孔子庙”[10]。《文献通考》亦载：“自唐以来，州县莫不有学，[4]则凡学莫不有先圣之庙矣”[11]。在此期间，大同长期为州府治所，虽有陷废，但时间较短。按郡国学制，理应设置府学，可惜史载阙如，详细情况不得而知。辽、金、元时大同庙学的发展
(1)辽西京国子监。916年，辽太祖耶律阿保机建立契丹国。947年，辽太宗改契丹国为大辽国。辽初大同为云州，辽兴宗重熙十三年(1044年)，改云州为西京，为辽陪都。同年在西京设立了西京国子监，这是继北魏之后，在大同再次设置的国家最高学府。清《山西通志》记载，辽西京国子监在大同府治东南。元代张起岩《祟文堂记》曰：“云中在辽、金为陪京„„学即辽故国子监，宏敞靖深冠他所”[12]。除国子监外，辽在西京尚设西京学及各州学、县学。西京学可能是西京太学。《辽史 圣宗纪》记载，道宗清宁元年（1055年）十二月，“诏设学养士”。《辽史拾遗》亦载：“道宗诏设学养士，于是有西京学，有奉圣、归化、云、德、宏、蔚、妫、儒等州学，各建孔庙，令博士、助教教之，属县附焉”[13]。除前述各州外，西京所管辖的应州也建有州学。《山西通志》记载：“应州学就在城西北隅，辽清宁中建”。元李冲略《应州重修学记》亦载：“学之兴始于辽之清宁,迄于天庆间”[14]。辽据西京78年，设置了西京国子监、西京太学和府学，各类教育机构齐全，培养了一批著名学者和官员，如应州邢抱朴、邢抱质兄弟皆以儒术闻名当世。邢抱朴位至宰相，撰《统和实录》二十卷；邢抱质亦官至侍中。一门二相，时人荣之。辽代西京人在科举考试中亦成绩斐然，如朔州宁氏出进士4人，堪称进士之家。边贯道为状元。其他较有名者尚有孟唐牧、虞仲文、宁鉴、康公弼、苏京和魏鉴等，在为数不多的汉人进士中占有相当大的比例。
（2）金西京女真太学。辽末天祚帝迁都西京大同，在此与金人展开激烈争夺。金太祖天辅六年(1122年)攻占西京，辽亡。金仍以西京为陪都。金立国之初，忙于征战，几无官学可言，但就很重视女真子弟的女真文字教育。金太祖天辅三年(1119年)，女真学者完颜希尹创造女真大字。金太宗天会（1123～1135）年间，在上京、[15]北京、西京设置了女真字学，教授女真大字。当时，西京大同设置的女真字学是金初仅有的三处女真字学之一。天眷元年(1138年)，熙宗又颁布了女真小字，为女真官学奠定了基础。
金世宗、章宗时期，崇儒尚文，各级官学得到较大的发展。金代赵秉文(1159～1232年)曰：“自大定累洽重熙之后，政教脩明，风俗臻美，及明昌改元，尝诏天下兴学，刺郡之上，官为脩建，诸县听从士庶自愿建立，著为定令。由是庙学在处[16]兴起”。金代中央官学设置国子监，下辖国子学、太学。在地方设置府学、州学、节镇学、防御州学等。《金史 选举志》记载，章宗大定十六年(1176年)始设府学，“府学二十有四，节镇学三十九，防御州学二十一，凡千八百人”[17]。《金史 章宗本纪》记载，泰和四年(1204年)，“诏刺史，州郡无宣圣庙学者并增修之”[18]。据这些记载可以推断，当时在大同设置了府学无疑。为了培养女真族人才，金朝专门设置女真国子学及女真太学，以女真语言、文字教学。学生以女真子弟为主，也有少数汉人子弟。大定二十八年(1198年)，在诸府州建女真太学二十二处，设在中都、上京、胡里改、恤频、泰州、临潢、北京、冀州、开州、丰州、西京、东京等地[17]。据此，当时在西京大同设置了女真太学。乾隆《大同府志》称其为“金时之太学”，不够确切。明张钦《大同府志 重建大同府县学记》曰：“府县学旧在府治东南，即魏之中书学、金之女真太学、辽之国子监也”[19]。这一记载可信，且金女真太学就在辽之国子监的基础上设置。金拥有西京91年，设置了女真字学、女真太学和府学，为西京大同的教育发展做出积极贡献。
（3）元大同庙学。元成吉思汗八年(金崇庆二年，1213年)，金西京大同为蒙古人占有。元初，大同为西京路。元世祖忽必烈至元二十五年（1288年），改西京路为大同路。金末兵乱,“学校尽废,偶脱于煨烬者,十不一、二”[20]。耶律楚材(1190～1244年)作诗《云中重修宣圣庙》云:“槐宫悉混玉石焚,庙貌依依惟古云。须仗吾侪更修葺,休教风世丧斯文”[21]。按耶律楚材年龄推断，《云中重修宣圣庙》应创作于灭金前后。据此,在元初就开始重修西京(大同)庙学。
另据李谦《大元故大中大夫益都路总管兼府尹本路诸军奥鲁总管管内劝农事赠正奉大夫大司农上护军追封神川郡公谥文庄孙公神道碑铭》记载，元贞二年（1296年），浑源人工部侍郎孙拱担任西京路总管,兼府大尹后,在故辽国子监中兴修恢复西京大同府学。修建“殿堂、门庑、斋庐、厨库，修旧起废，为屋凡七十余楹。圣贤像设，绘事严肃。别建崇文堂，储书万余卷，一新学者耳目”[22]。崇文堂建在大
[12]成殿西北，此堂“祟广壮丽,视旧制有加”。孙拱还解决了西京大同府学的供给问题，“授田二千亩，募民耕种，以赡给生徒”[22]。修复后的大同府学“衿佩云集，[12]执经受业者,户外之屦常满,弦诵之声洋溢四远邻郡, 迨今是则是效”。清乾隆《大同府志》称其为“元之大同县学”，是不确切的，西京路总管、大同府大尹孙拱修复的应是大同府学。
元西京（大同）路所属浑源州、应州两地庙学兴修重建亦有记载。浑源州学在州治城西，历及辽、金,仅存一殿。元初,知州田治重建州学,“缔构讲堂”,号曰“明善”。名士刘祁北渡回乡以后还参加过“释菜于先圣”的祭祀典礼[22]。皇庆初年（1312年）,浑源州同知刘世忠增建两庑、六楹,又立御赞碑亭一宇。泰定三年(1326年),知州赵墀“捐己资俸,润饰儒风”,倡议修缮,遂使“庶事雍容,不逾月而告成”[1]。应州庙学始兴于辽，后曾经过多次营缮[1]。泰定元年(1324年),应州知州王居礼“承流教化,宜畅风俗”,遂召乡士议事倡修。经过鸿工、量地度材,重修殿庑、碑亭,“阶砌凌霄讲堂,补绘贤像”,“增具祭器,图像十儒,左右幕位六间,东斋二间,备庖厨之具”,且“整置垣,区方列”。经营之际，“四民云集而助,刻日而成”[24]。各州属县
[1].的一些庙学亦有修建活动。如至正年间，重修灵邱县庙学、马邑县庙学等。
二、明清时的大同府文庙 1.明代大同府文庙的始建
明洪武二年（1369年），常遇春攻克大同，改大同路为大同府，隶属山西行中书省，治大同县。如前文所述[1]，明洪武八年(1375年)，在原辽、金、元庙学的基础上建置了大同府学。洪武二十九年(1396年)，大同府学改建为代王府邸，又在当时的云中驿（原大同六中所在地）另建大同府学,即大同府文庙。1.大同府文庙的修葺和增建
明宣德元年（1426年）九月至宣德二年五月，山东参政沈固（后任大同巡抚）、武安侯郑亨和参将曹俭等人“悉撤其旧”，重修大同府文庙。大学士杨荣作《大同庙学记》记之，该文尚存，收录于明正德《大同府志》等府县志中。
明正统七年（1443年）三月至正统八年六月，巡抚罗亨信、总兵朱冕和知府霍瑄等人对大同府文庙进一步续修。大学士陈循作《大同府重修庙学记》记之，该文尚存，收录于明正德《大同府志》等府县志中。
明嘉靖八年（1529年），诏建敬一亭，内立御制《敬一箴》及注释宋儒《五箴》石刻[25]。明嘉靖九年（1530年），诏建启圣祠。
明嘉靖十二年（1533年）冬，大同发生兵变。大同府文庙在兵火中遭破坏，“毁无寸遗”。
明嘉靖十三年（1534年）秋至嘉靖十四年夏，大同巡抚樊继祖、知府王诰等人重建了大同府文庙，留存于后世。该府文庙“大改旧观。中立孔庙，前戟门，前泮，前棂星门„„崇文峻阁，壁立于背。左府学，右县学。堂比庙咸差于后，旁各有斋，有舍，有廨。署后各建亭，别其名为“春风”、为“时雨”。府学堂前，建敬一亭。县学堂前，建启圣祠。遵时制也。至神库、庖厨、乡贤、名宦、靡事不周，悉有方向”[19]。左通政杜楠作《重建大同府县学记》记之，该文尚存，收录于明正德《大同府志》等府县志中。
明嘉靖十五年(1536年)，史道接替樊继祖巡抚大同。史道与督学郭时叙等人对樊继祖重建的府文庙，“复修饰而润色之，开云路，建云表、殿庑、堂斋、亭阁、祠舍、门楣之属，无废不举”[1]。史道自撰《重修大同府县庙学碑记》记之，该文尚存，收录于清乾隆《大同府志》等府县志中。
明正德六年（1511年），大同巡抚石玠和山西分守参议陈邦器等人建名宦祠。礼部尚书刘春作《大同名宦祠记》记之，该文尚存，收录于明正德《大同府志》等府县志中。
明隆庆三年（1569年），大同知府程鸣伊于府学外东西街建重文昌楼、魁星楼[25]。明隆庆六年（1573年），大同知府聂守中、大同县知县双凤鸣、教授樊思成等人对府文庙增修[1]。
[1]明万历三年（1575年），巡道冯子履把大同县学由府文庙中迁至城西北隅（现大同妇幼医院所在地）。
明万历十一年(1583年)，巡抚贾应元新建文昌祠，贾应元作《新建文昌祠碑记》记之，该文尚存，收录于清乾隆等《大同府志》等府县志中。
明万历二十五年(1597年)，知府黄善于府学内重建魁星楼[25]。明天启四年（1624年），大同知府陈元清重修云路，建造雁塔。雁塔是一座八角七级空心砖塔，塔基座内刻大同历代举人姓名。塔高约17m，建在南城墙上。该塔尚存。
明祟桢十一年(1636年)，大同知府屈钟岳依在湖南常德府学所得之拓片，摹刻了朱熹《易经 系辞》碑，镶在府学明伦堂正壁上。碑为一组4通，共14行，每行8字，共112字，字径12～14cm。原碑为朱熹所书大字行书，蔡元定刻存。上世纪50年代初，将此四碑镶嵌在上华严寺大雄宝殿正面墙上，1984年迁至大同博物馆碑廊下。
清顺治十二年（1656年），总督马之先重修大同府文庙，给事中魏象枢撰《重修庙学赞》记之，该文尚存，收录于清乾隆《大同府志》中。
[1]清康熙九年（1671年）, 大同知府林本元、教授李际昌重修府文庙，郎中李宗孔记之，记文不存。
清康熙四十一年（1703年），大同知府叶九思重修府文庙[1]。记文不存。清雍正三年（1726年），奉诏将启圣祠改名为崇圣祠。
清乾隆七年（1743年），大同知府通安布重修府文庙[1]。记文不存。
清乾隆三十五年（1771年），大同知府史奕瑰重修府文庙，史亦瑰自撰《重修大同府学碑记》记之，该文尚存，收录于清乾隆《大同府志》中。
清乾隆四十七年（1783年），大同知府文光重修府文庙，文光自撰《重修大同府学碑记》记之，该文尚存，收录于清乾隆《大同府志》中。
清嘉庆二十年（1816年）三月，大同知府长白富重修府文庙，提督学正陈嵩庆撰《重修大
[26]同府文庙碑记》记之，该文尚存，收录于清道光《大同县志》中。
[1]嘉庆之后，对大同府文庙又进行过多次修缮，但尚未收集到具体资料。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废科举制，诏“立停科举，以广学校”，大同府学遂告结束。
上世纪40年代后期，在府文庙内曾办过大同师范学校[27]。
新中国成立后，1958年创办的大同医专，最初就设置在府文庙内。1971～2008年，大同六中设置在府文庙内。3 清代大同府文庙的结构布局
大同府文庙经明代和清前期多次修建，到乾隆时成为规模宏大的标准庙学建筑群，整个建筑坐北朝南，左庙右学。
孔庙：最南是云路牌坊、大成坊，迤东是“道冠古今坊”(义路坊)：迤西是“德配天地坊”(礼门坊)。大成坊正北是棂星门，由三个牌坊组成，前有10个石狮一字排开，左右立“下马碑”。过门是泮池，池上有石砌环桥。泮池东有斋明厅，西有洁清厅相对称。过桥是大成门（戟门），门东为名宦祠，门西为乡贤祠。过戟门是大成殿，殿东有东庑，西有西庑，左掖有神库，右掖有神厨。大成殿后是尊经阁，殿西北是崇圣祠。
儒学：在孔庙之东，从南至北为儒学门、东西斋、明伦堂、府学教授署；再东则是奎星楼、文昌祠、敬一亭、朱衣阁等建筑。
清末民初，虽然儒学停办，但府文庙建筑完整。1907年，法国人沙畹拍下来不少府文庙的珍贵照片。
民国以来，大同府文庙多数建筑失修，加上人为拆改，已失原貌。大同六中占据府文庙期间，仅大成殿得以保存，结构完好。殿面宽五间(30.5m)，进深三间(18.5m)。单檐歇山顶，上覆黄色琉璃瓦，斗拱六铺作，每间两朵。转角斗栱繁缛复杂，柱网排列为减柱做法。月台栏杆有石刻音乐舞蹈，花草禽兽，千姿百态，意趣横生。
1983年，大同市对府文庙进行了整修。现为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三、余论
2008年，大同市启动府文庙保护修复工程。历时两年，依原样重建了尊经阁、东西配殿、东西廊庑、碑亭、碑廊、泮池、棂星门、仪门，修复了大成殿、神厨、神库、乡贤祠、名宦祠、戟门等古建筑，而孔子像复位于大成殿与尊经阁之间。棂星门前还修建了有2个牌楼的云路街。
修复后的府文庙规制严谨，殿宇壮丽，建筑优美，布局匀称，造型独特，总面积达4万多平方米，成为山西，乃至全国较大的府文庙之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