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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博士日记篇1：一位博士的返乡日记
【转载】《一位博士生的返乡笔记：近年情更怯，春节回家看什么》“有故乡的人回到故乡，没有故乡的人走向远方。”我很庆幸我有故乡，可以随时回去，尤其可以回家乡过年。因为我的根在那里，我的亲人在那里，我的生活经验和记忆在那里。我的家乡在湖北的大别山区，L县。我导师王晓明教授在2004年写过一篇著名的文章《L县见闻》，写的就是这个地方。王老师以我家乡为对象，揭示了当时农村的破产状况，人的精神的颓败，以及乡村文明的没落。我家所在的那个村子，是一个东西两座大山夹住的狭长谷地。一个村子由十来个“塆子”组成，一个塆子有几十户人家，我家那里叫王家塆。直到现在，我每到一个地方，凡是碰见两山相夹或两排高大的建筑物相夹，我的第一意识就是，这两座山或两排建筑物，一个在东，一个在西，所以我在外面经常迷路，尤其在城市里。上海7号线有两个靠得比较近的站：“长寿路”和“常熟路”。我好几次下错站，以致现在每到这两个站就紧张，怕弄错了。为什么呢？因为在我家乡的方言里，“长寿”和“常熟”是完全一样的读法。人要靠语言来思维，这个事情让我意识到：对有家乡的人来说，是用方言来思维的。
我有一个初中同学群，群里90%的同学只读到初中就出去打工。经过十七八年的积累，很多同学在城市里有房有车，有的还有了自己的事业。平时在群里，他们交流的最多的是工作问题，车子问题等，言谈中总少不了炫耀。
但有一次，有个同学忽然在群里说，他已经三年没回家过年了，另一个同学紧跟着说，他五年没回家了，接着很多人说起回家的情况。有一个说：不管怎么样，今年过年一定要回一次家！另一个说：如果能在家乡找一个两千块钱的工作，就回去算了。还有一个说：能找个一千块的工作，我这边什么都不要，也愿意回家。
我有一个从小学到初中的同学，已经十年没有回家。有一天他在qq里突然对我说，我的父母是很好的人，因为小学四年级的时候他去我家玩，我爸妈用腊肉下面给他吃。这都是陈芝麻烂谷子的小事，他还记得，其实我知道，这是因为他太想家了。
上海大学文化研究系有位老师主持来沪青年工人的社会调查，最近在访谈工人。有一个打工者说：我真希望邓小平没有搞改革开放，我也愿意日子苦些，因为这样我就可以每天跟父母和孩子在一起。
回家过年，其实是没有道理可讲的一件事。套用贾平凹的话来说：家乡对我们的影响，就像乌鸡的乌，那是乌到了骨头里面。
回家的交通
十多年前我上本科的时候，从大西北到武汉，坐的是那种编码没有字母只有四个数字的绿皮火车，22小时，通常要晚点两三个小时。西北往武汉的路线，不是人流最多的，但春运那个挤啊，大大超出了今天90后的想象。好在那个时候，学生一般都可以提前集体订票，买得到座位。而站着回家的，几乎全都是农民工。每次上车的时候，无论有票的还是没票的，都一窝蜂往车上挤。
我对过年回家的第一印象就是：我背着一个包，提着一个包，与同学一起，从第一节车厢狂奔到第十几节车厢，然后被后面的人推着挤上了车。上车后一分钟，车就开动了。我记得火车广播里号召大家发扬风格，让站着的乘客挤一挤。大家真的很友好，四个人的坐位，挤了五六个。火车过道里人贴着人，想蹲下来都没有办法，连厕所里也挤着好几个人。男乘客还可以想办法，可苦了女乘客。记得有一次我身边坐着一个在西安读书的大学生，他要小便，就脱下外套让我给他挡住身体，想把尿撒在矿泉瓶里，但他很紧张，用了十几分钟才勉强撒出来。我还记得有一次身旁坐着一个从西北打工回家的河南妇女，尽管有位子，但她实在太困，太想睡觉了，就把位子让给别人坐，自己钻到座位底下睡觉去了。
应该要肯定，我们国家这十年间的铁路建设取得了巨大成就，铁路线路的增加，尤其是动车和高铁的开通，极大缓解了交通压力。火车站、火车上，起码不会像过去那么拥挤了。过年回家那种路途的遥远、时间的漫长、竞争的激烈、拥塞以及不安全感，让我对“男儿有志在四方”的观念产生了极大厌倦。所以，本科毕业时，我找工作坚决要回到湖北。后来我就在家乡隔壁的县城一中当老师。自2004年到2011年来上海读研之前，我再也没有遭受春节回家难的痛苦。尽管从隔壁县回家的汽车在过年时依然被塞得满满的，但毕竟只有两个多小时，实在挤不下，还可以花两百多块钱请出租。我在上海读研的这几年，其实也没有遭受回家难的痛苦，因为上海到武汉的高铁和动车很多，普通车也有几趟，买票很方便。今天各位出行，如果坐火车，不是高铁就是动车吧？但是，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想过：那种速度慢、见站停的普通列车是否还有存在的必要？
大家有没有想过：到底是谁在乘坐普通列车？
我想大家肯定一下子就能给出答案：除非没有其他更好的交通工具，学生不会坐，城市人不会坐，主要是那些底层的老百姓，比如农民、农民工在坐。
去年暑假和寒假回家，我特意选择坐慢车，16个多小时的硬座。就是要看看是哪些人在坐慢车，看看慢车上还是不是过去那个样子。的确，主要是农民、农民工在坐慢车。对农民工来说，选择坐慢车，比动车起码节约一半的钱，比高铁节约三分之二以上的钱。从深圳到武汉，高铁一等座要八百多，二等座五百多，但慢车硬座不到两百。尤其对于全家在外打工的人，从深圳到武汉，可能要节约一千多元，这对农民家庭来说不是小数目。
不过，慢车也没有过去那么挤了，因为农民工虽多，但很多都被动车和高铁分流了——既有主动的分流，也有被动的分流，因为价格便宜的慢车越来越少了。
大家可以注意到，今年12306网站通告的春运期间的加班车，三分之二以上的是非动车高铁。这个安排还是挺人性的，因为说到底，加班车就是为了农民工而加，低价位的车符
合他们的需求。
而且，你会发现，普通火车与动车的氛围完全不同。
在动车上，相对比较安静，大家不是玩电子产品就是睡觉，相互间很少交流，；但是，在普通火车上，熟悉的、不熟悉的，都在热烈地交流，还有打牌、吃东西的，做什么的都有，也有用劣质手机放歌曲的，大家都不担心打扰到别人，也没有人认为别人的做法对自己是一种干扰。慢车上的风格是粗犷的，是人间生活的那种氛围。
对比动车高铁与普通火车，很容易就能发现这里的阶层差别、生活方式的差别。而且你还能感觉到，底层人的心理，比我们想象的要乐观得多，健康得多。底层的状况虽然普遍很糟糕，但大家还是很听话地活着，这里面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他们如果在外面活不下去，还有家园可以退守。
开私家车回家过年，在青年打工者中越来越普遍。我待会进一步讲这个事情，因为它的意义大大超出了交通工具本身。
骑摩托车回家的情况，大家可能在新闻里看到了。每年春节，总有摩托大军回家过年。我的一个表哥，每到过年时就让他的儿子坐汽车回家，而自己骑摩托车带老婆回家，路上要两天一夜。另一个表哥也是骑摩托带老婆回家，有一年在途中撞了人，不知是真撞还是被讹诈了，反正被人家扣了一天多，赔了一万多块才放人，半年的收入就这样没有了。人与人之间联系的失落
我觉得，当前农村的亲情关系，很大程度上是靠老一辈建立的关系维系着。在老一辈那里，这种关系处在一种相对稳定的时空里，但对年轻一代来说，大家的关系早已被现实割裂了。比如，我和我的众多表哥，小时候一起上山捉鸟，下河摸鱼，关系好得不得了，但这一二十年来，他们一直在外打工，我一直在外读书和工作，一年最多在过年时见一次，平均下来每年还没有一次，因为他们不是年年都回家。拜年的时候，大家也不再像过去那样，在亲
戚家吃饭喝酒聊天，甚至留宿一晚，现在大家都骑着摩托车拜年，去亲戚家匆匆走一遭，放下东西，客套几句，就要离开了。平时的生活啊情感啊什么的，都没有来得及交流。大家拜年，不再是为了亲戚间互相走动，馈赠礼物，交流感情，而只是为了完成传统和长辈交代的一项任务。
悲哀的是：如果老一辈
都不在世了，新一辈的联系也就慢慢断了。
更让人悲哀的是：农村的日常生活充满着深刻的悲剧。自打工潮于九十年代兴起以来，很多农村人一直在外打工，二十多年来与父母团聚的时间，平均到每一年可能就十来天。很多农村老人倒毙在田间地头，病死在床上，儿女都不在身边。没有来得及为父母养老送终，成为许多人终身的悔恨。
每次回家，看到我身边的老人摇摇欲坠的样子，我就觉得心里难受得很。
如果一个人为了生存，连爱父母爱子女的机会都被剥夺了，你怎么可能指望他去爱别人，爱社会，爱自然？你怎么可能指望他能用超出金钱的标准来衡量别人的价值？所以我想说：现代生活是一种让人心肠变硬的生活。
在农村，还有什么可以将农民动员起来？
自从2006年免收农业税之后，中国农村的基层组织主要起着上传下达的作用，不再与农民的根本利益发生关系，也不再能将农民组织起来，农民处于“个人自治”的状态。
(1)春节的力量。亲人团聚，过年拜年。过年的力量，亲情的力量，是当下动员中国人最有效的力量。这也是过年最让人感觉温暖的东西。当然，以前过年时的各种集体活动，都已消失殆尽了。
(2)祭祀。中国农村还是保持着过年、过十五给祖宗上坟“送亮”的习俗——家家户户都要去祖宗的墓地给祖先点蜡烛，烧纸钱，放鞭炮，与祖先交流。很多已经在城市安家的人，也会赶在大家三十这一天开车回老家给祖宗上坟。许多曾被废弃的祠堂，这些年也逐渐恢复
女博士日记篇2：“博士返乡日记”走红调查(访王磊光)
“博士返乡日记”走红调查2015年03月02日新华社热度：
2[字号大中小]
王磊光（资料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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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离开故乡的人而言，无论生于农村还是城市，都有一份乡愁。只是乡愁与乡愁之间却不尽相同，因为故乡与故乡差别太大。正是这些差异，让春节期间走红网络的文章《一位博士生的春节返乡日记》引来很多争议，褒贬皆有。日前，新华社记者走进这篇文章中写到的王家塆，看看博士的家乡究竟什么样
“博士返乡日记”经典段落
“你会发现，普通火车与动车的氛围完全不同。在动车上，相对比较安静，大家不是玩电子产品就是睡觉，相互间很少交流；但是，在普通火车上，熟悉的、不熟悉的，都在热烈地交流，还有打牌、吃东西的，做什么的都有，也有用劣质手机放歌曲的，大家都不担心打扰到别人，也没有人认为别人的做法对自己是一种干扰。慢车上的风格是粗犷的，是人间生活的那种氛围。”“我觉得，当前农村的亲情关系，很大程度上是靠老一辈建立的关系维系着。在老一辈那里，这种关系处在一种相对稳定的时空里，但对年轻一代来说，大家的关系早已被现实割裂了??大家拜年，不再是为了亲戚间互相走动，馈赠礼物，交流感情，而只是为了完成传统和长辈交代的一项任务。悲哀的是：如果老一辈都不在世了，新一辈的联系也就慢慢断了。”（王磊光）
“博士”的家乡到底什么样？
山清水秀云雾绕，8个组只有1个通了水泥路
从湖北省罗田县城出发，车行10多公里的盘山路，就到了大别山最美的一段：凤山镇大雾山村。沿途风光迤逦，山清水秀，远处的大别山里云雾翻滚，像人间仙境。这里没有一些农村常见的污水河、垃圾山、光山头，也没有一些富裕农村里那么多的摩托车和汽车。这里，家家户户基本都建起了两层小楼，粉白的楼房掩映在幽绿的大山背景下，别有一番诗情画意。村支书滕夕除告诉记者，全村300多户人，只有五保户、低保户家没有修房子，其余都修了小洋楼。
修建于2006年的通村公路只能通到村部，去王家塆的路还没有修。连绵阴雨天已经把道路浸泡得松软，春节里放过的礼炮的纸屑被人们踩着和进了泥土中。
王家塆在一个“Y”字型的山坳里，十多户人家的楼房紧紧地依偎在一起，依地势而建，高低错落，没有一些平原农村常见的院子和门户，都是墙挨墙，房挨房，甚至门对门，路显得逼仄紧凑。
正月初九，塆子里却很冷清，路过的几户人家都闭着门，连狗都没有看到一条，只有几只鸡在屋檐下呆着。
与很多农村不一样的是，王家塆所在的1组没有通水泥路，整个大雾山村8个村民小组，仅有1个小组修建了水泥路，其余都未通路。一到雨天，出门异常困难。
有的塆子人去、田荒、屋塌
近年来，随着科技、市场、政策的多方利好，农村发生着翻天覆地的变化。但是王家塆这样的山村，变化着实不能算大。在很多地方正在搞的土地流转，在大雾山村还没怎么开始。做了4年村党支部书记的滕夕除介绍，全村有899人，外出打工的有300多人，超过三分之一，土地几乎全部季节性撂荒，但是也没有一户人家通过土地流转成为种植大户。在很多农村发展迅猛的专业合作社，在大雾山村也没出现。尽管这里以板栗闻名，但都以各家散种为主。“除了外出务工，村民们没有别的出路。”
在温州打了10多年工的周林告诉记者，他家原来就在老山坳里，每天早上上学要走1个多小时山路才能到村小。前几年父母花钱在村部所在的2组买了地，才总算飞出了山窝窝，但是土地、老房都留在那里了。“我们那个塆子只有五六户人家，现在一户都没有了，没人去了，房屋都塌了，土地也没人种了。”周林说。
滕夕除说，这样的“废弃”塆子，仅她所在的3组，就有两三处。整个大雾山村应该有十多处。
“磊光写的就是我们的村子”
王磊光的父母是典型的传统农民，勤劳、朴实，很热情。家里新修了两层楼，房间很大，因为借钱修楼，目前还没有余力装修。客厅的家具很简单，几把小木椅子，一台旧式电视机。
王磊光的堂哥王曙光说，他家是塆子最后一家修楼的，其他家早就修了。修楼的费用花了20多万，而且不算王磊光父母的人工成本。“这已是很不小的数目了，对农村人来说，修楼大多数都是要借钱的。”
王曙光说，这两天他从自己孩子的手机上看到了王磊光的文章。“磊光写的就是我们的村子，很客观，很真实。”
滕夕除没有把文章全部看完，她看了一部分，不过她认为，关于王家塆山村的描写还是很客观的。“大别山里，我们这样的村子很多，隔壁还有个村，比我们村更穷，条件更差。偏远的山村，跟平原和城市郊区的农村不一样，这些年发展了、变化了，但是没有想象的那么快那么剧烈。”
●对话村民
“我的乡愁就是想家想父母”
提到乡愁，今年31岁的周林羞涩地笑了笑：“我知道乡愁，我也有乡愁。”
初中没有毕业，年仅15岁的他就去温州打工，成为了一名制鞋生产线上的工人。十多年来，他每年春节都回家，以前是一个人回家，2012年结婚后，每年两个人都回家过年。今年才22岁的妻子，是在温州打工认识的老乡，湖北阳新县人，另一个国家级贫困县。他们的儿子刚过两岁生日，在这个充斥着不太好懂的方言环境里，小孩却说一口普通话。周林说，我们一直教他说普通话，在家也让爷爷奶奶跟他说普通话。
周林理解的乡愁很朴实，就是思念家乡、思念家人。“形象一点，再过几天，我就又要离家去温州了，这几天心里都挺难受的，有一千个一万个舍不得，家里有父母有儿子，有重重的牵挂；然后，每到下半年要回家过年，数着回家的日子，觉得过得特别慢，难熬得很，这就是我的乡愁，我想家想父母。”
问及如果能留在城市安家，他会不会不回来了。这个80后农民工却给出了意外的答案。“我肯定是要回来的，在外漂泊不是我想要的生活。”周林说，这些年他也尝试过回乡创业，就是想在家门口找到一份谋生的事业，一直未果。
中国农村也是千差万别的。华中科技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主任贺雪峰认为，在最近这20年里，农村几乎是“自由生长”，发展差距也日益拉大。城镇化的进程中，人、财、物等资源外流，农村相对于城市，衰落是必然趋势。这样一个现象和问题，不同的人、不同的专业有不同的解读，有文学的描述，有社会学的观察，有经济学的考量，等等，这也是“乡愁热”“乡村热”的原因之一。
●观点
莫让“伪命题”掩盖真乡愁
因为一篇博士的“回乡见闻”，中国人千百年来吟诵的“乡愁”在今年再次成为热点，也引发许多人的思考，既有城里人也有农村人，还有离开农村再不回农村的城里人。不管是博士的观察、描述，还是后来者的商榷、思考，其出发点都是盼着农村好，但这些讨论中不乏“伪命题”，夹杂在“乡愁”的大课题下混淆视听。
在一些人看来，现在农村衡量有没有“出息”的标准不再是读书多与少，而是“钱挣得多不多，官当得大不大”。不知是地域有差异还是认知有区别，我所在的老家农村，包括工作中接触的农村人，他们并非如此，而是囊括“知识”和“财富”。你书读得多、读得好，钱挣得多，同样受人尊敬。况且，在如今多元评价的时代，即使以财富的多寡来衡量地位，也不是什么严重的事情。
至于许多人耿耿于怀的农村“一切都被物质绑架”，也是一个“伪命题”。且不说这种判断的真实性，就算是真的，城里不是早就已经这样了吗？婚姻被金钱绑架、爱情被房子束缚、友情取决于地位??这些情况城里也都有，突然跳出来指责农村是否有些过分？另一方面，农村攀比财富并非完全是坏事。只有农民的生活水平提高了，新农村建设、小康社会才有了物质基础。而对于农民来说，无法通过正常的渠道实现“知识改变命运”，凭借自己的双手创造幸福的生活，不是理所应当而且值得鼓励的吗？
许多抒发乡愁的人都是脱离农村的城里人，不一定就是农民真正的声音。许多人一方面享受着城里优渥的生活，一方面指责农村“田园生活”不再，无非是满足他们片面而畸形的想象罢了。这种脱离实际的“愁”，很可能会掩盖农村的“真问题”。
改革开放以来，农村的生活水平在逐步改善，农民也获得了更多的发展空间，如外出打工、自主创业等，都比过去更为便利。当然，由此也产生了一系列问题，诸如环境污染、人才流失、农村组织能力下降等问题，这些才是真的“乡愁”，需要社会关注。
从制度设计上发力，让农民拥有一个安身立命的外部空间，如公平、公正的发展环境，如依靠农民这个职业可以获得财富和尊严，使每个人都出得去、回得来、住得下，这样才能“留得住乡愁”。（均据新华社）
女博士日记篇3：女孩的奋斗励志故事
女孩的奋斗励志故事
没有名校光环，没有倾城容貌，也没有只手遮天的父亲。她们在自己选择的道路上踽踽独行，一步一步前往那个最想去的终点。在如此芸芸众生中，她们都是那么普通的人，但却用尽全力活出了最好的自己。家长可以把这篇文章读给所有正在努力奋斗的女生听——与其羡慕别人这样或者那样，倒不如踏踏实实也去做，幸福真的是自己争取来的！
昨天和H聊天，她开心地说，我们住进新房子啦。特意拍照给我看，书房的照片墙里有我们大学宿舍的合照，窗台上一排绿植在明媚阳光下仍然青翠好看。
大学时，H的床铺在我的对面。她不止一次地跟我说，我一定要在毕业后两年之内让我爸妈住上新房子。我一直以为她只是说说而已，因为那时候哈尔滨的房价就已经很高了，刚入职普通本科毕业生的工资对于首付来说，简直是杯水车薪吧。
没想到两年后，她竟真的完成了自己的承诺。
H的父亲在她初中时得了脑梗塞瘫痪在床，花了很多钱治疗，她母亲没有工作，原本便是低保户的家境更加雪上加霜。父亲刚生病时，她有一个星期没去上学，回去之后发现班主任召集全班同学给她捐了款。正好隔天开家长会，H上台发言，说了很多个谢谢，然后把那些钱全都退了回去，我不知道当时年仅15岁的她说了些什么话，只知她说完之后台下很多大人落了泪。
H说，从那之后她没再花过父母的钱。她从重点中学转学到了普通中学，因为那所学校不仅不收她学费还给了挺高的奖学金。上大学她申请了助学贷款，并且无时无刻不在打工。从每小时30元的家教到自己做各种各样的小生意。
当然了，做这些也没耽误她当学生会副主席，是全院600多个学生人人钦佩的“厉害的人”。她简直做任何事都任劳任怨，毕业前夕院里办毕业晚会，她熬了好几个通宵剪接视频，一点一点地做字幕，视频播放时那么多人感动流泪，她也坐在台下安静地看，但知道她辛劳的却没几个人，她也不会说。
我和她住在一起这么久，眼看着她过得如此拼命和辛苦，却没听过她一句怨言。她只是偶尔会说，其实我也羡慕你们能无忧无虑地长大啊，但是没办法，我有责任。所以她大学四年，不仅没向父母要过一分钱生活费，还每年过年交给他们几千块。工作之后在房地产公司上班，每逢开盘便加班累到团团转。为了早点攒够钱买房子，她跟我描述的生活是“一分钱掰成三半花”。如今她的工资应该已经挺高了，但仍然穿最朴素最便宜的衣服，仍然攒钱给爸妈买最好的东西。
今年五一，我们小聚，我讲起我最喜欢的电影《百万美元宝贝》里的一段。热爱拳击的女主角拿到了艰苦比赛的高额奖金，没有给自己买任何礼物，而是给妈妈买了新房子。没想到站在开阔明亮的新客厅里，她妈妈环视四周，气急败坏地说，你知不知道有了房子我就拿不到政府的低保补助了!她拿着钥匙的手颤抖了几下，原本期待欣喜的表情从黯淡褪变成绝望。
我跟H说，我看这一段的时候总是想起你，当然了，后半段不符合。H大笑，后半段也符合，有了新房子我们家现在也拿不到低保补助了，除非我从户口本上独立出去，因为房产证
是我的名字啊哈哈。
她一定不知道，在我苍白贫瘠的生活背后，因为她，因为她爽朗的笑声和弱小但蕴藏着巨大能量的背影，我竟凭空多了不知多少勇气。
在《我比谁都相信努力奋斗的意义》那篇日记中，我写了自己的另一个大学舍友，和H一样又坚强又磊落。实际上，我还有好几个舍友，一个是家产过亿但低调谦逊、又美丽又温柔、大扫除时抢着刷厕所的富二代姑娘，一个是春夏秋冬四季都每天五点半起床或锻炼或学习、在院队连续三年获得校女篮冠军的勤奋小姐，还有一个是自学日语一年通过了二级、在上海过得金光闪闪的灿烂女孩。而在我如今的研究生女同学里，有人是一站到底某一期的站神，有人拿到了第一年年薪便20万的offer，有人开了自己的公司，有人25岁便博士毕业。
没有名校光环，没有倾城容貌，也没有只手遮天的父亲。唯一的那个富二代姑娘也从不任性炫耀，为了出国拼命咬牙复习GRE和TOEFL，丢失爱情时眼泪一颗一颗砸在他的短信上，同样的苦痛难堪。她们在自己选择的道路上踽踽独行，一步一步前往那个最想去的终点。在如此芸芸众生中，她们都是那么普通的人，但却用尽全力活出了最好的自己。
我在她们身边度过了成年之后最重要的时光。看着她们实习时起早贪黑、在寒冬大雪的公交车站下瑟瑟发抖;看着她们写论文时殚精竭虑、在浩如烟海的文献中一步一步攀爬;看着她们工作后兢兢业业，在偌大的城市里找到微弱但温暖的光芒。
我不喜欢那次聚餐，几个同事评论某行女客户经理“付出了很多”终于成为了支行副行长。一派烟雾缭绕中，他们读书时的意气风发一点点消失殆尽，目光炯炯也被难以掩饰的啤酒肚代替。他们讪笑着，交换着怀疑和嘲弄的眼神说，不知“多”到什么程度。而只有我悲哀地在心底发出感叹，不管传言是真是假，为何男生破格晋升掌声一片，而女生便要承受流言蜚语和质疑指责。
相比起来，我更欣赏身边的这些女孩们对校园对职场对生活的态度。她们在“剩女”被津津乐道的世界里坚持着宁缺毋滥的法则，毕业经年仍然保持着清澈的眼眸;她们在女博士被称为“第三性”的时代里守护着做学问的纯良，对枯燥无味没有尽头的学术生活保持着最初的热情。她们似乎天生具备一种独特的韧性，在荆棘遍地的大环境里既不呼天抢地也不固步自封，积极适应着种种残酷的法则，然后在孤独又狭窄的夹缝里倔强地成长着，直至幼弱的蓓蕾终于绽放出幽芳的香气。
我也不喜欢一个老气横秋的同学每每带着怨气絮叨：“这个国家坏掉了??”相比起来，我更喜欢陈文茜郑重其事的坦言：“在我成长的岁月中，日子不是一天比一天匮乏，反倒是一天比一天有希望，这是我们那一代人的幸福。”她并非盲目蔽塞，她只是看到在这片广袤的土地上，“忧患与安逸，悲剧与欢乐，永远并存。”
前几天看书，财经作者吴晓波面对一名大学生对于大学教育的失望与不满，他说：“办法其实只有两个，一是逃离，坚决地逃离;二是抗争，妥协地抗争。”他讲了自己在复旦大学读新闻系时，将数千篇新闻稿件肢解分析，一点点学习新闻写作的方法。因为老师说知识每一秒钟都在日新月异，所以他将自己关进图书馆，然后一排一排地读书。从一楼读到二楼，再从二楼读到三楼，最后读到珍本库。如今他说：“当我走上社会成为一名职业记者的时候，我一点儿也不抱怨我所受的大学教育。到今天，我同样不抱怨我所在的喧嚣时代。我知道我逃无可逃，只能跟自己死磕。”
而我也愿意相信，无论酷暑隆冬，无论受难与否，日日都是好日。在我们至短至暂的生命里，希望并非聊胜于无的东西，它是所有生活的庸饶日常。改用廖一梅在《恋爱的犀牛》中的一段话，它是温暖的手套，冰冷的啤酒，带着阳光味道的衬衫。它支撑着我们日复一日的梦想，让如此平凡甚至平庸的我们，升到朴素生活的上空，飞向一种更辉煌和壮丽的人生。
既然逃无可逃，就一起死磕到底。
我想，总会有一条路能带我们走向最想去的地方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