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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七四年,毛泽东作短词《诉衷情》致周恩来,其词为:
父母忠贞为国酬,何曾怕断头?如今天下红遍,江山靠谁守?
业未就,身躯倦,鬓已秋;你我之辈,忍将夙愿,付与东流?
关于这首词学界早有定评,但近年却产生了疑问。网上有质疑文章,说《诉衷情》不是毛泽东之作,质疑种种,为解此类质疑,笔者想先谈一谈《诉衷情》创作背景,然后将质疑点逐一予以解释。
一、创作背景
一九七四年某日,周恩来与毛泽东谈及子女问题,说到高干子女在*中表现时,周恩来表示了深深的忧虑。
*,是一场空前绝后的群众运动。在这场运动中,触及最深的是“当权派”,特别是高级干部。在一片“打倒”声中,高干子女(包括一些烈士遗孤)所受的连累不言而喻。他们在战争年代受重点保护,解放后或被派往苏联留学,或在国内受高等教育,是一个特殊群体。他们根红苗壮,有文化,又蒙老一辈革命家言传身带,是革命事业接班人的首选。也许因为太过优越了,也许他们缺乏革命战争的锻炼,又缺乏群众斗争的大风雨的磨练,因而对突如其来的文化大革命表现得惊慌、失措、恐惧,当*使他们的地位从极度的高尚,跌落到自认的万丈深渊时,相当一部分人愤怒、哀怨、痛苦、悲伤、失望乃至绝望,有人甚至选择了自杀。
毛泽东于一九五七年在莫斯科会见我国留学生、实习生时说过:“世界是你们的,也是我们的,但是归根结底是你们的。你们青年人朝气蓬勃,正在兴旺时期,好像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这些留苏学生、实习生中,就有高干子女和烈士遗孤。就在这些朝气蓬勃的青年人应当“经风雨、见世面”时,他们的表现却迷茫、软弱,令毛、周等老一辈革命家失望。
不错,*初期确实有过极左倾向,这是参与和“被”参与人群的结构复杂性决定的。*一旦爆发,泥沙俱下,鱼龙混杂是一原因,“矫枉必须过正”则是另一原因。有极左倾向,并不是*的“专利”,当年王明博古路线得势时,毛泽东也被排斥过;毛泽覃白天带兵打仗,晚上遭批判、做检查;中央红军到达陕北时,发现刘志丹正受迫害,廖承志等人还在关押之中。但是,这些并没有压垮真正的革命者,反倒使革命者锻炼的更加坚强,更加成熟。这就是孟子所说的“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唯有如此,“方能动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唯有如此,才能成就天下大任。
有人说*是“浩劫”;且认可其“浩劫”。试问,没有劫难,能成就一佛、一菩萨吗?不要说无劫不成佛菩萨,就是人世间的圣人贤才、英雄豪杰那一个不是经历过劫难的?司马迁说:“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兵法修列···”其中的“拘”、“厄”、“放逐”、“失明”、“膑脚”无一不是劫难。其后的刘邦、项羽、曹操、刘备,那一个又躲过劫难了?特别是项羽,十面埋伏,孤军奋战,宁可断头,绝不屈服,如此方成就其大英雄之美名。戊戌变法是不是劫难?中国革命的先行者孙中山还不是经历过东躲西藏?共产党内有前面说过的毛泽东、刘志丹、廖承志等人,还有那些为了人民解放事业,宁可把牢底坐穿革命者,只闻被杀,不闻自杀!古巴的的卡斯特罗,曾遭美国中央情报局暗杀一百多次,大劫大难不死···相形之下,那些“红苗苗”,显得那样的苍白无力!这,就是周恩来忧心忡忡的原因,也是毛泽东复周恩来《诉衷情》词的真实背景。
二、逐条解释质疑
1.质疑文章说:“因为周总理和毛主席的父母没有参加革命,更没有参加共产党,也就谈不上„父母忠贞为国酬‟”。
我的解释是:“父母忠贞为国酬,何曾怕断头?”这是两位老人坐在一起,谈说儿女,议论下一代的语气。“父母”二字,犹如说:“咱们做父母的”;“父母忠贞为国酬,何曾怕断头”,即:“咱们父母辈的尽忠报国,何曾惜此头颅?”这么说,并没有什么不妥。所以,才有“江山靠谁守”这句忧疑之语与之对应。为什么不说“父辈”而说“父母”呢?原因很简单,那就是毛、周二人的妻子杨开慧、邓颖超都是“为国酬”的革命者,而杨开慧正是不怕断头的人民英雄。不仅杨、邓,老一辈革命家的妻子也都是“忠贞为国酬”的革命人,如康克清、蔡畅,等等等等。针对子女辈、下一代,说“父母忠贞为国酬”不正是极恰当的词句吗?这,仅仅是个普通人情的感受而已,不是什么高难问题。
2、质疑文章说:“身躯倦,鬓已秋”,“是一副老态龙钟的样子。毛主席不会写自己这样颓废,他一生乐观,勇于奋斗。”
我的解释是:1974年,毛、周二人皆身患重疾,经常卧病在床,心有余而力不足。此时此刻,不得不考虑接班人问题。然而,年轻一代的迷茫又确实教他们忧虑。“身躯倦,鬓已秋”,与“业未就”、“江山靠谁守”正相对应,也说明了两人所面对问题的紧迫性与严重性,如果身体健康,还担心什么“江山靠谁守”呢? 而且,“身躯倦,鬓已秋”并非“颓废”语言,而是当时身体状况的真实写照。当时毛泽东参与外事活动,都需他人搀扶,其缓慢、迂迟之状,用“身躯倦,鬓已秋”来形容,已经是诗化语言,不应再苛求了。不错,毛泽东确实“一生乐观,勇于奋斗”,但这与面对现实的严肃思考、应对和感慨并不矛盾。毛泽东说帝国主义是“纸老虎”,同时又说是“真老虎。”说“纸老虎”,是“乐观”,是“勇于奋斗”;说“真老虎”则是面对现实。毛泽东当时面对的现实是:虽然“天下红遍”,但老一辈实实在在干不动了,而接班人又处于青黄不接的状态。自1921年建党以来,多少革命家呕心沥血,多少烈士浴血疆场?怎忍心社会主义江山变色,老一辈夙愿付与东流?
3.质疑文章认为:“业未就”一句,“一般常识是指无产阶级革命事业还未取得彻底的胜利。有人说是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还没有走完,事业还未彻底成功。”“如果从这层意思来讲,毛主席不会这样表达,不符合他的性格气质。” 我的解释是:首先,“业未就”不是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还没有走完”,因为《诉衷情》已明白地说“如今天下红遍”;也不单指“无产阶级革命事业”,就是说,不仅仅指“革命”;“业未就”,同时还指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毛泽东早在1964年便提出:“我们不能走世界各国技术发展的老路,跟在别人后面一步一步地爬行。我们必须打破常规,尽量采用先进技术,在一个不太长的历史时期内,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社会主义的现代化的强国。”这段话中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一语,包含了“社会主义”与“现代化强国”两个方面。就是说,既有革命,又有建设,缺一不可。
社会主义生产的目的,如斯大林所说,是“为了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与文化需要。”如果社会主义终究是“革命”而没有经济建设,如果社会主义不是为了国家强盛、人民幸福,这个社会主义注定是不会长久的。因此,“穷”不应该是社会主义的特征。实际上,毛泽东提出“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社会主义的现代化的强国”正是要摆脱“穷”,摆脱“一穷二白”。从1949年到1974年,经过不到三十年的奋斗,中国便已具备了完整的工业体系,有了自己的核弹和人造卫星,国家既无内债,又无外债。这是一个极为了不起的成就,因为是在战争废墟上建设起来的。虽然如此,中国距离“现代化强国”还很遥远,人民群众的生活还很艰苦。这是因为,那时的经济积累大部分用于了重工业、核工业与航天工业。另外,当时国际上冷战正酣,中国还面临战争威胁,不得不“备战备荒。”这些,就是“业未就”的历史背景。因此,“业未就”之“业”,应当理解为“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的大业”,理解为“国家强盛,人民幸福。”这,就是毛泽东与周恩来等老一辈革命家的“夙愿”。
4.质疑文章认为:“忍将夙愿,付与东流?”“对于文化大革命的继续,和接班人的问题,这两件大事都未见毛主席诗词笔端,找不到一点蛛丝马迹。”
我的解释是: 这个问题,无需多言。诗歌是激情的抒发,即使是全职诗人,也不会开口闭口都是诗歌。再说,毛泽东也不是个天天写诗、事事写诗的人。如果那样,毛泽东的诗词会有上万首。因此,“对于文化大革命的继续,和接班人的问题,这两件大事都未见毛主席诗词笔端,找不到一点蛛丝马迹”,并不奇怪。
5.质疑文章认为“怕断头”三字是他人成句,毛泽东不会借用。质疑文章说:“怕断头”三字早见于“满天风雪满天愁,革命何须怕断头。留得子胥豪气在,三年归报楚王仇。”是革命烈士杨超的一首七绝。常见于五、六十年代的语文课本里面的一篇课文,和共和国同龄人比较清楚了解这回事。这种政治情操情感,为解放前后三年出生的人所接受的正统教育,而且根深蒂固。“何须怕断头”同“何曾怕断头”只一字之差,解放前后三年出生的人要写诗就很自然的会借用。阅历所使然也。”
我的解释是:怎知毛泽东不借用他人成句?他的《七律·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中“天若有情天亦老”,不正是借用了唐朝诗人李贺的《金铜仙人辞汉歌》吗?再说,借他人成句或化他人成句为己用,这在古今诗坛也并非奇事。
6.质疑文章说:“在有关毛主席所有的回忆录中,都没见过„你我之辈‟这四个字。一般来说„你我之辈‟贬义的成份多,多半都是用在逆境谈话中。”
我的解释是:首先申明,“你我之辈”属中性语,绝无贬义,无论逆境、顺境都可以用,这无须多论。另外,“在有关毛主席所有回忆录中,都没见过„你我之辈‟这四个字,”并不能否定使用了“你我之辈”的《诉衷情》。请查一查,毛泽东所有的回忆录中是否包容了其诗词里的全部词句?即使其回忆录中全部包容了,也不能就此而否定《诉衷情》为毛泽东手创。因为环境在变,人在变,人的语言也会跟着变。昨天没说过的话,今天不妨说;小时候没说过的话,长大了也许会说。陆游晚年所说的“家祭勿忘告乃翁”,中年一般不会说。此乃常理,不难理解。
7.质疑文章认为:“如今天下”四字很俗是一句平常的口头语,毛主席是写诗词的大家,不可能这样写进诗词里,犯这种诗词的低级写作错误。红遍、江山二词毛主席写过,“万山红遍,层林尽染”是何等的气派壮观。“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粪土当年万户侯”是何等的气宇轩昂。再看“江山如此多娇,引无数英雄竞折腰”多么寓意含蓄,富有诗意。“靠谁守”三字更是生硬直白无一点诗意。我们看毛主席是怎样表达“靠谁”二字的意境,“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写出了一种神的意境。”
我的解释是:不错,毛泽东诗词的基本特色是大气磅薄,特别是他的两首《沁园春》,可以说是集雄浑、刚健、豪放、绮丽、飘逸于一体的佳作。不过,一个伟大的诗人绝不会拘于一格,他会尝试各种风格的作品,如《卜算子·咏梅》以清丽见长,而《如梦令·元旦》则以实境与疏野(真率)名世。《如梦令·元旦》中“宁化清流归化,路隘林深苔滑”这两句,听起来是不是也有些“俗”有些“生硬直白”呢?不仅毛泽东诗词,大诗人苏轼,也是既有《大江东去词》的刚健、豪放,也有悼亡诗《江城子》的凄婉缠绵,还有“人皆养子望聪明,我被聪明误一生。惟愿孩儿愚且鲁,无灾无难到公卿”之类的“疏野”,或者说是“俗”、“生硬直白”风格的作品。毛泽东的《诉衷情》,可以用实境、疏野、悲慨来归纳之。他早年创作的《五古》,“天井四四方,周围是高墙。清清见卵石,小鱼囿中央。只喝井里水,永远长不长”是否应当归于“俗”一类呢?是否可以因为其“俗”,而一并将《五古》也否决了呢?
毛泽东的诗词,尽管大气磅礴,风格多样,但贯穿终始的则是真性情。毛泽东从来不“为作诗而作诗”,他的诗作从来都是有感而发。1925年,面对工农革命风起云涌与反动势力的疯狂反扑的错综复杂形势,他的《沁园春·长沙》中便有“怅寥廓,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的感慨,因为枪杆子没有掌握在党和人民手里。两年后,蒋介石便发动了“四.一二”反革命政变。而1936年的《沁园春.雪》则是“欲与天公试比高”、“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的豪气喷发。因为此时人民军队和解放区日益壮大,自然今非昔比。此时面对祖国大好河山,岂能不为之动容,不为之心境大开?如果说“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尚有某种不确定性的话,那么“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便得出了明确的结论:人民,只有人民,才是苍茫大地的主宰!两首《沁园春》,两种情绪,但都是有感而发,都是真性情的流露。六十年代初期,外有“帝国主义”反华大合唱、苏联赫鲁晓夫集团的经济、科技封锁与政治施压,内有革命队伍中一些人的悲观与动摇。毛泽东对此创作了一系列“反帝反修”和激励党、激励人民的诗词。如1961年9月的《为李进同志题所摄庐山仙人洞照》:“暮色苍茫看劲松,乱云飞渡仍从容。天生一个仙人洞,无限风光在险峰”,其中有对敌人的藐视,对同志的激励和对革命事业必胜的信心,其豪迈气概,溢于言表。1962年的《七律·冬云》和1963年的《满江红·和郭沫若同志》则直把“休正主义分子”叫作“苍蝇”,而1965年的《念奴娇·鸟儿问答》则指斥他们“不须放屁!”这些,完完全全是不加掩饰的真性情的流露,既真又“直白”。能否因为“直白”与使用了“苍蝇”、“放屁”这类俗字,就否定不是毛泽东手创呢?话说到这里,再来重温《诉衷情》,就会明白,毛泽东之所以说“业未就,身躯倦,鬓已秋”,说“江山靠谁守”,是针对他与周恩来的身体状况和接班人青黄不接的严峻局面而生发的,正是毛泽东真性情的自然流露。惟其如此,《诉衷情》一词才会打动人心,发人深省。8.基于以上论据,我的结论是:收在毛泽东诗词中的《诉衷情》,百分之百是毛泽东一人之大作,并无他人参与。
毛泽东的一生,是为人民求解放的一生,是为人民服务的一生。他老人家一生的夙愿就是社会主义的国家强盛,人民幸福,人人平等,使中国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从古到今,国家强盛易,人民幸福难,而人人平等更难。他在晚年最在心的就是“江山靠谁守”这一问题。这也正是《诉衷情》一词的中心思想。相信每一个信仰毛泽东,热爱毛泽东的人,读其“业未就,身躯倦,鬓已秋”,皆会热泪盈眶;而读其“忍将夙愿,付与东流”时,不能不一唱三叹,扼腕唏嘘!
巍巍乎!毛泽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