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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甫《戏为六绝句》创作缘起试论
摘要：杜甫的《戏为六绝句》写在一个复杂文学背景下，当时大概有两种不同的文学倾向，一种是沿袭李谔、王通、王勃的观点，否定六朝文学，嗤笑前人，另一种则追随唐初史学家的观点，对六朝文学进行辨证的批判与继承。杜甫在《戏为六绝句》中总结了前人的诗歌理论，批判了当时的诗坛风气，并结合自己的创作体验，力图端正当时学诗的态度。
关键词：杜甫 诗歌理论 盛唐
杜甫的《戏为六绝句》，仇兆鳌的《杜少陵集详注》把它编在唐肃宗上元二年，解题云：“此为后生讥诮前贤而作。”指出了杜甫的创作缘起，但也产生了一个问题，当时的后生为什么会讥诮前贤，有什么样的文学背景？这还要从隋初的文学思想革新说起。
隋朝统一南方后，南朝的绮丽文风很快影响到中国的北方并占据了优势。这引起了当政者的警觉，隋李谔在《上隋高祖革文华书》中说：“江东齐梁，其弊弥甚，贵贱贤愚，唯务吟咏，遂复遗理存异，寻虚逐微，竞一韵之奇，争一字之巧。连篇累牍，不出月露之形；积案盈窗，唯是风月之状。”在这里，李谔指出了南方淫丽浮华文风的积弊。隋末的王通在李谔的基础上又延伸一步，他把文学回归到经学的附庸，从而对六朝文人进行了低劣的评价。他在《中通•事君篇》中说谢灵运、沈约是“小人”，他们一个“其文傲”、一个“其文冶”；鲍照、江淹是“古之狷者”，“其文急以怨”；吴均、孔稚圭是“古之狂者”，“其文怪以怒”；徐陵、庾信是“古之夸人”，“其文诞”等等。延至唐初，王通的孙子，初唐四杰之一的王勃甚至把淫靡之风的渊源追溯到屈原与宋玉，把崇尚词章、文采看作是导致国家*、败亡的根源，他在《上吏部裴侍郎启》中说：“自微言既绝，斯文不振。屈宋导浇源于前，枚马张淫风于后，谈人主者以宫室苑囿为雄，叙名流者以沉酗骄奢为达。故魏文用之而中国衰，宋武贵之而江东乱。虽沈谢争鹜，适先兆齐梁之危，徐庾并驰，不能免周陈之祸”。
这些论述是从偏向政治的角度粗暴地对六朝文学进行简单的否定，不免失于片面。与李谔、王通、王勃的观点不同，唐初的一些史学家在批评六朝文学时则显得有分寸而不过激，以魏征、令狐德促、李百药、姚思廉等为代表。他们的基本思想是要兼取南北之长而避其所短，主张文学作品既要有充实的社会内容，又应当有华美的文采。他们对六朝文学成就有切实的评价与肯定，魏征在《隋书•经籍志》集部总论中说：“宋玉、屈原激清风于南楚，严、邹、枚、马陈盛藻于西京，平子艳发于东都，王粲独步于漳滏”。不同于李谔、王通、王勃等人，魏征对屈、宋、枚、马之流给于了充分的肯定，在《隋书•经籍志》中他又讲到:“宋齐之世，下逮梁初，灵运高致之奇，延年错综之美，谢玄晖之藻丽，沈休文之富溢，辉焕斌蔚，辞义可观。”可见他对六朝在艺术形式技巧方面的成就也是充分肯定的。魏征对六朝文学也有批判，但只限定在梁大同以后以萧纲、萧绎、徐陵、庾信为代表的宫体诗一类创作范围之内，可对萧氏兄弟、徐陵、庾信也不简单的全部否定，尤其对庾信在入北朝后的作品还给于了很高的评价。
由上述分析可见，当时的诗坛大概有两种不同的文学倾向，一种是沿袭李谔、王通、王勃的观点，否定六朝文学，嗤笑前人，《戏为六绝句》解题所云“后生”是也。另一种则追随唐初史学家的观点，对六朝文学进行辨证的批判与继承，李白，杜甫是也。
其实，在陈子昂之前，对六朝文学的批判多少还集中在思想层面，涉及到创作上，齐梁文风仍有很大影响。《新唐书》陈子昂本传称：“唐兴，文章承徐庾余风，天下祖尚，子昂始变雅正。”陈子昂是针对六朝文学内容不够充实，不注重整体审美形象塑造两个弊病，从正面提出了“兴寄论”和“风骨论”的文学创作主张，强调作品要有充实的社会内容，同时也重视诗歌整体审美形象的表现。但他自己的创作则显得过分古朴，文采不足，明显对南朝文学在艺术形式上和技巧上的成就重视不够，皎然在《诗式》中批评说：“复多而变少”就是说他复汉魏的传统多，而吸收齐梁新变的成果少。
随后的李白、杜甫对陈子昂的不足就有所克服。他们不但不卑视六朝文学而且善于学习六朝有益的艺术成就。尤其是杜甫，他虚心向所有前代诗人学习。学习宋玉则谓“风流儒雅亦吾师”；学习苏、李则谓“李陵苏武是吾师”；学习曹植、刘桢则谓“赋诗时或如曹刘”；学习陶潜、鲍照、二谢之诗，则谓“焉得思如陶谢手”，“熟知二谢将能事”，以至“往往凌鲍谢”；学习阴铿、何逊则更是“颇学阴何苦用心”。
可当时的诗坛经过“艳薄斯极，将复古道”的洗礼，形成了元稹在《杜工部墓系铭》中所说的“好古者遗近”的偏激复古暗流。“才力應難跨數公，凡今誰是出群雄？或看翡翠蘭苕上，未掣鯨魚碧海中”。这里的“数公”即指庾信、四子。《杜臆》卷四云：“但看翡翠於蘭苕，未掣鯨魚於碧海，採春华而忘秋实，此文人通病，其轻薄前辈以此。” “好古者”不加分析，对庾信前期诗赋的华艳和四杰沾染的齐梁遗风加以讥笑、否定，引起了杜甫的强烈不满。杜甫讥讽他们说：“未及前贤更勿疑，递相祖述复先谁？”在杜甫看来：“今人才力，未及前贤，以其递相祖述，愈趋愈下，无能为之先者”，要“别裁伪体亲风雅，转益多师是汝师。”即“上亲于风雅，始知渊源所自，前贤皆可为师，是转益多师，而汝师即在是矣”。[3]
[1] 庾信早年作诗与徐陵齐名，虽陷于轻艳，但晚年则风格一变，纳南北之所长，自成一家。四杰的创作虽侵染了六朝遗风，但在唐初的诗歌艺术改革方面还是有很多贡献的，一些“尔曹”对他们的嗤笑和过低评价就撕裂了六朝以来有益的艺术传承。杜甫虽不愿接受齐梁的糟粕，“恐与齐梁作后尘”，但要“清词丽句必为邻”，主张学习齐梁有益的艺术成就。
本着这样的文学思想，杜甫把目光集中在庾信身上，在他看来。庾信的诗既有“风骨”、“兴寄”（“庾信平生最萧瑟，暮年诗赋动江关。”杜甫《咏怀古迹》），又有清词丽句（“清新庾开府”杜甫《春日忆李白》）。故杜甫在诗中称：“庾信文章老更成，凌云健笔意纵横。”杜甫充分看到了庾信是上集六朝精华，下启唐人风气的人物，是把南朝诗歌的写作技巧和北朝民歌的质朴风格相结合的代表作家，所以用“凌云健笔”来赞扬庾信后期的诗歌成就。杨慎《丹铅总录》卷十八也说：“庾信之诗为梁之冠冕；启唐之先鞭。史评其诗曰‘绮艳’；杜子美之曰‘清新’，又曰‘老成’。绮艳清新，人皆知之；而其老成，独子美能发其妙„„子山之诗，绮而有质，艳而有骨，清而不薄，新而不尖，所以老成也。„„若子山者，可谓兼之矣。不然，则子美何以服之如此。”肯定了杜甫的看法。
杜甫对初唐四杰的诗歌创造也给于了很高的评价。他说：“王杨卢骆当时体，轻薄为文哂未休。尔曹身与名俱灭，不废江河万古流。”杜甫在诗中用欲扬先抑的笔调，一方面称他们的创作是“当时体”，即浸染着六朝骈偶文的遗风，所以招致了嗤点和嘲笑，另一方面，杜甫又笔锋一转，尖锐地指出“尔曹”笑话别人自己却身名俱灭，而“不废江河”，万古流长的反是四杰的诗作。可见杜甫很看不起当时那些“轻薄为文”的人，他们自以为很了不起，而实际上远远赶不上初唐四杰的成就。他指出四杰作品虽然劣于汉魏之近风骚，但都具有自己独特风格，形成为“当时体”，故是“龙文虎脊”，“不废江河万古流”。
闻一多先生在《唐诗杂论》中称：“四杰是唐诗开创期中负起了时代使命的四位作家，他们都年少而才高、官小而名大、行为都相当浪漫、遭遇尤其悲惨（四人中三人死于非命）――因为行为浪漫，所以受尽了人间的唾骂，因为遭遇悲惨，所以也赢得了不少的同情”，杜甫历史地对待文学现象，能从当时四杰所处的特定的时代特定的环境出发，给予四杰诗作以特别的关爱，杜甫引用了时人哂笑四杰的话（诗中卢王，即概指四杰）“卢王操翰墨，劣于汉魏近风骚”而加以驳斥，冠以“纵使”一词，指出四杰的作品即便不及汉魏文章近风骚，但却能以纵横的才气，驾驭“龙文虎脊”般瑰丽的文辞，光彩焕发，超轶绝群，他们的作品是经得起时间考验的。
杜甫的对四杰的这种独到的观照又绝非出于一己的偏爱，而是一位大诗人兼容的视角、冷静的的目光使然。“四子之劣于汉、魏之近风骚，杜甫非不知之；故不以是薄之者，则当
［4］时文体如是，非固四子这病也。当时文体如是，而四子独能杰出流俗，自侪不朽，则龙文虎脊，自有其不废江河者在。故非身与名俱灭之尔曹，所能望尘追及矣
［5］
。根据上面的分析可见，在杜甫的文学批评中透露着相当强的辩证的思想，既反对因袭守旧，也反对割裂历史、一概否定。杜甫认为，风格固然和作家追求有关，但更重要的是文学演进上自然的趋势，是非主观的时代规范，庾信和初唐四杰在当时历史条件下能取得那样的成就，已属不易，后人不应求全责备。
杜甫在《戏为六绝句》中总结了前人的诗歌理论，批判了当时的诗坛风气，并结合自己的创作体验，力图端正当时学诗的态度,就是“不薄今人爱古人”、“ 转益多师是汝师”。这也是他的诗能“贯穿古今，尔见缕格律，尽工尽善又过于李”的原因。其实继承与发展本身就是一个绵延的整体，不继承，就无从创新，不创新，就无从发展。要抛开偏见，打通古与今的界限，才能全面发展。
参考文献：
[1]明•王嗣奭.杜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 [2][3] 仇兆鳌.杜少陵集详注[M].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9 [4]闻一多.唐诗杂论[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 [5] 郭绍虞.杜甫戏为六绝句集解[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