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回忆》(一)读书报告由刀豆文库小编整理，希望给你工作、学习、生活带来方便，猜你可能喜欢“人生一书读书报告”。
《我的回忆》
（一）读书报告
政治学与行政学专业--蒋蜀杰
学号s31314010 号码***
对于我来说张国焘的《我的回忆》这本书是我第一次真正意义上在阅读历史，我想这句话毫不夸张。原本打算三本厚厚的整套书籍只写一篇读书报告或者读书体会，但阅读的过程中委实有太多收获、感叹、甚至是疑问。这时，就已经不是区区几千字可以道得清的了。于是，我每一本都写一篇读书体会。这只是第一本的读书体会。------------前言
《我的回忆》
（一）张国焘自述了在*年代自己的成长经历、学习经历到之后创建共产党的诸多经历，其诉述平铺直叙，言语毫不修饰，更具说服力和真实性，其中更不乏令人深思的言语和令人大感意外事实真相。
想来张国焘家中毕竟富裕，尚有能力供给家中诸多子弟上学。诚如老师所讲，中国早期革命主力是地主阶级知识分子，张国焘的家境有能力将张国焘送入萍乡小学到中学，最终报考上北京大学接受先进思想文化熏陶，甚至成为中国共产党创始人之一。这些成就与其家庭背景成长经历都密不可分。
书的开篇即讲到洪江会的造反，似乎原本造反是很可怕的事情，然事实上的洪兴会造反却充满了悲戚和无奈。洪江会仅仅只是一个当地的黑帮性质的组织团伙罢了，造反的主要成员却是平日苦哈哈的农民百姓，在某些野心家的煽动下，在日益腐朽残暴的清政府压迫下，正好又赶上是荒年，民不聊生，于是就盲目的造反开来，连武器都参杂不齐。书中如是描写：---“大队农民队伍，穿着形形色色的短衫裤，正有大陆上成单行的稀稀疏疏的走过。他们手上拿着长枪、鸟枪、锄头、大刀、马刀、木棍。锅盖等等武器，却看不到旗帜，也没什么叫喊”。兴许那些农民根本就知道什么是造反，或者说造反的后果，但如果不造反，难免一死，荒年和苛捐杂税只会更使得饥饿、贫穷、最后仍然是死亡。当讲到官兵的进剿情节，我更多的是愤懑与无奈还有就是了然，了然清政府怎会在辛亥革命风潮下瞬间轰然倒塌。朝廷官兵进剿对百姓的危害比所谓造反甚至更严重，而百姓也当官兵是更大的祸害。换句话说，洪江会更大程度上不是造反，而是一种抗议，一种自我保护的群体性组织反抗行为，是下层受剥削农民的最后嘶吼。
随后，张国焘讲到自己在萍乡小学的学习经历。萍乡小学原本只是旧思想旧宿儒的培养基地，然新思想不可避免的传入才是真正意义上的改变，从教育开始改变。仅仅是小学便接触到真正意义上的先进文化、先进思想，孩子们都“不仅有孔夫子，也有拿破仑、华盛顿、牛顿、瓦特和卢梭等等”，中西文化的交汇碰撞在小学便有迹可寻，这是哪能可贵的。这让我不免想到现代我们的小学教育，现在的小学教育仅仅是背诵、抄写、计算，沉重的课本学习便压得孩子们喘不过气来，何谈接触思想？文化？他们除了课本，很少了解到谁是拿破仑、华盛顿、卢梭。令人意外的又是不知道是现在的小学教育还是日益爆炸的信息时代使得孩子们过于早熟，超越心智年龄的成熟。曾做过一个简短的小调查，问过很多位有弟弟妹妹的同学，他们的弟弟妹妹大多都在就读小学，但是那些孩子们基本不会唱儿歌，唱的都是《爱情买卖》《男人就是累》《老鼠爱大米》等网络通俗歌曲，一旦询问一些课外知识便一问三不知，更何谈些许有思想内涵的文化书籍。而张国焘幼时那个年代已经学会辨别是非、什么是亡国、什么是救国，这是什么样的差距？更毋谈中学教育甚至大学教育。我们的国家解放了半个多世纪，距离张国焘那个年代更是近百年，但我们的小学教育、高中教育、甚至大学教育，成了什么样子？到底是我们进步了？还是退步了呢？这不得不发人深思。
当张国焘进入北大，那时蔡元培已经就职北大校长，在这位真正教育家思想家的带领下，北大焕然一新，成为了当时中国大学里思想最多元的中心之一。这对北大成为新文化运动主要阵地直至后来北大学生成为“五四运动”学生主力至关重要。学生总是容易接触和接受先进的思想文化，但同时也是最激进的，张国焘在五四运动中扮演的角色是组织者策划者也是执行者，最活跃份子之一。
张国焘和孙中山第一次的会晤情节，让我记忆犹新。孙中山终究还是看不起学生运动的，或者说没有意识到学生运动的力量，在他看来五四运动的先锋学生队伍只是一味示威、游行、宣传、演讲毫无真正意义上的革命，也仅仅是“五百条枪”的力量罢了！这又与中山先生未曾重视新文化运动一个道理。中山先生一生革命，只重视上层社会的革命，或者说也是另一种意义上的改革，正如李敖《孙中山先生研究》一书中讲到孙中山曾说过“我们的革命，也是一种改革，与改革无本质差别”。孙中山先生最后革命尚不成功，甚至一生最伟大功绩辛亥革命也不算成功，这与中山先生不重视思想文化革命密切相关，也与他未曾真正认识到人民群众的力量或者说如同旧封建官僚、西方资产阶级一样不敢发动群众有重要关系。早期中国共产党亦然如此，在建党初期动员了工人、甚至妇女但是没有农民，似乎认为农民距离革命太遥远。而那时候，似乎只有毛泽东在湖南动员农民。中山先生在护国运动之后重新组建国民党，要求党员按手印、发誓效忠孙中山先生本人，这固然与当时需要集权需要有力的领导力度的现实需要密切相关，但这也与中山先生本身倾向于军阀主义作风有一定关系。中山先生的革命一生，都未曾动员下层民众除了在国共合作前期积极配合支持共产党的工人运动之外，甚少发动人民群众进行革命，这或许也是先生革命难以成功的关键因素吧！我个人认为国民党内部在孙中山先生去世以后的混乱党派林立，所谓蒋汪之争、西山会议、党内左右派等等都与国民党本身内部过分强调集权而不成反乱己有一定关系。
中国共产党的建立与俄国十月革命浪潮的冲击密不可分，在思想混乱的五四时期，无政府主义者、社会主义者、改良主义者、西方资本主义者、民族主义者，一个成功的社会主义革命对迷茫中的中国意义十分重大，于是一大片学生知识分子转而学习研究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更多人逐渐信仰马克思主义，坚信一定会带给中国曙光，我不知道这算不算一种病急乱投医，只是刚好这个“医生”医术还不错罢了！正如黄文志老师课堂所讲到早期中国共产党成员基本对马克思主义只是似懂非懂，谈不上所谓马克思主义者，只是一种坚信一种信念使得大批知识份子投入马克思主义怀抱！加上新成立的苏联苏维埃政权的《对华宣言》深深振奋了国民心理，使得国民对苏联大有好感，更容易接受俄国同情俄国到最后的以俄为师！张国焘在书中也讲到当时建党期间包括自己都是对马克思主义理解不够，也在张国焘代表在中国参加远东劳苦人民大会时的经历有所体现，那是的中国共产运动所谓马克思主义思想文化远远未达到建党的思想要求。所以，1921年7月共产党的建立是草创也不为过，甚至中央创始人“也弄不清楚无产阶级革命与民族独立革命、民主革命之间的微妙关系。建党过程中国际共产主义在其中扮演的角色至关重要。中国近代史上的革命运动，如太平天国革命、辛亥革命等等，都是受到西方资本主义思想影响，但主要仍是根源于中国内部的需要。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发展也是一样，只是它收到国际共产主义的影响更为密切。正因为如此密切联系，陈独秀、李汉俊在后来对马林的态度方面十分生硬，生硬拒绝马林要求阅览第一次代表大会相关文件和策划，即使提出经济援助二人也表示愿意接受经济援助但仍未表示接受国际共产的领导，也正是因为担心中国革命会成为苏俄革命共产革命的附庸。其中书中写到马林派张太雷到日本事件和李汉俊李达陈独秀的矛盾激化，甚至陈独秀想苏联共产国际提出撤退马林，这固然与马林的个人性格和态度有必然关系，其中也与中共领导人担心中国共产运动成为苏俄共产国际的“小弟”也有必然关系。而事实证明，这是有一定先见之明的！
张国焘代表中国参加远东劳苦人民大会，一路见闻到了莫斯科受到了列宁的接见，这对于中国代表最大的收获便是真正意义上确定了国共合作的基本论调，和中国共产党明确了反帝国主义的纲领，要知道那是中共包括陈独秀甚至全国大多数都不知道何谓“帝国主义”。将中国革命的中心在反对本国军阀割据转移到反对帝国主义。这是意义非凡的，这从根本意义上转变了中国革命方向和革命态度。中共也由共产主义研究性质的团体进入政治活动的性质。但是在一路上苏俄境内的破败贫穷荒芜情景又似乎与十月革命的伟大成功荣耀不相匹配。于是张国焘这么写道“似乎除了俄国的十月革命是胜利了以外，也确实没有值得夸耀的。”是不是社会主义最终即使胜利，除了胜利本身之外，便没了任何值得夸耀之处？正如中国社会主义革命成功之后的五六十年代，不是一样全国一片荒芜、破败、贫穷、饥饿？？这不得不让我们值得思考！
暴力必然和军队联系在一起，拥有军队多了，占据一块地盘便成了军阀。而军阀在19世纪初期混乱的中国是*的主要因素但也是和平的主要因素。当彼此军力相当，便和平相处，有了一段难得的平和时期。孙中山的嫡系陈炳明坐拥广东，北有张作霖，又有吴佩孚，孙传芳，北京在段祺瑞去世后也由其嫡系掌控，整个中国四分五裂。其中吴佩孚、陈炳明支持新文化运动，陈炳明甚至曾邀请陈独秀到广东就职教育司长，想来如果最终成行，在广东也许又是新文化运动又一阵地，甚至后来的共党发展也更为迅速。
中国共产党只从建立之后，高中学习的课本意义是：中国革命面貌焕然一新。但此时的我却不这么认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充其量在当时只是新生力量的产生、还是十分弱小，中共一大才13代表五六十个党员，而中共二大居然才几个代表出席且只有几百党员，实话说来这点力量在当时的孙中山先生的国民党甚至张作霖吴佩孚等军阀看来也不过尔尔。怪不得即使共产国际的介入下推动国共合作，孙中山先生也断不肯两党合作处于平行地位，只允许共产党员一个人身份进入国民党。
中国共产党在草创时期，早期知识份子当然是主体，然而旧地主大官僚也同样参与其中，例如在各地发动共产小组时候，曾任浙江省参议会议长的大地主沈定一尤为积极，自动大减佃户的租额，加上主办激进的《浙江潮》的施存统和俞秀松。这都是旧官僚旧地主，可以想象中共的建立并不完全是所谓信仰共产主义者建立的，仍然借助了多方面力量。但最终仍严厉打击迫害这些有旧地主官僚背景的功臣，这让我委实不解疑惑。这只是历史的开端，但谁又能说得清后来那些读来更让人毛骨悚然的事件呢？陈独秀作为中共产妇，后来被他的莫斯科同志们和他的门徒学生们当做共产主义的罪人，甚至斥之为“托匪”、“汉奸”和“日本间谍”，而老持成重积极支持共产主义运动的蔡元培先生也最后在1927年转到反共的立场上去，而张国焘自己到最后居然也成为了共产党叛党的最高领袖级别人物！这期间到底经历了什么？有什么样的历史真相呢？终究不得而知，而我们现在只能以浅薄的历史认识和所知的微薄历史真相更多是假相来猜测，再这期间中国共产党已经变质，不再是一群真正的理想主义者一起建设党国救国救民，更多的成为了一个纯粹意义上的追求夺取政权，甚至不惜一些手段夺取政权的政党组织。也许这是中共必然成长过程，但是，这毕竟不是容忍不了一群充满理想主义的知识分子，总是会抛弃！即使是功臣元老，只要利于中共所谓夺取政权的大业，杀伐果断是必然。于是让更多元老们寒了心。至于更多我们所不知到的或打压或迫害？我们不得而知，历史也不知道。《我的回忆》中张国焘也在自问自答，为什么会有这么离奇的发展呢?“总的来说，少数人所发动的武装暴动、暴力革命、建立这种那种的革命政权、实行专政的统治，必然会抛弃初期的理想主义、人道主义精神和道义，代之以权利观念、计谋恐怖和残忍等等。共产主义运动与无产阶级专政骨肉相连，因之，独裁的丑恶现实必然会泯灭了共产主义美丽理想。”这个自问自答，会让我疑惑：谁是那个少数人呢？谁是那个独裁者呢？这个问题，已经超越某些人觉得当代大学生不应该有的想法。于是我便掐断了此点念想。
其中我们可以在《我的回忆》里面有这么一个情节，周佛海在陈独秀未南下上海之时曾代理中央书记，但他与杨家小姐的爱恋成了党内大事。周佛海本有妻室，但是包办婚礼本人拒不承认，在外另有心仪所爱，甚至结了婚。在那个风气刚开花的年代这样的事很正常的，张国焘也成为此时的调停者见证者之一。这原本只是小事，但因为杨家小姐是富裕之家资产阶级。党内对周佛海有诸多异议，太过严厉干涉，认为富裕的生活方式不适于党内建设，不利于树立正确的革命思想等等理由包括张国焘也对此事不赞同表示异议。其实无论什么理由都掩饰不了一个党组织对党员个人生活问题的强加干涉，这是一种人权隐私干涉侵犯。这时的党内多度干涉导致诸多问题最后导致更多大的问题已经初现端倪。这件事导致的最终的结果是周佛海到日本便再也未曾同中共联系。一个组织特别是政党，对党关系和个人关系必然要有一个严清晰格的划分，绝对不能混为一谈！
读完整本书，我突然有这么一个疑问，苏俄到底在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甚至到中国共产党夺取政权这其中扮演了什么角色？近百年来中国与苏俄一时师友一时仇敌，其中必然的利益链条在哪里？如若俄国十月革命未曾成功仍然是资产阶级政权，那么中国是否还能走上社会主义革命道路？甚至是否中国共产党都不会发展壮大？而且最大的疑问是：在19世纪早期，中国国民党力量发展迅速，组织成分社会各界及都有，并不是纯碎的资产阶级，但是中国共产党是如何确定国民党是不能完成民族革命和民主革命的呢？如果仅仅是未明确提出反帝国主义，这明显是不足够的理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