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强党性修养,争当五好干部讲课资料由刀豆文库小编整理，希望给你工作、学习、生活带来方便，猜你可能喜欢“年轻干部加强党性修养”。
加强党性修养 争当“五好干部”
区委党校 吕纯章
中共一大13位代表的最终人生结局
1、毛泽东 长沙共产主义小组代表
毛泽东 1921年夏天，毛泽东与湖南的另一位年长的代表何叔衡乘船赴沪。
毛泽东没有参加党的二大。在党的三大之后，毛泽东进入中央局，担任相当于中央秘书长的职务。此后，毛泽东和他的战友们一起探索中国革命的发展道路，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了一辈子，成为当代中国最杰出的共产主义战士。1976年9月，毛泽东走完了他83年的奋斗人生。
2、董必武 武汉共产主义小组代表
董必武 是另一位和毛泽东一起同时参加了党的一大，又同时登上了天安门城楼参加开国大典的中共领导人。
作为一位忠厚长者，历任党和国家重要领导职务的董必武一生信仰马列：“遵从马列无不胜，深信前途会伐柯。”
1975年4月2日7时58分，这颗伟大的心脏停止了跳动。董老享年90岁。
3、何叔衡 长沙共产主义小组代表
何叔衡 生于1877年，是参加会议最年长者。尽管董必武比毛泽东长9岁，何叔衡比董又长9岁。他也是一位前清秀才。“老秀才”革命之初，是在1918年参加新民学会，而且是这个团体的领导人之一。
1935年2月24日，何叔衡、瞿秋白、邓子恢等一批中央领导人从江西转移到福建长汀县，不料与敌“义勇队”遭遇。何叔衡落崖受伤，被两个匪兵发现，结果被匪兵连击两枪，壮烈牺牲。
4、邓恩铭 济南共产主义小组代表
邓恩铭 在1920年末，山东共产主义小组秘密诞生了，邓恩铭和王尽美成为负责人。
1928年底，当邓恩铭在济南深入进行革命活动时，由于叛徒告密，被捕入狱。
1931年4月5日黎明，30岁的邓恩铭从容整装，与难友们一一告别，然后高唱《国际歌》昂首阔步走向济南纬八路刑场，英勇就义。
5、陈潭秋 武汉共产主义小组代表
陈潭秋 1921年7月出席中共一大时，他不仅是武汉湖北共产主义小组的负责人，同时已是著名的学生领袖。1933年春，陈潭秋与谢觉哉化装同行，秘密进入中央苏区，出任中华苏维埃粮食部长。
1943年9月27日，陈潭秋和毛泽民、林基路等同志被与蒋介石暗中勾结的盛世才秘密杀害于乌鲁木齐。
6、李汉俊 上海共产主义小组代表
李汉俊 是中共一大代表，后来血染刑场，被敌人所害。但此时他已不是中共党员。
二大后，李汉俊与张国焘和陈独秀发生矛盾，就渐渐脱离了党的活动。
李汉俊不在党组织中活动，但并没有放弃马克思主义信仰和革命工作。大革命失败后，他利用“合法”职位，掩护了一批尚未暴露的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和进步人士，为革命做了大量工作。
1927年12月17日下午，李汉俊在寓所被新上台的桂系军阀胡宗铎抓走，在未审讯的情况下，当晚被枪决。桂系军阀在刑场贴出告示，称李汉俊为共党首要分子。呜呼，烈士没有在党的花名册上，却死在“罪”为共党首要分子的布告下。
7、李达 上海共产主义小组代表
李达 也是农家之后，1890年出生在湘江之滨。完全靠苦读，他考入北平师范学校后，以优异成绩考上留日官费生。
1920年他启程回国，很快与陈独秀、李汉俊等人共同成立共产党上海发起组。
李达在一大上提出许多见解是自然的，因为当时国内马克思主义理论超过他的人并不多。
一大结束后，李达还在上海机关做了一年的实际工作。
但不久，他便携家返湘，同毛泽东等合作办湖南自修大学去了。李的这次返湘，既有毛泽东所邀，也因他与陈独秀和张国焘的矛盾所致。
是年，李达愤然宣布脱党，犯下他一生“最大的错误”。
1949年12月，毛泽东作为历史见证人，刘少奇作为介绍人，李达重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新中国成立后，李达奉命改造湖南大学，很快取得成效。接着又去改造武汉大学，同样成果甚丰。这一期间，他主要是办校和从事党的理论研究。他是在毛泽东晚年少有的几个能够与之理论对话的人。毛称李达为：真正的人！
“*”一开始，他就被迫害致死，终年78岁。
8、陈公博 广州共产主义小组代表
陈公博 是广州代表，是一大代表中最先脱党的。1921年7月30日，一大会场遭敌探骚扰，次日会议移至南湖，惊魂未定的陈公博脱离集体而逃，返回了广州。
此时，正赶上广东军阀陈炯明叛变，中国共产党特别会议决定联孙反陈，但陈公博却拒不执行。
此后，他又在党的会议上明确宣布：不再履行党的任务。
在汪精卫的支持下，陈公博赴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留学。1925年回国任国民党广东省党部书记长。1年之后，当选国民党中央执委。
1931年9月18日，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九·一八”事变。蒋汪再次联合，汪精卫出任行政院长后，陈公博出任国民党中央民众训练部长、行政院实业部长。
1940年3月20日，他在南京就任汪伪中央政治委员会委员、立法院长及军事委员会训练部长要职。
然而，就在汪陈联手、多行不义之时，汪精卫在日本名古屋帝国大学附属医院结束了罪恶的一生。
陈公博由汉奸中的二号人物升为一号魁首。1945年8月15日，日本侵略者投降，陈公博仓皇逃到日本。随后，国内掀起惩罚汉奸的浪潮。陈被送回南京。
1946年4月5日，江苏高等法院审理陈公博。6月3日，将陈公博移往苏州狮子口江苏第三监狱，判处死刑。
随着一声沉闷的枪声，陈公博罪恶的一生结束了，时年54岁„„
9、张国焘 北京共产主义小组代表
张国焘 是北京代表，一大会议主持者，中途叛党。
五四运动期间，张国焘参加示威游行，成为“学生领袖”，被推举为北京学联主席。
1921年6月，张国焘和刘仁静作为北京党组织的代表到上海参加一大。
张国焘同时也是中国早期工人运动的领袖之一。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后，为了发展全国工人运动，于1921年8月在上海成立了“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张国焘受命此任，并与同仁一道发表了《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宣言》，揭开了中共正式成立后领导全国工人运动的序幕。
1924年5月21日，张国焘及夫人杨子烈被捕，由于大量文件落入敌手，张国焘被迫投降自首。出狱后，张国焘隐瞒变节行为，参与中共驻国际代表团留在苏联。客居苏联三年的张国焘一回国，立即撰文拥护王明。不久，张国焘以中央代表身份被派往鄂豫皖苏区主持工作。
1935年夏，长征途中的中央红军与红四方面军在川西会师，张国焘自恃人多枪好马壮，先是要夺红军总政委一职，继而在中委、中央政治局委员中要官要位，并发展到对抗中央路线，对中央北上的决议拒不执行，直至最后抛出一个非法成立的第二中央。
1938年初，张国焘利用离开延安到陕西中部黄帝陵祭祖的机会，只身投靠国民党，并面见蒋介石，决意叛党。
张国焘叛党后，立即投奔到戴笠门下，从事反共活动。他在上海办过宣传反共的《创进》报。1949年，张逃往香港，同第三势力一起办起《中国之声》杂志。
1966年，张国焘匆匆离开香港，移居加拿大。十几年后，客死他乡。
10、周佛海 旅日共产主义小组代表
周佛海 是旅日代表。1917年初夏，周佛海赴日留学，进入鹿儿岛第七高等学校学习。通过阅读大量社会主义书籍，周佛海开始信仰共产主义。
1921年，周佛海在鹿儿岛接到赴上海参加中国共产党成立大会的信件，成为唯一从境外赶回来的一大代表。
11月初，周佛海返日，改入京都大学，在错误的理论指导下，周佛海逐渐与共产主义背道而驰，并为生活所困而沉沦。
回国后，周佛海很快与国民党右派分子沆瀣一气。1924年9月，周佛海给中共广州执委写信要求脱党。
周佛海一脱党，便马上踏上反共道路，成为蒋介石翼下一得力谋士。然而，蒋介石的重用未能满足周佛海对权力的追求和欲望。“九·一八”事变后，周佛海、汪精卫一见如故，共谋“和平”。1938年12月15日，周佛海以视察宣传为名，先期到达昆明等待汪精卫等人逃往河内。此事最后取得成功，周立了头功。继而，周佛海出谋划策，建议汪精卫开展“和平运动”，建立和平政府。
与此同时，周佛海非常重视特务工作。他采用种种特务手段，使自己成为伪政权起事人和“开国元勋”。
1945年8月，日本投降，历时5年4个月的汪伪政府作鸟兽散。
周佛海故伎重演。他迅速给蒋介石发电，利用他担任上海市长一职表示将沪完整交给中央。蒋介石收电后，任命周佛海为行动总队司令。1946年3月，蒋迫于全国压力，把周佛海押往南京。周以“迫谋敌国、图谋反叛本国”之罪被判处死刑。
周佛海的婚外恋人杨淑慧以公布蒋周往来密电为由，要挟蒋介石特赦周佛海。
1947年3月26日，国民政府下达主席令，特赦周为无期徒刑。1948年2月28日，周口鼻流血死于南京老虎桥监狱一囚室之中。
11、刘仁静 北京共产主义小组代表
刘仁静 出身在湖北应城的一个小资产阶级家庭。刘仁静真正的革命旅程是参加少年中国学会。在此基础上，他与李大钊、邓中夏接近，成为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发起人之一。在一大会议上，刘仁静极力反对西欧社会党的议会政策以及改良派思想。他认为中国共产党应积极从事工人运动，为共产革命作准备。他的这些观点与另一位代表毛泽东有许多相同之处。
1926年，受中央派遣，刘仁静赴莫斯科国际马列学院学习。在这里，他学习与研究马克思主义。不料，他在学习上发生了一些意外的事情：
“1927~1928年，我在马列学院学习时，看过托洛茨基的文章，我同意他的观点。”
1929年，刘仁静在苏学习结束。回国途中，刘仁静突然转到土耳其，拜见托洛茨基，由于受托派思想影响，刘仁静回到中国，便投入陈独秀门下。此间，刘仁静自命为“中国托派天字第一号”人物和“特等理论家”。
1939年，刘随着国民党三青团机关撤离武汉至重庆。抗战胜利后，刘仁静回到上海，进入特务刊物《和平与统一》担任主编。刊物停办后，又辗转于国民党各个机关。
1951年下半年，组织上安排他到人民出版社任编辑。直到退休。
1987年8月5日凌晨，一位司机因刹车不及，撞死一名老人。他做梦也没想到，这位老人就是最后一位健在的一大代表――刘仁静。
12、包惠僧 陈独秀指派出席“一大”会议
包惠僧 是陈独秀指派的，代表陈独秀参加会议，并负责向陈汇报会议情况的代表。
包惠僧当初是武汉党组领导人。上海党组织负责人李汉俊委托包前往广州找陈独秀回上海主持工作。包到达广州，陈独秀不同意，并把包留在广州工作。
而后，李汉俊来信说要各地派代表参加共产党成立大会，陈独秀因事不能赴沪，于是就派陈公博和包惠僧两人去出席会议。
革命低潮时期，他回到上海。上海是白色恐怖，苦闷、灰心、失望跃上心头，加上在党内有张国焘的处处责难，他决定退出中国共产党。
1931年，包惠僧任蒋介石陆海空军总司令部参谋。1936年转任国民党政府内政部参事至1944年。
1944年夏，国民政府缩编时，包惠僧看透黑暗，加上终不得志，便自动申请遣散。获批准，携家眷到澳门谋生。
1957年，包惠僧被任命为国务院参事室参事。从此之后，他就笔耕不止，写下大量历史回忆，最后结集《包惠僧回忆录》。
1979年7月2日，包惠僧因病久治无效去世。
13、王尽美（1898--1925）济南共产主义小组代表后任中共山东省委书记
王尽美 是济南代表。1921年6月，王尽美接到一大通知后，乘轮船到上海。
一大结束后，他与瞿秋白、邓恩铭等同志一道，代表中共参加了共产国际在莫斯科召开的远东会议，并会见了列宁。
回国后，王尽美协助罗章龙组织了京奉铁路、开滦煤矿等地政治大罢工，亲自指导了山海关铁路工人大罢工。
从1923年至1925年5月，王尽美担任山东省委书记，他积极发展组织，办报写文章，还经常组织民众演讲。
1925年1月11日至22日，王尽美带病到上海参加了中国共产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
1925年8月19日，年仅27岁的王尽美因肺病逝世
毛泽东、董必武成为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王尽美英年病逝撼后人。何叔衡、邓恩铭、陈潭秋血洒疆场志未酬。李汉俊、李达脱党而不放弃信仰。刘仁静、包惠僧历经曲折迷途知返。陈公博、周佛海、张国焘背信弃义叛党投敌。
深刻启示
从中共“一大”13位代表创立中国共产党那天开始，我们党至今已经走过了90年的历程，回顾“一大”这13位代表的迥异人生，对于我们这些后来人而言，可谓是一本很好的教科书。因为他们原本都是积极探索救国救民和寻求革命真理的党的创始人，为什么在后来的革命斗争中会发生那么大的变化？从他们的进退沉浮之中，给我们的深刻启示起码有如下几点：
一、革命的道路是不平坦的，胜利最终属于那些自觉肩负人民的希望，并不畏艰辛和勇于攀登的人。投身波澜壮阔的革命事业，必须要牢记自己的历史使命，把自己的行为和人民的利益紧紧地联系在一起，始终代表最广泛的人民群众利益，并为之而奋斗，这样才能赢得人民群众的信任和支持，才能从人民群众中不断地汲取营养，获得更多的智慧和力量，进而才能按照自身所设定的人生坐标，不断地战胜前进道路上的急流险滩和泥潭沼泽，而不致于迷失自己的前进方向。从中共“一大”13位代表的人生轨迹来看，无一例外地证明了这一点。
二、崇高的革命理想始终是共产党人保持先进性的精神动力。只有确立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的远大理想，或立志于为国为民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去奋斗，才能自觉融入社会和历史发展的潮流，并成为社会发展的弄潮儿。在革命战争年代是这样，在改革开放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期同样也是这样；对于创立中国共产党的“一大”13位代表是这样，对于普通共产党员和人民群众来说，同样也是这样。因为远大的理想事关一个人的基本信仰。实践表明，胸无大志，绝对干不出大事。只有那些不但具有崇高理想而且又具有坚定信念的 13 人，才能经受任何艰难曲折的考验，一步一个脚印地走向胜利，到达辉煌的顶点。
三、立党为公，不为私利所左右，这是人生成功的根本所在。毛泽东同志说过：“要奋斗就会有牺牲。无数革命先烈为了人民的利益在我们前头英勇地牺牲了，难道我们还有什么个人利益不能牺牲，还有什么错误不能改正吗？”中国共产党作为无产阶级政党，决定着每个共产党员的个人利益必须要服从革命利益。这是我们党有别于其他政党的一个重要标志。从“一大”13位代表进退沉浮的实践来看，成功者无一不是将革命利益放在第一位的，而沉沦和消极颓废者又无一不是以牺牲革命利益为一己荣耀而走向革命的反面的。
四、人生的道路是曲折的，犯错误是难免的，关键是要知错改错。从“一大”13位代表的迥异人生来看，大凡知错改错，甚至是历经曲折迷途知返的，前途同样是光明的。相反，知错不改，或者是以感情代替理智，坚持一意孤行的，其结果往往都是自食其果，以悲剧的形式结束自己的人生。
中国共产党的早期领袖十分注意党的作风问题与党员个人修养问题。蔡和森、毛泽东等同志十分强调务实的作风、调查研究的作风，主张千万不要沾染旧社会的习气，提倡不标榜、不张扬、言必及义。毛泽东在对中国社会做了艰苦深入的调查研究后,写出了《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和《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等著作,堪称理论联系实际的经典篇章，为党性党风建设提供了宝贵经验与良好示范。井冈山时期，毛泽东提出的三项纪律、六项注意,成为中国人民解放军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雏形。
从1928年井冈山的“九月洗党”到1942年初的延安整风,毛泽东在开辟“工农武装割据”的斗争中不断总结经验教训,针对党内成分复杂、思想复杂的问题,将党内民主建设从简单的组织清洗转向着重从思想上建党,以焕发出全党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实现了伟大的历史转折。
从井冈山“九月洗党”（1928年9月）开始，毛泽东就以“着重从思想上建党”、并以铁的纪律和真心实意为群众办实事的工作作风与之相辅相成，以将红四军党的组织和边界各县党的组织建设成为坚强的无产阶级革命政党。
古田会议精神：着重从思想上建党
党的“六大”选出的36名中央委员中，有21名是工人，而且把一个在中共党内并不十分出众的武汉工人向忠发，一步登天，推到总书记的位上。这些完全脱离实际的做法，致使党的建设在教条主义和关门主义的束缚下徘徊。实践证明，共产国际的这个思路是行不通的。
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以大无畏的革命精神，冲破共产国际的束缚，从实际出发，寻找新思路。经过艰难的探索，毛泽东在古田会议上终于提出了着重从思想上建党的新思路。
首先，会议正视农民党员占多数的现实，认为大量吸收农民入党是由中国革命的性质和中国的特殊国情所决定的。中国共产党无法选择自己所处的环境，但可以通过思想教育的途径来解决党员社会成员和党的性质矛盾。
其次，会议抓住了党内最本质的矛盾，即无产阶级思想与非无产阶级思想的矛盾，其中最主要的是无产阶级思想与农民、小资产阶级思想的矛盾，提出了着重从思想上建党的原则和解决矛盾的正确方法，突出了无产阶级思想领导的问题，把思想建设放在第一位，这就从根本上解决了党的无产阶级化问题。
第三，会议总结探索出一套思想教育的方法和途径。《决议》不仅规定了党内教育的10个方面的内容，而且提出了党内教育的18种方法，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观点，灌输到广大党员思想中去。与此同时，《决议》还要求党员运用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武器。通过开展党内思想教育，成功地解决了从思想上建党的基本问题，这是对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的重大发展。
古田会议，是我党我军建设史上的一个重要里程碑。会议通过的决议，即著名的《古田会议决议》，确立了着重从思想上建党这一重要原则，强调的是，“党员不仅要在组织上入党，而且还要在思想上入党，要经常注意用无产阶级思想改造和克服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这是古田会议精神的精髓所在。古田会议开辟了一条着重从思想上建党的成功之路。从理论上来说，它直接为农村包围城市道路的理论奠定了基础，从而也为毛泽东思想的形成作了最重要的准备。从更深远的意义来说，尽管革命的发展还会遇到挫折，但党领导的人民革命，正是沿着古田会议所开辟的这条成功之路最终走向胜利的。所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曾庆红同志2004年6月第三次视察古田时就精辟地指出：中国革命“成功从这里开始”、“胜利从这里开始”。正如胡锦涛总书记所指出：“古田会议是我们党和军队建设史上一次非常重要的会议。特别是古田会议强调要重视加强思想建设，这个精神至今仍有重要的现实指导意义。”
延安整风运动
主要起因
第一，王明“左”倾教条主义给中国革命带来了严重危害，必须从思想路线上加以彻底解决。延安整风之前，中国共产党曾先后发生过瞿秋白、李立
三、王明等三次“左”倾错误，其中在1931年1月召开的六届四中全会上台的王明“左”倾教条主义是理论形态最完备、持续时间最长、影响最深、危害最大的一次。它在军事上实行冒险主义，在政治上实行关门主义。这一系列“左”倾错误直接导致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战争失败，南方各根据地相继丧失，全国红军从30万人减少到3万人，党员从30万人减少到4万人，白区的党组织也几乎损失殆尽。
第二，抗战初期王明的右倾错误一度引起党内思想混乱，必须予以肃清。1937年11月，王明从莫斯科回国。这一次，他又教条地搬用共产国际指示，提出“一切服从统一战线，一切经过统一战线”的右倾口号，主张对国民党让步。由于王明手握共产国际指示这道圣旨，17 而共产国际当时在中共党内有着很高的威信，因此他的这种右倾思想一度占了上风，这就给全党带来了很大的思想混乱，给党在抗战初期的工作造成了不良后果。
第三，皖南事变的发生，促使毛泽东思考如何尽快改变与共产国际的关系，这是延安整风运动的导火线。1941年1月，皖南事变发生，新四军遭到惨重损失。而在事变前，毛泽东就对国民党存有戒心，曾制定过一个先发制人的计划，打算派15万精兵打到国民党后方去，但这个计划最终被共产国际否定了。为了避免重蹈覆辙，他决心尽快改变与共产国际的关系，从实质上摆脱共产国际对中国革命的干预。而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开展一次全党的整风运动，从思想根源上破除将共产国际指示神圣化和教条化的氛围。
1942年到1945年初，毛泽东倡导了反对主观主义以整顿学风、反对宗派主义以整顿党风、反对党八股以整顿文风的延安整风运动。通过整风，提高了全党的思想理论水平，在全党确立了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思想即毛泽东思想的指导地位，实现了全党在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的空前统一。延安整风是加强党的建设、提高党的战斗力的一次成功实践和伟大创举。
为更高的共产党员的条件而斗争
（一九五一年四月九日）
刘少奇
（这是在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组织工作会议上的总结报告摘要）一 我们党是伟大的、光荣的和正确的，但是存在着问题，在一部分党的基层组织中又有相当大的一部分党员不够标准或不完全够标准。
二 为什么有许多党员不够标准
有些党员赶不上形势的发展，不愿或者不能在新的形势下担负新的革命任务，他们落后了，丧失了党员的条件。
在过去接收党员时，有些地方降低了党员的条件，这是一种带原则性的错误。列宁主义的党从来就不允许把党员的条件降低到普通群众的水平，从来就从原则上坚持作为工人阶级先锋队的党员必须具有比普通群众更高的觉悟程度和坚定的革命意志。在接收党员时，任意地降低党员的条件，显然是违背了列宁主义的这项原则的。
在过去接收党员时，有些地方党的组织为什么犯了这种错误呢？我在报告中已经说过：这是由于我们党的高级领导机关过去对于接收党员的工作没有实行严格的控制与检查，也没有把这项原则在党内普遍地说清楚，因而使过去接收党员的工作在某些地方、某种程度上陷于一种自流的状态。这种责任是应由中央来担负的。因此，接收党员的工作必须实行严格的控制与检查，并责成一切党的组织在今后接收党员时必须坚持党员的条件。
三 现在应该更加提高党员的条件
过去接收党员，有些地方降低了条件，是不对的。但那时革命还没有胜利，反动派还统治着中国，加入共产党的人，还要担负遭受反动派迫害的危险，而党也处在严重的战争环境中，一切条件都是很艰苦的。在这种情形下，落后分子、投机分子、反动分子自然就不来或很少来加入共产党。这是过去我们发展党员的一种自然的客观的限制。但是，今天革命已在全国胜利，情形就更不同了。在有些人看来，现在加入共产党，不独不要担负什么艰险，而且可以获得个人的许多保障以及荣誉、地位等等。这时，落后分子、投机分子、反动分子就会希望加入我们党，而且有不少的坏分子积极地要钻入我们党内来。客观的自然的限制没有了，如果我们又不在主观上加强限制，就是说，不更加提高党员的条件，不更加严格入党的手续，那就会有大批的落后分子、投机分子、反动分子混入到党内来。这对于我们党则是一种严重的危险。
因此，今后共产党员必须比过去具有更高的条件，现在必须把党员的条件提到尽可能的适当的高度。这就是说，以后接收的新党员，都必须经过考察，经过教育；都必须是成分好的，即是从工人或其他劳动者出身的人，至于从剥削阶级出身的人，则必须是在基本上抛弃了剥削阶级的立场、观点和作风并决心为工人阶级和其他劳动人民的解放而斗争的人；都必须是历史清楚、没有政治问题的人；都必须是对党忠诚、愿意为党的事业终身奋斗的人；都必须是在群众斗争中受到阶级教育，有了实际的基本的阶级觉悟，并在工作、生产和学习中表现出这种觉悟、发挥了革命积极性的人。对于具备了以上各项基本条件的人，还必须向他们进行共产主义与共产党的教育，以便在更高的水平上提高他们的觉悟，即把他们提高到党员的觉悟水平上来，然后才能接收他们入党。既不能降低党员的条件，也不能提出不适当的过高的党员条件 八 为更高的共产党员的条件而斗争
做一个共产党员是不容易的。他首先要具备各种条件，下定决心，并经过充分的教育才能入党。在入党以后，又须在工作和斗争中不断地学习与锻炼，继续提高自己，然后才能在党的领导下更好地去为人民服务。因此，不是普通的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都能够做共产党员的，而必须是他们中间最先进、最有决心的分子，才能做共产党员。因而做一个共产党员是最光荣的。
新世纪之交，我们党更加重视在全党开展集中学习和教育实践活动，以改革创新精神全面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1998年，针对党内存在的一系列思想政治问题，尤其是党风问题，全党深入开展了以“讲学习、讲政治、讲正气”为主要内容的党性党风教育活动，以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为目标，突出解决党性党风方面存在的问题，是面向21世纪加强党的建设的一次创造性实践；2004年开展的以实践“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主要内容的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活动，针对新形势新任务对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提出的更高要求，认真解决党员队伍中影响党的先进性、影响党的工作、损害党和人民事业的突出问题，取得了提高党员素质、加强基层组织、服务人民群众、促进各项工作的成效；2008年开展的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针对党员干部在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方面存在的突出问题，在着力增强党的先进性、提高党的执政能力方面下功夫，基本实现了党员干部受教育、科学发展上水平、人民群众得实惠的目标。这些学习和教育实践活动，是对整风运动成功经验的正确运用，也是从严治党的重要举措，对于加强执政党建设发挥了重要作用。
党的十八大决定在全党开展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主要是针对党员、干部在贯彻落实党的群众路线方面存在的不符合为民务实清廉要求的问题，特别是有的领导机关、领导班子和一些领导干部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享乐主义、奢靡之风严重的问题，开展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目的是引导党员、干部牢固树立宗旨意识和马克思主义群众观点，贯彻党的群众路线，切实改进作风，始终赢得人民群众的信任和拥护，夯实党的执政基础，巩固党的执政地位。开展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一定能够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得到广泛普及，全党的创造力和工作动力得到广泛激发，党群、干群关系得到改善，党的执政地位和执政使命得到有效保证。
关于“四大考验”、“四大危险”
四大考验是：执政考验、改革开放考验、市场经济考验、外部环境考验
面临的四大危险是：精神懈怠的危险、能力不足的危险、脱离群众的危险、消极腐败的危险。
中国共产党的性质是什么？
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同时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党的最高理想和最终目标是实现共产主义。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作为自己的行动指南。
坚定信念
好干部应当信念坚定。有人说“信念是一株树 一株坚强的高山柏，永远站立在坚实的崖层上”。干部只有坚定了自己的目标，才会明白自己该举什么棋，走什么路，达到什么目标。
好干部重在为民服务。牢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始终把群众放在最高位置，始终把群众利益装在心里，时刻为人民群众最现实、最关心、最直接的问题着想，把为人民群众谋利益作为自己唯一的追求。要把群众路线作为工作、学习生活的“行动指南”，少干群众反感的虚事假事，多干让群众满意的好事实事，从而赢得群众的拥护与爱戴，夯实党的执政之基。
好干部要勤政务实。以踏石留印、抓铁有痕的作风带动全社会形成“人人抓落实、事事重执行”的良好氛围。
好干部要敢于担当。我们不仅需要能干事、敢干事的干部，也需要敢于担当的干部。才能有所作为、不辱使命；敢于担当，才能真正做到公道正派、甘为人梯。
社会公德
我们讲公德姓公，公与私是相对应的。所以公德不是针对某一个人的，是对全体社会成员而言的。它是社会生活中最简单、最起码、最普通的行为规范，是维持社会公共生活正常、有序、健康进行的最基本条件。比如：“讲礼貌、讲卫生、讲秩序”“不随地吐痰”“不乱穿马路”等就是最基本的生活共识。在如今快速发展的社会中，如果没有公德行吗？答案是肯定不行。
当前我国公民遵守社会公德的状况，总体来说是好的。我们有大量的见义勇为的英雄模范，也有很多乐于助人的先进人物。但是现如今也有相当多的人把“公德”概念忘记了，更有无视“公德”存在的人。我们讲连小孩子都懂得的社会公德，在一定范围中被越来越多的人所淡漠和流失。
家庭美德
家庭美德主要体现在家庭生活中。表现在：尊老爱幼、男女平等、夫妻和睦、勤俭持家、邻里团结等方面。（考核干部8小时以外）
家庭是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家庭道德表现如何？是检验干部美德素养的重要方面。在家是否尊老爱幼、夫妻是否和睦、邻里是否团结等等，都会直接反映出干部的道德水平。“一屋不扫，何以扫天下”？可以说不注重家庭美德的人，与家人、邻居都不能处好关系的人，你怎么能够做好为人民服务呢？所以，家庭美德是我们做人的基础，也是全面衡量公务员总体素质的一个重要方面。
争当“五好干部”怎么做?
信念坚定如“金”。“信念的动摇是最危险的动摇”，共产党员首先必需有坚定的理想信念。在复杂的环境中，坚定的信念是最丰盛的精神食粮。信念如“金”才能在办事过程中自觉抵制各种不良思想的侵蚀，抵制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享乐主义、奢糜之风，做好群众的“排头兵”，带领群众坚定不移地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行，最终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为民服务如“水”。水能载舟，亦能覆舟。人民是我党执政的基石和力量的源泉，“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我党的宗旨。好干部必须是代表着群众的根本利益。作为党的干部，必须把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作为办事准则，时刻把群众的利益放在首位，从群众的角度出发来思考和解决问题。上善若水，泽被苍生，为民服务也应如此。
勤政务实如“木”。我们常说，为官应立“公仆志”，从政最贵“爱民心”。“公仆志”应如木，脚踏实地，稳健有力；“爱民心”也应如木，昂扬向上，无所止尽。好干部必须是勤政务实的楷模，“勤政廉政则政通人和，亲民爱民则民康物阜”。实干，则党民心连心；空谈，则干群背靠背。勤政，就是要在条件允许下尽快为群众办好事；务实，就是要实实在在解决与群众利益关联最大、群众最为关心的问题，不浮夸，不走形式。
敢于担当如“土”。敢于担当就是要有“兵来将挡，水来土掩”的责任心和魄力。在平时，做好日常工作、维护正常秩序就是党员干部的责任；在事件突发时，群众信任度、依赖度、问题解决能力是衡量一个党员干部是否敢于担当的标准。好干部就是要敢于到群众最需要的地方去，到问题最尖锐的地方去，到急难险重情况最复杂的地方去。好干部就是要“平常时候看得出来、关键时刻站得出来、危急关头豁得出来”。
清正廉洁如“火”。大千世界诱惑太多，党员干部稍有偏差轻则影响自身成长，重则危害地方发展。要成为一个好干部，清正廉洁的思想防线不可松。要用火来筑牢这道防线，让一切腐朽的侵蚀，在烈火防线的抵挡下化为灰烬，保持自身的纯洁。只有清正廉洁的党员干部才不会被物欲所操控，才能做到去留无意，宠辱不惊。只有让清正廉洁在党内“蔚然成风”，才能形成一道抵制“四风”的坚固屏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