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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女亦知亡国恨”
——读严歌苓《金陵十三钗》感
摘要：《金陵十三钗》是旅美作家严歌苓的一部中篇小说，它描写了南京大屠杀期间，一个
发生在南京城一座教堂里的故事。故事中，圣洁与堕落并存，伟大与庸俗共生，从一个独特的角度还原了一个血淋淋的历史真实。本文意在通过对小说中的女性人格作深层次解读，进一步分析在那个特殊的背景下，人性立场是怎样飘摇、升华的，在表达自己的理解的同时，还原一群真实的女人、震撼于一段真实的历史。
关键词：严歌苓《金陵十三钗》女性人性
在众多优秀的海外华文作家中，严歌苓是特别的，她那颇似张爱玲的笔法和文风，字里行间散发出来的丝丝女人味，都让人心生羡慕和崇拜。高贵，优雅，恬淡，温和，智慧，犀利，是只有经历过生活并用心品尝过生活的人才会拥有的、被岁月历练和沉淀出的气质，倾国倾城。
《金陵十三钗》是严歌苓小说中比较特别的一个中篇。小说一样是写女性，特殊的是故事发生的时间和地点。南京的一座小教堂，英格曼神父说：“孩子们，这一天是公元一九三七年十二月十三日，是你们民族最不幸的一天。”这里的“孩子们”，不仅仅是唱诗班的女孩子们，也是中华民族一代代的子孙和后来者。那些秦淮河边的女人们，在这个特殊的时空坐标中乍现出了杰出的人性光辉，同样应该被当作英雄，永载史册。
一、秦淮河边的女人们
小说的名字起得绝妙。《金陵十三钗》——这个中西结合的名字，与故事里中西结合的教堂背景相合。熟知中国文学的人都会知道《红楼梦》大观园里的“金陵十二钗”：感伤的黛玉、老练的宝钗、泼辣的熙凤„„每个小女儿身上都折射出一种独特的风韵。传承至今，“金陵十二钗”已演化为中国传统大家女子的象征，寄予了中国文人对女子的一种完美的幻想和幻象。小说化用这个名字，本身就带有浓浓的传统脂粉香。而“十三”这个数字，在西
方的圣经文化语境中是不祥的征兆，在西方很多信奉基督的国度，“十三”是不吉利的数字：楼层不设十三楼、门牌号跳过十三号、甚至每月十三日那天还要举行一些特殊的仪式。作者选择“十三”，象征了一种《圣经》精神：供奉、奠祭与救赎。在故事里南京大屠杀背景下的美国教堂，这种安排恰如其分。
小说的主角是女人，而且是两群截然不同的女人：唱诗班的女孩与妓女。在传统的观念里，一方是干净的天使，一方是肮脏的魔鬼；一方高贵，一方下贱；一方象征着圣洁与尊严，一方代表着风尘与肉体。“当这样两股截然对峙的人群被并置于战争的罅隙当中，让其共同面对墙外的血雨腥风与墙内的风雨飘摇，严歌苓以其惯有的敏感不动声色地逼视着人性的绝境演绎，挖掘着人性中不为人知的丰富内涵。”1
严歌苓笔下没有绝对下贱的女性，也许这才是真正的女人世界。小说主要人物是妓女赵玉墨和书香门第出身的少女书娟。这两个人物出身不同，性情迥异，却又有着冤家路窄的情感纠葛，剪不断、理还乱。
赵玉墨是一个败落的大户人家的女儿，被卖到青楼妓馆，她从骨子里透露出一种不甘心，心心念着重做上流社会的千金小姐。为此她苦练技艺，并学会魅惑各种各样的男人。玉墨与书娟父亲的恋情是她作为一个青春即将不再的名妓的背水一战，是她对未来的铺路石，她为此机关算尽却最终化为泡影。南京沦陷后，玉墨与姐妹们逃难至教堂，为竭力彰显自己是与众不同的、不是一个可以任人轻贱的卖笑女子，刻意与她们处处拉开距离，甚至不失“微微矫情”。赵玉墨的妓女身份和要强性格注定了这个人物的悲剧性，作者紧紧围绕这一点展现她的行为、语言和心理活动。玉墨跳“狐步舞”时的心理是这一人物内心矛盾的集中爆发。她的心理起伏引导着她的舞蹈，时而矜持，时而妖艳，而读者又随着她的舞蹈，体会着她的心情，为之动心，为之同情。玉墨一直试图与书娟修好，希望得到书娟的宽恕和尊重，却无时无刻不感到来自对方的敌视和轻蔑。书娟在道德和心理上的俯视感让她懊恼、沮丧，在书娟淡淡的蔑视和怜悯面前，她感到前所未有的绝望，“这个女孩只消看看她，就让她知道书香门第是冒充不了的，淑女是扮不出来的，贵贱是不可混淆的”。其实，从她的名字就可看出作者这样安排的用心，即使是散发着清冽书香的“墨”，也因“玉”在前而变得有些脂粉气，这似乎就象征了她的命运，无论再怎么努力、再怎么不甘心，说到底，“青楼女子”依然是一道烙印，印在她永远无法改变的宿命上，这种认识让玉墨绝望、疯狂。
书娟出身书香门第，是个传统的大家闺秀。由于父亲的感情出轨，赵玉墨的介入，使得原本和谐幸福的家庭从此纷纷扰扰。聪明的母亲及时带走了父亲，去了美国，留下女儿在国1 王卉：《历史·女性·救赎——评严歌苓的》，《世界华文文学论》，2007年3月。
内读书、躲避战乱。书娟的遭遇使她比别的女学生更有理由敌视、蔑视妓女。出于良好的教养，书娟一直在报复与否之间挣扎，她对赵玉墨的怨恨一触即发。她是那么想报复这个破坏自己生活的女人，可是自己的性格与从小接受的教育又不允许自己这么做。最后，书娟还是决定烫伤玉墨、毁掉她的美丽，却由于迟疑没有成功。作者在此写出了书娟作为一个十四岁的女孩真实的矛盾心理。此外，在玉墨面前，书娟良好的出身和教养使她看起来清纯、高贵而冷漠，这与玉墨的老练、风尘形成了鲜明的对比，玉墨为了摆脱歧视而做的所有努力在她淡淡的眼神和背影面前绝望地土崩瓦解。
书娟与玉墨是故事中对立的两方女子的代表，身上散发的是两种截然不同的气息。世俗的眼光也许会给她们染上不同的颜色，然而，悠悠十里秦淮，既养育了金陵城里的大家闺秀，也同样养育了河边的这群青楼女子，她们都是秦淮河的女儿。
二、商女亦知亡国恨
无论是早年的《扶桑》，还是今日的《金陵十三钗》，严歌苓已习惯以女性主义的眼光“发掘风尘女子游走于繁华与苍凉间的悲哀无奈，同时预感她们貌似孱弱的身躯中所蕴藉着的巨大伟力，触摸她们欢歌浪语背后令人发栗的心灵世界”。
《金陵十三钗》就塑造了这样一群活生生的青楼女子形象，在精彩的场面描写中展现了群体中一些次要人物的独特个性，写得生动传神。比如红菱、豆蔻等粗俗的言语，放肆的动作，自甘堕落的心态，以及面对国破家亡的一点点本能的伤感，都真实得让人忍不住升起阿多那多神父那样的思想感情——嫌恶的同时爱莫能助：“你们就争点气吧！”
在放浪的外表下，她们是幼小的、善良的，她们也想追求一份安全感。譬如十五岁就历尽铅华的豆蔻，她掏心挖肺地对王浦生好，只是想有那么一个要自己伺候的人，哪怕一起讨饭。对于生活，她们亦有着深深的恐惧和凛然。只是，她们从小就经历了多于常人的苦难，为了生存，过早地练就在恶劣条件下保持旺盛生命力的本领。就像每个人所想的那样，但凡有一丝活路，谁会自甘下贱为人糟蹋？因此在灾难降临南京城的时候，她们没有也不可能像唱诗班女孩那样有着黛玉般的小女儿情怀，几日后即在震耳的枪声中寻回了往日的乐子。作为女性，她们对这个世界有着更多的恐惧；作为妓女，她们对这个世界更多了一份苍凉和透彻。今朝有酒今朝醉，是她们的人生定理；只是这种狂欢，谁敢肯定不是一种掩饰——掩饰她们对这个世界的绝望、害怕和不确定？透过这些，我们分明可以看到她们在面对无法掌控的命运时的悲凉和愤懑。“人生而脆弱，因脆弱而犹能承受苦难。”妓女们的生活是对这句话的最好诠释。
商女不知亡国恨吗？不是的。当教堂为悼念死难者而鸣起大钟时，“窑姐们也围在仓库门口，仰脸听着钟声。钟声听上去十分悠扬，又十分不祥，她们不知怎样的就相互拉起了手。钟声奇特的感召力使她们恍惚觉得自己丢去了什么。失去了的不止是南京城的大街小巷，不止是她们从未涉足过的总统府。好像失去的也不止是她们最初的童贞。这份失去无可名状。她们觉得钟声别再响下去吧，一下一下把她们掏空了。”这种逼真的感情说明在自己民族如此巨大而悲怆的灾难和创伤面前，她们是有着本能的痛楚的。只是没有人教过她们，这份感情，就是爱国。她们在唱“采茶调”的时候，也会忍不住伤心地想到“草屋也好瓦屋也好，半亩水田三分菜园也好，都和江南一块没了”，这是她们的本能表达，最最朴素，又最最伤感。以及后来，她们帮牺牲的军人擦身，送他们上路；再到最后，以一种圣洁的姿态来迎接可能到来的死亡。如果可以，她们是愿意为了这个苦难深重的民族做些什么的；如果可以，她们也是想做个好人的，只是所有人，包括她们自己，都觉得自己不配。就像红菱最后说的那样：“没福气做女学生，装装样子，过过瘾”，在这自嘲中，藏了多少心酸。
在阅读《金陵十三钗》的整个过程中，我一直在反复思考一个问题：人到底有没有贵贱之分？在上帝的教义中，在我从小所受的教育里，人人生而平等，似乎是无庸置疑的。可是，人怎么可能是没有贵贱之分的呢？如果不分贵贱，为何唱诗班女孩对妓女充满了轻蔑？为何日本人如此轻贱中国人的生命？为何在灾难面前，富人可以躲入安全区甚至逃往别处，而穷人只能坐以待毙、任人宰割？为何到故事最后，妓女们代替唱诗班女孩赴那个死亡之宴时，连阿多那多神父心中都“一阵释然”？连他自己都说：“人生来是有贵贱的，女人尤其如此。如果一个国家的灾难都不能使这些女人庄重起来，她们也只能是比粪土还贱的命了。”„„
然而在故事的结尾，十三个白衣黑裙的少女，发辫上系着蝴蝶结，为了另一群比自己“高贵”的人，放弃了自己。这时我想到了舍身伺虎的佛祖，想到了割肉伺君的介子推，想到了抗战期间所有前赴后继的勇士„„没有谁的命是轻贱的、谁的命是伟大的，世上从来就没有绝对的高贵和轻贱。所谓的人格不是天定的，所谓的伟大是凡人造就的，所谓的贵贱是可以转换的。当白衣黑裙的妓女们被日本人带走的那一刻，她们身上圣洁的光辉熠熠闪亮，让人不敢直视。谁还敢说“商女不知亡国恨，隔江犹唱后庭花”？！
三、那一首亘古的婉歌
之所以用“婉”歌而不是“挽歌”，是因为我不愿意把这圣洁的歌打上悲伤的印记。故
事里数次出现唱诗班女孩们那圣洁的歌声，向人们展现一个个场景，逼真如定格的电影画面：
“一九三七年十二月中旬，占领南京的日本军队听见火光和血光声中升起的圣经诗篇，歌声清冽透明，一个个音符圆润地滴进地狱般的城市，犹如天堂的泪珠。正在纵火、挥舞屠刀、行施奸淫的侵略者散失的人性突然在此刻收拢一霎。后来他们中的一些人活到战败之后，活到了帝国光荣梦想幻灭，活到了晚年，还偶然记起这遥远的童真歌声。”
仿佛只有在一个极致的背景中，真正的人性才会苏醒，这时的丑陋与美好，便显得那样的动人心魄。如果没有这个“极致”，那大多数人的生活都会普普通通、波澜不惊地度过，人性中的许多真实就会被潜藏在很深很深的地方，无法分辨真正的高尚或低下。严歌苓笔下的女性，都是感性的可以触摸得到的，卑微又高尚，沉重又轻灵，面对丑恶和暴力，哪怕被践踏，依然有着尊严、宽恕和悲天悯人的情怀。还是譬如说玉墨，连“我的姨妈书娟”到后来都衷心地佩服玉墨在面对中佐时的那娇羞的一笑，“得多大胆量多大智谋”。
小说的思想深处，还包含着作者对于战争的思考。她借“姨妈书娟”的口来表达：
“人怎么没事就要弄出一场战事来打打呢？打不了几天人就不是人了，就退化成动物了。而动物也不吃自己的同类呀。……人的残忍真是没有极限，没有止境。天下是没有公理的，否则一群人怎么跑到别人的国家如此撒野？把别人国家的人如此欺负？”
小说大量描写了日本侵略者大肆屠杀中国无辜平民的事件。为了写这部中篇，严歌苓深深地投入到了这段残酷的历史当中，身心俱疲。她表达了自己对于这场惨绝人寰的大灾难的认知：“我们即使有过尊严遭践踏的历史，最好还是被忘却，最好我们自己也不要提醒。不提醒、忘却，似乎那段历史便不复存在。”但她仍然坚持：“让世界和我们自己了解真相是第一步。”恰如自己作品中的诸多女性，严歌苓对人性中的弱点和劣根性也持有一份悲悯和宽宥，她不忍对同胞的“麻木拿出怪罪的腔调”，只希望关注民族受难史的“这份良知与激情若有传染性就好了”。
这一首婉歌中，包括英格曼神父，尽管他将中国人看得“贱几等”，但是在面对一个古老而即将沦陷的民族，面对她穷凶极恶的侵略者，他的所作所为仍然让人感激和钦佩；这一首婉歌中，包括法比·阿多那多神父，尽管他也会冷冷地想“谁也无法救赎你们这样一个民族”，但是他竭力保护中国无辜受难者、真诚同情苦难深重的中国人民的善举，依然让后人铭记；这一首婉歌中，也包括陈乔治们，尽管他们贪小便宜，坚信“好死不如赖活着”，在国难当头之时仍不忘行乐，但毕竟善良而无辜，我们同样不忍心苛责他们；这一首婉歌中，还包括戴教官、李全有们，他们是军人，战场上浴血拼杀，尽管有着“如此窝囊的下场：乖乖的走进自己的坟穴，如此守纪律地一排排应枪声倒下”，但起码他们也曾经“红着眼呆呆
地想，对日本人那样信任，那样乖顺，是他们失败中最可耻的失败”，我们仍然要感激、尊重他们；当然，在这首婉歌中，还包括制造这所有的惨绝人寰的日本侵略者，希望无数的冤魂能让你们真正明白生命的意义，真正救赎你们的灵魂，而不是靠对含苞待放的少女病态的、血腥的、黑暗的“诗意”；以及在那场浩劫中遇难的死难者同胞，愿上帝为你们奏一曲真正的挽歌„„
合上书本，余音袅袅。
商女亦知亡国恨。
悠悠十里秦淮，养育了金陵城里的大家闺秀，也同样养育了河边的这群青楼女子，她们都是秦淮河的女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