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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7日 第八周 中国翻译简史作业 217407009 于继杰 一.高昌回鹘（hu)族的翻译活动&二.元代的翻译活动 一．1.高昌回鹘族简介2.所译佛经来源
1.回鹘，维吾尔族的祖先，原称回纥（he）。743年在唐朝的帮助下，回鹘灭突厥汗国，建立回纥汗国（公元745-840）。公元788年回纥改名回鹘。公元840年回鹘政权被黠戛（xia jia)斯推翻后，大部分回鹘人向西迁徙。一支迁到葱岭以西，一支迁到河西走廊，一支迁到西州(今新疆吐鲁番)。西州回鹘又向西发展，以高昌(今新疆吐鲁番)为中心，建立了高昌回鹘政权。西州回鹘后来改称为“畏兀儿”，也就是今天的维吾尔族。
高昌回鹘族和内地朝廷保持着友好关系，继续进行东西方贸易。据《宋史》记载，高昌国于建隆，乾德，太平兴国年间，均遣使来朝贡献。北宋时期，回鹘族著名作家玉素甫•喀（ka)斯喀吉甫于1070年在其文学巨著《幸福智慧》中记录了当时回鹘族民间口头歌唱的诗篇，其中《春颂》和《商人赞》就热烈歌颂了汉族商人在经济生活上对他们的协助。
回鹘族在西迁以前，原使用突厥文。西迁后废弃了突厥文，采用粟特字母，创制了一种今天称为，“古回鹘文”的文字。回鹘文为全音素文字，有18个辅音字母及5个元音字母。字母在词头、词中、词末会有不同写法。回鹘文由上至下拼写成列，列与列由左至右排。契丹人曾仿写回鹘字创制契丹小字，十三世纪的蒙古人也曾用回鹘字母缀写蒙古语，可见回鹘字影响之大。
回鹘族西迁以前，原信摩尼教，西迁后又接受佛教。因此在公元965年（宋太祖乾德三年），高昌回鹘可汗曾遣僧法渊来献佛牙，公元981年王延德使高昌时曾看到那里有“佛寺五十余区，皆唐朝所赐额，寺中有《大藏经》，《唐韵》，《玉篇》等”。因此，就有回鹘文翻译佛经之举。
2.所译佛经来源:（1）早期的回鹘文佛经就是译自当地的古代库车语，古代焉耆（qi)语。如，《弥勒会见记》等。（库车，维吾尔语意为悠久、长久。库车古称“龟兹”，历史悠久，文化灿烂，曾是联系和沟通亚欧大陆的桥梁，中西文化在这里交融，成为举世闻名的龟兹文化发祥地。）（焉耆语亦称吐火罗文A方言，当时主要使用于焉耆至商昌(今吐鲁番)一带，用中巫婆罗谜字母书写。）
《弥勒会见记》,1959年4月在新疆哈密县发现。剧本的回鹘文写本，近300页，每页宽22厘米，长44厘米，左边第7—9行间画有黑色圆圈，中间有一小孔用以穿绳，此种装帧称“梵夹装”。剧本中，每幕前都用红色标写出了演出该幕的场景说明和人物的神情、动作等，还有人物对话和舞台指示等，也用不同颜色标写区分了开来。
自治区博物馆研究员伊斯拉非尔·玉苏甫，副研究员艾力江·艾沙等学者一直热衷于对它的研究。2011年，他们共同申请的国家级课题《回鹘文哈密本〈弥勒会见记〉研究》成功立项。2012年，长期从事该领域研究的德国哥廷根大学皮特劳特（Jenspeterlaut）教授等来馆访问，表示愿意在平等且对等的基础上进行合作研究。2014年4月，《中国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与德国哥廷根大学突厥学—中亚研究系合作研究回鹘文〈弥勒会见记〉》项目终于得到了国家文物局批准立项。诸多的历史之谜，将会通过对两种版本的回鹘文《弥勒会见记》的比较研究，运用国际通行规范，对原文进行拉丁字母的换写、转写、汉文译文、注释等解开，相信不久的将来，《弥勒会见记》将以更加准确、完整的内容呈现出来，让现代人满足对它的时空想象。（2）译自汉文
如《金光明最圣王经》，《八阳神咒经》等。
1928年，新疆吐鲁番出土一部回鹘文写本《菩萨大唐三藏法师传》，简称《玄奘传》，抄本，是海内外孤本。书的内容是玄奘弟子慧立记述老师生平西行、求经的经过。回鹘佛教僧人详古舍利于十世纪上半叶译成回鹘文。
（3）译自藏文大部分是密宗经典。
《吉祥胜乐轮曼陀罗》是佛教密宗经典，梵文作Śrīcakrasamvara Mandala-Abhisamaya，藏文译本称之为Cakrasamvara-mandala。其回鹘文译本是由元朝帝师、萨迦五祖八思巴（1235～1280）的弟子本雅失里（Punyaśri）依据藏文本翻译的。
该文献早已引起国际学术界的重视，1928年，德国学者缪勒曾对其做过简略的研究。他注意到该文献与藏文文献《吉祥胜乐轮怛特罗》（藏文作Bde-mchog-lu’i-pa’i lugs-kyi sgrub-thabs rim-pa gsal-ba或Dpal ’khor-lo bde-mchog-gi dkyil-’khor-gyi ’khor-lo’i thabs rim-pa gsal-ba zhes-bya-ba，见载于《萨迦五祖全集》第6卷）近似之处甚多。其后，有不少学者都关注过这一文献，而用功最巨，成就也最大的当属匈牙利学者卡拉和德国学者兹默，二人合力于1978年完成了该文献的转写、注释和德文翻译工作，使该文献的全貌终于得以面世，引起了学界的重视。
回鹘文佛典主要是写本，木刻应属于元代。最晚的回鹘经是清康熙二十六年（公元1687年）在甘肃刻成的《金光明最胜王经》。高昌回鹘族还译过文学作品，如印度《罗摩衍那》，《五卷书》以及通过叙利亚景教徒传入的《伊索寓言》和属于摩尼教内容的一些赞美诗。
高昌回鹘族不仅从汉文，藏文，吐火罗文，梵文翻译了大量佛经，而且还翻译改写了许多源出佛教传说，本生故事的文学作品，如《恰希塔尼▪伊力克伯克》、《哈勒亚木哈拉和帕帕木哈拉》、《两王子的故事》、《神猴与帕德摩瓦提姑娘》、《达尼提·帕拉》等。《恰希塔尼▪伊力克伯克》源于佛教本生故事，通过对菩萨转世的恰希塔尼▪伊力克伯克翦除凶恶的妖魔，瘟神，解放人民的英勇无畏精神的描绘歌颂，反映出当时劳动人民战胜社会和自然邪恶势力的强烈愿望。作者采用对反面人物狰狞面目的夸张描绘，成功反衬出主人公的英雄形象。这种对比陪衬手法成为后代维吾尔文学创作所经常采用的艺术手段之一。
二．1.元代简介 2.蒙古文字的创新与元代的翻译力量 3.蒙汉文互译的情况 4.其他方面的翻译情况.1206年，乞颜部首领铁木真在蒙古鄂嫩河畔称汗，尊号成吉思汗。成吉思汗不断对外发动战争，逐渐吞并了金朝、西夏、西辽、花拉子模、大理，招降了吐蕃，建立了大蒙古国（蒙古帝国），势力延伸到了西亚和北亚地区，最远一度到达了东欧 和埃及。除主体政权外，其余占领的地区由成吉思汗的子孙分封统治，也就是四大汗国。
1271年，成吉思汗的孙子忽必烈改国号为元（建立了元朝），1279年灭南宋统一中国。元朝统一中国后持续对外扩张，但在出海征伐日本和东南亚诸国时屡遭失利，如元日战争、元越战争、元爪战争等。
2.蒙古文字的创新与元代的翻译力量 在成吉思汗之前，蒙古各部未见有文字通行。蒙古勃兴之后，虽曾使用文字，然多借自他族，并多行于其他各族。宋人徐霆说：“鞑人本无字书，然今之所用，„„„„行于回回者，则用回回字，„„„„行于汉人，契丹，女真诸王国者，则用汉字”。清人赵翼说：“太祖（铁木真）以来，借用畏吾字以通文檄（xi)。世祖（忽必烈）始用西僧八思巴造蒙古字”。所谓借用畏吾字，就是用畏吾字来拼写蒙古语，这种文字曾长期通行于蒙古人中。蒙古人用以撰写本本族的历史，文学著作，也用以译写异族的典籍。但因这种文字不能完全表达蒙古语。因此成吉思汗以后，有吐蕃喇嘛接受当时蒙古贵族的指使，试图创制新的文字，未成而死。忽必烈继汗位后，乃命蕃僧八思巴再创蒙古新字。
八思巴制定的蒙古新字是拼音文字，共有四十一个字母，拼成的单词有一千多个。由世祖下令通行的时间是公元1269年，规定以后用之译写一切文字。但是由于新字笔划复杂，并未通行，只有玺书原来的上与汉字并用而已。原来的畏吾蒙字仍为译写用字。武宗海山时，又命吉敖德斯尔更创新字，基本奠定了今蒙古旧字的基础。
从元世祖忽必烈开始，元朝共传十帝，除文宗和顺帝外，“诸帝多不习汉文”。因此，“凡进文字，必皆译以 国书”。举凡接见，均借助于“通事”，蒙古语称为“怯里马赤”，（意译为翻译者。引申为代言人。）或“乞里密赤”，“却里马赤”。朝廷大臣和国君一样，也很少有人学习汉文。所以，元朝和辽，金一样，都设有译史与通事。
译史，是笔译吏员，有蒙古译史和回回译史之分。
蒙古译吏的职责是将中央下达的或由地方和某些部门向中央和皇帝呈报的公文，奏章，材料等译成蒙古文字，以供皇帝审阅或蒙古官员执行。蒙古贵族为了防范汉人，南人官员，用蒙古文字亦可起保密作用。
回回译史，是专为色目官员服务的，其职责是将公文，表章，报告，表册等译成波斯文字，供色目官员照办。（色目人（「各色名目之人」）是元代时对来自中西亚的各民族的统称，也是元代人民的四种位阶之一，广义上的来讲，一切除蒙古、汉人、南人以外的西北民族都算是色目人。）
“通事之设，本为蒙古，色目官员语言不通，俾bǐ 之传达”。“各路所设通事，于达鲁花赤之前通传口舌”。（达鲁花赤是蒙元时期具有蒙古民族特点和设置最为普遍的官职）由于通事终日活动在官员左右，其作用大于译史。有时，还常作官府代表办理公事。
元代培养译员，设有专门学校。（元朝回回国子学
据《新元史·选举志》记载：“回回国子学，到元二十六年(公元1289年)始置。是年五月，尚书省臣言：亦思替非文字宜施于用，今翰林院益福的哈鲁丁能通其字学，乞授以学士之职，凡公卿大夫与富民之弟子，皆依汉人入学之制，日肄习之。从之。八月，遂置国子学。”（《新元史》卷六十四《志》第三十一）。另据陈垣《元西域人华化考》：“亦思替非为波斯古代都城之名，亦思替非文字者，波斯文字也。回回国子学者，教习波斯文字者也。元时所谓回回文字，实波斯文字。”由此可见，元朝的“回回国子学”是一所教授波斯语言文字的学校。
《辞海》“回回国子学”的解释是：“元代培养译员的学校。学生为公卿大夫及‘富民’子弟，供给廪膳，学习亦思替非文字（即回回文）。学成后派充各官府译史。”（引自《辞海》缩印本第765页。）
已故江苏师范学院(1983年改名为苏州大学)顾树森教授的遗作《中国历代教育制度》一书，把元代的中央学校分为三种：一为“国子学”，1269年创立，主要教授儒家经典。二为“蒙古国子学”，1271年创立，规定学生为一百五十人，计蒙古学生七十人，色目学生二十人，汉学生六十人。学科以蒙古文译写《通鉴节要》为主，并兼学算学。学成考试，精通者量授官职。三为“回回国子学”，创立于元世祖到元二十六年（1289年），学生名额定为五十人。入学资格，限于公卿大夫及富民子弟。学科授以回回文文字为主，专以培养诸官衙译史人才为目的。其余学官与考试的制度未详。）
前述蒙古字学，不论是在京师者，还是在府，州者，其毕业生员经翰林院“出题试问，观其所对精通者”，即委以必阇 shé 赤，学官或译史之职。
除译史，通事外，元朝在中央政权机构内还设置以下专为皇帝服务的翻译部门和官员: 1.蒙古翰林院，其职责是“掌译写一切文字及颁降玺书，并用蒙古新字，仍各以国字副之”。
2.内八府宰相，其职责是“掌诸王朝朝觐傧介之事，遇有诏令，则与蒙古翰林院同译写而润色之”。
3.艺文监，“专以国语敷译儒书，及儒书之合校雠chóu 者，俾兼治之”。4.经筵译文官，负责为帝王翻译和讲解儒家经典之类。5.扎尔里赤，又称扎鲁忽赤，负责“职书制诰 gào”。
3.蒙汉文互译的情况
(1)诏书制造及官方文书的翻译 元世祖在蒙古新字制定以后，便规定诏书制造及官方文书一律以蒙文为正本，附以各地区的文字。因此，诏书之类必须译成汉文。赵翼曾在《廿niàn二史札记》中曾指出，有两篇诏书的译笔截然不同。一篇是宪宗蒙哥写给忙哥撒儿之子脱欢和脱尔赤的诏书。赵翼说，此诏译者是模仿“尚书体”。另一篇是泰定帝登基的诏书，完全是用“白话”译的。
关于政府机构的公文也有不少是用“白话”翻译的。译成汉语的公文及其他未录文书，其实不是元代的白话，而是不伦不类的硬译文体。其特点是：
大量夹杂音译的蒙古词语。硬译蒙古语的语法，破坏了汉语的习惯说法。不是用汉语的正常术语，而是硬译蒙古词语。
（2）汉本典籍之类的翻译
元朝统治者属于文化比较落后的少数民族，他们统治中国，就得向过去有经验的汉族帝王学习“御民”之术。儒家经典提供了不少治民，愚民的方法，因此他们有必要向之求教。关于所译书籍，《元史》中零星记载：
《大学衍义》，为元、明、清三朝皇族学士必读之书，被康熙皇帝称为“力明正学”，其治国之道、民生之理和廉政文化很为后世所推崇。
《孝经》，中国古代儒家的伦理著作。儒家十三经之一。传说是孔子作，但南宋时已有人怀疑是出于后人附会。清代纪昀在《四库全书总目》中指出，该书是孔子“七十子之徒之遗言”，成书于秦汉之际。自西汉至魏晋南北朝，注解者及百家。
《贞观政要》明成化九年内府刊本，其作者为唐代吴兢，是一本政论类史书。《贞观政要》主要内容记载了唐太宗在位的二十三年中一些政治、经济上的重大措施。
《尚书》《尚书》列为重要核心儒家经典之一，“尚”即“上”，《尚书》就是上古的书，它是中国上古历史文献和部分追述古代事迹著作的汇编。
《帝范》，《忠经》，《帝戒》，《帝训》及其他（3）汉族大臣奏章的翻译 由于元朝诸帝及蒙古大臣多不学汉文，因此汉族大臣所上的奏章必须经过翻译，再呈御览。
（4）国史的编译
元代的各朝都组织力量编写前一朝历史，名为“实录”，还纂修过《经世大典》。这些国史均是汉文写的。明代宋濂等编修《元史》，除顺帝一朝的史实外，其他各朝都系据原有的《实录》和《经世大典》等删削而成。但元代国史，还有一份是用蒙文记录的，叫做《脱卜赤颜》或《脱必赤颜》，记成吉思汗前后的蒙古史实。
文宗在至顺元年委任赵世延，赵世安纂修《经世大典》，“专命奎章阁阿怜帖木儿，忽都鲁都儿迷失等译国言所记典章为汉语”。后来奎章阁的纂修人员又要求从翰林国史院取出密藏的《脱卜赤颜》一书，译出太祖以来的史实。文宗诏令翰林学士承旨押不花和塔失海牙负责此事。押不花说：”《脱卜赤颜》事关密禁，非可另外人传写，臣等不敢奉诏。“文宗同意，便作罢论。但仁宗即位后，曾”命察汗译《脱卜赤颜》，名曰《圣武开天记》。这是节译本，并非全文。
在翰林国史院编写各朝实录时，又往往把汉文本《实录》转移成蒙文，送呈皇帝审阅。
4.其他方面的翻译情况
（1）用蒙文翻译汉文以外的其他文字
北庭感木鲁国人必兰纳识里，皇庆中受命翻译诸凡经典，还常译诸蕃朝贡的表箴文字。
搠思吉幹节儿，公元1295年应成宗之邀来大都主管佛教事物，并从事佛典的翻译。他最大的贡献是改革畏吾尔蒙古字，编成一部蒙古语语法书《蒙文启蒙》，解释了蒙文元音和辅音结合所构成音节的规律，并提出了蒙文字母的一百二十三个音节及蒙文所包含的阴，阳，中三性及语音和协律，还参照古印度语音学的五行说阐述了蒙语的音素。
又有萨迦派喇嘛法光，于武宗至大年中，增定八思巴所制定的蒙古新字，又与西藏，蒙古，中国及回鹘的学者共译西藏经为蒙古语。
藏族最早的一部格言体哲理诗集《萨迦格言》，首先译成蒙古新字，在国内外已公认为藏族名著之一。
从吐鲁番出土的文书中有畏吾蒙古文字译本《亚历山大传奇》。
意大利修士约翰▪孟德▪高维诺来元朝传教，曾把《新约》等译成蒙文。（2）用汉文译蒙文以外的文字
山东长清县大灵岩寺千佛殿东壁的元代藏，汉两体碑
河南浚（xun)县天宁寺里的藏，汉两体碑
地理学家朱思本曾从梵文译过河源方面的资料。
《回回药方》一书是元末由阿拉伯文译成汉文的。
伊朗合赞汗史大丞相剌失德▪哀丁▪法都刺编写世界史《史集》中关于蒙古这部分最为翔实，由元朝官员孛（bo）罗亲临伊朗进行协助，还要请两位中国文人替他翻译汉文材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