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到1957年的社会心理由刀豆文库小编整理，希望给你工作、学习、生活带来方便，猜你可能喜欢“社会心理学五到七章”。
1949-1947年中国社会各阶级的社会心理
一、农民的社会心理
1949年—1956年，在中国社会的大变动中，作为中国社会人数最多的农民阶级，有其独特的心理，即认识到是农民养活地主，同时既有均平心理又有求富心理、既有发展个体经济的心理又有参加互助合作的心理。关键词：中国农民；
农民是中国社会的主体，是中国革命最重要的同盟军。农民阶级在几千年的封建社会和小农经济的社会条件下，所养成的社会心理既不同于工人阶级，也不同于其他阶级阶层，如保守、勤俭、安分守己、自私自利、平均与等级等等。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到1956年。农民的心理变迁呈现出自己的特点。
（一）、谁养活谁
这是土地改革中遇到的第一个观念上的问题。按理说，农民对土地的盼望是最为迫切的。几千年来，农民起义的根本原因在于统治阶级的压迫而导致生活困苦，最后无衣无食。揭竿而起的最大愿望莫过于分得一块属于自己的土地。从陈胜、吴广起义始，到洪秀全的太平天国农民运动止，这一点贯穿始终。农民起义最高峰的太平天国运动，在其《天朝田亩制度》中给农民画的蓝图其中就有：“凡分田，照人口，不论男女，算其家人口多寡，人多则分多，人寡则分寡，杂以九等”。但是，几千年的封建压迫，却也使农民形成了另一种心理，即等级观念。这样，一些农民甚至觉得地主的田地养活了农民。这是一个矛盾，然而又是事实。当时参加土地改革的许多人都遇到这个问题。如冯友兰回忆：“在这次土改中，首先要解决的问题，是„谁养活谁‟。”地主认为，地主有地，农民有劳动力，农民种地主的地，是互惠的关系，公平合理。并且，土地有限、劳力剩余，地主可以选择佃户，地主选谁，是对谁“恩赐”、“赏饭吃”。这种观点，也在农民心里有同样的反映。“这本来是地主阶级用以欺骗和麻痹农民的思想，可是沿袭久了，有些农民果然就为这些思想所欺骗、所麻醉，觉得打倒地主阶级似乎不很„合理‟，觉得„理不直，气不壮‟。土地改革初期，许多地方土改工作进行得不顺利，农民发动不起来，甚至出现农民将分得的财物悄悄地送还地主。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农民没有解决“谁养活谁”的问题是一个重要方面。所以工作组在土改开始时，反复宣传：不是地主养活佃户，而是佃户养活地主。这样才解决了这个问题。四川农民有歌谣唱这件事。
谁养活谁呀，大家看一看；
没有我们劳动，粮食不会往外钻。耕种锄割，全是我们下力干。
脸朝地，背朝天，一粒粮食一滴汗。地主不劳动，粮食堆成山！谁养活谁呀，大家瞧一瞧； 没有我们劳动，棉花怎能结成桃！纺纱织布，没有我们就作不了！
谁养活谁呀，大家来谈一谈；
没有我们劳动，哪里会有瓦和砖！
打墙盖屋，全是我们下力干，新衣褂、棉袄，全是我们血汗造，地主不劳动，新衣穿成套！
（二）求富与均平
求富是中国农民的特点之一，也是农民的心态，农民的“求富”主要是针对自己的家庭。这也是小农社会中的“家”为单位生产、生活而成的一种社会心理。在建国初期，人们对于富的理解，首先是“三十亩地一头牛，老婆孩子热炕头”。有人认为这是农民保守的体现，但我以为并不能简单地如此分析。旧中国的农村，土地多集中于地主手中，农民尤其是贫雇农无地或少地。这样，追求土地和其他生产资料就成为农民的首要追求。所谓“三十亩地”并不是一个确切的数字，在东北不仅30亩，在南方达不到30亩，而是说农民对土地的向往和感情。在当时，追求土地和其他生产资料，正是“求富”的首要目标和基础。这也是农民在被发动起来后，积极参加土改的原因。在土改中，人们对于土地的计较，包括在合作化时期对于入社的计较，都有求富的因素在其中。土地改革对于农民来说，获得了多少年来梦寐以求的土地，求富的基础打下了，接下来的就是在这个基础进一步追求富裕了。这种心态的直接后果，就是土地改革后中农化趋势。这种状况在全国都如此。据1951年东北的统计这一时期富农上升很快，白城3个村有中农212户（其中富裕中农32户），占总户数的63.85%；蛟河荒沟有中农186户。占总户数的58%；磐石团结村，有中农156户（其中富裕中农15户），占总户数的70.59%；凤城西小堡有中农43户（其中富裕中农3户，占总户数的51.2%），舒兰3个村中农581户（其中富裕中农59户），占总户数的73.10%；肇州发展村中农239户（其中富裕中农12户），占总户数的70.5%。
四川资中县长山村，村“大多数农民均以上升为中农，有一部分上升为富裕中农。”中农74户，占总户数的71.84%。除老中农29户外，佃富农变为中农1户，新中农44户，计雇农上升10户，贫农上升33户，手工业上升1户。在中 2 农化趋势的同时，两极分化也出现了，这就是土地开始集中。其他生产资料可以再生产，唯土地不能，所以土地集中最能反映贫富分化。山西武乡在1948年和1949年，出卖土地户数共139户，其中“因疾病、死亡、灾难等原因，造成生活上的困难，被迫出卖土地151.9亩（占全村出卖土地的百分之三七点一）。”山西忻县土改后，1949年以来，“已有八千二百五十三户农民出卖土地三万九千九百一十二亩，出卖房屋五千一百六十二间。”能卖出必有买进者，而买进者就是为了求富。这一点，文学作品中有更深入细致的描写：如李准的《不能走那条路》是当时有影响的小说，其原因就在于小说刻画了贫农宋老定想买贫农张栓的地发财致富，最后在大家帮助下，认识到不能走地主买穷人的土地的路。宋老定的话很有代表性：“做庄稼人啥贵重，还不是得有几亩土！”
在农民依靠土地发家致富的同时，已经有一部分人开始考虑用其他方式发财致富。这种情况亦在全国都有。如在东北，“肇州发展村农民张如富说：光种点地不行，非想其他来钱道不可”。宾县民强村公正屯劳动模范王富海说：“你看我除有五.三亩地而外，还有什么发财路呢？”为了致富，有的农民把余粮用到放利上去，“不干别的啦，光得利我的日子就不离了”。“用粮放利比种地省心，不费力”。有人投向商业。辽宁凤城小堡村中农杨恒春，1950年春投一半股份开药铺。“另外有三个党员干部卖了耕牛，亦计划和两个农民开制米所，因钱少没有开起来；另有两户到林口去卖花生。”“中农制办胶皮车劲大，这是普遍情绪，用以拉脚赚钱。”
实事求是地说，我们后来认为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倾向，当时的农民是绝不会想到的，并且也没有那么高的认识程度。从当时农民的心理看，就是“发财致富”。否则，在土地改革大潮刚刚过去后，农民是不会冒险向资本主义路上前进的。“均平”是小农社会的特征之一。历代农民战争都把“均平”放在口号上或行动上。农民起义中的“太平”就含有平均的意思。太平者，大平均也。在论述“太平”的《太平经》中，对“太平”的解释是：“太者大也，乃言其积大行如天”，“平者乃言其治太平均，凡事悉理，无复奸私也”。农民对太平的理解，往往和平均是联系在一起的。太平天国的《天朝田亩制度》中说：“务使天下共享天父上主皇上帝大福，有田同耕，有饭同食，有衣同穿，有钱同使，无处不均匀，无人不饱暖也。”[1](P534)农民在追求这种思想几千年而不得后，其愿望非但不稍减，3 反而愈加强烈。所以一旦获得实现这种理想的机会后，就不肯放过。这在土地改革中看得十分清楚。在土地改革中，不仅分到土地的农民兴高采烈，就是走出农村在城镇从事各种职业者，也想到农村去获得一份土地。在费孝通的调查中，1949—1979年的30年间，苏南城镇人口的下降是一个十分普遍的现象，而 1950年的土改前后是一个重要时期。“在江浙两地，因为分得田地，许多原先已经脱离土地，以工商手工业为生的家庭又重返家乡，分得一块田地。”江苏昆山市周庄附近的铜罗镇，“1951年土改时为分得土地有60户老家在乡下的小店铺关了门，约150人下乡务农。”这种行为，除了说明农民对土地的眷恋外，也说明农民想和别人一样，分得一块土地，是均平的心理。土地改革在某种意义上说，是满足了农民这种均平的心理。
对于农民来说，“均平”和“求富”有时是矛盾的。“均平”是将别人的拿来均分，而“求富”是希望自己过得比别人好。一旦自己不如人或无法满足自己“求富”的心理后，他们最希望的是“均平”。这一点在农业合作化时期凸现得更加清楚。从农民自身来说，合作化比较积极者，都有这样那样的原因，其中经济状况不如人者居多。这是由于土地改革虽然对土地和其他生产资料进行了重新分配，但是并没有完全改变不平等的状况，并且如前所述，这种状况还有所发展。这样农民中的一部分人就把合作化当成重新分配资源的手段。黄宗智对松江县薛家埭村的研究发现，土改时分得了一些远离水道的零星土地的农民，合作化的积极性比其他人要高。东北局在1950年1月给中央的综合报告中说：“经济条件较差的，仍有农业社会主义平均思想，有的人欠了别人600斤粮食，还说：我虽欠你粮食，但过不几年，还不是一同和你走入„共产社会‟；甚至看到别人买马，他说，将来走入社会主义，你还不是一样没有马。”表现出对“均平”向往的心理。山西忻县失掉土地的农民“经常幻想着再斗争，再分配，成了农业社会主义思想的基础。”薄一波后来总结这一时期的情况时说：“不仅当时的实际材料而且后来的实践发展也证明；我们曾经高度赞扬的贫下中农的„社会主义积极性‟，有不少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是属于„合伙平产‟的平均主义„积极性‟”。
（三）发展个体经济与参加互助合作
这是一对矛盾。当时的农民的确存在着这样两种心理，而这两种心理存在于不同的农民群体中。从总的情况来看，发展个体经济的心理占主导地位。发展个体经济的心理是与发财求富联系在一起的。东北局在1950年给中央的报告中反映这种状况：“在农民群众中：少数经济上升比较快的要求买马拴车，其中许多人要求„单干‟，对单干对旧式富农感兴趣，对组织起来感苦恼。他们说：“这个国家好，就是组织起来不好”，“共产没啥意思，地也没有个干净埋汰的”。“他们认为只有单干才能„侍弄‟好地。他们觉得„单干才能发财，有穷有富才能发财‟”。报告将这种现象说得很清楚。实际上，中农以上者多数都要求单干以发家，而东北的情况到1951年中农占了多数，所以是多数人要求单干。就是贫农中的一些人，也是愿意单干的。这就出现了在互助合作的初期的强迫成立的互助组一有适当条件就解散的事。中共山西省委在给华北局的《把老区互助组织提高一步》的意见曾经引起广泛争论，甚至导致中央上层的不同意见。在这个意见中，对于山西的情况作了说明：随着农村经济的恢复与发展，农民自发力量是发展了的，它不是向着我们所要求的现代化和集体化的方向发展，而是向着富农的方向发展。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农民发展个体经济的心理。几十年后，薄一波对此作了更明确的说明：土地改革后，“真正具有互助合作积极性的人为数当时并不很多，而相当多的农民都愿意先把自己的一份地种好”。互助合作也是部分农民的心理，有这种心理的农民大致有两类：一类是通过互助合作发展生产，然后再单干。有些人愿意参加变工，“因为不参加地就种不上。但他们有些人希望在变工组把自己发展起来，将来买马拴车，实现单干”。[11]另一类是由于贫困，坚持走互助合作的道路。除去部分干部和积极分子外，有互助合作的人都是土地改革后经济状况不好的人。
曾被毛泽东称为“五亿农民的方向”的河北省平安县南王庄贫农王玉坤、王小其和王小庞农业生产合作社就是这样一个例子，他们入社的原因都是因为贫困。王玉坤在解放前是村里数一数二的贫农，土地改革后，有十几亩地，可是什么农具也没有，牲口也只有半头，生产搞不好，生活不富裕。王小其土改后什么农具也没有，牲口呢，只有一条牛腿。他年纪又小，不会种地，一家人日子过得紧紧巴巴的。王小庞在土地改革后因为缺这少那，经营不好。所以他们坚决要求互助合作。[15]这可以从一个侧面说明入社农民的状况，及其入社的心理原因。那么，曾经被党和政府估计农民的互助合作的积极性到底是一种什么状态呢？我以为是建立在个体经济上的互助合作。这种状态就是互助组阶段。因为互助组既保证了农民的个体经济，又可以使农民互相调剂，互相帮助。并且这种互助组是自愿参加，不是强迫，农民有互助的自由，也有不互助的自由。这就满足了农民两方面的要求。不急于过渡到初级社、高级社，情况会好一些。对此，邓小平在1980年总结说：“有人说，过去搞社会主义改造，速度太快了。我看这个意见不能说一点道理也没有。比如农业合作化，一两年一个高潮，一种组织形式还没来得及巩固，很快又变了。从初级合作化到普遍办高级社就是如此。如果稳步前进，巩固一段时间再发展，就可能搞得更好一些。”[16]（P316）
到了农业合作化的高潮时，农民在很短的时间内就被裹进了公有制的行列。对于大多数农民来说，这并非出于自愿。但是从当时的情况看，并没有出现反抗，甚至没起什么波澜，怎样理解农民的这种状况呢？
第一，农民出于对党和政府的信任心理而加入合作社。如前所述，中国共产党在长期斗争中，尤其是土地改革将土地分给农民，赢得了广大农民对党和政府的高度信任与拥护。虽然农民对基层干部会有这样那样的意见，但对党中央尤其是毛泽东是信任的，对于党的指示，他们是执行的。正如有的农民说的：“毛主席总冒哄过人，这回叫走新道路也冒得错，走就走吧！”有的干部也注意到这一点：“只要打起毛主席的旗帜，一切都会顺利”。习仲勋在《关于西北地区农业互助合作运动》中说：“农村互助合作运动这个大发展，又是农民群众对党和人民政府高度信任的结果。农民听到说是毛主席号召他们组织起来，都积极响应，„毛主席的话没错‟”。
第二，经济的动机使部分人愿意参加合作组织。这就是前面说的部分及经济状况不佳者想利用互助合作再一次分配土地和其他生产资料，这是“均平”心理的作用。
第三，政策和措施上的导向。如在东北，1950年春高岗就宣布5条奖励互助合作组织同时也是歧视单干的政策，在农贷、新式农具、良种及劳模奖励的发放和购买一律优待变工组，松江省的一些地区规定对单干户不贷款、不贷粮、不贷农具，合作社也不卖给东西。1953年粮食统购统销政策出台后，在征粮方面制定不利于单干户的政策。在浙江农村，干部们为了鼓励农民入社，公开宣布：“入了社可以少派粮食征购任务，不入社就要多派。”而邓子恢当年就知道 6 中农哭哭啼啼要求入社是为了少卖粮，而不是出于什么“社会主义的积极性”。基层组织有威胁强迫农民入社的，有的组织开会，“不报名不散会”，有的采取“订合同按指印”的办法，限制农民退社，有的说“不入社就是不爱国，不爱国就是想美国”。有的威胁退社的农民：“你退社影响别人，咱村办不起社责任放在你头上”。
第四，政治上的压力。这种压力主要来自于上层。土地改革时依靠贫农雇农，团结中农，中立富农，消灭地主阶级，已经使富农甚至中农感受到政治上的压抑了，而在农村社会主义高潮时，又强调“树立贫农的优势”，与地主富农斗争，在《谁说鸡毛不能上天》的按语中，又说：“在富裕中农的后边站着地主和富农”，“在合作社的这面站着共产党”，而贫苦农民和富裕中农的斗争，“就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斗争地主时的情形还历历在目，中农岂敢抗拒入社。“至于原本已经威风扫地的地主和日子越来越不好过的富农，能同意他们入社就是一种政治待遇，岂能再有讨价还价之理？”
农民一直是中国革命的主力军。中国共产党无论在革命时期还是建设时期，都不能忽视农民，当然也不能忽视农民的心理。从这个角度看，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党的土地改革的方针政策是和农民的心理相吻合的。而社会主义改造的方针政策则和农民的心理不完全一致。农民对中国共产党是信赖的，对社会主义是充满着憧憬和希望的，同时又对在个体经济基础上发家致富有着更迫切的要求与愿望。对于中国共产党来说，如何考虑农民的这种心理，从而制定出既能走上社会主义道路，又能调动农民积极性的路线、方针、政策，的确是一件重要的事，同时又是一件不容易的事。应该说，中国共产党在社会主义改造中引导农民走向社会主义的方向是正确的，步骤、措施也是基本正确的，但是在速度、模式等问题上对农民心理的考虑是不够的，是有教训的
二、1949年—1956年中华民族资产阶级心理之变迁
在1949年到1956年这一段时间内，在国内各阶级中，民族资产阶级的心态最为复杂。这是因为这个阶级处于最复杂的变动之中，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分别是中国革命的领导阶级和主力军，中国共产党的政策已经决定了这两个阶级在从新民主主义社会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历史过程中，将获得本阶级历史上从未获得过的利益。因此，他们的心态是兴奋的，虽然农民在社会主义改造时期也有过这样那样的心态变化，但是从阶级利益来说，是得大于失的。同为被消灭的阶级，地主阶级一直是民主革命的对象。这个阶级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很短的时间内，经过土地改革就不存在了。从某种角度看，地主阶级还未来得及在心态上有什么重大变化，就已不存在了。农民阶层中的富农，也是被消灭的阶级，但是中国的富农是缺乏政治意识或者说政治意识不强，在经济上不但不能左右整个国民经济，而且影响也不很大。
民族资产阶级则不然。他们中的相当一部分人有着政治上的理想和抱负，许多人是信奉实业救国的；在经济上，他们一度在中国经济中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有的工业企业在世界上有影响；在中国革命中，他们一直作为革命的同盟军，并且在某一时期是中国各派政治力量主要是国共两党都在争取的对象。并且他们都有一定的文化。这样，在阶级一步步不复存在的过程中，这个阶级的成员的心态变化最为复杂也就不足为怪了。大致说来，民族资产阶级的心态经历了疑惧——兴奋——较量——服从这样一个过程。当然，不同的人的具体情况不尽相同，但大趋势如此。
（一）从疑惧到兴奋
这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后。在这时，国民党的统治大势已去，人民解放战争已近尾声。民族资产阶级面临的首先抉择是选择共产党还是选择国民党，还是双方都不选择三种出路。选择国民党，就意味着将企业、资财移到台湾；选择共产党则意味着企业、资财、人员留在大陆。中共两党都不选择，则可以把企业、资财转移到香港或国外。对于民族资产阶级来说，这是他们必须做的第一件事。这个选择是痛苦的。一部分选择了第一条、第三条道路。大部分人选择了第二条道路。选择留在国内的人，也有不同的情况：一种情况是和共产党早有来往，对共产党有一定的认识，因此没有太多的犹豫；另一种情况是对共产党没有了解或了解不多，但对国民党有深刻的认识，认为和跟国民党走没有前途，到国外去也非上策。有“火柴大王”、“煤炭大王”、“企业大王”之称的刘鸿生说：“过去四十年的经验使我深知蒋介石是长不了的，跟着他跑只有死路一条。我也并不想流落海外作白华。”无独有偶，荣氏家族的荣德生在上海解放前夕家人议论该怎么办时，也认为“跟国民党走有什么出路？共产党再坏也坏不过国民党！”“吾等始终从事工商业，生平未尝为非作恶，焉用逃往国外？我决不离沪离乡，希望大家也万勿离国他往。”还有一种情况是有些人在国外没有门路，或自己企业小资金少，到国外没有发展前途，还不如留在国内。
虽然留在了国内，但民族资产阶级并不平静。他们对共产党是怀着疑惧心理的。刘鸿生说：“我那时不但不能相信共产党，而且怕它。怕共产党来了要清算我。”荣毅仁说的更形象：“又听得谣言四起，说什么共产党来了要共产共妻，要弄得人家妻离子散，家破人亡。我在外表上还要故作镇静，免得厂里一些同事惶惶不安，内心却好似热锅上的蚂蚁，不知如何是好。”在解放较早的东北，也有这种情况。中共辽西省委在《关于私营工商业问题初步检查总结》中，也认为东北的“资本家不摸底，有顾虑，除了普遍存在着怕‘树大招风’，怕将来‘共产’的顾虑之外，还有少数怕斗怕分”。山东资本家苗海南“对国民党早已失去信心，对之不抱任何幻想，但本人是资本家，对共产党的政策又知之甚少，走吧又惦记着企业，留吧前途未卜，真是忧心忡忡，如坐针毡，心情处于极其复杂和迷惘困惑之中”。他在当时写的一首诗描述了当时的心情：徒倚江南路，嗟麟识道穷。三春浑夏日，一雨信秋风。青乌书难寄，黄梁梦正中。孤云何所托，舒卷任西东。“孤云何所托，舒卷任西东”，形象地表达了当时民族资本家主张不定、犹豫彷徨的心态。疑惧什么？主要是疑惧自己的财产被清算，疑惧作为剥削阶级，共产党是否能放过自己？武汉的徐雪轩道出了自己的顾虑，“一是我的商店还能不能经营；二是我个人有没有出路；三是我的子女有没有前途”。这是当时民族资本家的普遍心态。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的稳定市场物价后，民族工商业出现萧条，也使得民族资本家心神不定。这是新中国成立前民族资本家疑惧心态的延续。当时的工厂减产、商品滞销、工厂银行商店倒闭，工人失业，使得民族资产阶级对于自己的企业能否继续存在产生怀疑，认为共产党的政策变了。因此，有的坐观等待；有的消极经营；有的转移财产，抽逃资金；有的关闭企业，解散职工；还有的弃厂出走，跑到国外去了。“一些从香港回到上海的资本家，这时有的又跑回香港去了。”更有的要把工厂“献”给国家。上海的刘鸿生就给陈毅市长写信，要求把企业献给国家，因为企业实在难以维持了。针对民族资产阶级的疑惧心理，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首先明确：“和资产阶级合作是肯定了的，不然《共同纲领》就成了一纸空文，政治上不利，经济上也吃亏。‘不看僧面看佛面’，维持了私营工商业，第一维持了生产；第二维持了工人；第三工人还可以得些福利。当然中间也要给资本家一定的利润，但比较而言，目前发展私营工商业，与其说对资本家有利，不如说对工人有利，对人民有利。”在这种思想指导下，党和政府调整公私关系、劳资关系和产销关系。经过调整，民族资产阶级渡过了难关，生产恢复、市场活跃，民族资产阶级也由疑惧转为兴奋，纷纷欢呼“黄金时代”“难忘的1951年”。他们对于党和政府的措施是拥护的。“一般工商业者，对我党平稳物价、调整公私等各项政策，表示热烈拥护。他们说：‘共产党的政策变好了，今后买卖好做了，利虽不大，可是稳当。’”
民族资产阶级从疑惧到兴奋的主要原因是中国共产党的方针、政策和措施的制定和实施。这个心态的变化表明民族资产阶级对共产党的方针政策有了一定的了解，对共产党有了信任感，但是还不能改掉资产阶级本质中的一些东西。这种兴奋的心态也没有保持多久，因为紧接着的“五反”又使资产阶级的心态发生了一次变化。
（二）由慌恐到服从
这是“五反”前后民族资产阶级的心态。
1951年12月，“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反对官僚主义”的“三反”运动在党和国家机关、公营企业、事业，各人民团体中迅速展开。在“三反”过程中，发现了不法资本家通过行贿、偷税漏税、偷工减料、资骗国家资财、盗窃国家经济情报等手段，向工人阶级和共产党进行猖狂进攻。恩格斯在《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中说：“资产者为了多赚钱不惜采取任何手段，认为生活的目的就是装满自己的钱袋。”这是资产阶级的本性。中国资产阶级的情况比较复杂，在新民主主义革命中是革命的动力之一，但这种本性仍然存在。党和政府于1952年2月开始进行“五反”运动。这是新中国成立后民族资产阶级受到的第一次大的冲击。在运动的过程中，资产阶级是慌恐的，这又表现为各个方面：其一，担心政策变了，认为“五反要消灭资产阶级”，“政府不要资产阶级了”，“资产阶级在政治上是地主隔壁”。这种观点可以看作是建国初期民族资产阶级疑惧心理的再现。在资产阶级的脑海深处，共产党迟早是要消灭资产阶级的，所以一有风吹草动，这种念头就会浮上来。其二，对于经济状况的担忧。这种担忧在五反过程中表现得最清楚，他们认为“三反五反还不是政府要钱”，“今后生意不好做了，赚了钱就是五毒嫌疑，要来二次五反。”对于党和政府停止“五反”，有的工商业者认为“‘五反’暂停是因为‘油水不足’，要等‘猪养肥’了再‘五反’”。这种心态在“五反”运动以后还在部分民族资本家中存在着。如上海某茶行老板资金有16亿，“五反”前原想到杭州开设分行，“五反”以后说：“不开分行可以吃到社会主义，若去开设分行就吃不到了”。其三，对个人前途的担心。有人认为“五反”后共产党不再团结民族资产阶级了，所谓“国家前途光芒万丈，个人前途暗淡无光”，有人担心“到社会主义共产党还是带我们去，还是踢我们出来”，有的甚至说资本家两不如：“一不如反革命判刑还留生活出路，二不如地主土地还分一份，我们赚了钱算暴利，赔了本职工要斗争。”
中国共产党进行“五反”斗争并不是要消灭民族资产阶级，在“五反”运动的后期处理中比较宽松，守法户约占总户数的10%—15%，基本守法户占50%—60%，半守法半违法户约占25%—30%，严重违法户约占4%，完全违法户约占1%，并在补交漏税和退回违法所得的工作中执行了从宽的政策。这使得民族资产阶级的绝大多数喜出望外，欣喜若狂。山西的报告说，在宣布停止“五反”，多数免予退补后，立即“解开了心上的圪塔”，认为“人民政府说啥是啥，结束‘五反’的办法真是对症良药”，“背了半年的包袱一晚上解掉了”。表示“知宽感恩”、“高呼万岁”。并表示“今后要好好从事正当经营，再不敢犯‘五毒’了！”“再犯简直对不起良心”，“再犯了罪该万死”，“政府宽大为怀，咱们做事太坏！咱们说的是身体安康，做的是男盗女娼！”杭州市反映：资本家在结束“五反”后，人心大定，相互奔走报喜，“这样处理，真像吃了个凉西瓜，定心了”。“政府、工人对我们这样宽大，料想不到。”有的当即向毛主席像行三鞠躬礼。
上述为民族资产阶级对中共“五反”的心态。这只是一个方面。另一方面，通过“五反”，民族资产阶级认识到只要老老实实地接受共同纲领，按共同纲领的要求去做，合法生产、合法经营，还是有出路的。“工商业者只要遵守共同纲领，在国营经济和共产党领导下，老老实实的经营，政府政策不但过去而且在今后也是保护与扶持有利于国计民生的工商业的。”“政府和国营企业对有利于国 11 计民生的工商业，确是积极扶助的，工人店员确是大公无私团结资方搞好生产经营的，今后的生意是可以做，也应该做。”民族资本家纷纷表示：“今后决心在工人阶级、人民政府的领导下积极经营生产，诚心诚意永远跟共产党走。” “永远要跟上毛主席、共产党走”。这说明民族资产阶级经过稳定物价和“五反”的较量后，已经清醒地认识到，无论是在政治上还是在经济上和共产党对抗，都是要注定失败的。他们从内心服从了共产党的领导。荣毅仁在解放初期说：“我赞成共产党只举一只手，如果两只手都举起来，那是投降。”后来他说：“举一只手赞成共产党是我错了，现在要举起双手拥护共产党。”
（三）大势所趋，接受改造
这是过渡时期总路线颁布后到社会主义改造完成时民族资产阶级的心态。1953年，中共中央提出了过渡时期总路线，社会主义改造既是总路线的“两翼”之一，又是执行总路线的侧重点。对于社会主义改造，民族资产阶级在心态上是既有准备，也没有准备。说有准备，是他们对于共产党一定要消灭私有制的认识是清醒的；说没有准备，是他们没有想到中共会如此快地消灭私有制。“没有想到1953年已经‘过渡’了4年”，觉得“未免太快了一点”。在社会主义改造的过程中，民族资产阶级呈现出不同的心态。
第一部分人拥护社会主义改造。在这部分人中，对于社会主义改造的心理也不一样。其一，有些人是真心拥护，主动要求社会主义改造，他们看清了改造是大势所趋，愿意靠拢国营经济。“猪鬃大王”古耕虞还在新中国成立之初就有过如下想法：
‚我读过《资本论》，我完全知道解放以后，共产党绝不会再让我当垄断资本家。何况，对外贸易事关国家经济命脉。我应当设身处地地站到共产党这一边想一想。工人、农民流了那么多血，牺牲了那么多人，艰苦奋斗几十年，好不容易成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难道今天我还要共产党在猪鬃贸易上来仰我古耕虞的鼻息吗？建国初期，共产党与资本主义国家的关系确实还很糟。但是，靠我这点‘本钱’，难道就能难住共产党吗？‛所以他很早就要求公私合营。
如果说古耕虞在解放初期就把问题看得如此清楚属于特例的话，那么当时还有一批人如荣毅仁、乐松生、孙浮凌等，是在“五反”后更一步认识到公私合营的必要性的。武汉的陈经畲认为：“过去总认为自己的资本是克勤克俭挣来的，解放后才弄懂是剥削来的。这笔钱拿在手上，真是如坐针毡。早一天交出，早一天安心。”当然，这部分人的思想也比较复杂。周恩来在谈到荣毅仁的状况时说：他是全国第一号的资本家，他在这个地方讲，他那个阶级应该消灭，可是，另外碰到的一个人又跟他说：你祖宗三代辛辛苦苦地搞得这点工厂，在你手里送出去实在可惜呀！他也眼泪直流，这是很自然的，合乎情理。其二，在无可奈何中接受社会主义改造。在这些人中，虽然舍不得自己的企业，但是又不能阻挡社会主义改造的大潮，所以还是接受社会主义改造。他们说：“总路线就是社会主义潮流，水要往东流你非往西走，早晚淹死”，“谁不接受社会主义改造，谁就玩不转”。“今天有贡献将来不会亏待”，“毛驴下磨，不会不给吃喝”，“今天好好干，将来有个安身”。其三，有人拥护社会主义改造是籍此丢包袱。他们认为：“私营生意做的越多，犯错误也越多，不如合了了事。”第二部分人对社会主义改造犹豫、彷徨。他们也认识到社会主义改造是大势所趋，另一方面又不甘心把自己的企业交出来。山东艾鲁川的想法很能代表这部分人的心态：“我愿意跟共产党走，可企业是我的命根子，国家要对资本主义工商业实行社会主义改造，怎么个改造法、改造后是什么样子？心里不踏实。老是担心企业和个人的命运。”也有人担心社会主义改造如何改法，“是不是像地主一样的也要斗一下”。
第三部分人悲观、失望、不满。他们认为：“过去是利用阶段，现在是限制阶段，今后是改造阶段。”有的说：“利用我们的钱，限制我们不拿钱，改造我们不做生意”，有的说：“税收加总路线——两个完蛋”。有的把过渡时期总路线诬蔑为“过刀时期总路线”，有人说：“不跟着总路线走就是犯法，只有附合潮流，拖到什么时候，就算什么时候。”因此，有人采用各种方法抽走资金；有人大吃大喝，挥霍浪费；有人买房产，认为工厂、企业在社会主义改造后将归国家，而房产则是自己的。
到了社会主义改造高潮时，民族资产阶级的心态又发生了倾斜。他们既要面对改造中的具体问题，更要考虑改造后的问题。这一时期大资本家考虑的是待遇 13 和利益问题，他们关心公私合营后自己的职务，争人事安排，说“人事安排是演封神榜（封纱帽）各就各位”。同时关心的是定息几厘、几年取消，担心收入减少，生活下降。中小资本家担心合营后困难解决不了，说“社会主义好是好，但我们是玻璃柜里面的苍蝇，看见前途，找不见出路”。出现了“有前途（指社会主义光明前途）、无中途（指当前实际困难）的说法，所以争安排、争待遇；小生产者出生的资本家，要求搞帽子，改变成份，归队当劳动人民；资本家的代理人，要求明确阶级成份，当“公家人”；青年资本家认识到自己“三分之二的日月在社会主义里，积极主动争取早日改造成劳动者”。
虽然在社会主义改造中民族资产阶级的心态有过波动，各个阶层的情况也不一致，但毕竟最终还是接受了社会主义改造。薄一波在总结这一点时说：“一九五五年冬天，敲锣打鼓、申请公私合营的滚滚人流中，虽然心情复杂，难于一概而论，但是希望用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却是许多人的共识，这是抹杀不了的。”这也包括民族资产阶级。当然，民族资产阶级的心态肯定和工人阶级不一样，这也是可以理解的。“自己使用多年的一件器物忽而不归自己所有，在情绪上都要发生波动；自己甚至几代人苦心经营的企业一朝易主，在感情上产生一定的痛苦，是不难理解的。”在社会主义改造的高潮中，资本家之所以顺应了形势，其原因是：
第一，社会主义经济的不断增长，使民族资产阶级看到了社会主义的前途和无限生机。认识到和社会主义经济争高低是没有出路的。第二，中国共产党和政府制定了正确的政策，对民族资产阶级的政治待遇和生活待遇安排得很好。在政治待遇上，给民族资产阶级一张选票；在工作待遇上，给民族资产阶级以适当的职务安排。北京市1954年到1956年对上层资产阶级人士的安排情况：1954年市财协副主席1人；1955年有副市长1人、副厅（局）长4人，市财协副主席1人；1956年副市长1人，副厅局长5人，市财协副主席1人。1956年公私合营私方人员安排：工业方面总人数5387人，在专业公司担任经理副经理10人；担任正副厂长经理314人，生产股长及分厂长752人；工程技术人员104人；从事生产工作的人员2813人；职员1394人。商业方面共5071人，其中在专业公司担任经理副经理共22人，在区商店任主任、副主任630人，商店经理副经理2512人，商店科股长630人，职员1277人。这种安排他们是满意的。在经济上，14 定息5厘也出乎资产阶级的意外。荣毅仁原本想定息大概不会大，多少有点算了。“事实上政府宣布定息5厘，七年不变，远远超过了一般工商业者“坐三望四”的希望”。第三，榜样的力量，这种榜样有两个方面，一方面是个人的榜样，尤其是一些在全国有影响的大资本家纷纷赞同公私合营，这对全国的中小资本家是一个榜样；第二是有些地区实行公私合营后，对其他地区来说就是榜样，如北京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后，武汉《长江日报》发表社论：《向北京看齐》，社论说：“北京社会主义改造的伟大胜利，激动了武汉人民。”这种追先进、从大众的心理是不能忽视的。
对于民族资产阶级的心理，中国共产党的认识是比较清醒的。这一点和党对农民心理的认识有所不同。但是由于民族资产阶级和农民阶级的阶级属性不同，由于中国共产党对民族资产阶级和对农民阶级的态度不同，因此，中国共产党在了解了民族资产阶级的心理后，仍然对其进行社会主义改造。这一方面是中国共产党走向社会主义的目标所决定的，另一方面是党要消灭资产阶级这一剥削阶级的政策所决定的。值得总结教训的地方在于，如何利用民族资产阶级的心理，制定出既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又有利于发展生产力的方针、政策。这是在整个社会主义改造过程中都存在的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