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因斯坦的日本之行由刀豆文库小编整理,希望给你工作、学习、生活带来方便,猜你可能喜欢“爱因斯坦我的世界观”。
爱因斯坦的日本之行
—读金子务的《爱因斯坦冲击》
梁波(中国科学院沈阳分院,沈阳110004)
今年是联合国确定的“世界物理年”,全世界掀起了一股前所未有的纪念和研究爱因斯坦的热潮。日本同样如此,大书店摆出了爱因斯坦专柜,一批研究爱因斯坦的专著出版。其中,日本科学史家金子务的《爱因斯坦冲击》,尤为引人注目。该书于1981年由河出书房新社出版,1991年曾出新版,此次由岩波书店再版,并增加了部分新内容,足见其学术价值。全书史料详实、细致,尤其通过爱因斯坦的81页“访日日记”,全面介绍和研究了爱因斯坦1922年的日本之行及其影响。
《爱因斯坦冲击》全书共两卷,第I卷记述爱因斯坦访问日本的整个过程,第Ⅱ卷论述爱因斯坦日本之行对日本科学界以及文学、思想、宗教等社会各界所产生的巨大冲击和震撼。本书不但填补了爱因斯坦传记中有关日本部分的空白,也填补了日本大正时期社会历史研究的一段空白。
1改造社邀请爱因斯坦访日
1919年4月,日本改造社创立,这是一家新兴的、实力雄厚并富有创新精神的出版社,其创办人、社长是山本实彦,主办综合性月刊《改造》,杂志每期发行S万多份,行销颇广。在邀请爱因斯坦之前,该社已邀请过在中国讲学的英国哲学家伯特兰·罗素和最早提倡计划生育的美国女权主义者玛格丽特·桑格顺道访问日本。
1921年9月26日,改造社驻德国特派记者室伏高信向爱因斯坦发出邀请,没想到爱因斯坦很快便做出决定,接受邀请。
那时从欧洲到日本仅旅途往返就要将近3个月的时间。对于爱因斯坦欣然接受访日邀请,室伏高信在回忆中说,“实际上,爱因斯坦作为对现代科学做出了革命性、基础性贡献的大科学家,受到世界各国政府和大学的邀请,当然,他只能接受极少的一部分邀请。但对于像日本这样遥远的东方,从西方人的角度看,他居然接受了其开化和文明程度尚低的日本的邀请,多少有些不可思议。”(第I卷,90页)对此,曾于1903年提出原子结构“土星模型”、被誉为‘旧本物理学之父”的著名物理学家长冈半太郎,也感到出乎意料。他甚至担心:“„„懂得相对论的人,在日本还极少。除了石原纯和桑木或雄外,几乎没有其他人。为了这几个人邀请爱因斯坦是否值得呢?”(第I卷,113页)
爱因斯坦到日本的访问一波三折,经历了两次“决断”,最后才得以成行。
室伏高信起初当面邀请爱因斯坦的条件是:邀请方在含路途3个月的访问期间里,支付往返旅费及讲演费2000英镑,此外,对出版爱因斯坦论文和书稿,另外按每3000字30英镑计酬。爱因斯坦显然同意了这个条件。
但几乎与此同时,时任东北帝国大学教授的石原纯,受改造社的委托,也给爱因斯坦写了一封邀请信,由于当时的通信条件所限,爱因斯坦收到这封信已是2个月以后的事,这期间,室伏高信还在回日本的船上。在石原的邀请信中,对爱因斯坦承诺的条件是:在日本停留1个月,支付讲演费1万日元,并在爱因斯坦答复后即行提前支付1/3,此外对爱因斯坦在《改造》杂志发表的文章,按每4000字支付400日元稿酬。这与室伏高信与爱因斯坦所谈的条件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一是原定往返3个月,除去路上的80天左右,在日本只停留10天,而这次却成了30天;二是讲演的酬金也发生很大改变,前面开出的2000英镑接近2万日元,而这封信中却讲只有1万日元,比前者少了一半。
这些发生的变化,不能不引起爱因斯坦的不满,他立即给石原纯回信,谢绝了日本的邀请,并毫不客气地说明了理由:“„„需要确切说明的是,您来信中所提的诸条件,与室伏先生给我的文书并不一致...„”(第I卷,120页)。当室伏高信回到日本后才发现与石原纯的邀请“穿帮”,改造社社长山本实彦不得不亲自写信,再次邀请爱因斯坦:除希望在日停留时间为1个月外,同意室伏高信给出的2000英镑,并在爱因斯坦确认后先期支付一半,同时还附加了全额支付爱因斯坦夫人在日期间费用的优厚条件。最终,爱因斯坦接受了邀请。
其实,类似的问题,何止在上世纪20年代,即使在当今国际科学技术交流的过程中仍时有发生。顺便说一句,当初中国邀请爱因斯坦之所以没能实现,与经费没有落实不无关系。
2爱因斯坦热
1922年10月8日,爱因斯坦夫妇乘坐日本邮船“北野丸”从法国的马赛港出发,经过40天的旅行,于11月17日抵达日本神户港,长冈半太郎、石原纯、山本实彦等人上船迎接。日本的各大报纸第二天纷纷刊登爱因斯坦到达的消息,由此,在全日本掀起了一股“爱因斯坦热”。11月18日,当爱因斯坦抵达东京的时候,受到上千人的迎接,甚至有人高呼“万岁、万岁”。
当有记者问到爱因斯坦访问日本的目的时,他答道:“一是通过阅读小泉八云等人的著作,想亲眼看看美丽的日本,特别是想亲身体会一下日本的音乐、美术、建筑等等;二是通过科学这个世界纽带进一步改善国际关系,是自己的使命。”(第I卷,31页)“爱因斯坦热”在日本的迅速出现,除了人们对他的崇拜外,恐怕与爱因斯坦作为一个“世界公民”,对国际社会的关心以及他的人格魅力也有很大关系。在访问日本的过程中,除专题学术讲座外,爱因斯坦分别在东京、仙台、名古屋、京都、大阪、神户和福冈等7个城市,作了8场普及性报告。尽管每场门票都价格不菲,但最多时听众竟然超过3000人。由于时间安排过于紧凑,搞得爱因斯坦疲惫不堪,最后不得不提出“抗议”。
尽管如此,爱因斯坦还是参加了与许多青年学生的见面会、欢迎会,“除北海道外,几乎与日本全土的学生都有了直接接触的机会”。爱因斯坦所到之处,到处都是欢迎他的人群,人们都想一睹大师的风采,在早稻田大学访问时,上万名学生一起迎接爱因斯坦。新闻记者跟踪采访,诗人们为爱因斯坦献诗,连他用过的草稿纸、讲课的黑板都有人收藏。从学生到市民、从官员到皇室,人们竞相观看介绍相对论的电影。东北帝国大学的几名教授甚至创作了三幕六场的《相对性理论戏剧》。
爱因斯坦原计划在日本只停留1个月,实际上却是43天,这与日本方面的隆重接待不无关系。因为当时的日本大正天皇患病,改由皇后代为召见。这股“爱因斯坦热”一直持续到12月29日,爱因斯坦在神户港登上邮船“棒名丸”离开日本。
3“爱因斯坦效应”
爱因斯坦对日本的访问,其影响所及远远超出了日本的物理学界、科学界。爱因斯坦给日本所带来的影响,金子务称之为“爱因斯坦效应”。与“爱因斯坦热”所引发的表面的、大众化的热情相比,学术界更多的是理性思考。
首先,爱因斯坦的来访促进了相对论在日本的传播,对日本物理学的发展产生了直接的影响。
其实,早在爱因斯坦到日本之前,日本已经有学者对相对论进行了介绍和研究,有些工作还很深人。第一位接触爱因斯坦的日本人是物理学家和科学史家桑木或雄(日本科学史学会首任会长)。他从德国留学归国后,于1911年发表了论文《相对性原理中的时空观》,此后还发表了许多从认识论角度研究相对论的论著,著有((爱因斯坦传》一书。还有一位就是被称为‘旧本相对论第一人”的石原纯,是“当时少数几个懂得相对论的人”。他从1909年到1918年的10年间,共发表科学论文38篇(全部为德文),其中与相对论有关的27篇,对相对论在日本的传播贡献卓著。在爱因斯坦访日期间,他是学术翻译。有趣的是后来他主要转向诗歌创作,并改行作科学记者。
爱因斯坦访日之后,日本对相对论的研究更如雨后春笋,蓬勃发展,为日本的理论物理学研究,打下了良好基础。
其次,爱因斯坦的来访改变了日本人的科学观,间接促进了日本科学研究的制度化,最重要的是对一代日本青年的熏陶和启蒙。金子务认为,“把爱因斯坦来日本的1922年,应该看作日本人最初把科学作为有血有肉的思想来认识的值得纪念的一年”,而此前日本人只是把科学作为赶超西方的“单一的实学工具”(第II卷,469页)。上世纪20年代,正是日本的科学研究从科学家的个人研究向企业化、规模化转换的时期。日本人开始认识到企业发展、军事需要等越来越依赖于科学技术的进步,一大批国立和民办研究机构相继设立。
数学家、日本科学普及的开拓者小仓金之助认为,“„„爱因斯坦的来访,毫无疑问,给予青年人的刺激,对日本的数学和物理学的发展,带来了相当大的影响”。日本实验物理学的先驱菊池正士说:“爱因
斯坦博士来日本演讲的时候,我还是高中三年级的学生,虽然我没有亲耳聆听,但从那时起,唤起了我对相对论的兴趣,对后来研究物理学有很大的刺激”(第II卷,357页)。
日本第一个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当时还只是初中生的、直到17年后才见到爱因斯坦的汤川秀树,在回忆录中写道:“„„尽管这时(相对论)对我来说还是对牛弹琴,但不知不觉中爱因斯坦的名字进人了我的耳畔。在我的潜意识里,以理论物理学为方向,或许就是从这时渐渐开始的。正因如此,升入新年级后,对物理实验热心起来”(第II卷,365页)。
与此同时,以爱因斯坦来访为契机,一大批科学启蒙杂志相继创刊,报纸开辟科学专栏,日本进人科学普及的快速发展时期。
再次,爱因斯坦的来访对整个日本社会的思想和文化都产生了广泛的影响。人们把爱因斯坦比作同时代列宁式的革命性人物,因为他在物理学、科学领域的创造,绝不亚于当时领导苏联人民进行社会革命的政治领袖列宁。爱因斯坦访日当年,也是,日本学生运动、工人运动和知识分子运动高涨的一年,刚刚成立的“全国学生联合会”致信爱因斯坦:“我们对(爱因斯坦)教授在世界大战中,对资本主义国家及其发动的战争的彻底反抗态度,表示由衷的敬意”(第II卷,127页)。“日本无产者同盟”给爱因斯坦发电报,请爱因斯坦发表对日本帝国主义政府的看法,爱因斯坦在回国的船上回信:“日本存在着由于人口过剩而引发的工资低廉化和军国主义化的危险”(第II卷,135页)。
当时还在东京帝国大学读研究生的唯物主义思想家三枝博音,不久发表了其处女作《相对论中包含的哲学问题》。京都大学学生、后来的哲学家户坂润在爱因斯坦的影响下,毕生从认识论和存在论的角度对空间问题进行考察。生理学家桥田邦彦用相对性理论研究生命哲学。经济学家福田德三以相对论为武器,开展社会政策的研究,等等。
当然,爱因斯坦的理论在日本传播的过程中,也曾出现许多混乱甚至理解上的错误,仅“相对论”一词就被译作“相待原则”、“相待律”、“相对原理”、“相对性理论”等等,有人竟将年轻男女之间的恋爱称之为“相对性散步”(第I卷,168页)。由此可见,人们对爱因斯坦的理论已经到了何等痴迷的程度。对于当时整个日本流行的“爱因斯坦热”,一些有识之士曾指出,“一边说着不懂、不懂,一边还在谈论爱因斯坦的相对性原理”。这很像几年前,霍金的《时间简史》在我国风行一时,却几乎没人认真读这本书一样。看来,人们对科学理论流行的盲目崇拜和“先热后冷”的态度,古今中外莫不如此。这对于今天科学的大众化传播,是否有某种启示呢?
4几点问题和思考
作为中国读者,在阅读此书的过程中,始终萦绕在我脑际的是:当年爱因斯坦的日本之行,曾往返两次途径上海,但前后总计在中国停留不过3天,为什么会与中国当时的学术界擦肩而过?这与日本的“爱因斯坦热”相比,似乎有某种象征意义。
为什么爱因斯坦在繁忙的工作中会到日本访问?最简单的解释是他得到了日本改造社的邀请,当然,这是一个直接的原因。但爱因斯坦之所以最后决定访问日本,其背景远不仅如此。按金子务的解释,究其根本,还是大正民主时期整个日本的社会、政治气候以及当时日本物理学界的研究水平,最终使爱因斯坦下定决心到日本访问(第I卷,88页)。
那么,为什么爱因斯坦访问日本得以成行,而与中国却擦肩而过呢?也许以下几点是重要的:
一是当时处在大正时期的日本,学术界思想活跃,整个社会在明治维新半个世纪后已比较开放。一批曾在西方(特别是德国)留学的日本物理学家,得风气之先,已将爱因斯坦的理论介绍到了日本,已有了较好的学术氛围和土壤。加之《改造》杂志在此之前已发表了许多介绍相对论的文章,恐怕是爱因斯坦对邀请感兴趣的一个原因。反观那时的中国,正处于军阀混战、社会动荡之际。与日本相比,中国了解和掌握爱因斯坦的思想和理论的人还凤毛麟角,联络沟通的渠道也不够畅通,甚至连邀请的费用都难以及时落实,同时在邀请的技术层面上也存在问题。
二是爱因斯坦要实现自己的一个夙愿。此前,爱因斯坦未到过亚洲。以爱因斯坦对宇宙和人生的思考来说,是否也有一个对世界尽可能的增加一些体验和认识的动机呢?这本身或许就是他后来作为一个“世界公民”的梦想?!虽然他此行的目的地是日本,但通过这次旅行,穿越赤道,横跨印度洋和太平洋,途径科伦坡、新加坡、香港、上海、塞得、耶路撒冷等亚非国家许多城市,对于增进他的“人格与思想、自
然观与文化观的成熟”,对于世界的认识和理解想必也有很多收获。金子务认为,这恰恰是西方的爱因斯坦传记作者常常忽视的地方。他批评一位英国作家写的爱因斯坦传记,在全书800多页中关于这次日本之行的仅占3页,并充满“偏见和谬误”。
另外,按与日本改造社的“协定书”,爱因斯坦“在日本的停留时间是大约一个月”,尽管日本的热情可能超出了爱因斯坦的意料,但停留时间何以超出了近两周?戴念祖先生在《上海、爱因斯坦及其诺贝尔奖》一文中指出:“在爱因斯坦第一次路径上海以后,中国各大学和学术团体都忙于筹集资金,创造条件,以备欢迎爱因斯坦到中国讲学”(参见《物理》2005年第34卷第1期,以下有关引文均见此文)。这说明在爱因斯坦途经上海去日本时,仍有回来时在中国讲学的打算。爱因斯坦还表示,“此次勿速东行,异日归来,极愿为中国青年贡献所见”。可见他至少还没有明确谢绝中国方面的邀请。那么,何以爱因斯坦没能访问中国?合理的解释,要么是中方与在日本的爱因斯坦联系不够及时,要么就
是日方的极力“挽留”,从而“挤掉”了来中国的日程!
实际情况也是,原定爱因斯坦在日本只进行6次公开的普及性演讲,但后来增加到8次。而且,爱因斯坦在1922年12月7日自日本京都寄给北京大学理学院院长夏元傈的信中也写到,“此次在日本,以种种原因,费时太久,游中国、印度之决心,竟不能见诸事实”。毋庸讳言,改造社邀请爱因斯坦是有“商业运作”成分的。也曾被改造社邀请过的罗素甚至认为,山本实彦社长是“国际骗子”,(第I卷,121页)。需要指出的是,原本以为已经解决了的爱因斯坦到底何时知道自己获得诺贝尔奖的问题,在本书中重新出现,而且该书本身在这一问题上也是前后矛盾,成了悬而未决的问题。这本书第I卷34页讲,“北野丸”11月10日到达香港,这天在船上突然收到获奖的电文;但在443页“爱因斯坦访日日程表”中,明确写着在11月12日的夜行船中收到获奖电报。
不管上面这两个时间如何矛盾,有两点可以肯定:一是爱因斯坦是在从香港到上海的旅途中得知自己获奖;二是应该在“北野丸”这艘船上就已知道,而不是13日到达上海之后才得到瑞典驻上海总领事的通知。那么,爱因斯坦是否已在船上收到电报,而瑞典驻上海总领事再次当面“正式通知”并表示祝贺,或干脆是为了祝贺?最大的可能就是:11月12日夜里收到电报,到达上海恰恰是13日白天。所以,一般认为爱因斯坦13日在上海得到获奖通知,也就不足为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