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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沫若之我鉴
郭沫若是20世纪中国顶级文化巨匠，也是“官”做得最大的文人之一。然而郭沫若却也是颇有争议的一位文人。
在“五四”新文学运动初期，便以郭沫若为首成立的文学团体—创造社，1921年，他第一部诗集《女神》的出版，这是我国第一部新诗集，也是我国现代文学史中最早最优秀的作品之一，为我国的新诗歌运动奠定了基础，同时也奠定他在中国诗歌史上的地位。而后来，郭沫若转而成为甲古文专家，又奠定了他在考古历史学上的地位，他的大量剧作在不同时期的舞台上演出时都引起过轰动效应。有不少人诟病一些作者解放后的文学创作能力下降，可是郭沫若在那些年写作的历史剧《蔡文姬》、《武则天》仍保留了一定的艺术水准，特别《蔡文姬》被公论是体现郭沫若浪漫主义史剧观的典范之作。
可就这么一个才气横溢的人，在中国知识界却是一个争议很大的人物。一般而论，部分人在肯定郭沫若的艺术才华同时，对他的道德人品嗤之以鼻，认为他是投机取巧溜须拍马才到今天这一步的。以传统定论来衡量，即谓文人无行。也有人极端而言，从否定郭沫若的为人到否定他的全部一切，连他的学识水平都被诬为是抄袭剽窃而来。就像余英时在《钱穆与中国文化》一书中所说的那样，认为郭的《十批判书》是抄袭钱穆的《先秦诸子系年》。如果不去分析这些立论的动机，就只能像恩格斯批评费尔巴哈那样，他们的这种做法是把洗澡水和婴儿一起泼掉了。
一个人生活在这世上，必然和社会大环境时代要求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一个人之所以成为人物，往往是时代造就的产物。郭沫若早年就投身于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文化活动，1926年他参加了北伐战争，任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副主任。他准确的预言了蒋介石将背叛革命，并写下了《请看今日之蒋介石》。在那个年代，蒋介石的权势炙手可热时写出并发表这样的文章，没有非凡的勇气是不可能的。1928年，在蒋介石的通缉之下，郭沫若避居日本，至1937年回国。这成为后来人们非议郭老的主要“罪行”之一。但郭老避居日本是中共中央的安排，不是他的本意。在这十年里，郭老从事中国古代史和古文字学的研究工作，著有《中国古代社会研究》、《甲骨文字研究》等著作，成绩卓著，开辟了中国史学研究和古文字的新天地，并同时积极支持留日青年和国内文艺界的革命文化活动。回国后，在国共两党合作时期，郭沫若筹办《救亡日报》，这时的郭沫若是写了不少颂扬了蒋介石的文章，但不要忘了，毛泽东当时也在文章中称蒋介石为“伟大的领袖”，这都是抗战的需要。但在这期间郭沫若又写了《棠棣之花》、《屈原》等6部充分显示浪漫主义特色的历史剧，这是他创作的又一重大成就。这些剧作借古喻今，紧密配合了现实的斗争，极大鼓舞了人们的士气。1944年，郭老又写了《甲申三百年祭》，总结了李自成农民起义的历史经验和教训，告诫人们不要对即将到来的胜利冲昏了头脑。抗战胜利后，在生命不断受到威胁的情况下，坚持反对独裁和内战，争取民主和自由的斗争。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郭沫若在中央担任要职，并身兼数职，成为了历史上“官”做得最大的文人之
一。而在郭沫若晚期有不少错误言论，对中共的左倾错误起了推波助
澜的作用。而这一时期也是郭沫若最受争议时期，以致有些人认为郭沫若是道貌岸然的“无耻文人“。事实上，郭老晚年是极不开心的。从郭老在不同时期的照片中可以看到，在五十年代他尚有开怀大笑的时候，但到了六十年代以后，他给人们留下的印象却很少大笑，经常是抿嘴、皱眉、若有所思，“不得开心颜”。
邓小平是这样评价郭老的：“郭沫若同志是我国杰出的作家、诗人和剧作家，又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学家和古文字学家。早在‘五四’运动时期，他就以充满革命激情的诗歌创作，歌颂人民革命，歌颂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开一代诗风，成为我国新诗歌运动的奠基者。他创作的历史剧，是教育人民、打击敌人的有力武器，他是我国运用马克思主义观点研究中国历史的开拓者。他创造性地把古文字学和古代史的研究结合起来，开辟了史学研究的新天地。他在哲学社会科学的许多领域，包括文学、艺术、哲学、历史学、考古学、金文甲骨文研究，以及马克思主义理论著作和我国进步文艺的翻译介绍等方面，都有重要建树。他长期从事科学文化教育事业的组织领导工作，扶持和帮助了成千上万的科学、文化、教育工作者的成长，对发展我国科学文化教育事业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