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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子杨编著《清代地方官制考》(紫金城出版社，1988年)，对近代以来边疆地区官制，以及负责海防事务同知以下官吏的变化作了较详尽概述。徐学林《中国历代行政区划》(安徽教育出版社，1991年)，则对更少为研究者问津的中华民国时期的地方行政设置和管理作了虽简略但颇为全面的介绍。综论方面还有赵云田《近代我国边疆民族中央管理机构的演变》《中国边疆史地研究》(1991年1期)，作者从中国社会半殖民地半封建化进程的的逐步演进，国家*机构的陵替和调整的大背景出发，认为“晚清时期边疆民族中央管理机构最大变化，是理藩院改称理藩部”，名称的改变，其职能也发生了变化。“理藩部对俄交涉职能的丧失，是俄国政府单方面愿望的实现，是清政府屈从于资本主义列强的产物”。文章还对北洋时期蒙藏事务局，以及它的后身蒙藏院，民国政府蒙藏委员会的设置、沿革、职掌进行了客观述评。
由于边疆地区情况各异，更多的研究是侧重于具体地区的具体变化。
东北地区。赵云田《晚清东北军政管理机构的演变》(《中国边疆史地研究》1992年4期)对光绪年间盛京将军、吉林将军、黑龙江将军三将军体制的变化，直至最终废除军府制，建立行省的演变进程、原因和作用作了论述，认为：“清代东北边疆管理机构，通过晚清的官制改革，由三将军体制演变为建行省、设督抚，在行政、立法、司法等方面表现出了近代国家机构的特点，不仅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清朝由盛到衰，而且也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东北地区社会的发展”。康沛竹《日俄战争后的清廷东北防务》(《近代史研究》1989年3期)认为，清政府面对边疆危机加剧，在东北地区采取了相应举措，以期缓解“龙兴之地”内外交困的危机局面，其举措有三：行政体制的变革——改建行省；移民实边政策的继续推行；整军经武以固边防。文章还论述了这一时期主政东北的边吏赵尔巽、徐世昌、锡良、程德全、吴禄贞、宋小濂的政绩。刘家磊《略论清季东北移民实边政策》(《清史研究》1991年2期)，考察该政策由封禁到开放，由虚边到实边的发展过程。许淑明《清末黑龙江移民与农业开发》(《中国边疆史地论集》页195～209)，认为，1904年以后，清政府在东北实行土地开放政策，使黑龙江农业开发迅速发展，刘金明《北洋政府对鄂伦春族的政策与“安边”》(《中国边疆史地研究》1993年4期)指出，北洋政府对鄂伦春族推行的一系列政策，虽然半途而废，但在当时历史条件下，仍起到安抚东北边疆的某些作用，“主要表现在：一定程度上强化了北洋政府对东北边疆地区的管辖，促进了鄂伦春族农业生产的初步发展，为鄂伦春族培养了一批具有一定文化知识的人才”。吴禄贞于1907年调任延吉边务帮办、督办、治边颇有建树，勒大经《吴禄贞经略延边的历史功绩》(《社会科学战线》1991年3期》)认为，吴禄贞是为维护延吉领土主权，为延边开发建设做出重要贡献的杰出人物。
综论方面。张振昆鸟《近代中国的边患与边界问题——一个简要的回顾》(《中国边疆史地论集》，页59～72)从宏观上回顾了近代中国由于资本帝国主义的侵略，从海疆告警到边界普遍危机，进而发展到危机深化的历程，指出，“一部中国近代史始终与中国边患密切联系在一起，后者构成前者的一个重要内容”。而近代边患的直接结果，“一是中国丧失了大量领土，二是历史积累了许多边界问题”。而“这许许多多边界问题，正如中国领土的丧失那样，大多是帝国主义(主要是俄、英、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包括侵略中国和侵略中国的邻国)造成的，与近代中国的边患紧密相连。因此也可以说，这是多年边患的历史给新中国留下的一份遗产，当然是一份负担沉重的遗产”。唐承丽、周国华《近代中国疆域的变化及其历史的教训》(《湖南师范大学学报》1992年2期)认为近代中国疆域变化的特点是：领土丧失的时间较晚、速度较快；领土丧失由边疆向内地深入，又主要集中于北方边疆，领土丧失与不平等条约紧密相联。郑仙、傅元祥主编《中国近代边防史(1840 ——1919年)》(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0年)则从边防史角度，对近代边患和边界问题作综论，应引起学者重视。
中俄以及中国与独联体中亚三国的边界研究。中俄两国有着漫长的边界线。最初的中俄东段边界是通过1689年中俄《尼布楚条约》确定的，两国以额尔古纳河、格尔必齐河、外兴安岭至海为界。到19世纪中叶，沙皇俄国逼迫清政府签订不平等的中俄《瑷珲条约》(1858年)和中俄《北京条约》(1860年)，将中俄东段边界推进到黑龙江、乌苏里江至图们江口一线，留存至今。中俄中段边界是通过1727年中俄《布连斯奇条约》和中俄《恰克图条约》确定的，相当于今蒙古国和俄罗斯的边界线加上唐努乌梁海的北界，自1946年1月中国国民政府承认外蒙古独立后，中俄中段边界(除唐努乌梁海这一历史悬案外)已不复存在。中俄西段边界是通过中俄《北京条约》和中俄《勘分西北界约记》(1864年)等条约确定的，今天已成为中国的新疆与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的边界，中国的新疆与俄罗斯仅有54公里边界线。对中俄边界问题研究迄今权威的著述当推余绳武主编《沙俄侵华史》第1至4卷(人民出版社，1976～1990年)，这部凝聚了一批学者20余年心血的巨著，对中俄东、中、西段边界形成的历史进行了深入的研究。论及中俄边界问题的著作还有：《沙俄侵略我国蒙古地区简史》(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79年)，《沙俄侵略中国西北边疆史》(人民出版社，1 979年)等。
下面将以东段边界、西段边界问题研究为序，略作介绍。
1东段边界研究。步平、黄定天《〈瑷珲条约〉被逼签订原因的再探讨——19世纪中叶中俄若干问题比较研究》(《瑷珲历史论文集》页126～141)以瑷珲条约签订始末为中心，着重分析了面对俄国的侵略清政府传统边疆政策破产的必然性。关于瑷珲条约的研究还有：步平《〈瑷珲条约〉有效性的几项形式条件的分析》(《黑河学刊》，1984年3期)，祁学俊、韩来兴《〈瑷珲条约〉确定了中俄黑龙江边境贸易的合法性》(《黑河学刊》1989年3期)等。张本政《评一八八六年中俄勘界》(《学术研究丛刊》1980年3期)。对自图们江口至乌苏里江口一段边界第二次“会勘”始末作了分析，认为在这次勘界中，“中国收复了一部分1860年以后沙俄侵占的中国领土，纠正了错立和被沙俄私移的界线，增立了许多新界牌，争得了中国船只自由出入图们江口的权利”，对主持此次勘界的中国官员吴大澄的功绩与不足也给以评述。步平《中俄东部边界西段的勘定》(《中国边疆史地研究报告》第1辑，1987年)分析了1910年至1911年中俄派员会同勘测呼伦贝尔地区中俄边界，签订了中俄《满洲里界约》的始末，指出此举奠定了中俄东部边界西段的基础，“尽管中国在部分领土上受到损害，但是，由于经过勘定大大提高了边界的精密度，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觊觎中国领土的俄国的扩张，制止了其蚕食中国领土的活动，所以，勘界在这一意义上的作用是积极的”。关于东段边界研究的论文还有：董万?《一八六一年兴凯湖会谈勘界与沙俄侵略扩张阴谋》(《延边大学学报》，1978年2期)等。
《帝国主义侵华史》、《沙俄侵华史》均有专题论述
当我们作了以上概括性综述后，可以发现，中国近代边疆研究，特别是近代中国边界问题研究，这一长期被视之为研究禁区的领域正在被冲破。这里既有决策者的*家的大度与鼓励，也有研究者的努力与追求。从前述综述中，人们可以看到中国近代边疆问题研究前进的印迹。但是当将中国近代边疆研究与中国近代史其他研究领域相比较时，仍可发现这一领域的研究还是处于相对落后的阶段。
沙俄制造呼伦贝尔“独立” 辛亥革命爆发后，沙俄又开始计划有步骤地 蚕食侵略我东北边疆领土。１９１１年１０月，由驻海拉尔沙俄领事策动，当地召开了各蒙古首领大会，会上向清政府提出了多项有损于中国主权的条件。次年１月，在沙俄的支持下，海拉尔爆发分裂叛乱，沙俄出兵助外蒙军队攻占海拉尔，呼伦贝尔宣布“独立”。２月，俄军参与和配合叛乱分子攻占满洲里。在中方的强烈反对下，１９１４年１１月中俄签订《会订呼伦贝尔条件》，规定呼伦贝尔取消“独立”，定为“一特别区域，直接归中国中央政府节制”。十月革命后，少数分裂势力失去后台和靠山，宣布“自愿取消特别区域”，废除《会订呼伦贝尔条件》。至此，呼伦贝尔“独立”的闹剧收场。
1858年5月28日（咸丰八年四月十六日）中俄《瑷珲条约》
俄国侵占中国东北外兴安岭以南、黑龙江以北60多万平方公里
1860年11月14日（咸丰十年十月二日）
中俄《北京条约》俄国借口调停有功逼迫中国签订
将中国乌苏里江以东、包括库页岛在内约40万平方公里土地强行划归俄国
1896年6月3日（光绪二十二年四月二十二）（李鸿章同沙俄财政大臣维特、沙俄外交大臣罗巴诺夫在莫斯科签订）《中俄秘密协定》（即《中俄密约》，又称《中俄御敌互相援助条约》）1.日本如侵占俄国的远东领土及中国领土时，中俄两国海陆军应互相援助，并互相接济军 火粮食。
2.在对日本采取军事行动期间，俄国军舰在必要时可以进出中国的一切港湾，当地中国官 吏应以物品供应
3.中国允许俄国于黑龙江、吉林两省地方修造铁路以达海参崴，修路事项，由华俄道银行 经办
該约为中俄第一次对日同盟条约，也是中国与外国签订的第一个同盟条约。使唤沙俄在“共同防御日本”的幌子下夺取在中国东北修筑铁路的特权
1898年3月
中德《胶澳租界条约》
中国被迫“租借”于1897年11月20日（光绪二十三年十月二十六日）被德国以武力占领的胶州湾
1898年3月27日（光绪二十四年三月六日）中俄《旅大租地条约》
“租借”旅顺和大连湾（两处已于1897年12月15日，即光绪二十三年十一月二十二日被俄国舰队占領）及其附近岛屿和海面，“租期”暂定为25年。租借地的范围包括金州所属，租地以北至盖平为“中立区”。南满铁路由东省铁路公司建造我。俄国还在满州驻扎军队2.5万 多人，把整修东北变成俄国的势力范围，并向长城以南扩张
（一）中国（近代）边疆的理论探讨
这包括中国边疆的理论界定和概括、中国边疆研究的社会功能、中国边疆研究的内涵和方法等。
首先是中国（近代）边疆的界定。早在20世纪40年代，顾颉刚就提出边疆是一国领土的外缘地带。吴文藻也认为边疆有政治上的边疆和文化上的边疆之分。1988年以后，人们对这一问题有了新的认识。马大正、华立认为：边疆是一个政治地理概念，中国的边疆包括陆疆和海疆。陆疆是指沿国界内侧一定宽度的地区，具有自然、历史、经济、文化诸多方面的自身特点（《古代中国的北部边疆》，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邢玉林指出，近代以来的边疆，是指在国家陆路边界线内侧的或在国家海岸线外侧的、且属于该国主权的边缘陆路领土或海洋领土（《中国边疆学及其研究的若干问题》，《中国边疆史地研究》1992年第1期）。
其次是中国（近代）边疆研究的社会功能。丁伟志认为，研究边疆既有体现在政治纠纷与军事冲突中的现实价值，也有体现在和平建设中的经济文化方面的社会效益（《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丛书·序》）。邢玉林提出，研究边疆可以弘扬中华民族传统的爱国主义，强化中华民族救亡图存和自强不息的精神，提供稳定边疆的历史经验，为边疆的建设提供科学依据，促进边界问题的解决，维护国家领土完整（见前引文）。
再次是中国边疆研究的内容与方法。40年代林耀华、吴文藻、顾颉刚曾从环境、人类、文化三要素，政治学、人类学观点，旅行调查和专题研究诸方面进行探讨。90年代初，马大正提出，应当加强边疆政策方面的综合性研究，既要考虑到民族、宗教、边防、外交等政策，又要考虑到近代边疆危机与封建时期边疆政策由成功到失败的演变。特别应当加强现代边疆政权建设及其与中央政府关系的研究，边防工作、边界交涉、边疆地区民族关系与跨境民族、接境邻国政治、军事、社会、民族概况等方面的研究（《中国古代边疆政策和当代边疆问题研究刍议》，《思想战线》1991年第3期）。邢玉林认为，中国边疆史研究应当包含中国边疆通史、中国边疆断代史、中国疆域史、中国边界史、中国边防史、中国边疆社会思想史、中国边疆内外关系史、中国边疆历史学史（见前引文）。
以上关于中国边疆的理论探讨，有的是直接述及近代的，有的虽然不是专讲近代，但对研究中国近代边疆问题也多适用。
（三）近代边疆开发研究
马汝珩、马大正主编《清代边疆开发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版）汇集了15篇专题论文，其中9篇涉及近代东北、蒙古、新疆、云南、海南、台湾的农业、牧业、工矿业的开发。王戎笙主编《清代的边疆开发》（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是1991年国际清史学术讨论会的论文集，内有多篇文章涉及了新疆等地的开发。成崇德、张世明著《清代西藏开发研究》（北京燕山出版社1996年版）分析了清末张荫棠在西藏的开发思想，联豫在西藏的开发措施，以及清末西藏开发失败的原因和教训。卢明辉主编《清代北部边疆民族经济发展史》（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94年版）对晚清北疆地区畜牧业经济的变化、“移民实边”与土地滥垦的影响、手工业生产兴衰等问题进行了全面系统地探讨。华立著《清代新疆农业开发史》（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以相当篇幅论述了晚清时期新疆农业开发状况，并总结了开发的历史特点和功效得失。
此外，许淑明《清末黑龙江移民与农业开发》（《清史研究》1991年第2期）提出，大批汉民的迁入，使黑龙江土地的开垦方法、耕作技术和农业习惯都受到了影响。钟萍《近代新疆农地资源的开发和利用》（《中国边疆史地研究》1998年第4期）认为，近代农地的开发，促进了新疆农业经济的发展，形成了新疆以农为主、各业并举的混合经济形式。唐凌《矿业在近代广西边疆开发中的作用》（《中国边疆史地研究》1999年第3期）指出，鸦片战争后，随着中西政治、经济、文化交往的日益深入，以及广西战略地位的日益提高，政府和民众开始大力对其进行开发，其中，矿业开发起了很大作用。何瑜《近代海南开发》（《历史档案》1992年第2期）认为，近代以后，随着资本主义商品的大量侵入，海南传统农业逐渐解体，经济作物日益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