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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着淡淡的忧愁寻找失落的家园
————论莫言的《红高粱》
内容摘要：《红高粱》是最能反映莫言风格的一篇奇作。小说以一块块的感觉画面组合而成，形成一个以独特感觉为基础的“红高粱”世界。在小说里，作者以家乡的红高粱作为背景，以活生生的感觉记忆为笔锋，游犁般地描写着家乡的抗日生活画面。《红高粱》摒弃了种种思想框框的制约，抹去了单纯乐观的色调，把家乡的抗日生活重新放置在民族的自然发展和充满血腥的历史过程中去。
关键词：莫言、红高粱、高密东北乡
他以透明的“红萝卜”，璀璨的“球状闪电”，浩浩荡荡的“秋水”，洸成血海的“红高粱”，异军突起，渐成气候，营造出迫人瞩目的高密东北乡艺术世界。
时代成就了莫言，从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时代发生了伟大的历史转折，随着经济建设成为工作重心，一个空前规模思想文化建设的高潮正在袭来。文学在各种的束缚下挣脱出来，一步步地前进：从最初的伤痕文学，再到文学创作中的寻根派和现代派的产生，出现了一批又一批令人瞩目的作品，爆发了一次又一次的文艺论战，使得文学的浪潮呈现出前所未有的开放，前所未有的纷乱，前所未有的包容，创作空间的日益扩大，文学的河床日益开阔。具有积极性极具建设性目光的文学界培养了他，时代的促就和文学河床的扩大促使了莫言作品的产生。他写性爱，将其作为生命强力的最高显示，是写生命最深刻的冲动，又是对生命的自由对现实的某种反抗的。《红高粱》中的性爱是对肉体的迷恋，对蕴有生气勃勃的生命力中体验和实现自己的生命力，表现出性爱的极端的嫉妒性和排他性，表现出生命未经驯化的原始的野性。他对于生命个性的极度张扬，他的笔下的人物为了生命而背弃伦理，放纵生命，放纵情欲。他选取的人物群落是一群最英雄好汉最王八蛋，能爱能恨能杀人越货，能精忠报国的化外之民及其后裔，他们保持了生命的原性。
莫言的《红高粱》以抗日战争为背景，抗日战争作为近代史上规模最大的反侵略战争，作为中华民族从衰微走向民族复兴的历史转折点，作为反帝反封建斗争由弱到强，由局部到全国的历史转折点，唤起了全民族的灵魂激荡，使一个民族置之死地而后生。正是由于抗日战争这个特殊的背景，才产生了一批余占鳌式、戴凤莲式的英雄人物，他们是这个时代促成的，也是当时那个时代所特有的。余占鳌用马刀劈死跪地求饶的，难道不是杀人不眨眼的憎恨和冷静？他在妻子死去，儿子重病，家园焚毁，部下丧失殆尽时表现的不屈不挠的气概，难道不正是对待巨大损失、对待自己的生死，亲人的存亡，毫不动心的骄傲气概？流荡在全篇的正是一种灵魂的激荡。奶奶戴凤莲是《红高粱》中的主角之一，戴凤莲在出家的过程中，尚是一个柔弱的女子，儒雅风流的舞台人物般地丈夫形象和麻风病人的嘴脸在她眼前交替出现，不敢直面现实而产生幻想的给她以某种安慰，虽然她也怀揣着一把剪刀，做好了最坏的准备，假若她真遇上一位如意郎君，他大约也只会终生是一位或贤惠或风骚的农妇，但是，现实粉碎了她的幻梦，把她置于丑陋污秽之中。陷入绝境而不甘心毁灭的英雄气质在她的身上觉醒了，反抗非人的待遇，主宰自己的命运，最求幸福美满的精神在她的内心成长起来了。在她与余占鳌的遇合中，她“抬起一个胳膊，拦住那人的脖子，以便他抱得更轻松一些”，这还只是在被动的劫持中做出的下意识地主动反应。在经过了生与死的、爱与恨的洗礼之后，经过单家父子被杀后的“短暂迷茫和恐惧”之后，她变得泼辣强悍，加上夫家和父家对她的束缚不复存在之后，她的生命的欲望得以释放出来。她的性格的迷人之处在于她的狂，她与余占鳌“野合”时的狂放，她遇到日本鬼子时的佯狂，她与恋儿争夺余占鳌时地疯狂，她在毫不隐晦地宣称与黑眼的姘居时的轻狂。狂的表面下涌动着自由的生命之流。从一个柔弱的女子变成一位“完成了自己理解的解放”的女杰。这些莫不是当时特殊的背景所促就的。
山东历来还是战争、农民起义频发之地。经济富庶，人口密集，给人们带来的是无情的盘剥和繁重的劳役和兵役。西汉末年的赤眉军起义，隋末的瓦岗寨起义，唐末的黄巢起义，都是先从山东举起起义大旗。在没有大规模的农民起义的时候，闯关东是一条路，占山为王是一条路。在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史上，军阀、土匪、日寇、美军都曾在此留下足迹，八路军和新四军也都在这里浴血奋战过。而《红高粱》中的余占鳌就半是占山为王的草寇半是保护乡土的自发武装的首领。
莫言的家乡高密县，在山东胶州半岛，位于从济南到烟台和青岛的铁路线上。山东地处黄河下游，黄海和渤海之滨，是中华民族上较早繁荣发达的区域，古代史上的大汶口文化，大汶口就位于山东境内的京沪线上。我国古代传说中的帝王尧、舜、虞、汤都在山东生活过，山东又是孔子、墨子、孟子的故乡。山东地处贯通中国南方和北方的地理分界线上，同时作为中国古代文化的之两大源头的周文化和楚文化，在这里形成分界线，鲁西南的鲁文化是商周文化的精粹，胶东半岛的齐文化则与楚文化同源。莫言的作品之奇，想象之狂，有一部分是由于其悠久的历史根源。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儒家文化，特别是作为儒家文化的发祥地的鲁地，历史悠久的儒家思想逐渐深入到社会生活中的最基本最细微的日常生活之中，如《红高粱》中余占鳌非常之看重豆官的生育功能，看重血缘的延续，以及他的被五乱子煽动起来的铁板王之梦，都是由于儒家文化深深地根植在鲁地人们心中。与悠久的文化传统一样，传奇的斗争故事一道道渗进了莫言的心灵，还与生活中的俗文化，也影响着莫言的创作。
作为一个在那片土地上长大的、充满了农民的乡土观的年轻人，高密的黑土地是渗透进莫言的每一个毛孔之中的，中国的农民，是最看重土地的，但是莫言这一代的农民生长的环境却发生了翻天的变化，一方面传统的小农经济在合作化和人民公社化的人潮中解体，生产和分配的方式的变化，割断了农民和土地之间的衣食父母的情感，和劳动与收获之间投桃报李的对应关系，土地和劳动，不再成为他们的生活状况的决定因素，人们对土地失去了兴趣。一方面走出乡村，告别土地，过一种新的生活，也是有可能的。因此，土地失去了脉脉深情，成为了人民的桎梏，它们被束缚在土地上，苦苦的挣扎，遍布绿意的田野，仿佛是海洋，随时随地有可能吞没他们。
对于莫言和高密东北乡的乡亲们来说，余占鳌和戴凤莲那样的浪漫生涯，群雄割据，称霸一方，是他们世世代代熟悉的生活方式，由民变匪，由匪变民，亦民亦匪。山东自古来是绿林好汉杰出的地方，还有另一种生活方式，不管世事如何变幻，他们都安安顺顺地当顺民，种田纳粮，苦熬忍耐。可是到了父亲和“我”这一辈，世事变得纷乱复杂。新中国成立是空前的，新中国成立之后农村的变化也是空前的，无论是当年的穷过渡、一大二公还是商品经济、开放搞活，对于他们尽是陌生的事物，人在陌生的环境里，肯定会感到惊慌和手足无措，感到生活虽然逐渐改善，可在情感上却难以产生认同感，逐渐产生对过往的生命过程和生命体验中的恋旧、怀旧。这种情感逐渐的膨胀，会使人的心理充满着偏激的色彩，对过往的迷恋从而导致对新事物的排斥。《红高粱》中这一红高粱的物象，便是对过去在高密东北乡广袤的黑土地上曾经存在的红高粱的怀恋。面对着遥远的过去，理智却无法代替和分配情感，难以摆脱往事，心灵的天平也发生了倾斜。正由于这种怀旧，在莫言的作品中无时无地透露着这种信息，表达着对于过去的高密东北乡怀恋，但事实却是现实中的高密东北乡却不是记忆中的模样。
莫言的作品中渗透着一种悲凉之气。《红高粱》是他写得最热烈高昂的作品，在爷爷奶奶和父亲两代人的英雄史中，常常冒出来作为他们后人的“我”的失落和惆怅，在叱咤风云且风流多情的前人面前，“我”总是不由自主地感到自己渺小和可悲。莫言的作品中总要写到两代乃至三代之间的一代不如一代的感慨，在几代人之间探讨遗传变异的问题。莫言笔下的红高粱，不只是通常的景物描写，也不是简单的拟人化比喻，而是在充分的写实之中建立起来的总体象征。一方面，红高粱既是抗旱又耐涝的作物，其生命力之强，使它成为北方人民的主食之一，他并没有甘甜如怡的的味道，也没有强烈的芬芳，可是，这样一种极其普通的作物，却可以酝酿出醇香醉人，令人热血沸腾的，生命冲动的烈酒，在平凡之中蕴含着神奇的力量。一方面，红高粱与现代历史的特定时期有特定的联系，红高粱与中国农民的抗日游击战争的密不可分，成为了历史中的一份记忆，红高粱所具有的历史和自然的意义。恰与生命所具有的自然的和历史的属性相契合。
《红高粱》唤起了我们这个关于那个特定年代的时代氛围的回顾，唤起我们从别的文艺作品和历史记载中获得的红高粱的记忆。
参考文献：
1． 莫言、《红高粱家族》、人民文学出版社、2007年1月第1版
2． 张志忠、《莫言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3月第1版
3． 王恒升、《中国当代文学现象综论》、红旗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
4． 丁帆、《中国乡土小说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1月第1版
5． 张志忠、《当代长篇小说论略》、解放军文艺出版社、2000年9月第1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