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02讲先秦诸子百家争鸣01先秦简史与周文化概观由刀豆文库小编整理，希望给你工作、学习、生活带来方便，猜你可能喜欢“先秦文化百家争鸣”。
公元前196年5月，陆贾在刘邦面前说《诗经》《尚书》，刘邦很生气，说“乃公居马上得之，安事《诗》、《书》？”陆贾说，“居马上得之，宁可以马上治之乎？且汤、武逆取而以顺守之；文武并用，长久之术也。向使秦已并天下，行仁义，法先圣，陛下安得而有之！”刘邦知道自己错了（这就是他的高明之处，一般人谁会意识到自己错了？意识到了也不好意识承认），说：“试为我著秦所以失天下，吾所以得之者，及古成败之国。”陆贾写十二篇文章，集为《新语》。（张习礼 461）
赵高逼死秦二世，弱智又自私的皇帝一定会遇上奸臣，这是必然结果。赵高欲立子婴，被子婴（秦二世哥哥的儿子）设计除掉。多行不义必自毙，也是自取灭亡。
南宫适问於孔子曰：“羿善射，奡荡舟，俱不得其死然。禹稷躬稼而有天下。”子不答。南宫适出，子曰：“君子哉若人！尚德哉若人！”
（2）封建的问题。“分封建国”，大概相当于西方的feudalism，比今天的联邦制松散一些。经验和教训，没有制度的保障，道德的约束力是靠不住的。
（3）公有制的问题。封建制度在农业经济上，采用的井田制，从商鞅变法开始废除，最后完全实行土地私有。老百姓不是君子，更不是圣人，因此必然出现给别人干活偷懒，给自已卖力气的现象。所以公有制作为一个理想，如何实现，需要多长时间实现而不影响效率，是一个大问题。中国人的井田情结：孟子，董仲舒，王莽，王安石，孙中山，人民公社。
二、百家争鸣
春秋(公元前 770 ～公元前 476 年)战国(公元前 475 ～公元前 221 年)时期，中国社会处于大变革时期
所谓“诸子百家”，其实主要有儒家、墨家、道家和法家，其次有阴阳家、杂家、名家、纵横家、兵家、小说家等等。后人把小说家以外的九家，又称为“九流”。俗称“十家九流”就是从这里来的。
（一）儒家与墨家
儒家“九流十家”之首，后来几千年中国文化的主流。“儒”：儒，柔也，术士之称。从人，需声。—《说文》
儒浩居而自顺者也。—《墨子·非儒下》丧祭有余曰浩。—《礼记·王制》。注：“犹饶也。”一说指主持红白喜事的人，相当于现在的“司仪”。
儒家者流，盖出于司徒之官，助人君顺阴阳、明教化者也。游文于六经之中，留意于仁义之际，祖述尧舜，宪章文武，宗师仲尼，以重其言，于道最为高。（师古曰：“祖，始也。述，修也。宪，法也。章，明也。宗，尊也。言以尧舜为本始而遵修之，文王、武王为明法，又师尊仲尼之道。”）
殷商时期已经有“司徒之官”，其职责为管理民户、土地、徒役。西周的司徒为三公之一。《周礼·地官》的大司徒为六卿之一。（詹石窗 65）
（二）道家与法家
（三）其它诸子百家
先秦诸子百家争鸣最后以荀子论百家收场。
三、先秦文化典籍
儒：
《礼记·经解篇》：“孔子曰：‘入其国，其教可知也。其为人也，温柔敦厚，诗教也；疏通知远，书教也；广博易良，乐教也；洁净精微，易教也；恭俭庄敬，礼教也；属辞比事，春秋教也。’”
（一）《诗经》：《诗·大序》：“诗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情动于中而
形于言。言之不足，故嗟叹之。嗟叹之不足，故咏歌之。咏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古代有采诗之官司，以查民情，考政治之得失。孔子删前代之诗，定305篇。
（二）《易》（连山易，归藏易，周易）
（三）《尚书》：也言及周，但重点在周前。尚，上，即上代之书。“今文尚书”，伏生所传，用汉代通行的隶书收书写，所以当时称为今文。古文尚书为孔安国所传，据说坏孔子旧宅于壁中得书，用汉不通行的蝌蚪文写成，故称为古文尚书。
（四）《周礼》、《仪礼》、《礼记》
《周礼》、《仪礼》都是周公所作，《周礼》六篇主要讲的是政治之礼，故主要为周代之礼，《仪礼》十七篇为生活之礼，所以是在夏商之礼的基础上有所损益而成。《大戴礼记》共八十五篇，今存三十九篇，为汉戴德所记。《小戴礼记》共四十九篇，为戴圣所编。
（五）《春秋左传》、《春秋公羊传》、《春秋谷梁传》：《左氏》为记载之传，以史事为主，《公》、《谷》为训诂之传，以释经为主，此则三传之大较也。（李时）
（六）《论语》：《汉书·艺文志》：“《论语》者，孔子应答弟子时人，及弟子相与言而接闻于夫子之语也。”当时弟子各有所记，夫子既卒，门人相与辑而论纂，故称之《论语》。
（七）《孟子》：赵岐《孟子题辞》曰：“孟子闵悼尧、舜、汤、文、周、孔之业，将遂湮微，于是则慕仲尼周流忧世，遂以儒道游于诸侯，思济斯民，然不肯枉尺直寻，时君咸谓之迂阔于事，终莫能听纳其说，于是退而论集，所与高第弟子公孙丑、万章之徒，难疑答问，又自撰其法度之言，著书七篇。”
（八）《荀子》：为荀子所著，荀子有两个弟子韩非、李斯都是法家的代表人物。道：
（九）《道德真经》/《道德经》（《老子》）：修身之学、政治主张、兼有入世出世思想，“无为而治”；被道教奉为重要经典，但本身并不是为了道教而存在。
（十）《南华真经》（《庄子》）共三十三篇，分“内篇”、“外篇”、“杂篇”三个部分。大部分是以寓言的形式讲述人生的道理。也可概括为“道”、“德”二字。易中天先生：自由而真实地活着。
墨：
（十一）《墨子》：兼爱，非攻。尚贤、尚同、节用、节葬、非乐、天志、明鬼、非命等十项，以兼爱为核心，以节用、尚贤为支点。《墨子》一书，既是哲学政治著作，也是一部科学著作。
法：
（十二）《韩非子》法家之集大成者。
医：
（十三）《黄帝内经》传统中医学最重要经典。本书为中医理论著作，一般认为由多人不同时期的论文集合而成，分《素问》与《灵枢》两部分，前者讲一般医理，后者专门讲经络与针炙学。
杂：
（十四）《吕氏春秋》，秦国丞相吕布组织门客集体编写。思想庞杂，保存了先秦很多思想。
名家：以辩论名实问题为中心的一个思想派别,重视“名”(概念)和“实”(事物)关系的研究。主要代表为邓析、惠施、公孙龙等。见于《庄子·天下》。
四、作业：
1.秦统一对中国文化有什么意义？
2.古代典藉对于现代人还有没有意义？有何意义？
3.3.冯友兰.中国哲学简史.天津：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7.补充材料：
1.卡尔·雅斯帕斯(Karl Jaspers, 1883～1969)与“轴心时代”（Axial Age）。
雅斯帕斯是德国的哲学家，精神病学家，存在主义的主要代表，关注的不仅是人在世界上的存在本身更重要的是人之存在的自由性。曾与马丁·海德格尔（Martin Heidegger，(1889-1976)）过往甚密。
他在1949年出版的《历史的起源与目标》中说，公元前800至公元前200年之间，尤其是公元前600至前300年间,是人类文明的“轴心时代”.“轴心时代”发生的地区大概是在北纬30度上下,就是北纬25度至35度区间。这段时期是人类文明精神的重大突破时期。在轴心时代里，各个文明都出现了伟大的精神导师———古希腊有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以色列有犹太教的先知们，古印度有释迦牟尼，中国有孔子、老子……他们提出的思想原则塑造了不同的文化传统，也一直影响着人类的生活。而且更重要的是，虽然中国、印度、中东和希腊之间有千山万水的阻隔，但它们在轴心时代的文化却有很多相通的地方。
2.公元前209年7月，周文进攻关中，过函谷关，兵败。8月，武臣进军至邯郸，听说周文打了败仗自立为赵王，任命陈余为大将军，张耳为右丞相。陈胜虽然很生气，但是为了促使武臣西进攻秦，派人祝贺，张耳、陈余察觉陈胜的用意，拒绝西进用兵。九月，刘邦项梁起兵。公元前208年11月，将军田臧假托陈胜命令杀死吴广，陈胜任命田臧为上将军。田臧后与秦军交战被杀。十二月，陈胜在撒兵过程中被其车夫庄贾杀害，庄贾叛变后降秦。陈胜的失败就在于水平太低，用的都是小聪明，手下自立为王，他去祝贺，那不是鼓励下面的人一有势力就闹独立，拉山头吗？本来陈胜起义不立六国旧人为王，是好事，可以证明人人平等，普通老百姓为什么不能称王？可是，没有利用别人的号召力，自己水平又太低，失败就是不可避免的。可见成功的起义都要和秀才联合才行。
3.按汉何休怀疑《周礼》成书于战国，宋儒也多有此疑。刘歆、郑玄认为是周公所作，也有人怀疑是刘歆伪造。如清朝方苞的《周官义》及康有为《新学伪经考》都怀疑为歆伪造。
4.《春秋》为鲁史，记十二公事，曰：隐、桓、庄、闵、僖、文、宣、成、襄、昭、定、哀也，凡二百四十二年。观刘歆移书让太常博士之语，可知《左氏》为古文，而《公羊》、《谷梁》则皆今文也。（李时）“有国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前有馋而弗见，后有贼而不知。为人臣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守经事而不知其宜，遭变事而不知其权。为人君父而不通于《春秋》之义者，必蒙首恶之名。为人臣子而不通于《春秋》之义者，必陷篡杀之诛，死罪之名。其实皆以为善，为之而不知其义，被之空言而不敢辞。”（《史记·太史公自序》）
5.汉时《论语》有三种：
（一）《古论》，出于孔子壁中，凡二十一篇。（《子张篇》有二）
（二）《齐论》，乃齐人所传，较鲁论多《问王》、《知道》两篇。
（三）《鲁论》，乃鲁人所传，即今所传之篇目是也，凡二十篇。始于《学而》，终于《尧曰》。
《论语》全部最重要者：言学、言政、言仁是也。
6.中医的成就：1918年西班牙一次流感死亡2000万人，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死亡人数的一倍。中国古代也有过多次瘟疫，但根据历史记载，从未死过这么多人。2003年SARS，国际上共有8000例，死亡率为11%，中国就有7000例，死亡率为7%，与中医的贡献不无关系。
7.中医的现状：目的从业人员30多万，能开药方的不过3-4万人；西医有100多万人。
8.中医治疗讲究（中医博士刘力红语）“简便易廉”，养生讲究“饮食有节，起居有常”。
参考文献
张习礼，田珏（主编）.中国历史大事编年（第一卷）.北京：北京出版社，1987.李时.国学问题五百.北平：君中书社 1933.詹石窗.新编中国哲学史.北京：中国书店，200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