狄更斯创作手法由刀豆文库小编整理，希望给你工作、学习、生活带来方便，猜你可能喜欢“狄更斯写作风格”。
狄更斯的艺术创作特色
1大众现实主义
狄更斯是一位劳苦大众的作家，他自己就说过：“我对穷人怀有极大的信任，我一直竭尽之能，以赞许的态度把他们介绍给富人．”格斯说，狄更斯“使小说在性质方面发生了一次彻底的革命”．这革命，就是小说的大众化．
大众现实主义当然会以贫苦大众为主要反映对象．尤其是贫苦儿童形象．《大卫·科波菲尔》中，孤儿就几近10人，而且各有各的面目、性情、命运和遭遇．狄更斯这么喜欢写儿童，尤其是孤儿，可说是人间的最柔弱者．是阴柔弱小之美的极至．他们的受欺凌，受迫害，就能最充分地体现丑对于美，尤其是阳刚强大之丑对心于阴柔弱小之美的摧残；就能把美的悲剧性发挥到极致，在人心中留下永远淡忘不了的哀伤。
具备“严酷的真实”性。狄更斯在《奥列弗·退斯特》版序言中说：“这里没有月下跃马荒原的画面，没有在最舒适洞窟中寻欢作乐的场景，没有令人喷喷称羡的服装，没有锦绣，有花边，没有马靴，没有猩红色的外套和裥饰，没有自古以是‘江湖豪客’本色的帅劲儿和逍遥。寒冷潮湿、无处栖身的夜沦落街头，邪恶在里边挤得转不开身的藏污纳垢之所，饥馑与疫疠出没无常的鬼地方，勉强连缀在一起的破衣裳—这—切有什么魅力可言?”
深度是与广度并存。多利亚时代的城市、河流、街道、垃圾堆、工厂、银行、商店、法院、监狱、济贫所、贼窝⋯⋯政府的腐败无能、者的勾心斗角，法院的营私舞弊，慈善机构的虚伪冷酷，盗的猖獗横行⋯⋯总之，资本主义城市的一切生活，原始积累时期的一切苦难，无不在狄更斯的小说中得到反映。有人把狄更斯称为“泰晤士河畔的荷马。”
感伤的基调。《奥列弗·退斯特'到《伟大的期望》，主人公哪怕幸福的结局，都透露着那么一抹淡淡的哀伤．
2乐观主义精神
考伯先生是狄更斯式人物最典型的象征。“要有信永远乐观，谁胸有成竹，高高兴兴地去征服世界，世界就属于谁的”．
3幽默与讽刺
幽默与讽刺属于不同的美学范畴，讽刺是人们对所生存的社会及自身所进行的尖锐批判和深刻自省;幽默则是一种睿智，它体现出一种从容不迫的达观态度。然而，作为一种特殊的审美形态和表现方法，讽刺与幽默又常常联系在一起，讽刺中渗透着幽默，幽默中蕴藏着讽刺。因此，讽刺与幽默又有“孪生兄弟”、“同胞姐妹”之称。狄更斯是为数不多的能将幽默与讽刺两者恰到好处地运用的小说家之一。苏联高尔基世界文学研究所编的《英国文学史》就充分肯定: “狄更斯是个了不起的幽默和辛辣讽刺的巨匠。”
狄更斯小说中的幽默不少是针对某些社会罪恶和道德缺陷的，往往渗透着强烈的讽刺意味。
揭露被讽刺对象的心口不一，表里不一．像《大卫·科波菲中的尤里亚，见人就一个劲儿地谦卑得叫人肉麻；其实，心的是看准时机夺取恩人的家财，霸占恩人的女儿。此外，狄更斯还有一种独特的讽刺手法，即以夸张的，近乎漫画式的笔法描写被讽刺人物的肖像。由此揭露其内心。《艰难时世》中这个五金商人，国会议员，浑身上下都透着“四四方方”、硬梆梆的特点：“四四方方像一堵墙似的额头”，“四四方方的腿杆，四四方方的肩膀”。四四方方的手指”，连外衣也是“四四方方”的；再加上。又阔又薄而又硬梆梆的嘴巴”和“顽强的姿态”，活脱脱就是一个固执、僵化而又愚蠢的家伙!狄更斯正是恰当地运用了这种有点出格的笔法，塑造出了令人一读便永生难忘的典型形象。为了表达对《奥列佛·退斯特》中看管贫民习艺所孤儿的老婆子克扣份额的愤怒，狄更斯在小说中这样写道:
“一位实验哲学家的伟大理论是马儿无草亦能活，他直接做了实践，以身作则，把自己一匹马的口粮逐渐减少到一天一根干草，不用问，他能把他驯成一匹不用吃草的烈性骏马，但可惜的是，在第一次享用全由空气构成的美食之前的二十四小时，马儿就一命呜呼了。”作者幽默夸张的铺陈针对贫民习艺所对孤儿的残酷表现，带有深刻的讽刺意味。
1.在塑造人物上的缺陷：
善恶两极化 例如女性人物过于理想化 大卫科波菲尔中的艾格尼丝 2.修辞的运用
在描写人物性格时,狄更斯不仅勾画出人物的外形,诸如仪表、穿着、言谈和举止;而且更注重探索人物的内心世界。他笔下的每一个人物都具有鲜明的个性,独特的语言风格、生活习惯和嗜好,为读者塑造了有血有肉的人物形象,读者仿佛身临其境,如见其人,如闻其声。在描写贫民院董事会时,狄更斯并不直接道出董事们的姓名,而是通过对人物的服饰、外表、胖瘦以及不同人物的习惯用语的描写给读者留下深刻的印象,并由读者自己去认识、理解和想象。我们看到“ At the top of the table, seated in an armchair rather higher than the rest, was a particularly fat gentleman with a very round, red face.”“坐在首席一张高一些的扶手椅里的是一位面色红润、健康、体胖的圆脸绅士。”此处“ fat, round and red”“胖、圆、红”三个形容词瞬间就使读者十分具体而又形象地想象出一个靠吸贫民院孤儿们的血而养肥了的董事会头目的嘴脸。又如狄更斯在他的另一部小说《大卫·科波菲尔》(David Copperfield 1849～ 1850)中,对密考伯先生(Mr.Mi-cawber)的描写。他总是破产,但却非常乐观,言谈滑稽幽默,常爱用辞藻堆砌的句子以及爱调五味酒的习惯;还有尤利亚·希普(Uriah Heep),他狡猾阴险而又虚伪“谦卑” ,那些“卑贱、卑贱”的口头禅以及他那一双始终冷而发粘的手。这样的人物刻画给我们留下了生动难忘的印象,他们一个个都是资本主义社会中活生生的、有血有肉的人物。这些人物正是恩格斯所推崇的文学上的人物性格,都是用鲜明的个性描写手法刻画出来的,每个人是典型,但同时又是一定的单个人。
对比是狄更斯擅长运用的另一艺术手法。尤其是在人物形象的塑造上,几乎在他每一部小说中狄更斯都虚构出一些理想的利他主义者来与资产阶级利己主义的代表相对照,从而相互烘托,突出其典型性。例如在《奥利佛·推斯特》中,心地善良纯朴的珞丝小姐与冷酷自私的曼太太(Mrs.Mann),慈祥的布朗劳先生与凶残的教区官吏班布尔,《大卫·科波菲尔》中艾妮斯(Agnes)与尤利亚·希普,海穆(Ham)与斯提福兹(Steerforth)等等,不仅如此,狄更斯的对比手法还表现在人物所处环境的描写上,老费根的贼窟与布朗劳先生之家,一处是藏污纳垢的罪恶之所,而另一处则是光明幸福的温暖之家。面对奥利佛饥饿难忍,冒险想
再要一点食物时,大腹便便的贫民院管事对此感到如此的惊诧和不解:“ The master was a fat, healthy man,but he turned very pale.He gazed in stupefied astonishment on the small rebel for some seconds;and then clung for support to the copper.The aistants were paralyzed with wonder, the boys with fear.` What!’ said the master at length, in a faint voice, ` Please, sir,’ replied Oliver,` I want some more’.The master aimed a blow at Oliver's head with the ladle, pinioned him in his arms, and shrieked aloud for the beadle.”
“管事的是个非常肥胖而又强壮的家伙,但脸色却立刻变白了。他惊得发了呆,身体倚靠着锅灶,向这
小造反盯了几秒钟。他的助手们吓得呆若木鸡,孩子们也都惊恐万状。终于管事的用微弱的声音问: `什么?’ 奥利佛嗫嚅道: `对不起,先生,我想添一点’。
管事的用勺子狠狠地向奥利佛的头打去,并像缚抓小鸟似的绑住他的双臂,尖声叫喊教区官吏”。
面对一个幼小的瘦弱孩子,想要一点粥,肥胖、强壮的管事却为此而深感震惊和惶恐。这不能不说是对这伙资产阶级老爷们色厉内荏的辛辣讽刺,是对他们假慈善真残酷的大暴露。狄更斯就是借助这样的对比手法和生动的词语来烘托人物的性格特征,强调人物、现象之间的区别,揭露资本主义社会虚伪、丑恶的本质。
狄更斯在艺术手法上还擅长于用夸张和重复来达到讽刺的艺术效果,加强作品的感染力。在《奥利佛·推斯特》中,描写贫民院的教区官吏班布尔时,狄更斯以重复和夸张的手法描绘了他的手杖、他的习惯用语,从而充分衬托出班布尔的卑鄙、自大和虚伪。又如在他的以法国革命为背景,真实反映革命前夕封建贵族对农民残酷迫害的历史小说《双城记》(A Tale of Two Cities, 1859)中,为了突出地表现圣·安东尼贫民窟寒冷、肮脏、贫病和饥饿的凄惨情景,狄更斯写道: “在孩童和成人的脸上都深深地刻着新鲜的和陈旧的饥饿标记,饥饿到处横行,饥饿被推出高房子之外,来到悬挂在竿上或绳上的破衣衫之中;饥饿用碎布、烂纸、木片和草屑补缀着衣服鞋袜;饥饿也出现在人们锯出的小小柴片上;饥饿从无烟的烟囱上往下看,从垃圾堆中并无一点残余食物的污秽的街上往上看;饥饿刻在面包师的橱上,写在他的稀少存货的每一小块坏面包上;在香肠铺里,在准备出售的每一块死狗肉之中;饥饿在炒干果的圆筒之中摇响它的枯骨;饥饿在每碗薄粥之中化为用半点油炒过的马铃薯碎末。饥饿居住在适合于它居住的一切事物之中”。这样入木三分的反复重述没有引起我们的烦腻之感,相反使我们读了之后,宛如身临其境,仿佛看到了当时人们衣不蔽体、面黄肌瘦的悲惨情景,嗅到了那里的污秽恶臭,从而情不自禁地产生强烈的同情。大胆的比喻、拟人法以及熟练运用英语中具有双关含义的词汇进行辛辣的讽刺,是狄更斯的又一艺术表
现手法。如小说中“ board”一词的巧妙运用。“ Not having a very clearly defined notion of what a live board was, Oliver was rather astounded by this intelligence, and was not quite certain whether he ought to laugh or cry.”
“奥利佛并不了解一个活木头是什么东西,因此听到这句话很感惊讶,不知道他应该笑呢还是应该哭”。
此处狄更斯用“ board”这一具有双关意义的词巧妙地影射了董事会毫无感情、毫无人性的一面,形象生动地
揭示:天下乌鸦一般黑,不论他们是什么人,董事会永远像木头般冷酷无情。
狄更斯还善于把自然景象和现实环境变成具体、生动的意象与人物的感情、心理及其内心世界融为一
体,使读者更直接、更形象地体验和感悟人物的内心世界。在狄更斯笔下,万物仿佛都有了灵性,与主人公的感情、气质相契合。为此,狄更斯被英国文学史家誉为“语言风景画大师”。在《大卫·科波菲尔》的“风
暴”(Tempest)一章里,狂风肆虐咆哮,海上白浪滔天,只见一只船将要沉没,岸上的海穆舍身忘死地奋力
游水去救,等到逼近一看,却是诱骗自己未婚妻的纨绔子弟——斯提福兹,两人相望无言对答,一同在风暴
中搏击,最后同归于尽。海涛滚滚、天崩地裂的场面有力地衬托出主人公大卫此时此刻动荡不安的心情。风
越刮越大,大卫的心情也越来越紧张烦乱,就像大卫自己表白的:“ I was very much depreed in spirits, very solitary, and felt an uneasine in Ham's not being there disproportionate to the occasion.„ I could not eat, I could not sit still, I could not continue steadfast to anything.Something within me, faintly answering to the storm„.”“我非常烦闷,非常寂寞,因为海穆不在那里,感到一种极度的不安。„ „我不能饮食,我不能静坐,我不能继续做任何事。我内心隐约感受到某种与外界的暴风相应的东西。”不仅大卫的心情随着风暴的起伏而起伏,就是读者的心弦也随之激动、震颤。这样的情景描写的确增添了故事的真实性,加强了它的艺术感染力。
神话因素：扁形的神话人物
狄更斯塑造人物出色,柯林斯以情节擅长。狄更斯的作品是典型的人物中心小说,而非情节中心小说。尽管狄更斯小说的故事性强是公认的,但他那些冗长繁森的故事,不断插入的“戏中戏”,好人好报的俗滥结局,与反复暗示的“悬念”,基本上不能引起读者强烈的阅读兴趣。真正让我们手不释卷的,是他笔下会呼吸的伦敦中行走、哭泣、欢笑的那些独一无二的人物。狄更斯人物的名字是最为独特的。《奥列弗·退斯特》中的本布尔(Bumble),非勤(Fagin);《老古玩店》中的布拉斯兄妹(Bra);《马丁·朱述尔维特》中的史维特尔配普(Sweedlepipe);《大卫·科波菲尔》中的摩德斯通(Murd-stone);《艰难时世》中的麦却孔掐孩(M' choakumchild)„ „
即使没有阅读过作品的人们也能一眼看出这些是“狄更斯式”(Dickensian)的人物。T·S·艾略特(T·S·Eliot)在比较狄更斯与柯林斯的时候说道:“狄更斯的人物逼真,因为他们独一无二。柯林斯的人物逼真,因为作家煞费苦心地把他们写得前后一致,使他们近似生活。”[1](P106)可谓一语中的。狄更斯的人物绝不近似生活。许多评论家把他的人物视作“神话人物”、“童话人物”。吉·基·杰斯特顿在他的《匹克威克外传》中有一段叙述:“与其说狄更斯是一位小说家,不如说他是一位神话作家;他是最后一个神话作家,也许还是最伟大的神话作家。他并不是总能把他笔下的人物写成人,但他至少能把他笔下的人物写成神。他们是笨趣或圣诞老人一类的人物。他们过着不变的生活,永远过着自己的盛夏季节,狄更斯的目的并不在于显示人物对时间和环境所产生的影响,甚至也不在于显示时间和环境对人物所产生的影响。顺便说一下,值得注意的是:只要他想写人物的变化,他准会弄得一团糟„ „”[1](P72)神话是人类童年思维的结晶,作为世代相传的文化积淀深藏在人类集体无意识中,并作为文艺创作的原形在漫长的文化史上反复出现。神话人物的特征是抽象观念的形象载体,同时往往肩负道德说教的功能。他们缺乏普遍的人性以及成长变化,往往只折射或代表一种性格特征。因而你可以用“好妒”来归纳赫拉,用“任性”来形容阿喀琉斯。维多利亚时代严谨的社会道德和宗教观念(在狄更斯的作品中甚至从未涉及性爱)和普通读者的阅读底线影响了狄更斯小说人物的塑造。兰多曾指出,狄更斯站在宗教立场,并不是通过特殊的历史事物描述他的任务,而是使他的人物象征着宗教的信念。狄更斯意识到神话原型象征在文学创作中的创作意义,并自觉借用神话的创作手法组建象征意象。如《荒凉山庄》中的埃斯特背负父辈的罪恶来到人间,以她的爱心帮助被压迫者们,俨然圣经中的人物;复仇女神德伐日太太不停地编织仇恨;无论如何困窘都不会失去笑容的乐天派密考伯„ „这些象征手法在审美上是先进的。但是,我也会在后文里论述这种象征手法运用不当时造成的缺憾。无论是早期的山姆·维勒、金格尔、奥列弗·退斯特、史奎尔斯、侯爵夫人;中期的巴格斯托克少校、尤利亚·希普、庞德贝;或是晚期的德伐日太太、坐山雕霍布金斯„ „他们永不衰老,永不死亡。这里有道德训教,但是以那么温和的形式出现,没有“永恒正义”之类的哲学范畴或形而上学的思考,有的只是拉伯雷式的狂欢。这些人物的性格与行动和环境总是缺乏内在联系,时间与环境的迁移只是为他们提供演出闹剧的新场所;人物对时间与环境也丝毫不起影响作用。这正是童话与神话似的时空观和艺术境界。
18世纪流浪汉小说的继承者 小说创作是一个继承发展的历史过程。狄更斯是现代小说的奠基人之一,承前启后,而承前的痕迹尤为明显。口头文学、戏剧艺术和通俗文学的影响在他的作品中是显而易见的。而在这里,不能不提到17至18世纪风靡欧洲的流浪汉小说体裁。狄更斯的长篇小说尤其是早期的《匹克威克外传》、《孤星血泪》、《尼古拉斯·尼克尔贝》、《老古玩店》等,无一例外采用了流浪汉小说的叙事方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