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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话“史述”为《上海话剧百年史述》作序
在中国话剧的百年奋斗中，上海话剧占了一个极为突出的地位，发挥了重大的作用。
现在中国话剧工作者普遍承认，1907年由中国留学生组成的春柳社在日本东京演出的《茶花女》一幕和《黑奴吁天录》，是中国话剧的诞生。但恰恰是春柳社重要成员之一的欧阳予倩前辈却认为，紧接春柳社演出之后，1907年9月在上海由春阳社演出的《黑奴吁天录》，才是“话剧在中国的开场”。我想，也许把两种意见结合起来说就更准确了 中国话剧，在东京出生，而在上海落地成活。很明显，如果没有从春阳社开始的、上海的一系列新剧剧团和演出，中国早期话剧不知还要推迟多少年才能成活成长。
从1907年开始，甚至从1899年上海校园演出《官场丑史》开始，一直到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约三十年或再多些时间内，上海是中国话剧无可争议的中心。虽然1909年天津南开学校，1912年北京清华学堂都开创了校园话剧，1925年北京艺专戏剧系甚至开始培育正规话剧学生，都对中国话剧事业做出了重要贡献，但无论从规模上、成就上、影响上都难以同上海比肩。上世纪三十年代，北京的优秀话剧人才如章泯、贺孟斧等纷纷奔向上海，说明了上海话剧的凝聚力。也正是这一时期，在上海初步形成了中国话剧进步的战斗传统――也只有上海才能形成这个传统。
1937年到1949年，亦即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十二年间，国家形势和话剧局面变化很大。前八年的抗战时期，中国话剧三分天下：以重庆为中心的国民党统治区、以延安为中心的抗日民主根据地以及以上海为中心的“孤岛”和沦陷区。三个地区的话剧运动各有成就，各有特点。然而，延安和重庆话剧队伍的主干中，由上海出发的人占有相当大的比重，尤其是重庆，最出色的剧作家、导演、演员和舞美家，十之八九都来自上海。上海本地，虽然话剧名家大都奔向内地，但由于已形成传统，打下深厚基础，仍然很快又培育出大批新生力量，在民族敌人鼻子底下营造出特殊形态的繁荣。
1945年抗战胜利，重庆剧人大批复员回上海，同上海剧人会师，话剧又热闹了一阵。到了解放战争时期，由于文艺运动重点转向争夺电影阵地，许多著名编导演员都投身银幕，话剧明显衰退。尽管如此，几年中上海仍然演出不少优秀剧目如《夜店》、《升官图》、《大地回春》、《清宫外史》、《丽人行》等等，上海仍然是全国话剧中心。
新中国成立以来，北京成为首都，理所当然是全国政治、文化，包括话剧的最大中心。许多主要城市也都创办了自己的话剧院团，但上海话剧的力量和产生的作用仍然占有突出地位。这是我们记忆犹新的情况，不必多说。新时期以来，又过了三十多年，各地话剧的艺术竞争在良性发展，但话剧形势起伏不定，兴少衰多，多数地区的话剧已近乎冷冻状态，上海如何办话剧、拓展新的话剧运动，总还是各地话剧人关注的大目标。
上海话剧百年，可以说就是中国百年话剧的缩影。
中国百年话剧史中，上海话剧运动和艺术建设的各方面都是内容繁富，过程复杂，成就显著，人才辈出，影响深远，有经验也有教训。因此，上海应有自己的话剧史书，此乃当仁不让，义不容辞的历史任务。
1957年中，北京田汉、欧阳予倩、夏衍、阳翰笙四位话剧前辈倡议举办话剧运动五十年纪念。我那时还在上海工作，曾向一位上海文化领导同志建议上海也应纪念并出版史料集，但不久开始了反右派，反右倾、大跃进、“文化大革命”等不停的政治运动，干扰严重，无法实现。转眼间半个世纪过去，一直到2004年上海出版了李晓同志主编的《上海话剧志》，使我大为惊喜。在我见闻所及，这本书不仅是上海第一本话剧志书，很可能也是全国第一部话剧地方志书。在此之前，我知道北京中国艺术研究院话剧研究所曾由左莱同志主编出过一本《中国话剧史大事记》，葛一虹同志主编过一本《中国话剧通史》，都是全国性史书。文化部和上海市委党史征集部门都曾编印过左翼剧联史料集，属专题史料性质。南开大学崔国良等三位同志以十年之力编了两本八十余万字的《南开话剧运动史料》，这是一个单位(大学)的史料。广西出过1944年在桂林举行的“西南剧展”史料集，是一项重大戏剧活动资料汇编。重庆石曼同志一人用几十年时间收集资料编了一本按年月日排列的《重庆抗战剧坛纪事》，是一处重要地方一个重要时期的大事记史料。这些都是下了很大功夫。很翔实很难得很有价值的史料书籍。我每看到一本此类书籍，心中都升起一股感激之情。因为尽管中国话剧历史不长，但是在*时代中话剧活动的资料很少很乱又极少有人收集，辑佚钩沉的冷板凳之功实不可没。可是在另一方面，这都是些史料之书，还不能算是正规的历史研究。即以《上海话剧志》论，虽然概括的时间长(1899～2000)，且涉及上海话剧的全方位各部门，内容丰富完整，但它是上海文化艺术志一系列分志之一，它们按总体例的规定，基本上都是述而不论，都是按分类词条方式撰写的，虽有学术性，其主体还是资料类工具书。它的作用是留下史实以便于查检具体情况，为对历史做进一步分析研究、总结经验提供史料。
现在，上海话剧艺术中心为纪念中国话剧百年主持编写了这一部《上海话剧百年史述》(以下简称“史述”)，我认为是上海话剧的又一显耀光辉的业绩。上海话剧艺术中心不仅抓话剧创作、演出、交流，还责无旁贷地抓起话剧的史论研究，而且耕耘有成，已编出了《借鉴研究》等几部论著。这部《史述》在以丁罗男教授为首的作者们笔下，洋洋洒洒四十万言，不仅史料相当丰富，而且在史料分析研究的理论上更颇有新意。
编写史书，首先必要碰到一个历史分期的问题。《史述》对上海话剧的历史分期同一般论著中有所不同。比如，它的第二章把1918～1937年的二十年称为“上海现代话剧的兴起与成熟”时期，而一般常是要把其中的爱美剧时期和左翼话剧时期分开的。它的第三章把1937～1949的十二年称为“上海话剧的黄金时代”，其中实际包括了抗日战争时期和解放战争时期。它的第四章把1949～1976的二十七年称为“建国后上海话剧的曲折发展”时期，通常人们是把其中“*”十年单列为一期的。这样分期也许会有不同意见，但却给我以新鲜感。一来比较简明，二来它似乎更是从话剧本体的艺术发展角度立论，冲淡政治的影响。(这种影响在内容上还是有所论述，并不忽视。)如果能由此引发一次关于中国话剧的历史分期讨论，倒是一件好事。
《史述》另一个突出的亮点，是它明显地把话剧院团和院校放在叙述的主体位置，同时把著名的话剧作家、艺术家各列小节，交叉其间，大体形成“单位为经，名家为纬”的结构。我想，写一个城市的话剧史，比写全国或大地区性的话剧史确实应该更加注意其话剧单位的艺术实践和话剧家的个人独特贡献。因为话剧的兴衰荣枯的具体再现
只能是话剧院团、学校和他们的优秀作家、艺术家所创造的艺术业绩。回顾和总结上海话剧历史，怎么能不细致深入地了解和研究从春阳社、戏剧协社、南国社、业余剧人协会、上海剧艺社、苦干剧团、上海人艺等等，一直到上海话剧艺术中心?《史述》这样的写法及其观点，符合历史实际，给读者的印象鲜明，是本书特显光彩之处。
到了1976年粉碎“四人帮”，结束了“文化大革命”之后，整个国家如同凤凰火中再生，脱胎换骨，包括上海在内的中国话剧当然也获得了第二次解放。从那时到2007年又有三十年之久，写这三十年，应属于当代史，当代史是难写的，尤其这三十年情势非常特殊。不妨拿这三十年同从1919年“五四”运动到1949年新中国建立的那三十年比一比：那三十年，从军阀混战、北伐战争、十年内战、抗日战争到解放战争连续不断，国家和话剧都是在转折崎岖的道路上一步一步地艰苦跋涉：而眼前这三十年，历史只有一个主题：解放思想，改革开放。国家形象就像昂藏男儿跨马飞奔一样，过得太快了。在此情势下，被“四人帮”砸烂了十年之久的话剧，一旦进入一个光明的新时期，既急于要追赶飞奔的时代，又还弄不明白怎样追赶才好。市场化、全球化、西方文艺，各种思潮迎面扑来，久已习惯为政治运动服务的话剧很不适应，十分尴尬，话剧演出因“四人帮”垮台而狂欢一阵后，很快出现萧条景象，于是也就出现寻找出路的种种努力。在这方面，上海话剧工作者勇敢而积极，从《于无声处》到《中国梦》，从《陈毅市长》到《商鞅》，从《歌星与猩猩》到《秀才与刽子手》，从莎士比亚戏剧到小剧场戏剧……尽管当代史难写，但在思想解放百家争鸣的大环境下，实践丰富了，能够比较了，敢于说话了，思索也就深入了。
本书的第五章(1976～1990)和第六章(1990～2007)，我以为作者站得较高，写得相当得体而充实，提出了一系列有思想意义的见解。比如，作者较深入地总结了上世纪八十年代流行的“探索剧”的态势，给予这个概念以相当宽泛的内涵。(不仅《中国梦》等是探索剧，《陈毅市长》等也列入其中。)作者又提出了主流戏剧、大众戏剧和精英戏剧的分类概念。作者很强调上海话剧今后发展的多元化，并把主流、大众、精英三种戏剧作为多元化的表现。其实多元当然不止于此，作者在其他叙述中也都强调了各方面多元竞争的现象，这些都给人以启发。
我尤其赞同作者在全书中，特别是第六章强调的中国话剧现实主义传统问题。作者认为《于无声处》等剧体现了现实主义的回归。这自然是针对“四人帮”制造伪现实主义货色而言，也是对许多公式概念作品的批判。这在当前是十分必要的提醒。在我看来，现实主义不仅应与主流戏剧紧密联系在一起，就是大众戏剧和精英戏剧也是不能远离作为文艺思潮的现实主义精神的。多元的话剧欢迎有多种多样的观点、方法、样式、风格、流派，但真实地反映生活、塑造人物真实形象，以人为本，具有高度的社会责任感则应是共同的基本要求。
此外，本书对外国话剧从莎士比亚到当前的外国商业剧的引进、上演、改编，对中国话剧和观众产生的重要作用的阐述，也是相当精彩、十分必要的。这不仅引起我的共鸣，更使我想起佐临老师在他有名的《振兴话剧战略构想十四条》中所提出的上演世界著名“百大剧目”的建议。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大潮中，上海话剧如何认识市场，如何走进市场是当前生命攸关的问题，这里我愿引证本书第六章的一句话：“话剧市场化是把双刃剑，一方面强化了对商业利益的追逐，同时在另一方面弱化了对话剧艺术的人文精神和社会责任的关注。”我想这是对全国话剧敲的一声警钟。
《史述》在某些具体史实的叙议上或还有些不太准确之处，在个别问题的论断上也不是没有可商讨的余地。但是作者坚持上海百年话剧着重研究的态度以及对史实一分为二的精神，对许多历史问题分析的准确，对历代前贤战士尊敬而热爱的心情以及对未来的信念，都令我感动，令我敬佩，令我高兴。上海话剧前途的明暗丰歉在今后仍然会影响中国话剧的命运。以上海话剧艺术中心为主干的上海话剧人任重道远，希望不仅要继承上海话剧的战斗传统，还要发展、创造符合时代精神的新的传统。
作为旧时代上海话剧的一个老兵，新时代上海话剧的关心者，我能被邀为本书作序，由衷地感到荣幸。我竭诚祝愿上海话剧前程万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