草长莺飞杂文随笔由刀豆文库小编整理，希望给你工作、学习、生活带来方便，猜你可能喜欢“随笔杂文”。
回到北京后的那整个春天我都无所事事。我的朋友Y要启程去日本读书，四月的一天我们约在一家建国门外的小酒馆见面。只点了两壶清酒，却几乎差不多消磨了整个夜晚。街道上一直有风，我们透过窗户看见了一些被风吹得东倒西歪的人。黑漆漆的马路特别使人绝望，哪里还有些许季节更替的迹象。我告诉Y说，雍和宫墙外的梨花还没有开，每次经过那里，胸中都了无生趣。Y之前在一家我们都知道的日料店打工，倒是生活得特别振奋。她传给我一个号码，说，“这家店现在人手短缺，你去试一试——时间会过得特别快。”
和Y分别后，我便拨通了这个电话。
铃木食堂开在石雀胡同里面。从北新桥地铁站出来以后，转身就可以看见那块画了兔子的圆木招牌。推门而入，是个温馨可爱的玄关，紧接着走过整片着毛玻璃便可进到室内。四分位开在木头架子中间，后厨的热气从那里不断冒出来，立刻令人对食物感到兴致勃勃。
因为Y的缘故，我一直对日料持有爱好。我们结伴去过许多家日本餐厅：夏天的傍晚坐在吧台旁边吃生鱼片，用筷子将鱼片从冰块上揭起来送入口中，偶尔搭配芥末，能马上体会到口腔中的喜悦；春天可以喝土瓶蒸，吃一些鲜甜的菌类；秋天则要抓紧时间享用秋刀鱼，带着郑重的心情，吃出一期一会的情谊；而冬天，没有人能抵挡住牛肉火锅——还有最后一丝天光，让我们再喝一杯。
但铃木食堂确实和我去过的所有日料店都不一样。这里更加朴素，更有人情味，而且食物的分量足够，完全不用担心吃不饱的问题。在和Y一样、成为员工之前，我记得我曾在这里给Y过生日，大家随便点点，摆满了一大桌，最后忘了没有吃生日蛋糕。后来，我和Y不再是恋爱的关系，我有很长时间没有再来这里吃饭，大概是我神经紧张，真的落荒而逃；而那时和Y短暂的失去了联系，我完全不知情她来打工的事情。现在想到她说，“你去试一试——时间会过得特别快。”才终于觉察到，时间真的过得特别快呀。
四月中旬我便开始去铃木食堂打工。食堂的主厨铃木先生莫约四十几岁，喜欢在员工制服的外面披着一件外套来上班——后厨的制服分为蓝色和红色，外场一律都是白色——铃木先生穿着蓝色的，我领到一件白色的。每天上午，红衣服的阿姨会在分拣台整理制作沙拉使用的蔬菜，白衣服统统在外场打扫卫生，而铃木先生便会躲到中央厨房去制作杏仁豆腐。等到豆腐做好，在白净的小碗里摆上几瓣黄桃，食堂就要开张了。
铃木食堂的客人奇奇怪怪。我遇见过点了一大瓶松竹梅的四眼仔，酒过三巡，开始红着脸和一大桌朋友讨论艺术；还有一对夫妻，在牛肉火锅里面偷偷煮方便面；有次经过角落的位置，我看见一个脸妆被装饰灯晒花了的男生——那场面简直惨不忍睹；还有一次来了一群非常好看又十分礼貌的聋哑人，他们安静地围坐在桌前，吵闹中一直在用手语聊天，我看了很久很久。
铃木食堂有许多常客都是外国人。有个个子很高的德国人喜欢坐在单区敲电脑，他的英国朋友又呆又真诚，告诉我他和女朋友刚来中国，然后掏出手机给我展示他们站在**前的照片；萨宾娜来自西班牙，每次来都坐在窗边的座位看一本厚厚的书，名字叫做《中国》。我说，“你怎么天天来。”她说，“我家没有厨房——而且我真的很喜欢酱油。”
后来我认识了范妮，她是《世界报》派到中国的记者。范妮的眼睛很大，薄嘴唇，长得一点都不法国。她总是一个人来，穿着薄荷色的连衣裙，骑着摩托车。有一次，上菜的时候她忽然如梦初醒般对我说，“我真应该带着爸爸妈妈来吃肉饼，我爸爸只吃过寿司。”我一笑置之，完全没有把这句话放在心上。后来有个暴雨滂沱的傍晚，我百无聊赖，靠在玄关前面，看见范妮推开了食堂的木门，后面跟着另外三只落汤鸡。范妮冲过来，尖叫着对我说，“你在！这太好了！”然后兴奋地向我依次介绍她的爸爸、妈妈和弟弟——他们来中国度假。范妮的爸爸一点也不了解东方，始终不敢相信和风肉饼上那团白色的东西是萝卜泥；范妮的妈妈喜欢店里的兔子，一边赞叹一边拍下了许多照片；而范妮的弟弟仍然处在没有尽头的青春期，除了麒麟啤酒对一切都提不起兴趣。这是顿非常愉快的晚餐，范妮结账的时候对我道谢，前台的灯光下，她的脸上点缀着一片青涩又幸福的雀斑。
我送他们出门去，雨已经停了，一些胡同里的孩子在门前玩耍，空气里有种翠绿的、雾一般的哀伤。范妮说，“夏天已经到了啊。”
雍和宫墙外的梨花已经开了又谢了，落英缤纷的时候，我总是醒来很早，然后骑着自行车去上班，路过早晨的卤煮店、菜摊儿，还有一些睡眼惺忪的小狗。
铃木食堂里的大家都在学日语，我记住了几个简单的日常用语，进门以后元气满满，给所有人说“各位早上好！”；为店里做甜点的雪慧老师也从日本来，每天下午带着自己的小朋友送蛋糕，交接完毕总会认真地鼓励我说，“今天也要加油啊！”
下班的时候，店里那些十八九岁的男孩子，把书包甩到肩上，纷纷从裤兜里摸出香烟，大家簇拥着走到路口，分别时说，“哎，明天见！”——那副神情，好像不会为了任何事情而伤心，也不害怕吃苦。现在我听说他们有的人去做了电工，有的人在大饭店里当帮厨，还有人暑假结束就返回学校，继续在宿舍里打电脑游戏。
其实我早就记不清楚任何人的脸了，也和他们所有人都失去了联络。只想起五月的下午，大家站在门前的空地上清理柳絮，有人挥舞着扫把，有人拿着一只兜风的大垃圾袋，热气扑面，哪里都是懒洋洋的。草长莺飞，没人在乎。
有朋友挑我上班的时间专门来过铃木食堂。店里非常忙碌，他偷偷拍下一张我的照片。肩膀变成意料之外的那种结实，我被吓了一跳。但总归是劳累的，下班时全身酸痛，胡同口的便利店会放一两首张信哲，晚风徜徉着吹拂过来，一直吹干我身上的汗。
最后一次去铃木食堂，已经到了差不多七月底。下班后干脆决定吃过晚饭再走，约好的朋友在最后一刻预定了座位。我们三个人坐下来，点了梅酒兑苏打水，炸鸡块和牛肉火锅。店里还在放小野丽莎，从春天到夏天，我几乎能够把那张专辑里所有的曲目都背下来。现在是《我的小男孩》，下一首是《水果沙拉》，再下一首就要卡碟了。我喝了很多酒，意兴阑珊间听见朋友对我说，“别再讲傻话了！”
离开的时候在门口遇见了露西。我喜欢她，她是铃木食堂的驻店艺术家，经常在社交网络上发一些无伤大雅的黄色漫画。
我对露西说，“我要走啦！”
露西又剪了一个短短的男孩子的头发，她对我笑，露出两颗糯糯的虎牙，“你要走啦？”
“嗯，我要走啦！”
这次露西听懂了我的意思，给了我一个大大的拥抱。想到她的朋友圈封面有八个大字，是“奋发图强，自强不息”，特别适合这个场合，但我并没有说出口，却再也忍不住哈哈大笑了起来。
其实也和有些人保持着联络。
京京是站在四分位后面的女孩儿，箍着一条粉色的头巾。肉饼出锅以后，喜欢一只手端着盘子，一只手去敲铁铃。听到铃声我就飞过去，看见她冷漠又认真的脸，然后对我说，“单区三号。”——又或者是，“三区五号，那两个大波妹。”；中午结束营业后，所有人聚在一起吃员工餐，京京平静地从身上摸出一包无敌好吃的榨菜，在我碗里挤出一半。后来我们一起去看电影，我哭得特别惨，张着嘴巴大声唏嘘。京京在旁边掐我，嬉皮笑脸地说，“你真是逊毙了！”
冬天的时候，我们都已经不在铃木食堂了，可是有一天我接到了京京的电话，她说她失恋了，于是我们约在一家韩国烤肉见面。烧酒才喝到第二杯，京京就开始大哭，把所有的心事巨细靡遗地讲给我听，但我没法嬉皮笑脸地对她说，“你真是逊毙了！”失恋就像台风过境，所有的情绪只要被言语打湿就能立刻复苏，然而谁又不在烦恼之中呢？这会儿我马上就要大学毕业，没有钱、也没有工作。
我把京京送到地铁站，她现在在郊区一间美甲店上班。吐过以后，她的气色好多了，邀请我以后有时间去美甲店看望她。
我知道自己是不会去的。但我想象着那间美甲店，就开在一条尘土飞扬的柏油马路上，郊区呢，周围大抵都是汽修厂和加油站。好在四季晴朗，有大片空地、鱼塘、在北风中喧哗的白桦树林。来年春天，京京也许会在那里遇见另一个男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