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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岳霖先生》学案
一、作者简介
汪曾祺：现代作家，江苏高邮人。１９３９年考入昆明西南联合大学中文系，深受教写作课的沈从文的影响。１９４０年开始发表小说。著有小说集《邂逅集》，散文集《蒲桥集》，大部分作品，收录在《汪曾祺全集》中。他以散文笔调写小说，写出了家乡五行八作的见闻和风物人情、习俗民风，富有地方特色。作品在疏放中透出凝重，于平淡中显现奇崛，情韵灵动淡远，风致清逸秀异。
二、字词积累夹（ｊｉā）克：处在两者之间 脖颈（ɡěｎɡ）麂（ｊǐ）皮夹（ｊｉá）袄：属性词，双层的鹿毡（ｚｈāｎ）子夹（ɡā）肢窝：同“胳肢窝”
三、自主研读
挑一处你最感兴趣的细节描写，试做简要分析。
例：他到处搜罗大梨、大石榴，拿去和别的教授的孩子比赛。比输了，就把梨或石榴送给他的小朋友，他再去买。
赏析：运用动作细节描写。“到处搜罗”一词可见金岳霖先生对比赛做了充分的准备，他可能跑到街上一个水果店一个水果店的找；也可能到朋友家串门时舍不得吃带回来；还可能拜托别人买„„可见其天真可爱。比输了一般人就选择放弃，而金先生“再去买”，再比赛，其执着，宛如孩子，富有童真。
四、相关材料
大师：现在指在某一领域有突出成就、大家公认并且德高望重的人。
沈从文：他们都很高尚清白，无丝毫庸俗习气，无一句粗鄙言语，——他们都很幽默，但幽默得很温雅。一家人于钱上都看得很淡。《沈从文文集》的稿费寄到，九千多元，大概开过家庭会议，又从存款中取出几百元，凑成一万，寄到家乡办学。沈先生也有生气的时候，也有极度烦恼痛苦的时候，在昆明，在北京，我都见到过，但多数时候都是笑眯眯的。他总是用一种善意的、含情的微笑，来看这个世界的一切。到了晚年，喜欢放声大笑，笑得合不拢嘴，且摆动双手作势，真像一个孩子。只有看破一切人事乘除，得失荣辱，全置度外，心地明净无渣滓的人，才能这样畅快地大笑。
沈先生自奉甚薄。穿衣服从不讲究。他在《湘行散记》里说他穿了一件细毛料的长衫，这件长衫我可没见过。我见他时总是一件洗得褪了色的蓝布长衫，夹着一摞书，匆匆忙忙地走。解放后是蓝卡其布或涤卡的干部服，黑灯芯绒的“懒汉鞋”。有一年做了一件皮大衣(我记得是从房东手里买的一件旧皮袍改制的，灰色粗线呢面)，他穿在身上，说是很暖和，高兴得像一个孩子。吃得很清淡。我没见他下过一次馆子。在昆明，我到文林街二十号他的宿舍去看他，到吃饭时总是到对面米线铺吃一碗一角三分钱的米线。有时加一个西红柿，打一个鸡蛋，超不过两角五分。三姐是会做菜的，会做八宝糯米鸭，炖在一个大砂锅里，但不常做。他们住在中老胡同时，有时张充和骑自行车到前门月盛斋买一包烧羊肉回来，就算加了菜了。在小羊宜宾胡同时，常吃的不外是炒四川的菜头，炒茨菇。沈先生爱吃茨菇，说“这个好，比土豆„格‟高”。他在《自传》中说他很会炖狗肉，我在昆明，在北京都没见他炖过一次。
——《星斗其文，赤子其人》
闻一多：我颇具歪才，善能胡诌，闻先生很欣赏我。我曾替一个比我低一班的同学代笔写了一篇关于李贺的1
读书报告，——西南联大一般课程都不考试，只于学期终了时交一篇读书报告即可给学分。闻先生看了这篇读书报告后，对那位同学说：“你的报告写得很好，比汪曾祺写的还好！”其实我写李贺，只写了一点：别人的诗都是画在白底子上的画，李贺的诗是画在黑底子上的画，故颜色特别浓烈。这也是西南联大许多教授对学生鉴别的标准：不怕新，不怕怪，而不尚平庸，不喜欢人云亦云，只抄书，无创见。
——《闻一多先生上课》
西南联大教授们的那些事儿
曾任清华大学校长的梅贻琦有一句名言：“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西南联大就像一颗流星，在中国的教育历史上划过灿烂的一笔。置身艰难时局，西南联大的教授们依然将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风骨与精神继承下来并发扬光大，身处优越环境中的当代学人怎能不为之汗颜。
抗战爆发后，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奉命南迁，几经辗转迁徙，在云南昆明落脚，合称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恶劣的环境并没有动摇教授们治学育人的坚强意志，他们在极其困难的非常时期，给中国的大学教育与学术研究留下了厚重的精神财富与丰富的文化遗产。
清苦环境，艰难岁月
1940年以后物价飞涨，教授们的生活水平急剧下降。语言学家王力后来回忆说，那时每到月底都要去出纳组打听什么时候发薪水，好不容易将薪水领到手，马上举行家庭会议讨论支配办法。他的大孩子暗暗发誓不再用功读书，因为“像爸爸那样读书破万卷”没什么用，没有太多想法的小孩子“只恨不生于街头小贩之家”。普通教授家如此，身为西南联大三常委之一的原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家也不例外，他夫人说，梅贻琦1939年时每月薪水还可维持3个星期的家用，后来勉强只够半个月，家中常常吃的是白饭拌辣椒，没有青菜，偶尔吃上菠菜豆腐汤，大家就很开心。
我们再以居住为例，看看堂堂大教授的战时生活。著名逻辑学家金岳霖与经济学家陈黛孙合住地主家戏楼包厢，政治学家张奚若住在祠堂，建筑学家梁思成、林徽因夫妇住在阴暗潮湿的尼姑庵。社会学家费孝通因为到得比较晚，只好租住一间厢房，而厢房下面一半是房东的厨房，另一半是房东的猪舍。楼下的炊烟与猪舍的气味直冲厢房，日复一日，令人难以忍受。费孝通与房东多次交涉，请求迁移猪圈，加固板壁，房东认为养猪的收入高于房租，难以办到。对此，费孝通自己调侃说，他给我这炸弹不会炸到的房间，至少减轻了对生命的威胁。1938年，数学家华罗庚结束了在英国剑桥大学的进修，来到西南联大任职。有一段时间，华罗庚一家六口与闻一多一家八口合住在一间不足20平米的厢房，拥挤不堪，没有办法，华罗庚只好在昆明西郊租了个牛圈。牛住下面，他们一家人住上面。牛在柱子上擦痒痒，整个楼棚就晃动起来，人坐在楼棚上，常常感觉地震一般。敬业育人，呕心沥血
西南联大名师荟萃，学者云集，新秀竞起，成为当时中国教育与学术研究的重镇。据有人统计，当时在西南联大任职的大师级学者，将近150人。
联大教授们坚信“千秋耻，终当雪”，深知“中兴业，须人杰”，收复河山，重建国家，人才是必不可少的，也是他们的本职所在。“治天下之治者在人才，成天下之才者在教化”，已经铭刻在他们的心底，成为神圣信条。由于住房困难，联大教授居于昆明各地，当时流传着这样一句话：“昆明有多大，联大就有多大。”尽管住得特别分散，但教授们上课从不迟到。闻一多住在离学校20里外的龙泉镇，他步行上课，从不间断。王力家离昆明十多公里，每周到联大上一次课。他每次进城，手提书袋，脚穿布鞋，徒步上路。一般情况下是头天进城，在学校临时宿舍住一夜，第二天早晨上课，下午徒步返回。周培源骑马上课，被人戏称为“周大将军”。
联大教授讲课风格不同，各有千秋。有的教授讲课不用讲义，只带卡片，如张奚若、郑天挺，目的是自我督促，时常更新，同时减少学生对讲义的依赖；有些使用讲义，但讲义空白处都是批注，并布满新粘贴的小纸条。吴宓教授留美出身，中西贯通，已在清华大学教书十多年，讲课本来是轻车熟路。但在西南联大任教期间，每次上课前夜，他都要抄笔记，写纲要，一遍又一遍，反复修改润色。讲授大纲写成后，他还要在重点章节下用红笔勾勒。第二天晨曦微露之际，吴宓教授还拿出前夜所写大纲，反复吟诵。
精通数十种西方语言，被当时的人称为“教授之教授”的陈寅恪，在西南联大讲授“隋唐史”一课时，曾对
人宣称：“前人讲过的，我不讲；近人讲过的，我不讲；外国人讲过的，我不讲；我自己讲过的，我不讲。现在只讲未曾有人讲过的。”陈寅恪所讲并非大话，有学生回忆为证：“其所授各课，皆注重创见发明，而避免抄袭他人„„每堂皆自立己说，非好奇立异，目的实只在求真，对同学产生强烈启发作用。”
联大教授讲课，逻辑连贯，旁征博引，由近及远，由此及彼，一气呵成，并且在正式讲课前，首先给学生罗列一批参考书，并附简要说明，让学生直接阅读原著，及早引导他们进入学术殿堂。多年来我们忽视了这点，现在正在逐步强化。
名师出高徒。西南联大教授培养出了一大批著名学者，仅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出身于西南联大的就有90多人。焚膏继晷，笔耕不辍
西南联大始终秉承着蔡元培的“大学者，研究学问之总机关”的校训，一直站在中国学术研究的最前沿，在十分困难的条件下产生了许多不朽的学术成果，其中很多成为中国现代学术的珍品。
在经费十分短缺的情况下，西南联大优先考虑学术研究经费，三校先后设立了文科、经济及其他研究所，实行学术年假、出国进修、对外学术合作，并予以制度化。这些机构的设立，学术研究制度的规范，促进了联大科学研究与学科创新。
1941——1945年，国民政府教育部举办了5次学术评奖，内容涵盖文学、哲学、社会科学、自然科学、工艺制造、古代经籍研究、美术等八大类。参评成果数千项，其中获奖成果三百多项。各个学科获一等奖的共计十五项，这其中，西南联大就占了七项，涉及哲学、数学、物理学、历史学、考古学等领域。许多研究成果达到了国际先进水平，具有开创性贡献。
华罗庚住在牛圈之上，夏天热的时候，蚊子成群，虱子跳蚤满屋；冬天冷的时候，寒风侵袭，室如冰窖。面对如此恶劣的环境，华罗庚每天除了授课，从早晨一直研究到深夜。一天，华罗庚的妻子吴筱元不知从哪里弄到两个鸡蛋，要给华罗庚补充营养。华罗庚不同意，他让妻子把鸡蛋平均分成五份，自己只吃了其中一份，其余四份留给妻子和三个孩子。妻子见状，眼泪扑簌而下。华罗庚安慰妻子说：“等我这本《堆垒素数论》出版后，我们去割几斤肉，全家人美美吃一顿。要是还剩下钱，就给孩子们添几件新衣服，再给我自己买两包烟——真想抽支烟啊„„”
几经寒暑，华罗庚的《堆垒素数论》中文稿完成。随后，《堆垒素数论》英文稿由苏联国家科学院出版，这是华罗庚的成名之作。在1941年教育部学术评奖中，此著作获得自然科学类一等奖。
“青灯黄昏，焚膏继晷，吃的是草，挤的是奶，生命不息，工作不止”。置身艰难时局，西南联大的教授们依然将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风骨与精神继承下来并发扬光大，身处优越环境中的当代学人怎能不为之汗颜！
（作者为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教授）
现代学者：
余秋雨：艺术理论家，中国文化史学者，散文作家。1968年毕业于上戏。历任上海戏剧学院院长、教授，上海剧协副主席。著有系列散文集《文化苦旅》《霜冷长河》《千年一叹》《行者无疆》《摩挲大地》《寻觅中华》等，长篇记忆文学《借我一生》《我等不到了》等。
事件一“入股门”：余秋雨以518.6445万股的持股数量位列徐家汇商城第十大股东行列，按中小板平均估值和零售上市企业市盈率等初步计算，一旦上市，余秋雨的身家将在1.5亿元以上。在徐家汇商城成功过会、股东余秋雨的身价将没有多少悬念地轻松过亿之后，余秋雨在“资本市场”上得到的关注丝毫不亚于从前。其“财富之旅”刚刚真正启程，赞叹与质疑声就同时扑面而来。知名财经评论人士叶檀，更直指余秋雨持股徐家汇恐涉嫌国有资产流失。
叶檀公开表示，作为国有控股的徐家汇，这次除余秋雨之外，还有40多个自然人股东，对于一个比较好的国有资产来说，它到底是通过什么样的机制、什么样的制度找到它的原始股权的持有者，其是否是公平合理的，上述问题迄今没有得到解答。
事件二“捐款门”：2008年6月12日上海一家报刊登的《〈2008分之1〉公益短片启动 余秋雨任撰稿人》一文中提到“汶川大地震发生后，余秋雨第一时间向灾区捐款20万元，成为全国学者、作家中捐款的最高纪录。”。“根
据记者调查，四川省红十字会、民政局、慈善总会的账户上，都没有查到以余秋雨或上海九久读书人文化实业有限公司的名义捐的款项。““新民网记者又致电四川省红十字会，宣传部刘部长表示，所有捐款都会有捐款凭证的，比如收据、荣誉证书等。面对质疑，“余秋雨委托九久读书人公司在其博客中发表声明，称20万捐款将用于都江堰三所新建学校的图书馆建设。”余秋雨的助手则表示，“当时捐赠的是《文化苦旅全书》和《秋雨文集》所得的20万版税。”
事件三“大师门”：上海市政府要成立“大师工作室”，余秋雨答应了，说，“比‘大’字等级更高的是‘老’字，一个人先成‘大人’才能成为‘老人’，那么，既然我已经做了大半辈子的‘老师’，那就后退一步叫叫‘大师’也可以吧。”
于丹：于丹，著名文化学者，已出版《论语心得》等专著八本，专业论文十余万字，荣获“中国十大教育英才”等数十项学界、业界奖项和荣誉。著名电视策划人，被誉为中国电视业的“军师”。多次受邀担任众多具有重大影响力的国际性文化活动及公益活动的重要嘉宾，为中外文化交流沟通做出了巨大贡献。
因百家讲坛而脱颖而出的于丹，一度以亲民形象深入人心。曾被指责在伦敦街头撒泼——不断换房呵斥助理辱骂翻译，后又被曝光拎LV包去灾区看儿童，签售钢盔保镖贴身护卫。
四、探讨：
西南联大存在的时间不满9年，就读学生不过八千，而且条件简陋，生活艰苦，但却培养出了一大批人才，其中包括两位诺贝尔奖获得者——杨振宁、李政道，三位国家最高科技奖获得者——黄昆、刘东生、叶笃正，6位“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获得者——郭永怀、陈芳允、屠守锷、朱光亚、邓稼先、王希季，近百位中国科学院和中国工程院院士。
在近代欧洲，规模并不大的社会经济转型产生了包括马克思在内的一代又一代的大家。当代中国的转型无论是规模还是速度在世界历史上罕见，却尚未能看到大师产生的踪影。迄今已有八位华人获诺贝尔奖，但在13亿人口的大陆，人才济济却无一人获奖。
于是，2006年诗人叶匡政发出一声“文学死了”的巨响之后，紧接着，诗人死了，武侠死了，这一次，学者也将倒下。暮鼓已响，我们不得不哀伤的迎来中国学者的耄耋之年。
百度词条戏谑的定义“学者”为噱者。学者成了“砖家叫兽”的传达员。反观近年来学者的种种遭遇、参与骂战、不良学术行为曝光，让我们不得不忧心，真正的学者即将何去何从……
有两种观点：
（1）学者时代已渐渐落幕
如今学者都在不断明星化娱乐化。电视广告上学者频出，而真正踏踏实实做学问的“大师”凤毛麟角。这些“真学者”有的年事已高，有的又因周围环境的浮躁无法发出自己的声音。特别是季羡林、任继愈等老先生的去世，又让媒体重新陷入“大师稀缺”的尴尬。毕竟，如今已再不是那个踏实做学问的年代，而“真正的大师”也会随着时间消逝渐渐变成一种传说。
（2）下一位大师 就在灯火阑珊处
其实大师还会出现，只是没有被公共媒体推到社会的最前沿。至于学术明星，他们的出现暂时应和了时代需要。我们也要给他们一点时间成长并沉淀。在时间的考验下，有些人会被淘汰，而最后留下来的，将会成为这个时代中的大师。毕竟按年龄来说，他们在学术界，大多数还算小字辈。再说，他们的个性，也会颠覆传统观念中的大师形象。是金子，总会持续发光。
你赞成哪一个观点?中国怎样才能出学术大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