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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评杜甫的《戏为六绝句》
内容提要：杜甫作为我国现实主义的集大成者，在创作方面形成自己独特的艺术风格——兼容并收，转益多师，这种思想始终贯穿于他的整个一生的创作当中，这也正是他的评论《戏为六绝句》的核心思想。诗中一方面提出自己的文学创作观——別裁伪体；另一方面开以诗论诗的先河，使文学评论诗化，从而丰富了文学批评理论。在思想上、创作方法上对后人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关键词： 杜甫；兼容并收；別裁伪体；转益多师；以诗论诗；空开一派
杜甫是我国现实主义的伟大诗人，他的诗歌被称为集古典诗歌艺术的大成。元稹在《唐故工员外郎杜君墓系铭序》中评论杜甫的诗“尽得古今之体势，而兼人人之所独专矣”，《新唐书•文艺传》评他的诗“浑涵汪茫，千汇万状，兼古今而有之。”杜甫的诗之所以有如此大的成就，一方面在于他具有进步的思想和深厚的生活基础；另一方面也与他认真地、多方面地向历代文化遗产进行学习和借鉴所分不开。他的这种认真地、多方面地学习和借鉴的精神，不仅体现在他的许多诗歌创作中，同时也反映在他的一部分以诗歌形式写作的文学理论批评中，他的这些文学批评理论，就思想内容而言，是对《诗经》、《楚辞》、汉魏乐府以及六朝以来的诗歌等优秀传统的继承，以及对屈原、宋玉以来直到唐朝的杰出诗人认真地学习和发展，同时他又注重语言的锤炼，主张艺术风格多样化，从而形成了兼容并收、转益多师的创作思想，这种思想始终贯穿于杜甫的整个创作中，也正是他的诗论《戏为六绝句》的核心思想。
杜甫的《戏为六绝句》是包括六首绝句而组成的一组诗，写于唐肃宗上元二年（761年），此时期，就诗歌发展史而言，是现实主义诗论丰富和
发展的时期；就诗人自身经历而言，是杜甫在经历了之前的因战乱而“一岁四行役”的奔逃之后，于翌年春在成都西郊浣花溪边营造草堂之时，由于生活安定下来有了更多的闲暇，才能真正做到其所谓“为人性癖耽佳句，语不惊人死不休。”（《江上值水如海势》）论诗《戏为六绝句》的出现亦说明他已经把更多的精力放在诗艺的精益求精上。题为“戏为”，实际上是以严肃认真的态度，针对当时诗歌评论中应该兼取众长的重要理论问题，提出自己正确的意见。清•仇兆鳌在《杜甫详注》（第二册）中注“此为后生讥(笑)诮前贤而作，语多跌宕讽刺，故云戏也。”
从整首诗中，我们不仅可以看到杜甫晚年创作的“所见者广，而体察者深”的炉火纯青的诗歌创作境界，而且有助于我们在了解杜甫的创作的同时，领会诗人的创作理论。从总体来看，这首诗分为两个部分：前三首为评论作家，后三首为揭示论诗宗旨，其精神前后贯通，互相联系，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在前三首诗中，诗人具体评论庾信、初唐四杰等，实事求是地评价了庾信和初唐四杰的文学地位，批评了当时嗤点庾信和哂笑四杰的人，认为“庾信文章老更成，凌云健笔意纵横。”充分肯定了庾信晚年健笔凌云，意境纵横开阔的艺术造诣，又指出四杰能驱遣着如“龙文虎脊”似的瑰玮文辞，不顾时人之讥哂，终究成就了光耀万古的文学事业。后三首则为理论批评，揭示作者自己的论诗宗旨——兼容并收，转益多师。
一
庾信文章老更成，凌云健笔意纵横。今人嗤点流传赋，不觉前贤畏后生。
组诗的第一首评价庾信。庾信，字子山，南北朝时期由梁入周的诗人，在梁时以写作绮艳流丽的诗赋著称。他的情诗写的委婉有致，情深意远，并在用典上达到炉火纯青的境界，从而成为六朝文风的代表人物，42岁时出使西魏，并从此流寓北方，之后在思念故国、感伤身世的生活中，他的创作由之前的轻靡绮丽转为苍劲、悲凉，内容也由原来的宫体诗转为怀乡之作，多为反应*的现实之作。他后期的作品既有南方的清丽细腻，又有北方的豪放慷慨，这使得他的诗歌创作达到了艺术的顶峰，昭示着南北文风融合的前景，从而结出“ 穷南北之胜”（倪幡《注释·庾信题辞》）的文学硕果。因此杜甫称赞他的作品为“庾信文章老更成，凌云健笔意纵横。”这与当时文坛中，一味指责庾信为“词赋罪人”的做法不同，旗帜鲜明地批评了那些轻率地全盘否定而妄下结论的后生的做法，杜甫对庾信的肯定对时人的批评，是中肯的，他这种独到的批评眼光和胆识在当时是难能可贵的。
南朝以来的文学创作，由于过分的讲究形式，使得创作题材狭窄，内容贫乏，因此逐渐形成了柔糜浮艳的文风，以至初唐的史学家运用了古人“亡国之音哀以思”的原理。认为梁、陈诸朝的覆亡，都和不良文风有密切的关系，因而对他们进行尖锐的批判。尤其对庾信等人的创作加以笼统的贬斥。《周书·庾信传》说他是“词赋之罪人”，《隋书·文学传》讥笑他的诗赋“意浅而繁，文匿而采”，是“亡国之音”。但就整个文学发展而言，对于文学形式美的追求和语言创新是历史之必然，因为就一篇完美的文学创作作品本身而言，一方面应该具有充实的思想内容，另一方面也应该注重形式美，二者分别作为文学作品的肌肉和骨骼是不可分割的，只有二者的完美结合，才能够形成丰满而有气韵的文学作品。所以说，仅凭这一点
我们就应该肯定庾信在文学创作方面的贡献，但由于受当时整个文坛的风气的影响，众人都把庾信作为众矢一向的对象，而相反，杜甫在当时则很推崇庾信，指出“庾信文章老更成，凌云健笔意纵横。”在《春日忆李白》中又说“ 清新庾开府”，杜甫赞许庾信的诗有“老成”和“清新”两大长处，肯定了庾信暮年创作的发展变化。在这点上，我们可以看出杜甫是一位有先见之明的集大成者，他能够不拘泥于世人流俗的思想束缚，大胆提出自我的文学主张，在丰富自我的文学理论的同时，也对后人产生深远的影响。大胆地提出批评的意见“不觉前贤畏后生”，对狂妄的后生做了尖锐的嘲讽。“前贤畏后生”出自《论语·子罕 》，“后生可畏”的意思是后来者居上，但这里是讽刺的话，在杜甫看来，他并不觉得前贤庾信真的不如嗤笑他们的那些后生，今天看来的确是精当中肯之论。
二
王杨卢骆当时体，轻薄为文哂未休。尔曹身与名俱灭，不废江河万古流。
第二首是谈对初唐四杰的评价问题。如何评价初唐四杰，在当时是有分歧的。《新唐书·文苑传序》赞扬他们“稀句绘章，揣合低昂，故王、杨为之霸。”《旧唐书·文苑传序》又贬低说“勃等虽有文才，而浮躁浅露。”杜甫既不同意对初唐四杰采取轻率地否定态度，又反对夸大他们的历史作用。他首先提出四杰的创作是“当时体”，即当时文学历史条件的产物，表现在他们的一些作品，过分讲究对偶声律，追求词采的工丽和韵调的流转。但又有其创新之处，一方面他们从内容上看属于宫体诗，但却在努力冲破宫体诗的束缚，由宫廷之作转向现实，表现了刚健，清新的气息；另一方
面，在形式方面为唐代近体诗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四杰” 的创作活动集中在唐高宗至武后时期，当他们以才子齐名出现于文坛而崭露头角时，怀着变革文风的自觉意识，有一种十分明确的审美追求：反对纤巧绮靡、提倡刚健骨气。如王勃的《送杜少府之任蜀州》“ 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无为在歧路，儿女共沾巾。”虽意识到羁旅的辛苦和离别的孤独，但没有感伤，没有惆怅，只有真挚的友情和共勉，心境明朗，感情壮阔，有一种好男儿志在四方的英雄气概，另外，杨炯的《从军行》“烽火照西京，心中自不平，牙璋辞凤阕，铁骑绕龙城。雪暗凋旗画，风多杂鼓声。宁为百夫长，胜作一书生。”以激昂文字的书生意气，使其诗歌有了“骨气”，这也正是“四杰”诗风与宫廷风迥然有异的内在原因。这些主要是针对当时的“上官体”的流弊而言的，是当时诗风变革的关键，也是以“四杰”为代表的一般人士的诗风与宫廷诗风的不同所在。所以评论作家及作品，一定不能脱离他们所生活的时代条件，四杰的创作并不能完全摆脱相沿五百年之久的六朝浮艳风格，这种“当时体”是时代使然。但同时也有其发展的一面，他们的诗从内容上突破了宫体诗的羁绊，以广阔的社会生活题材，深沉真实的思想感情，在唐代诗歌发展史中起了承先启后的作用。可由于当时人们对齐梁诗风的不满，陈子昂等人又提出了复古口号，以进行诗歌革新，他在《与东方左史虬修筑篇序》中写道：“文章道弊五百年矣！汉魏风骨，晋宋莫传，然而文献有可征者。仆尝暇时观齐梁间诗，采丽竞繁，而兴寄都绝，每以咏叹，思古人常恐逶迤颓靡，风雅不作，以耿耿也。”从而表明了他发起诗歌革新运动的原因。他反对内容空虚采丽竞繁的形式主义，认为文学要有兴寄（思想内容），要反映生活，所以他反对六朝以来的艳体，主张要回到汉魏的路上去，他赞美“骨气端翔，音情顿挫”的作品，他推崇建安风骨和正始之音，这是唐代诗歌革新理论的开始，也起到了矫枉过正的作用，可不乏有些人走入了另一个极端，对六朝作者，甚至对初唐的作家，不作具体分析，采取全盘排斥的态度。认为“天然去雕饰”和必要的文采是相对立的，从而在整个文坛中也产生了对四杰的轻薄之态。而杜甫则不然，他的诗歌批评能够做到旗帜鲜明，迎风独树，从历史发展的趋势来评价了四杰和初唐产生的新体诗，所以说杜甫的文艺批评理论思想是与时俱进的。
三
纵使卢王操翰墨，劣于汉魏近风骚。龙文虎脊皆君驭，历块过都见尔曹。
第三首继续对四杰评价，“纵使”是杜甫的口气，“卢王操翰墨，劣于汉魏近风骚 ”则是时人哂笑四杰的诗（诗中“卢王”即概指四杰），即当时一些人哂笑四杰的作品赶不上汉魏之际的作品，接近风骚。清·仇兆鳌在《杜诗详注》中写到：卢王操笔，不如汉魏近古，但似龙文虎脊，皆足供王者用之。若尔曹薄劣之材，试之长途，当自蹶耳，奈何轻议古人耶。“龙文虎脊”都是毛色斑斓的千里马名，这里四杰如驾驭千里骏马。“历块过都”《昭明文选》王褒《圣主得贤臣颂》：“过都越国，蹶（跳过）如历块。”吕廷济注“言过都国疾如行一块之间。”这里是反其意而用之，比喻行一小块之间艰如过都，也就是说，当时有人讥笑四杰的创作赶不上汉魏接近风骚，可是四杰为文如同驾驭千里骏马，而他们的才力过一小块地却像过都城一样艰难。“尔曹”即你们，这是不客气的称呼，尤言“尔等”你们这些人，这是杜甫在肯定四杰的同时，对“尔曹”的批评。即认为纵使四杰不及汉魏诗歌之更接近中国诗歌史上伟大风骚的传统，但他们才具过人，诗文藻丽，经得起时间的考验，可见杜甫是肯定四杰在文学上的贡献。
四
才力应难跨数公，凡今谁是出群雄。或看翡翠兰苕上，未掣鲸鱼碧海中。
清·仇兆鳌注《杜诗注解》“此兼承上三章，才如庾杨数公，应难跨出其上，今人亦谁是出群者。据其小巧适观，如戏翡翠于兰苕，岂能矩力惊人，若掣鲸鱼于碧海中。
“数公”指庾信和初唐四杰，翡翠兰苕：翡翠，羽毛美丽的小鸟；兰苕：兰花。语出郭璞《游仙诗》：“翡翠戏兰苕，容色更相艳。”可以说这里指看到的是翡翠戏于兰苕上那样纤细的作品，却没有看到如鲸鱼飞航海那样气势宏伟的诗篇。翡翠兰苕，鲸鱼碧海，一位优美，一位壮美，两者相较，壮美为胜，杜甫的爱好是显而易见的。他认为当前作者即使略有才华，也不过是文采鲜妍，毕竟难以超过庾信和初唐四杰，因而不可能创造出一种掣鲸鱼于碧海之中的壮丽的意境。即认为：在当时还没有出现出类拔萃的诗人，在才力上能够超过庾信和初唐四杰，而时常所见到的只是一些小巧纤丽的作品，能够掣鲸航行碧海的意境雄伟的诗篇还没有见到。在此杜甫又从另一个方面对庾信和初唐四杰的功绩予以肯定。
五
不薄今人爱古人，清词丽句必为邻。窃攀屈宋宜方驾，恐与齐梁作后尘。
第五首谈如何看待古与今的问题。薄：小看，轻视。必为邻：一定要引以为邻居，即不排斥的意思。窃攀：内心里追攀，这是对轻薄文士说的：你们想与屈原、宋玉齐名，应当具有和他们并驾齐驱的精神和才力。杜甫提出，不菲薄今人，也不偏爱古人，不论古与今，一视同仁，贵古不必贱今，凡是文学遗产都值得我们学习，我们都能够从中汲取营养，必需上攀屈宋，创造鲸鱼游碧海那种意境宏伟的作品，如果仅仅追求辞藻的华丽，就难免要重蹈齐梁的覆辙。
这是杜甫针对当时文坛流行的厚古薄今现象提出不论对屈宋、汉魏齐梁文人，初唐四杰或者同时代的诗人，都应该给予合理的评价和应有的尊重，表明杜甫的文艺观既不随流俗、求真求实，又富于卓越的见识。他对屈、宋、汉、魏文学的推崇和对齐梁文学的批评，都符合文学史的实际，因而深得后人赞同。
六
未及前贤更勿疑，递相祖述复先谁。别裁伪体亲风雅，转益多师是汝师。
最后一首说明那些轻薄之举不及前贤是毋庸置疑，可是前贤都各有其可师之处，如何能妄加讥仪呢？应该好好学习，不可只“递相祖述”（因袭前贤）拾人牙慧，而应该充分发挥创造力，但学习也离不开鉴别，对那些没有生命力的作品，必需将其剔除。如果能做到这一步，诗歌创作自然就能接近“风雅”的传统了。这里就有一个“别裁伪体”的问题。“别裁”指择别淘汰，即批判的继承文化遗产。“伪体”从诗中可以看出这里的“伪体”即指背离风雅传统者为伪，而识别伪体，革除伪体的目的，最终还是
要把文学创作纳入风雅的正轨。杜甫主张认真学习前人的优秀文学传统，同时代人应互相取长补短。他信奉传统的诗教观念，认为《诗经》之风雅和雅诗是典范，应该好好学习。归根到底，是要“转益多师”，是要广收众人之长，这一种“师”是杜甫自己，也是杜甫要人家去拜的“师”，即诗中所谓的“汝师”，但又因为在此“师”是不拘一人之长的，所以也就是“多师”了。
杜甫时期，在文风改革日益发展的形势下，人们对于庾信诗赋的华丽和四杰作品沿袭陈梁遗风的倾向深表不满，但许多人都不加分析，对他们采取了讥笑，全盘否定的态度，杜甫不同意这种看法，“庾信文章老更成，凌云健笔意纵横”，“龙文虎脊皆君驭，历块过都见尔曹。”他认为四杰的诗尽管不及汉魏近风骚，但他们毕竟很有文采，在艺术上有一定的成就，至于庾信，他前期的诗赋，的确是浮艳绮靡，风格卑弱，但其暮年之作，一洗浮薄，变化为“凌云健笔意纵横”了，他对庾信和四杰的评价，可以说是公允的。
杜甫不偏不倚，包容广大，充分表现了他的涵如万物，领秀风骚，汪洋万顷的气度和才识，从杜甫所针砭的内容看，组诗透露了当时文坛中，一窝蜂的人的偏激情绪和看问题失之肤浅的偏弊，人人自负，与古为徒；重古轻今，侈谈风骨，他们讳言清词丽句而一味厌薄齐梁，其实忽视了对六朝地具体分析和沿着六朝文学发展下来的初唐诗歌的可取之处，空喊风骚，却并没有认清风骚的真面目。这样，真正有利于追攀宋的文学遗产就不免玉石俱焚，批判多建设小了。另一方面，他对文学作品风格的多样性认识也是比较全面的，他不像某些人那样强调自己所喜爱的某一风格，而
贬低其余的不同风格。他一边赞美“鲸鱼碧海”的宏伟气魄，一边又重视 “清词丽句”，一边钦佩李白的“笔落惊风雨，诗成泣鬼神”（《寄李十二白二十韵》）的豪迈气概；一边赞叹孟浩然，王维的“清词”和“秀句”。
可见，杜甫在诗歌理论批评方面，很强调思想内容，同时又注意艺术技巧；一方面推崇古朴，另一方面又爱好近体；一方面推崇风格的雄浑古朴，另一方面又重视清丽、华美。这种眼界开阔，注意到艺术创作各个方面的特色，就构成了杜甫“不薄今人爱古人”和“转益多师”的理论原则。正是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杜甫能够比较全面的认识到各个历史时期作家、作品，都有自己的特色和成就。在“别裁伪体”的前提下，进行分析，评价不作笼统的否定。这种认识在他晚年所作的《偶题》诗中表达的最为明确：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作者皆殊列，名声壹浪垂。骚人嗟不见，汉道盛于斯。前辈飞腾入，余波绮丽为。
总而言之，杜甫的《戏为六绝句》，以短小精悍的七绝题材来评述作家作品，在中国文学批评史上提供了一种新的批评形式，对后人很有影响，他对中国文学批评史的贡献，不仅表现在倡言“不薄今人爱古人”的文学史观与“转益多师是汝师”的文学创作论方面，还突出地表现在开创了以诗论诗的先河。
前人论诗评文，多局限于以文出之，而杜甫首先开以诗论诗之风，使文学批评诗化。自杜甫创作《戏为六绝句》后，后人多踵而效法其体，于是诗论绝句蔚然成风。白居易有《听歌六绝句》，元好问有《论诗三十首》等等。中国历代论诗绝句，较之于“以文论诗”的传统手法，大致具有以下优点：一是义精而词简，集中而含蓄，能把丰富的内涵浓缩在短小的篇
幅之中，具有“尺幅千里”之势，因而容易记诵，印象深刻，为广大读者所喜闻乐见；二是形象具体，生动活泼，能以具体生动的诗歌艺术语言去评作家作品，去揭示诗歌艺术规律，较之于“以文论诗”之逻辑说理，严肃评判，则迥异其趣，因而更具鲜明的民族风格和民族特色，更符合文学艺术批评的审美特征，有利于文学理论批评的繁荣发展。
由于杜甫不仅继承了风雅传统，而且实践了“转益多师”的主张，所以说杜甫在《戏为六绝句》中表现的对前贤的有所汲取是同有所剔除相结合的，一边是 “别裁伪体”一边是“转益多师”，一破一立，相互为用。他认为应从四杰所处的历史阶段进行考察：他们虽然不如汉魏文学之更近风骚，但仍当“不废江河万古流”。由此可见，他对古人的批评抱郑重的态度，能够结合不同历史条件而作实事求是的分析，末尾他又提出了总结性的意见，“转益多师是汝师”是经过细致的研究和批判，清除浮滥作品的影响，继承风雅的传统，广泛地向前人学习，而又反对因循模拟，他自己就走着这样的道路，取得了伟大的成就，并博得了“集大成”的美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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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西省自学考试汉语言文学专业本科毕业论文
简评杜甫的《戏为六绝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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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卫平
2012年2 月
158293072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