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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大钊对早期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贡献
【摘要】十月革命的胜利为中国带来了接触马克思主义的机会，中国人民在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推翻了压在身上的三座大山，建立了社会主义新中国，成为了自己的主人，如今，中国经过改革开放等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更是成为国际上备受瞩目的发展中社会主义国家。马克思主义的传入对中国的历史发展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而马克思主义的大众化更是将理论应用于实际，使马克思主义得到广泛传播并深入民心。本文试分析具有代表性的早期马克思主义者——李大钊同志，在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历史进程中扮演了怎样的角色，以及对如今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影响和借鉴作用。【关键词】李大钊；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群众运动
一、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的背景
（一）中国的实际国情
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中国逐渐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孙中山先生领导的辛亥革命虽然推翻了清朝的封建统治，建立了崇尚民主共和的中华民国，但袁世凯窃取了辛亥革命的胜利果实，继袁世凯之后的北洋军阀对内实行军事独裁，对外投靠帝国主义，各路军阀割据混战愈演愈烈，国家前途岌岌可危，百姓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共和国”名存实亡。孙中山及其追随者虽然仍坚持革命但屡战屡败，证明资产阶级革命道路在中国走不通，当时的先进分子吸取了沉痛的教训，并开始积极探索救国图存的正确道路。
当俄国十月革命取得胜利的消息传到中国的时候，中国正是新文化运动进行得如火如荼之时，十月革命的胜利空前地显示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巨大威力，使中国的先进分子受到鼓舞和启迪，从中看到了中国革命的新出路和希望。
（二）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早期传播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早期传播经历了一个由“精英”到“大众”的过程。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主要依靠中国先进的、精英阶层的知识分子。早在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之前，当时一般的知识分子都难以直接阅读外文版的马克思主义理论著作，而文化层次较低的中国无产阶级和广大没有机会接受教育、目不识丁的劳动群众就更没有条件接触到马克思主义理论。这就决定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传播要通过文化素质较高的先进的知识分子，由于他们的阅历、眼界决定了马克思主义经由他们介绍传入中国并使之中国化，并且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迅速传播并使之大众化奠定了基础。
早期的知识分子们通过认真学习，深入研究，努力把握马克思主义的精髓，结合中国人的思维方式、语言特点和实际需求，把马克思主义理论著作翻译成中国人所习惯的思维模式、表达方式，然后广为宣传并为广大群众所接受。没有这样一个重要中介，马克思主义就难以在人民群众中传播，更不用谈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问题。
二、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概念以及其重要意义
（一）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本质
马克思主义可以说是一部关于解放人类自身的学说。严格的讲自从马克思主义诞生的那一刻，它就成为全世界人民解放自我的一件很有利的武器。由于它不是中国文化的产物，与中国的国情有一定的差距，它的表达方式与中国人的习惯表达方式多有不同，这也就导致了普通的百姓难以理解马克思主义的精髓所在。那么它就需要与中国的实际相结合并且溶于中国人民大众中才能成为中国人民解放自身的有力武器。
毛泽东曾说：“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必须有的中国的特性，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成为全党亟待了解并亟须解决的问题。洋八股必须废止，空洞抽象的调头必须少唱，教条主义必须休息，而代之以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
马克思主义是一门科学，它随着时代的发展而与时俱进，同时，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又是来源于实践，然后经过提炼得出的。从而当它再次成为人民大众的武器时，也需要一个磨合的过程。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本质就是马克思主义与人民大众的融合。
（二）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意义
第一，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使马克思主义摆脱被少数人垄断的局面，脱离了教条主义和经院化的束缚。
在马克思主义刚刚传入中国的一段时期内，由于社会、经济、文化条件的限制，马克思主义者的身份只能为少数人所有，因为只有他们能够接触、解读乃至发展马克思主义，其他人只能被动地被灌输、受教化、遭评判。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权威往往是建立在对经典著作掌握、对已有实践的回顾基础上，因此在实践马克思主义的过程中教条化的现象比较普遍。理论工作者往往热衷于马克思主义名词概念的研究、历史的考证、经典文献的解读，马克思主义研究局限于理论工作者的小圈子内，人民大众被边缘化。而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提出和实现，使人民大众完全可以理解掌握马克思主义，在实践中自觉运用马克思主义、创新马克思主义，避免出现马克思主义被少数人垄断的局面。
第二，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能凸显社会主义的优越性，有利于和谐社会中各种新问题、新矛盾的解决，促进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构建和发展
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为马克思主义宝库增添了新的内容，形成了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在新时期党的正确理论指导思想的指导下，我国各个领域的建设都呈现出了良好的发展势头，增强了人们对社会主义的信心，同时增强了人们的国家和民族的自豪感认同感。中国社会的巨大变革，充分证明了只有马克思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马克思主义才能指导中国社会的发展。只有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深入群众，创造出即使是身处社会最底层的公民也能了解或接触到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思想的良好的文化环境，才能更快更好地解决社会中出现的问题，才能使政治经济文化有一个和谐的发展环境。
三、李大钊对早期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贡献
（一）李大钊其人
李大钊（1889——1927），字守常，是中国共产主义的先驱，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始人之一，他不仅是我党早期卓越的领导人，而且是学识渊博、勇于开拓的著名学者，在中国共产主义运动和民族解放事业中，占有崇高的历史地位。
李大钊以《新青年》和《每周评论》等为阵地，相继发表了《法俄革命之比较观》、《庶民的胜利》、《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我的马克思主义观》、《再论问题与主义》、《大亚细主义和新亚细主义》等大量宣传十月革命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著名文章和演说，阐述十月革命的意义，讴歌十月革命的胜利，旗帜鲜明地批判改良主义，积极领导和推动五四爱国运动的发展，成为中国共产主义的先驱、我国最早传播马克思主义的人。
（二）李大钊对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贡献
1、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传播
李大钊是中国较早介绍马克思主义的知识分子之一，在《新青年》发表的《我的马克思主义观》，系统地介绍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对当时处于混乱状态的思想界产生了重要影响。当时中国正值北洋军阀统治下，整个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都处于一种极端压抑的状态，传播马克思主义的艰难可想而知，但李大钊以开拓者的无畏姿态，毅然指出马克思主义是我们时代的真理，是“拯救中国的导星”，并积极付诸行动。正是陈独秀、李大钊等一批革命家的艰辛努力，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得到广泛传播，使大批先进青年得以了解并接受马克思主义，最终走上革命道路。
李大钊在1918年所写的几篇关于俄国十月革命的著名论文，如《法俄革命比较观》、《庶民的胜利》、《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等，虽然对马克思主义学说的内容还没有进行系统的介绍，但这些文章充分表达了李大钊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和崇敬，表达了他对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推广实施的信心和决心，在相当程度上表达了和传播了马克思主义的若干观点，可以被看作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开始。
2、强调“人的解放”和“平民的新历史”
李大钊在其1919年10月发表的《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中曾如此说道：“不改造经济组织，单求改造人类精神，必致没有效果。不改造人类精神，单等改造经济组织，也怕不能成功。我们主张物心两面的改造，灵肉一直的改造。”他认为“物质改造”和“精神改造”是“鸟的两翼”、“车的两轮”，少了谁都不行。李大钊认为，人类的思想解放是对时代问题的一个很好的解答，是对时代发展趋势和发展规律的把握。当下的时代，无产阶级的解放必将成为重要的主题和任务，应该使无产阶级上升到经济上占统治地位的阶级，即“使世界的生产手段和生产机关同中国劳工发生关系”。
在人性、人的思想解放的基础上，李大钊还将其学说的立足点和出发点放在人民群众身上，在1920年12月所著的《唯物史观在现代史学上的价值》一文中，李大钊强调了他的群众史观，坚定了反对精英史观、英雄史观和宗教史观的立场。他认为“我们要晓得过去的一切历史，都是靠我们本身具有的人力创造出来的，不是哪个伟人圣人给我们造的，亦不是上帝赐予我们。将来的历史，亦还是如此。”
这两个立场鲜明、观点直接的学说使得李大钊在传播和推广马克思主义时不但能够从改造人的思想观念的角度出发，也能讲人民的利益摆在最重要的位置，设身处地为人民的利益着想，这也就保证了人民群众能够最大限度地理解并接受马克思主义的理论。
3、推动工人运动和农民运动的展开
在促进知识分子和先进青年学习马克思主义的同时，也推动马克思主义与工人运动密切结合，因为无产阶级是革命的主要力量，要团结无产阶级，就要使中国工人阶级发展成为用马克思主义武装起来的自为阶级。
在《知识阶级的胜利》一文中李大钊指出，“我们很盼望知识阶级做民众的先驱，民众做知识阶级的后盾。知识阶级的意义，就是一部分忠于民众做民众运动的先驱者。”他认为知识阶级要与劳工阶级打成一片，引导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的农民和工人阶级，走上光明的道路。李大钊认为，“社会主义的实现，离开人民本身，是万万作不到的”。因此，在研究和传播马克思主义的过程中，他充分调动工人阶级在革命中的先锋作用，帮助工人学习马克思主义，积极开展工人运动，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精华推进到工人队伍中，使无产阶级有了正确的思想领导，有了前进的动力和方向。同时重视农民在革命中的主力军作用，积极发动和组织农民斗争，只有团结了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革命的队伍才会不断壮大，有了正确的思想领导，才能保持革命队伍的先进性。可以说，马克思主义理论与劳工阶级的结合，是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基本途径。
四、早期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局限性
（一）时代的局限
1、国内政局动荡导致思想界的混乱
中国当时的先进知识分子们痛恨北洋军阀倒行逆施的混乱统治，政治黑暗、国家衰败的现实，激发了他们的强烈爱国心，引发了他们对国家前途的深刻思考。辛亥革命后，由于缺少统一、正确的思想来领导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建设，各种“主义”开始在中国流传，特别是改良主义、无政府主义曾经风靡一时，如克鲁鲍特金的互助论、日本武者小路实笃的新村主义、俄国托尔斯泰的泛劳动主义、流行于北美的工读主义等。早期共产党的创始人中有不少也曾一度倾向于无政府主义，他们还曾尝试走改良的道路。
马克思主义思想在中国的传播绝对不是一番风顺的。陈独秀上街散发《北京市民宣言》传单时，曾遭到军警逮捕，在陈独秀被押和李大钊离京避难之际，胡适在《每周评论》上发表《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一文，公开反对在中国传播马克思主义，攻击宣传马克思主义“是阿狗阿猫都能做的事，是鹦鹉和留声机器都能做的事”。在这种条件下，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受到了种种阻碍。
2、经济、文化条件的落后，社会底层群众追求实用主义、短期利益的现实
因为政治的不稳定，导致国家的经济、文化条件极端落后，国内的群众每日为了生存而辛苦奔波，基本上没有机会也没有时间和精力去研读马克思主义的经典。当一个国家处于多方势力割据混战统治时期，民不聊生之时，生活在社会最底层的百姓最关心的不会是主义多一点还是问题多一点，他们最关心的是柴米油盐酱醋茶的价钱是不是降了一点。这种追求实用主义和短期利益的心理导致了普通群众对思想界的更迭交替并不是很感兴趣，或者说没有多余的精力去了解。而且那一时期普通群众的受教育程度较浅，很多人只能写自己的名字，并不能阅读书籍、报纸，对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提出了严峻的考验。
而且当时作为先进知识文字的陈独秀和李大钊所接触到的马克思主义也多半是因为俄国的十月革命而传入中国的俄文翻译版或日文翻译版，经过两种语言的翻译和修正，马克思主义的很多基本概念和理论都失去了原有的意义和韵味，导致了我们所学习的马克思主义并不是原汁原味的马克思主义，不利于我们理解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精华所在。
（二）知识分子自身特点的局限
1、学院派作风仍旧存在中国自古以来的文章就讲究“可意会而不可言传”，作者个人的观念常常借由非直接的方式来表达，文章看起来固然华丽，但有时候会让文字功底不扎实的人一头雾水，不知所云，换做目不识丁普通的百姓就更不知道作者想表达的意思。受到过良好的系统教育的知识分子很容易养成学院派作风，喜欢咬文嚼字、引经据典、创造新名词、发掘新概念，习惯用艰涩隐晦的字眼来表达思想见解。
这在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过程中是十分不利的，因为马克思主义本身就是西方外来文化，与中国的文化土壤本就不适合，如果再使用普通群众不能理解、不能接受的语言表达形式来进行宣传，必将受到负面的效果。
2、知识分子与底层群众的脱节
那一时期，能成为知识分子的多为有一定经济条件的家庭出身，他们或从小在私塾学习，或有出国留学的经验，都是接受过正规系统教育的先进分子。这样的出身决定了他们和生活在社会底层的普通群众存在一定的距离，平时没有接触和交流。在宣传马克思主义时，往往注重从理论的层面去宣传，以系统介绍为主，没有照顾到目不识丁的农民和工人群体。不愿意触及现实，不愿意直面群众关注的热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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