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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温党的历程 弘扬党的精神
1954年2月6日至10日，中共七届四中全会在北京举行。刘少奇受中央政治局的委托向全会作了报告。朱德、周恩来、陈云、邓小平等44人在会上发了言。会议揭露和批判了高岗和饶漱石在财经会议和组织工作会议及其前后的反党分裂活动，一致通过毛泽东建议起草的《关于增强党的团结的决议》。会后，干部和党员学习和贯彻执行这次会议的决议，大大加强了党的团结，从而保证了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实施。
1954年9月15日至28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在北京举行。毛泽东在开幕词中指出：“我们的总任务是团结全国人民，争取一切国际朋友的支援，为了建设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奋斗，为了保卫国际和平和发展人类进步事业而奋斗。”刘少奇作《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的报告》。周恩来作《政府工作报告》。大会通过了我国第一部社会主义类型的宪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大会一致选举毛泽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朱德为副主席，刘少奇为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长，宋庆龄等13人为副委员长，董必武为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张鼎丞为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大会决定任命周恩来为国务院总理。这次大会通过的宪法及其他法律，为发扬社会主义民主和建立社会主义法制奠定了初步基础。
1955年4月18至24日，周恩来率领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团出席在印度尼西亚万隆举行的有29个国家参加的亚非会议。我国代表团本着“求同存异”的方针，同其他与会国家一起，为亚非会议的成功作出了贡献。
1956年2月14日至25日，苏联共产党在莫斯科举行第二十次代表大会。大会期间，苏共中央书记赫鲁晓夫作了全盘否定斯大林的“秘密报告”。中共中央认为赫鲁晓夫全盘否定斯大林是不对的；同时认为苏共二十大在破除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揭露其错误的严重性方面，具有积极意义。因此，中共中央一方面采取维护斯大林的立场；一方面又开始以苏联的错误为鉴戒，探索中国建设社会主义的正确道路。
1956年 9月15日至27日，中国共产党在北京举行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这次大会是在我国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党面临着新的形势和任务的情况下召开的。出席大会的代表1026人，代表党员1073万人。毛泽东致《开幕词》，刘少奇作《政治报告》，周恩来作《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建设的报告》，邓小平作《关于修改党的章程的报告》，朱德、陈云、董必武等作了重要发言。大会指出：社会主义制度在我国已经基本上建立起来，我们还必须为解放台湾、为彻底完成社会主义改造、最后消灭肃削制度和继续肃清反革命残余势力而斗争。但是国内主要矛盾，已经不再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而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全国人民的主要任务是集中力量发展社会生产力，实现国家工业化，满足人民的经济文化需要。虽然还有阶级斗争，还要加强人民民主专政，但其根本任务已经是在新的生产关系下面保护和发展生产力。因此，要逐步系统地制定完备的法律，健全社会主义法制；要进一步扩大社会主义民主，大力反对官僚主义。大会坚持了既反保守又反冒进即在综合平衡中稳步前进的经济建设方针，并根据毛泽东的《论十大关系》的精神，制定了一系列重要的经济政策。大会着重提出了执政党的建设问题，强调要坚持民主集中制和集
体领导制度，反对个人崇拜，发展党内民主，加强党和群众的联系。中共八大的路线是正确的。但是，由于当时党对于全国建设社会主义的思想准备不足，八大提出的路线和许多正确意见后来没有能够在实践中坚持下去。
1956年年底，全国农村入社户占总农户的96.3%；90%以上的手工业劳动者加入合作社；私营工业人数的99%，私营商业人数的85%，实现了全行业的公私合营。我国基本上实现了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并且提前完成了第一个五年计划所规定的主要指标。在1953年到1956年，全国工业生产总值平均每年递增19.6%，农业生产总值产均每年递增4.8%。市场繁荣，物价稳定，人民生活显著改善。文化教育、科学技术和医药卫生事业都有很大的发展。
1957年9月20日至10月9日，中国共产党八届三中全会在北京举行。会议听取和讨论了邓小平关于整风运动的报告、陈云关于改进国家行政管理体制问题和农业增产问题的报告、周恩来关于劳动工资和劳保福利问题的报告，并基本通过1956年到1967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修正草案)以及其他几个有关的规定(草案)。会议着重讨论了整风运动和反右派斗争的方针政策和具体部署等问题。会议开始时，毛泽东提出，对当前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问题，仍应回到党的七届二中全会的提法。在小组讨论中，对此发生了不同意见的争论，不少人继续坚持党的八大在这个问题上的正确观点。毛泽东在大会最后的讲话中断言“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的矛盾，毫无疑问，这是当前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这样就改变了党的八大关于在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后，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的矛盾已经基本解决的估计。讲话还对党中央在1956年采取的纠正冒进倾向的正确方针提出了批评。这就开始背离了党的八大的正确路线，为“左”倾错误的进一步发展开辟了道路。
1957年12月底，我国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胜利超额完成。1957年同1952年相比，工业总产值增长了129%，农业总产值增长了25%，国民收入总额增长了53%，全国城乡居民的平均消费水平增长了23%。执行第一个五年计划所取得的伟大成就，显示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
1958年5月5日至23日，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在北京举行。大会正式通过了中共中央根据毛泽东的倡议而提出的“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及其基本点。这条总路线的出发点是要尽快地改变我国经济文化落后的状况，但是忽视了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这次会议还根据毛泽东的意见，正式改变了八大一次会议关于国内主要予盾已经转变的正确分析，认为当前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仍然是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社会主义道路同资本主义道路的矛盾，这就确认了毛泽东关于社会主义社会阶级斗争问题的“左”倾理论。会上，浙江、甘肃、安徽、云南、广西、青海、河北、广东、新疆、河南、山东等省和自治区的代表大会发言中，报告了本地区党组织在整风运动中，同党内的所谓“右派分子”、“地方主义分子”、“民族主义分子”以及“右倾机会主义分子”作斗争的经过。许多地方的重要领导干部被宣布为“右派集团”、“右倾集团”或“反党集团”。这是阶级斗争扩大化错误在党内的突出表现。会议号召全党和全国人民，认真贯彻执行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争取在15年，或者在更短的时间内，在主要工业产品产量方面赶上和超过英国。毛泽东在会上讲话，强调要破除迷信，解放思想，发扬敢想敢说敢作的创造精神。会后，在全国各条战线上，迅速掀起“大跃进”高潮。5月27日至7月22日，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举行扩大会议，讨论当前局势、国防工作和今后的建军方针。会议错误地批评了刘伯承等主持部队军事训练和军事院校工作的几位负责同志，夸大建国以来军事训练和军事院校教育工作中的某些缺点，把它说成是系统的教条主义错误，是“一条与党的军事路线相对抗的资产阶级的军事路线”，是“两个阶级的斗争在我军内部的反映”。这次错误的反教条主义的斗争，对人民解放军的正规化和现代化建设造成了不良的后果。
1958年8月17日至3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北戴河举行扩大会议，讨论1959年的国民经济计划以及当前的工业生产、农业生产、农村工作和商业工作等问题。会上确定了一批工农业生产的高指标，宣布1958年要生产钢1070万吨，即比上年钢产量翻一番。会议还讨论和通过了《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问题的决议》，决定在全国农村普遍建立人民公社。决议指出，“人民公社是建成社会主义和逐步向共产主义过渡的最好的组织形式”，并说，“共产主义在我国的实现，已经不是什么遥远将来的事情了”。会后，在全国很快形成了全民炼钢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高潮。运动中，以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和“共产风”为主要标志的“左”倾错误严重地泛滥开来。
1958年11月28日至12月10日，中共八届六中全会在武昌举行。会
议主要讨论和通过了《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决议指出：不应当无根据地宣布农村人民公社“立即实行全民所有制”，甚至“立即进入共产主义”，那样做，“将大大降低共产主义在人民心目中的标准，使共产主义伟大的理想受到歪曲和庸俗化，助长小资产阶级的平均主义倾向”。决议着重指出：在今后一个历史时期内，人民公社仍应保留按劳分配制度，人民公社的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必须有一个很大的发展。全会强调，既要有冲天的干劲，又要有科学分析的精神，并初步降低了8月北戴河会议所确定的1959年工业生产的高指标。全会还决定同意毛泽东提出的关于他不作下届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的建议。
1958年12月20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适应人民公社化的形势改进农村财政贸易管理体制的决定》。决定说：“农村财政贸易体制应当根据统一领导、分级管理的方针，实行机构下放、计划统一、财政包干的办法，也就是实行‘两放、三统、一包’的办法。”“所谓两放，就是下放人员，下放资产”。“所谓三统，就是统一政策，统一计划，统一流动资金管理”。“所谓一包，就是包财政任务”。实际上，既统不起来，也包不了，结果造成资金、物资分散，引起农村商品流通和经营管理上的严重混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