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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开会的文明规则（上篇）
作者：孙涤 发表于《CIO INSIGHT》2009年6月
1991年夏，柏杨先生请我到他台北的家里餐叙，谈到中国人周而复始地犯同样的错误根由到底在哪里。柏杨先生归结为他以前痛挞过的国人的劣根性，“明明留了七、八级，却碍于面子，坚持狡辩只留了三、四级。”而我则婉转指出，劣根性可说就是人性，和基因一样，几乎很难改变，但若能得法地使用工具，人们的行为却大可以改进和重塑。
文明的整体水平状况，发展水平的先进、落后姑且不论，就人的劣根性或自利性来说，西方人实在不亚于我们，套句老话，是根性相近、习惯相远。世界文明即使在文艺复兴以来发展最辉煌的五百年间，人性也没有因为技术的突进而有根本性的改变。不过，面对自己和他人的错误，剖析权衡，能尽量不蹈同类的过失，欧美做的实在比我们高明许多。他们的历史经验，简单说，是多多应用工具、方法、规制，而不要事事追溯到道德信仰，动辄要求改造人性的根本。西方的基点，不在于“去人欲”，而强调使用具有可操作性的方法，依靠程序来规范路径，从而达到效果。在此意义上，程序正义比实质公义更能奏效。
如何有效地开会议事，如何达成并执行团体的决定的意义，前人早有体认。譬如，先行者孙中山先生在他1917年拟订的《民权初步》的自序中，就痛陈“夫议事之学，西人童而习之，至中学程度，则已成为第二天性矣……然中国人受集会之厉禁，数百年于兹，合群之天性殆失；是以集会之原则，集会之条理，集会之习惯，集会之经验，皆阕然无有。一盘散沙之民众，忽而登彼于民国主人之位，宜乎其手足无措，不知所以！所谓集会，则乌合而已！”可说是言辞恳切，期待殷甚。
我在1999年至2005年服务于中国建设银行总行，特别是在担任建行重组上市办公室的负责人，参与银行重组上市工作的两年间（2004年~2005年），痛切感受到议事规则对我国组织现代化和企业治理的重要意义。基于对实际的体察，以及从操作实践的角度，我和郑荣清合作编撰了一本《议事规则导引——公司治理的操作型基石》，2007年初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后来，我又与袁天鹏先生合译了《罗伯特议事规则》最新的第十版，是这本“议事规则原典”的第一个中文版，60余万字，由上海人民出版社于2008年初出版。说来奇怪，华语社区，无论是中国的内地、台湾、港澳，还是海外的新加坡，竟然从未曾翻译过这本人类社会的“规制基石”的巨著（1995年商务印书馆曾出版过一本王宏昌先生译的《议事规则》，依据的是1907年英国贝尔公司的简略本，仅10万字而已。）。原典的中译本问世，受到了各界的重视，一年多以来，它已经有了3种版式，并三度添印。
中国人在百余年来的现代化努力进程中，逐渐形成了发展方向上的共识，但如何落实使其富有成果，则将越来越倚重具有操作性的工具和方法，从基础来建树，从工具方法乃至行为习惯，一步一个脚印地夯实和提升。
开会是现代人沟通最主要的形式。检测主管们工作时间分配的详细记录，不难发觉，大部分时间是用在人际沟通上，其中尤以开各类会议占其最大份额。这可以说是举世皆然。年复一年，会议如果充斥着低效、闲扯、重复，人们会变得无奈、沮丧，甚至失去彼此间的信赖。流于形式而无效果的会议虽然已是许多组织的积习，看起来根深蒂固，却是应该而且可以改变的。新的开会文化能够提高效率、促进组织治理、重建诚信环境、增强规范运作、持续科学发展，它是我们大家都在期待的，应该尽早提到现代化努力的日程上来。
譬如，在我国，大型企业开会都是按成规，实质上按等级来发言，讨论却往往不了了之，无法形成有效决议，也难以据以贯彻。台上拖下来没能解决的问题，留下待台下来解决。结果随意性很大，而且无从问责。常常蜕变成由经办人揣摩上级意图，而上级的个人签字则代替着会议的集体讨论，低级的错误因此层出不穷地重复。从本质上看问题，人皆有其偏私，说是劣根性也无妨，但有了规范程序的制约，粗糙荒唐的错误就能少犯。议事规则就是这样一套规范程序，能保障少犯低级错误，不常犯重复的错误；能增进议事的效率和公正，来促进组织目标的达成。
有人或许会说，组织总是有阶层等级的，如果按议事规则，人人都有平等的议事权的话，岂不是没大没小，削弱了领导的权威吗？这种疑惑很自然，但却不是议事规则的“盲点”。我们拿军队为例，军队也许是人类社会最强调上令下达的效率的组织。以一个团来说明：团长是团的绩效的第一责任人，毫无疑问，他应该有相应权责来承担这个职责。但这和团长召开一个有规有矩的会议，畅通坦诚地沟通，群策群力地形成高质量的决定，并加以有力贯彻执行，没有任何矛盾。正相反，团长是合规的会议程序的第一受益人。当然，如果他经过充分的权衡，认为会议的决议不切实际，大可以动用他第一责任人的权限，加以“一票否定”。不过这个过程要能“透明”，能充分沟通切磋，能记录在案，以便问责和日后进行调整纠正。所以，团长无论在他的下级如在营级会议上，还是在包括他自己在内的团级会议上，都能够从严格执行议事规则而获益。以此类推，师长甚至整个军队都能从议事的规范程序得益。师长会根据达成组织目标的效率，要求并督促团长实行议事规则，而更高一级的单元也会根据同一原则要求师长这么做。
同理，我们不难明白，其他的组织，如赢利性公司的董事会和股东会议，或非赢利性学校的理事会和执事会，由于其更多元的利益、目标和见解立场，更能得益于议事规则的执行。这也是几乎所有发达国家的所有现代组织都在广泛运用议事规则的原因。综观历史，欧洲（及后起的北美）国家之所以能在文明进展中脱颖而出，组织效率是最关键的要素。工业化的技术突破之所以能够在西方扎根和兴盛，也是依存于他们的组织效率。议事规则正是人类组织之所以能够奏效的基石之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