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回、丝绸之路陆海通,环球盛传契丹名由刀豆文库小编整理，希望给你工作、学习、生活带来方便，猜你可能喜欢“送子由使契丹阅读答案”。
第五回、丝绸之路陆海通，环球盛传契丹名
——从钱币看契丹国家经济的繁荣昌盛
在讲座的开篇我曾引用了一枚契丹钱币“都会百万”（见附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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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说明契丹商业贸易的繁荣昌盛。在无垠的草原上一个个货物集散地，百万珍珠般撒满每个角落，一座座规模或大或小的城市抜地而起，来辽贡献或贸易的各国使团，在各个通衢大道一个挨一个络绎不绝地向各个都会进发。各大都会都是货物堆积得如座座高耸入云的山，不同肤色的人们操着不同语言擦肩摩踵地流水样地在货山间流动。辽东海边一艘艘巨大的海船，有的满载货物扬帆驶去，有的在紧张装卸着货物。海岸码头上，卸下的货和待装船的货物，同都会中的货物一样堆如山峙。在海船南下东航的同时，一队队骆驼商队踏着摇曵的驼铃声，顺着古老的草原丝绸之路径直西行。
这里所描述并不是梦中的天堂或北宋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而是大辽天显年间契丹境内经济贸易的真实盛况。这并非笔者杜撰，元编《辽史·食货志》白纸黑字，言之凿凿：“征商之法，则自太祖置羊城于炭山北，起榷务以通诸道市易。太宗得燕，置南京，城北有市，百物山偫，命有司治其征；馀四京及它州县货产懋迁之地，置亦如之。东平郡城中置看楼，分南、北市，禺中交易市北，午漏下交易市南。雄州、高昌、渤海亦立互市，以通南宋、西北诸部、高丽之货，故女直以金、帛、布、蜜、蜡诸药材及铁离、靺鞨、于厥等部以蛤珠、青鼠、貂鼠、胶鱼之皮、牛羊驼马、毳罽等物，来易於辽者，道路襁属。”①
这里把太祖、太宗两朝集市的由来和设置的情况说得很清楚，即凡是京道州县人众聚集之处和货产汇集转运之地都设置集市。辽国有5京、6府，156州(军、城)，309县，总计476个县以上行政单位。如每个县有百处货产懋迁之地，全国即会有数万个集市。“百万”这个词常用作形容数量多的虚指，用“百万”形容辽国集市数量多、商业贸易繁荣，应该说还是实事求是的。各地市场货品种类之多，人员往来之多，在全辽国大路小道都是人挨人人挤人排成长龙。这样红火热闹的贸易场面，只有用“都会百万”来形容才恰如其分。契丹的商业贸易为什么二百多年间始终这么繁荣，和历代皇帝的重视以及开明的商业政策分不开。比如减免关税，提高货币质量，派人到市场帮助聚集人气，亲自到市场带头消费，加强市场管理保护买卖双方的权益和安全等，都直接促进了契丹贸易商业活动的健康发衰。可以说辽代“都会百万”的产生、存在、发展，是辽历代皇帝有意培植的结果。商业发展的基础是农牧渔业、手工业、制盐业、纺织业的大发展。太祖太宗都积极发展农业，实行给田免税的扶植政策。牧业实行公养设立群牧管理机构，实行大规模养殖，使牛、羊、马等畜产品不但自给有余，而且可以大量出口。手工业可制做所有契丹汉族宫廷及百姓所需金银玉牙工艺品，契丹鞍饰马具名扬天下，契丹绫锦别具一格，契丹服饰风行汉地。契丹盐供应天下。契丹最早发明了活字印刷，造纸早就学会了压光技术，印刷事业冠领中华。契丹最早学会了制造火药，并将火药用于军队武器，兴宗时军队中设工业了火炮营。百业兴旺，制造出数不尽的商品供应贸易，造就了“都会百万”的实现。
根据史实和出土文物的印证，我能肯定地说：“都会百万”钱真实地反映了辽中早期商业活动的真实景象，“都会百万”四个字就是当时商业繁荣情况的准确概括。辽代为什么铸造这样一枚钱？据推测应是辽皇帝接见外国入贡使团时赠予他们的纪念钱，具有现代宣传广告品的功能。当时进贡其实就是贸易，各国进献贡品给辽朝廷，辽皇帝要回赠比贡品价值高的钱物。辽每年用于赏赐入贡使团的铜钱就有四十万贯，比宋年输岁例银三十万贯（匹）还多十万贯，这从另一方面证实了辽国际贸易的繁荣和巨大规模。
“都会百万”钱，铸造时间应在辽太宗会同年间（938-947年），自燕云十六州归入辽的版图，太宗升燕京为南京，辽获得了宝贵的十年和平，经济贸易获得了长足的发展，辽境
内出现了“都会百万”的大好局面。为此，辽铸造了这枚“都会百万”钱以资纪念，并做为馈赠品赏赐给前来进贡的使团感谢他们给契丹带来“都会百万”的大好局面。这个铸制时间只是根据它的背饰与一种千秋万岁钱背饰相同而推断。错对尚无法考证。顺便说一下、仔细看了看照片，背饰应为四天鹅而不是祥云。天鹅是辽地特产，把本地的特产红烧肥天鹅镌在无腿走遍天下的钱币上，无异于作了一个最好的广告。
“都会百万”钱，记述的辽代国内商业和边境贸易的繁盛情况，而回鹘文“圣命准予通行”大钱（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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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则是反映契丹通过草原丝调之路与中亚南亚乃至欧洲贸易往来的证物。这枚回鹘文大钱发现于原辽上京回回营遗址，钱全身黑漆古包浆，色泽沉稳、凝重。钱体厚重、粗犷，形制朴实大方。内郭圜好，规整庄严。面文铭铸四个回鹘文字“”（圣命或亦都护准予通行）。在面穿四周环形排列，背穿郭方正圜缘齐整，无有文饰。经检测，材质为青铜，钱径107.31mm，穿径18.73mm，缘厚6.69mm，重量337.3g。该钱钱形超大，制作精整，此钱应非一般的钱币，不是开炉、镇库钱，就是特铸的特殊用途的钱币。据蒋其祥先生考证此钱为高昌回鹘汗国官方铸行的正用品，铸行时间约在10世纪末至12世纪初左右。②
回鹘人（汉又称之为回纥、畏吾儿或维吾尔人）原为突厥人的附属民族，居住在现今蒙古地域内一块广阔的地区。突厥在七世纪衰落后，回鹘人逐渐发展成中国北方最强大的民族，并建立了回鹘汗国。从750年起，回鹘人经常介入中原地区，以支持唐王朝。公元756年，回鹘可汗皈依了摩尼教，使回鹘人有了自己的民族文字回鹘文。此时，他们仿唐开元通宝形制，铸造了镌有回鹘文字的钱币。（可惜的是此时回鹘文钱至今未见实物）。
公元822年回鹘人中爆发了一场王位危机，原居住在叶尼塞河上游的黠戛斯人发兵使回鹘汗国覆灭，并于842年迫使回鹘人向西南方向迁逃。九世纪中叶回鹘人西迁到原高昌国地域，公元847年回鹘人重建了回鹘汗国，在高昌城（原高昌国都）建立了都城。史称高昌回鹘或西州（唐灭高昌国后在高昌所设）回鹘。重建汗国后，回鹘人续铸了回鹘文钱，并使用至十四世纪左右。已发现的高昌回鹘文钱，有单面和双面铭文两种形制。单面仿突骑施钱，边郭宽阔，青铜质地，背面无文字；双面钱与单面钱大小相同，只是正背面都有回鹘文钱文。回鹘汗国的国王被称为“亦都护”，这是突厥文“Idiqut”的汉文对音，意为“神圣的殿下”。回鹘汗国的都城高昌，也被称为“亦都护城”。而高昌回鹘文钱亦被称为“亦都护钱”。
高昌回鹘汗国与辽、金、西夏、宋、元等历代中原王朝一直保持了良好的外交关系，没有发生过大的战争。其中和辽王朝的关系最为亲善与密切，这大概与契丹曾长期（约二百年）依附过回鹘有关。契丹小字的创制参照回鹘文音训即是明证。笔者认为辽与回鹘具有的亲善和贸易历史是在辽故地发现回鹘文“亦都护”大钱的主要原因。
回鹘人是天生的商人，回鹘汗国和辽王朝的贸易非常频繁，每年的交易量也非常大。贸易中，回鹘人使用黄金、白银（铸币）、铜钱、棉花、棉布等货币。作为钱币使用的棉布在上面盖有可汗的印玺，以证明其真实性，每隔七年，都要重新洗刷一遍，以便重加印鉴。③这种交易媒介适合辽王朝境内的实际情况和需要，双方贸易媒介可以互补，贸易物品可各得所需。所以这种双赢的贸易维持了近二百余年。回鹘商贾在辽国京城享有特权和特殊地位，并且还在辽京师受到尊重。在辽上京南门之东的市场上，有回鹘人的牙帐，回鹘商人在辽上京建立了住宅和生活区。辽王朝在太祖、太宗、世宗、穆宗时期，允许“听私人交易，官中不得禁诘”④。亲密的关系和巨大的贸易使回鹘汗国的黄金、白银（铸币）、棉花、布匹、西域特产，包括回鹘文铜钱来到了辽地，也使辽国的牧畜、皮毛、铁器、历代中原铜钱等源源不断出口到西域各国。两国交往中，互相把特铸的钱币赏赐或赠送给对方使臣或贸易代表，是情理之中的事。回鹘文大铜钱在辽上京故地现身，正是这情理之中事情的结果。⑤
综合以上分析，笔者认为这枚回鹘文“圣命准予通行”的大铜钱应是辽太宗天显末年或辽圣宗统和年间，回鹘汗国使臣或贸易代表奉其“亦都护”之命向辽朝天皇帝敬献的一枚特铸的礼（聘享）钱。当时西域各国，如甘州回鹘、沙州回鹘、燉煌曹氏、阿萨兰回鹘、于阗、师子、高昌、斡朗改和西亚大食、波斯等国无不奋勇争先，与大辽国进行贸易。西域西亚的玻璃器、金银器、香料、毛毯、宝石等物资源源不断进入契丹，而契丹产的铁器、皮毛、丝绸、车辆、及转手贸易的茶、药、罗、纨亦加数倍利润卖给西亚中亚人。
契丹贸易发达有赖于它的灵活有序管理严密的货币制度。契丹货币制度开始承唐制，即实行钱帛兼行。把布帛做为主币，铜钱做为辅币，铜钱基本都是战争劫掠而来。本国铸造的铜钱均被当作圣物让百姓收藏起来了，不能投入流通。于是，契丹不惜利用宝贵的铜资源大量翻铸周边国家和前朝的铜钱代替契丹本国钱进行流通。避免了本朝铜钱铸一批，被百姓收藏一批，而流通领诚铜钱匮乏的尴尬。它对主币，除布帛外，在农业区可用粮粟充当，在牧区可用牲畜充当，在渔猎区可用动物皮革、药材、山珍充当。灵活的货币本位制度，极大地促进了生产和商品贸易的发展。
随着生产和商品贸易的发展，上市品种及数量的增加，以及和西域西亚贸易的需要，契丹率先实行了金银布帛本位制，在币帛继续充当本位币的同时，它铸造了大量的金银钱，碖石钱用于大额交易及与西域西亚贸易。经济管理部门遍布城乡，什么“五冶太师”、“银院使”、“曲院使”、“盐院使”、“户部使”、“转运使”、“钱帛司”等等都分门别类管理着大辽经济，推动着大辽经济健康有序的发展。
上面两种钱，说得是契丹国内经济与商业，以及通过草原丝绸之路与西域中亚各国经济贸易的情况。下面这组出水于印度尼西亚苏门答腊岛南部的巨港“旧港”的纯锡钱币，则揭示了海上大国契丹自十世纪至十二世纪在世界各大洲活动的事迹。这些出水于印尼的钱都是圆形方孔钱币。其中，一枚面文为“吏丹利宝”（图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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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平背无饰文，重0.68克，钱径19毫米，穿广6.6毫米；另一枚面文为“史丹利宝”（图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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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平背无饰文，重0.41克，钱径18毫米，穿广7.3毫米。还有“裕宝、元宝”（图5、6）等钱（数据先载）。据说，18世纪初期，这种钱币在旧港（Palembang）穆西河（Mushi River）出水。从钱币的形制来看，它们都具有中国古钱形制的基本特征，即外圆内方，钱文为汉字，采用翻砂铸造的方法。从钱币的材质来看，几枚钱币均为锡钱。
在中国古代，自梁敬帝太平二年（公元557年）以来，虽“间以锡、铁为钱，”⑥但主要行用的金属货币仍是铜钱，包括青铜、黄铜、红铜（新疆红钱）等材质。当然，为了方便大额支付，还曾经行用贵金属货币，即金银货币。从钱币的出水时间来看，可以把18世纪初期作为此钱断代的下限。经查找文献记载和出土发现，尚未发现中国曾铸行过这种纯锡钱币。再从钱文书法的角度来分析，可以说，它与中国古钱书法风格很不相符。中国自秦以来，汉字书法艺术淋漓尽致地融人到钱币文化中，即便是某个时期的私铸钱，其钱文仍是规范的。可这两枚钱币书法却稚若童子，丑拙极致，中国钱中只有契丹钱有这种童稚体钱文（见图7）。难道这是契丹钱？谁也不会相信这个结论，谁也不会往契丹上想，包括中国和印尼所有钱币学家在内，钱币学家不会，历史学家也不会往契丹上想。
然而据笔者在中外史籍中爬剔的结果推断，此组钱确应是到达苏门答腊岛的契丹人教当地国家为纪念出使契丹的使臣出发而用当地盛产的锡而铸造的钱币。我这不是臆说，而是有根据的推理。第一个根据是契丹有丰富的航海经验和制造大船的能力。据卫月望《契丹金融》臆稿》载，天显三年，契丹东丹以狐皮裘衣交易于南唐。“当时以羊三万只、马二百匹，狐裘等物交易于南唐（江南），两地相距数千里，途经好几国。东丹国在辽东，靠近朝鲜，与江南也不接壤，其大批羊马运到江南，必须走海路用船运送。这两批牲畜出口，进口茶、药及丝织品，其规模之大，在五代时仅见巩记录。”⑦《辽史》也记载了辽兴宗大兵船之大：“成楼船百三十艘，上置兵，下立马，规制坚壮。（舱内马匹，甲板上兵士）”⑧。从上记载辽当时已造出数十米长的大船，并长期在内河和远海航行，有丰富的航海实践经验。
第二个根据是契丹人曾用游世界，发现并登上南北美洲。印尼爪洼岛曾是辽金航海人的中转站。刘钢《古地图密码》记述的河北宣化辽代张匡正墓中古地图痕迹。完整地呈现出亚、欧、非、北美、南美、澳洲的轮廓，说明契丹人早在1093年就曾环游世界发现各大洲，并绘出世界地图⑨。印尼一位华裔收藏家曾著文揭示印尼爪洼岛存有大量辽金文物及钱币的情况，呼吁中国文博部门对爪洼岛考查研究。从该岛辽金文物极端丰富的情况看，该岛应是辽金航海者的一个补给仓库，中转基地。
从以上根据可知旧港发现的钱币应是契丹时期当地国家为纪念遣使契丹而铸造的纪念币。而“万丹”钱等则是模仿契丹“贴字钱”而铸造的当地钱。铸造时间应在辽太宗时期，即926-948年间。印尼旧港当地发现的辽铸“高昌吉利”钱（图
8、）可以证明。
客家人称旧港为“古港”。值得注意的是，从唐到明的改朝换代之际，从大陆逃到南洋诸岛的人中有不少的是穆斯林。这些穆斯林多数应是北方契丹人后裔，辽灭亡这些人南迁逐渐跑到南洋。出于对回鹘的好感，他们就都皈依了穆斯林。
通过以上分析可以确定“吏丹利宝”、“史丹利宝”等钱都是“出使契丹顺利之宝”的缩写和减笔，而这种现象正是从契丹钱币学到的。这组钱说明了契丹的经济强大和科学技术的先进，以及契丹先进文化的巨大影响力，为显示真实的契丹文明提供了有力的证据。
契丹经济的繁荣昌盛和密切地通过草原与海上丝绸之路与中亚、东亚、西亚、东南亚各国交往，使他成为了当时中国的唯一代表。如果说契丹曾经作为古代中国的名称可能有很多人了解或知晓，但要说契丹即中国至今仍然被许多西方国家所沿用，恐怕就鲜为人知了和不会被理解了。在现代俄语中将中国称为(kitay),即为契丹之音译；拉丁语称中国(kathay),也是契丹的音译；中古英语和古代穆斯林文献也称中国为契丹,分别读音为(Cathay和kata)。在公元10-12世纪，契丹在西方的政治、经济地位要比中原五代和北宋王朝显赫的多，占据历史上中国主导地位达两个多世纪，在西方具有广泛而深远的历史影响。
公元10世纪初叶，契丹在中国北方建立东际于海，四至流沙(河西走廊)，南至雄州（河北省容城县，北至胪朐河(克鲁伦河)幅员辽阔的王朝，在历史上形成了第二次南北朝，而且是北强南弱北大南小的南北朝。辽王朝当时的西部疆域南接河西走廊，和丝绸之路的主干道相接，北与中亚伊斯兰国家喀喇汗朝接壤，并且臣服了地处丝路要冲上的所有回鹘政权，使契丹同西方国家交往方面，比五代和北宋等中原王朝具有得天独厚的条件。当时契丹和称霸中亚、西亚的伊斯兰国家以及南欧、东欧的基督教国家均保持着政治、经济和文化上的密切关系。在政治方面，契丹和西方的伊斯兰国家和睦相处，互不侵犯，双方使节往来不断，并且还通过公主下嫁实行政治联姻等手段，进一步加强了国与国之间关系。经济方面，阿拉伯的商队经常以朝贡名义到契丹地区进行贸易，契丹商队也深入各伊斯兰国家进行贸易。阿拉伯诗人尤素甫在他成书于1069年的长诗《福乐智慧》中写道：“大地铺上绿毯，契丹商队运来中国的商品,……要是（从）中国来的商队砍倒自己的旗帜，千万种珍宝从何而来”。由此可见契丹商品对伊斯兰国家经济中的重要地位。
而当时的北宋王朝由于国力衰微,无力经略西北，和西方的陆路贸易必需经过回鹘中转。所以五代、北宋时期中原地区和西方贸易只能走海上丝绸之路，中国和阿拉伯商船主要以明州、广州为起点，将中国的丝绸、瓷器大量运往西方。正是因为伊斯兰国家较为直接的接触契丹，以致于古代阿拉伯语自10世纪起将中国称为契丹。即便是契丹灭亡以后相当长的历史时期,阿拉伯语仍然保持着契丹表示中国的称呼。13世纪蒙古军队南征中亚、西亚等地,将中国的火药和管形火器的制造和使用方法传入阿拉伯国家,阿拉伯人仍然按传统称呼将各种中国火药配方和火器冠以契丹，尽管这时契丹已灭亡了100多年。成书于13世纪晚期的著名阿拉伯兵书《马术和军械》中，记载的火药配方称为“契丹花”，管状火器称为“契丹火枪”、“契丹火箭”,足见契丹在阿拉伯国家心目中影响之深远。
这正是：海洋草原丝绸路，成就契丹名千古。经济繁荣铸青史，炎黄子孙同鼓舞。
环宇只知契丹名，中国反称其北虏。难得夷狄君子态，足衬南蛮小肚腹。
注解：
①：《辽史·食货志下》。
②：蒋其祥《一枚回鹘钱币》见《新疆文物》1990年第2期第66页。③：魏特夫（WittFogel）和冯家界：《中国社会史“辽》第170页。④：哈密屯（J.Hamilton;《五代回鹘史料》）第86页。
⑤：（法）莫尼克”玛雅尔著、耿升译《古代高昌王国物质文明史》。⑥：卫月望：《古钱索引》，年表，上海书店。
⑦：张功平等编《辽代货币文集》第330页。
⑧：《辽史·耶律锋轸传》第1379页
⑨：刘钢著《1418古地图密码》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第89页
裴元博2010-12-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