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世瑛与郑振铎由刀豆文库小编整理，希望给你工作、学习、生活带来方便，猜你可能喜欢“郑振铎小学课文”。
图三：郑振铎和高君箴 图四：王世瑛和张君劢
1919年，身为爱国学生的郑振铎和王世瑛分别在北京铁路管理学校和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求学，同为福建老乡的他们因为参加“五四”运动而相识。一个是风流倜傥的青年才俊，一个是才华横溢的女中豪杰，两人在交往中相互吸引并渐生爱意。但女方父母坚决反对，有情人最终未能成眷属。后来，两人各自成家，婚姻都很美满。只是，初恋的情怀单纯而真挚，让人难以忘怀——— 在郑振铎的心里，一直给王世瑛留着一个特殊的位置。王世瑛病逝之后，郑振铎每隔一段时间都会拿着鲜花到她的墓前拜祭，一直到他1958年意外辞世为止。
□本报特约撰稿 蔡登山(台湾)海滨有故人
《海滨故人》是女作家庐隐的成名作，也是新文学运动初期不可多得的中篇小说力作。这篇小说反映了四位女大学生的思想感情与恋爱经历，极为真实而细微。其中露沙是庐隐的化身，而云青、玲玉、宗莹则分别是王世瑛、陈定秀、程俊英诸好友。而据学者陈福康指出，《海滨故人》中云青所喜欢的赵慰然，是确有其人的，他就是新文学史上鼎鼎大名的郑振铎。
郑振铎与庐隐、王世瑛等人，当年都是旅京福建籍学生。郑振铎1898年生，福建长乐人。1917年入北京铁路管理学校学习。王世瑛则为福州人，1897年生，1917年至1922年就读于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国文专修科，两年后改为国文部。王世瑛与小她三岁的冰心还曾为福州女子师范前后期的学生。
郑振铎和王世瑛是因为“五四”运动后参加福建同乡会而相识的。1920年底，郑振铎已通过毕业考试并被分配到沪杭甬铁路上海南站去当练习生。可能由于“文学研究会”事务的牵绊(编者按：“文学研究会”成立于1921年1月4日，郑振铎为十二位发起人之一，庐隐、王世瑛均为会员)，他延至1921年3月才离开北京到上海就业。临行前他曾向王世瑛告别，之后就匆匆而去了。但只工作一个月，他就离开铁路局，应聘担任上海《时事新报》副刊《学灯》的编辑。《学灯》是《时事新报》上最受知识界欢迎的副刊。郑振铎在编《学灯》的同时，开始筹备“文学研究会”的会刊———《文学旬刊》。同年4月23日，《时事新报》郑重宣告推出《文学旬刊》。五月，他又因沈雁冰(茅盾)之介绍，进入商务印书馆编译所工作。
这期间，身为“文学研究会”成员的王世瑛，也以本名及冰心帮她取的笔名“一星”，在《文学旬刊》上发表文章。计有：发表于1921年6月10日的小说《心境》(《文学旬刊》第四期)、发表于7月20日的小说《不全则无》(《文学旬刊》第八期)、发表于8月10日的小说《两百元》(《文学旬刊》第十期)、发表于8月30日的小说《出洋热》(《文学旬刊》第十二期)及发表于1922年11月21日、12月1日的赴日旅行而作的系列小诗《东京行》(《文学旬刊》第五十六、五十七期)。另外还有发表于《晨报副刊》的长篇游记《旅行日记》(从1922年7月7日至8月29日间，共连载32天)。王世瑛在投稿《文学旬刊》时，必然与后来成为主编的郑振铎有不少的书信往来。
在这期间，郑振铎又透过庐隐，请她再去问世瑛，做个正式的表态。据《海滨故人》的叙述，庐隐写了信给世瑛。王世瑛对郑振铎其实是十分爱慕的，但却因父母的反对，以及她本人缺乏庐隐那种反抗精神，而致恋情以悲剧收场。程俊英在回忆郑振铎的文中就说：“世瑛的双亲听说振铎的寡母在温州做针线活度日，实在太穷了，因此不同意郑家的亲事。世瑛又转述她妈妈的话说：‘王家在福建是有名的世家，既有恒产，代代为官作宦；你的父亲是教育部的主事，你自己又是个大学生，郑绝不是我理想的门当户对的佳婿，你不要再和他来往了。’世瑛说着并征求我们的意见，庐隐说：‘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时代已经过去了，婚姻自主，李超就是我们的好榜样！’„„我和定秀听了庐隐的话，都异口同声地赞同。这不免增加了世瑛的心理矛盾和痛苦。” 人生若只如初见
当然更痛苦的是郑振铎，我们看《海滨故人》中赵蔚然与露沙的一段对话，当可明白其中的景况：
这时已是黄昏了，西方的艳阳余晖，正射在玻璃窗上，由玻璃窗反折过来，正照在蔚然的脸上，微红而黑的两颊边，似有泪痕。露沙很奇异地问道：“现在怎么样？”蔚然凄然说：“不知道为什么，这几天心绪恶劣，要想到西湖，或是苏州跑一趟，又苦于走不开。人生真是干燥极了！”露沙只叹了一声，彼此缄默约有五分钟，蔚然才问露沙道：“云青有信吗？”„„露沙说：“云青前几天有信来，她曾叫我劝你另外打主意，她恐怕终久叫你失望„„她那个人做事十分慎重，很可佩服，不过太把自己牺牲了！„„你对她到底怎样呢？”蔚然道：“我对于她当然是始终如一，不过这事也并不是勉强得来的，她若不肯，当然作罢。但请她不要以此介介，始终保持从前的友谊好了。”
1922年3月3日，郑振铎陪俄国盲诗人、童话作家、世界语学者爱罗先珂，到王世瑛的母校女子高等师范去讲演，见到了王世瑛。一个月后郑振铎发表了《旅舍中之一夜》的新诗，据学者陈福康指出，那是写一个月前他要见王世瑛的前一晚的心情，诗云：
明天便将相见了。
想着，心便紧跳着，切望着。
是郁闷厌倦的长夜；
睡吧，夜很长的。
但是心紧跳着呢！
切望——— 这把我牵住了。
几回起身向窗外探望，无边的夜，依旧，依旧。
光亮的只是室内的灯。
睡吧，夜很长的。
但是心紧跳着呢！
切望——— 这把我牵住了。
但这次的见面，并没有为郑振铎带来转机，他陆续写下了《枫叶》、《思》、《往事》、《忧闷》、《痛苦》、《空虚的心》等诗，来表达他此刻失恋痛楚的心情。他虽说：“往事如梦，/梦到凄苦处便醒了。/醒了——— /莫再提吧！”但实际上他无法如此洒脱，常常借酒浇愁。
1922年底，郑振铎去好友谢六逸主持的神州女中那里兼课。而正当他以超量工作来冲淡失恋的痛苦时，一位十分文静、眉清目秀的女学生，有如一道洁白的圣光，在不知不觉中闯进了他忧闷的眼帘，她就是高君箴——— 商务印书馆元老高梦旦的幼女。其实郑振铎与高梦旦的结识早在1920年10月，后来在郑振铎进入商务印书馆后，两人接触交往更多，郑振铎尊敬高梦旦，高梦旦也赏识郑振铎。郑振铎后来就请自己的族祖郑贞文(心南)向高家说媒提亲。高梦旦父女没有太多的考虑便同意了。到1923年7月，高梦旦有一次在家中宴请郭沫若，郑振铎和高君箴一起作陪，郭沫若猜想，这便是婚约的披露。同年10月10日，他们在上海一品香饭店举行婚礼。
程俊英在回忆文章中说：“不久，先父程树德教授告诉我：‘王世瑛的朋友郑振铎，被商务印书馆编辑所所长高梦旦看中，招做女婿，郑贞文当介绍人，已经结婚了。北京教育界的同乡，传为佳话。’有一天，世瑛到我家来，说郑有信来，通知她已和高君箴女士结婚。语意怅怅，沉默久之，相对无言，如有所失。最后我说：‘父母之命与自由恋爱不能两全，这是必然的结果。既是您的双亲不允，振铎亦只得如此。’她点头怏怏而归。” 各结良缘
1923年秋天，在北京筹备印度诗人泰戈尔访华的招待会上，经郭梦良和庐隐的介绍，王世瑛认识了张君劢。(编者按：据王世瑛的弟弟王世宪说，原始的介绍人应该是他们的同乡兼世交的北大教授林宰平，庐隐与郭梦良可说是在林宰平提出后的促成介绍人。)张君劢是著名的思想家、哲学家、政治学家，是徐志摩的妻舅，张幼仪的哥哥。他早年奉父母之命与沈氏有过婚约，但夫妻之间缺少共同语言和兴趣，婚姻在很大程度上不过是种名义而已。因此当认识王世瑛之后，不禁萌发爱慕之情。年届不惑的张君劢终于尝到恋爱的滋味，他在一封情书中写道：“以孔德、博格森、倭伊铿、爱因斯坦为例，颇希望有贤内助。世瑛，世瑛，我所思所书，得与君一一讲习讨论，我之幸运为何如哉！”1925年张君劢与原配沈氏离婚后，与王世瑛结婚了。婚后两人感情甚笃，王世瑛在文字上和思想上成了张君劢的得力助手。
2000年6月，笔者在北京拜访郑振铎的儿子郑尔康先生，谈话中他特别提到父亲的这段初恋情缘，并把它写入了《石榴又红了》一书中。他说，抗战初期，张君劢已去重庆，而王世瑛则暂住在上海杜美路的娘家。当时蛰居在上海的郑振铎有一天去找程俊英，谈起往事，郑振铎说：“我很想念世瑛，你能陪我去她家叙叙旧吗？”程俊英也想去看望老同学，于是次日下午两人便一同到了王家。阔别二十年，双方内心的酸楚自不待言。郑振铎的神情举止和当年在北京时没什么变化，所不同的是，当年的穷学生，如今已是名教授；而王世瑛也已是一位雍容华贵的阔太太了。她边让座倒茶，接着又端出一盘新鲜龙眼说：“尝尝家乡的香片和龙眼吧，藉表多年的乡(相)思！”一语双关，勾起郑振铎久埋心底的情愫，他喝着茶，慢慢地说：“香片、龙眼味道年年都一样，人却变了！”这时佣人又端出三碗红豆莲子汤，程俊英开玩笑地说：“相思豆配莲(怜)子的点心，点了你的心！”“别开玩笑了，快吃吧！”王世瑛凄然而强做微笑说。良辰苦短，谈着、吃着，已近黄昏，郑振铎只得向王世瑛依依握手告别。此后，程俊英又多次陪郑振铎去王家，不久王世瑛被丈夫接去重庆，他俩就断了音讯。
1945年3月间，王世瑛在重庆因难产而死，张君劢在美闻知夫人去世的噩耗，“伤心惨绝”，为失去这样一位于自己“非徒夫妇，实谊兼朋友”的“贤内助”而痛苦不已。而在上海的郑振铎由于是蛰居，不通消息，直到6月8日才获知此一噩耗，他在当天的日记上写下了“闻世瑛君逝世讯，愕甚！前尘往事，不堪思量”的字句。1946年底，王世瑛的灵柩自重庆运回上海，12月29日安葬于真茹乡横塘先人坟上。尽管当时张君劢正忙于领导民社党参加制宪国民大会，但他还是抽空写下情真意挚的悼文——— 《亡室王夫人告窆述略》，文中细写二十年来王世瑛因他而历经四次大患难，出入艰难困顿之中，忧伤憔悴几近于死的过程，感人至深。由于对王世瑛情深，张君劢在丧妻后，终身并没有再娶，他
满怀对王世瑛的无限思念而孤独地走完斜阳余生。1969年2月23日，他以83岁高龄，在美国旧金山柏克莱疗养院以胃疾病逝。这是后话。
王世瑛的追悼会，据程俊英表示，郑振铎和她都去参加了祭奠，“在严肃悲哀的气氛中，大家不免挥泪。此后，每隔一段时间，郑公必购鲜花一束，到世瑛墓前祭奠，祭毕，必到我家，并且说：‘此事不必与他人道呀，他们是不理解的。’”
郑尔康还说道，新中国成立，他们全家迁到北京。父亲每次到上海办事，总要抽空去王世瑛墓前献花。他最后一次去上海是1956年底，他冒着严寒，又去王世瑛墓前献花。而这以后，人们再也没有见到过这个或穿长袍或着西装，手拿一束鲜花，默默地在公墓的小径走着的中年男子的身影了。——— 1958年10月17日，郑振铎率“中国文化代表团”赴阿富汗和阿拉伯访问，次日，代表团乘坐的飞机在卡纳什上空失事坠毁，乘客和机组人员全部罹难，郑振铎亦以身殉职。
郑振铎与王世瑛的无果之恋
http://www.daodoc.com 2010年11月12日15:03 程俊英
我与黄庐隐、王世瑛是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国文部的同学。1919年11月，在参加福建同乡时结识了铁路管理学校的郑振铎。
在学生运动中，王世瑛与郑振铎的关系好像越来越密切了，遂引起我们的注意。有一天，我和黄庐隐、定秀三人靠在会客室门外，想偷听振铎和世瑛谈心。他俩却站着相对凝神。不久，振铎张口说话，但听不清他说的是什么。天气严寒，院子里刮着飕飕大风，我们只得回教室烤火。一会儿，世瑛也回教室，我们争着问：“郑对你说什么？”她吞吞吐吐地说：“他向我求爱，要求我表示态度。”“你怎么回答呢？”我们又问。“他对我的诚恳、真挚，确实令人感动；但此事必须和我的双亲商量，才能决定。我当时只将这个意思告诉他。”
转瞬到了1920年的夏天，我和庐隐、定秀为了实习外语，都不回家，住在王世瑛家。我们谈到世瑛的双亲不同意郑家的亲事。世瑛又叙述她妈妈的话说：“郑决不是我理想的门当户对的佳婿，你不要再和他来往了”。世瑛说着并征求我们的意见。庐隐说：“‘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时代已经过去了，婚姻自主！”
我和定秀听了庐隐的话，都异口同声地赞同。这不免增加了世瑛的心理矛盾和痛苦。时振铎偶有语简意赅的短笺寄至王家，终未曾冒失地来访。暑期匆匆过去，我们没注意郑、王关系的演变。
„„„„
(摘自《纵横》2010年第9期)郑振铎与王世瑛生死情
■王宜椿
郑振铎是近代一位学识渊博、鉴古通今的散文大家，他的散文以其知识性强、文化意蕴深厚而著称于世。其中怀友悼亡散文更能牵动人心。
郑振铎性格开朗，为人和蔼，交游甚广，朋友极多。对于朋友的不幸去世，他都要写篇悼文以寄哀思。但个别也有例外，对于王世瑛的去世，他没写过悼文，而是以另一种形式进行怀念。
说起郑振铎与王世瑛的关系，这还得从他们的初恋谈起。那是1919年11月底的一天，在北京南城福建会馆举行的一次福建籍学生的集会上，第一个发言的就是郑振铎。他身材颀长，高高的鼻梁上架着眼镜，双目炯炯有神。发言时声音洪亮清晰，中心突出，神采奕奕，富有感情，很能吸引人。他的发言，引起坐在前排秀丽端庄的来自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国文部的一位女生注意，她就是来自福州官宦世家的女公子王世瑛。两人相识后，情投意合，相互钦佩和信任，双方感情都达到以心相许的程度。但王的父母因“门户之见”反对他们来往。无可奈何之下，王世瑛屈从于父母之命，逐渐与郑振铎疏远。郑振铎经多次努力未能挽回，尝到了初恋的苦果。
后来郑振铎在亲友的劝导下，与上海商务印书馆编辑所所长高梦旦的女儿、上海神州女校的高材生高君箴于1923年10月10日结了婚。一年后，王世瑛也在父母的旨意包办下，嫁给了比她大十多岁、后来成为政客的张君励。
双方都有了归宿，本来就可以告一段落了。但对朋友的情谊十分看重，性格又宽容、豁达的郑振铎婚后很长时间一直没有忘情于使他备尝初恋苦果的王世瑛，对她不仅没有一点恨意，认为自己与世瑛都是封建礼教的受害者。事隔多年后，在抗战期间，郑振铎特邀当年王世瑛的同班同学同乡老友程俊英前去看望当时寓居上海的王世瑛。此时郑君有妇、王氏有夫，过去的一段令人难以忘怀的恋情怎能重提，两人只好默默存在心底，彼此的见面，只能是叙旧回忆了。
1945年王世瑛因难产在重庆去世，灵柩运回上海后，郑振铎怀着痛苦、复杂的心情参加了追悼会和祭奠。往后每隔一段时间，他必定购鲜花一束前往万国公墓，献于王世瑛墓前，凭吊一番方才离去。解放后，郑振铎举家迁居北京，京沪相隔千里，但他仍没有忘记给王世瑛扫墓，每次趁来沪出差办事机会，郑振铎总会抽空去王世瑛墓前献花、凭吊，以寄哀思之情。此事一直延续到1958年10月17日，他飞机失事蒙难为止。
郑振铎的此番举动，可谓做到尽心尽意了，即使对爱妻的思念也不过如此。对郑振铎来说，本可以写一篇悼文，寄托哀思就可以了，但这件事他怕别人不理解，他没有这样做，只好以默默的行动代替祭文，抒发他心中难以言表的感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