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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不多100年前，面对中国落后而任人宰割的局面，知识精英对中国传统文化表现出一种“大拒绝”的姿态，并召唤“德先生”（民主）、“赛先生”（科学）这两个神灵降临中国。今天，中国似乎已经在经济上“崛起”，但被阶层固化、贫富悬殊、道德滑坡、公平正义缺失的阴影所笼罩。而在关乎“中国走向”的公共争论中，不讲逻辑的非理性情绪四处泛滥。政治、社会、经济结构的风险驱之不散。
“现代化焦虑”，尤其是“民主焦虑”，又把很多人攫住。
中国人不缺逻辑能力，而缺训练《南风窗》：不讲逻辑好像是现在中国人的一种“集体无意识”。公共领域的争论，多自立场开始，以人身攻击结束。而某些政府部门“你和他讲道理，他和你耍流氓；你和他耍流氓，他和你讲法制；你和他讲法制，他和你讲政治„„”的背后，其实也是耍赖，不讲逻辑。
《南风窗》：类比估计是很多人最常用来“讲道理”的了。比如“马善被人骑，人善被人欺”的谚语。这样干时，我们好像没有注意到有一个“赖尔峡谷”：不同范畴的事物，比如A和B，你要从A的成立证明B成立，必须先证明B和A在某些方面具有相似性或等同性，有了一座“在逻辑上可以等值”的桥梁，才可能通过这个“赖尔峡谷”。
但我还想使用韩非的可信赏罚理论稍加解释：如果做某事就总能够获得可信的回报（物质回报或荣誉回报都算在内），那么人们就会纷纷自动做某事。可以想象，如果宣传能够获得可信回报，那人们就会热衷宣传，如果追求真理没有可信的回报，追求真理之人就会减少。《南风窗》：在逻辑思维能力上，老外好像都一致唱衰中国。黑格尔说，逻辑在中国就玩不转了。爱因斯坦则认为，中国没有西方科学的两个基础，即形式逻辑和通过系统的实验找出因果关系，根本不值得大惊小怪。而列维-布留尔更狠，暗示中国古人的那类“天人感应”纯粹就是“原始思维”，说古代中国的那些“天文学、物理学、化学、生理学、病理学、治疗学以及诸如此类的浩若烟海的百科全书”，全是扯淡。对于这些说法，您是怎么看的？赵汀阳：每一个逻辑学家都会跟你说，黑格尔才不讲逻辑。黑格尔想象的是“辩证逻辑”，那是逻辑的反面教材。辩证法是一种形而上“语法”，请允许我使用这个不太准确的说法，辩证法在逻辑上无用，但在哲学上是有用的，可以用来发现事物所暗含的“别的可能性”。
有趣的是，经过流俗歪曲之后的黑格尔“辩证逻辑”在中国似乎颇得人心，不知道黑格尔会有何评论。爱因斯坦的说法有些道理，但需要更多解释。而列维－布留尔的说法恐怕基于对中国思想的无知，无需多论。
赵汀阳：逻辑能力来自何处？这是个问题，直觉主义数学家们相信逻辑来自数学，但理由似乎不充分。许多哲学家相信逻辑其实是语言的一种深层语法。这个看法比较容易理解，事实证明，只要有语言能力，就必定有逻辑能力。我会同意说传统中国重视思想却不重视理论，而且也不重视逻辑训练。但逻辑训练不够不等于没有逻辑能力。
情感问题不能用逻辑来抬杠《南风窗》：一直有人指控说中国人缺乏逻辑思维能力是从古代经典文本开始的。最先是华裔物理学家杨振宁先生，说近代科学之所以没有在中国萌生，和《易经》有很大关系。然后是其它人，说《易经》、《论语》、《孟子》等充斥着大量自相矛盾的逻辑错误。
赵汀阳：前面我说了，中国古代经典多数表达的是思想，不是理论，有些观念之间不一致也不足为奇，而且还必须考虑到，生活本身充满矛盾，因此，表达生活的思想有些互相矛
盾，反而是如实反映了生活。这不是不讲逻辑。
赵汀阳：并非所有事情都是知识论问题，需要具体分析。“天人感应”，如果作为知识论断，显然不真，因此不可信。董仲舒自己是否相信，还是个问题。就历史语境而言，天人感应恐怕并非知识判断，而是虚构的一种政治压力。先秦社会的自由空间比较大，民心向背大致能够形成对统治的政治压力，但秦汉以来变成专制，民意不如以前清晰，士大夫愿意虚构天人感应之类的政治压力新维度，似乎也是一种貌似合理的选择。当然，董仲舒们是否这样想的，就不得而知了。
中西思维的最大区别《南风窗》：我们同意，逻辑思维必须讲究概念的明晰。而中国古代的一些经典文本，好像喜欢玩模糊、神秘。
像《道德经》里面“道可道”中的“可道”，有人说是“可说”的意思，而您说是“有规可循”的意思。在您那篇《道的可能解法与合理解法》中，您提出了一个观点，说“中国古人的知识追求与超验问题无关，基本上是以生活问题为界的知识追求，即使是那些关于自然万物普遍原理的想象，比如阴阳五行之类，也是关于生活知识的艺术注释，决非‘科学’探究”。
赵汀阳：古代中国思想通常不思考超越的存在，注意力主要集中在人类生活问题上，伦理、政治、战争、和平之类。不过西方思想也同样关心这些问题。如果说中国和西方思想有哪个最大区别，我愿意说，西方思想寻找永恒的、绝对的、不变的、完美的、完备的、终极的概念，西方的两大根基思想，希腊和基督教，都追求永恒的“完美概念”，就是好到不可能更好的概念，上帝、完美的人、完美的事物、绝对无私的牺牲（耶稣）、绝对纯洁的母亲（圣母）、千年不坏的城堡、绝对无瑕的钻石、无敌超人，如此等等。
完美意味着永恒、超历史、无变化，而逻辑最适合谈论此种概念；古代中国的思想意图在于理解永远流变的、不确定的、不可完成的存在状态。易经、老子和孔子，都不假设完美概念，而重视永远在途中的“存在状态”。
赵汀阳：举个例子，里程碑式的哥德尔定理挫败了数学的完备性和一致性梦想（数学最能代表完美概念），曾经让数学家们担心真理永远失去了。但是，假如古代中国数学家或哲学家听说了哥德尔定理，一定不会感到烦恼，而会相见恨晚，以老子的观念看，不完备或不一致就是一切存在的真相。事实上，只要一件事实或问题涉及“无穷性”，就必定不完备或不一致。
易经想象，阴阳需要动态均衡；在孔子眼中，圣人也有不足之处；在老子看来，存在如水，没有哪一个存在状态是绝对好或好到不可变化的。这种“在路上”的状态没有逻辑既定的必然性，永远分叉，永远有歧途，而歧途也未必不能坏事变好事。这种思想与有没有逻辑能力无关，而是思想问题和意图不同。
《南风窗》：您的“天下体系”理论就是试图给当今世界超越冲突不断的“无政府状态”提供一种思路，这一思路恰好和西方式的那些关于“世界和平”的思路有根本差异。
赵汀阳：“天下体系”试图解决康德的和平理论所不能解决的全球化问题。在方法论和基本理念上确实有较大的不同，康德等和平理论都是从国际条件去寻找世界和平的可能性，我的方法是反转过来的，是从世界和平理念去反推世界和平所需的必要条件。我相信“天下体系”是最好的和平理论，可以为全球化的世界制度提供理念。
赵汀阳：前面说到了，人人都有逻辑能力，但逻辑水平可以提高。逻辑学教学应该有助
于逻辑知识的普及。不过，拥有逻辑知识并不能保证有效地应用。我见过一些逻辑学博士，惊讶地发现，他们熟知逻辑定式和推导技术，但似乎只在进行抽象符号演算时才显示出思维的逻辑性，而在思考其他问题时却并无优势，甚至有时很不讲逻辑。这个怪事使我意识到，逻辑不仅是一种技术，而且还是一种态度，准确地说就是理性态度。读《史记》，醉心于波澜壮阔英雄史
上初中之后看《史记》。按照今天的眼光来看，《史记》属于学术著作，我那时是把它当文学作品看的，《史记》波澜壮阔，英雄一批批死去，不是英雄的也一批批死去，《项羽本纪》、《高祖本纪》以及许多列传都非常好看。
在《刺客列传》中，荆轲名气最大，其实武艺并不高强。开始时荆轲向燕太子丹推荐了一个武功非常好的剑客去刺杀秦王，因为找不到这个人他才去。荆轲害怕失败，但为兑现诺言而不得不去，所以很悲壮。豫让的故事更富于思想意味。豫让多次跳槽，原先在范氏、中行氏手下办事，后来投到智伯门下，智伯对他十分赏识，以国士待之。智伯被赵襄子剿灭，全族被杀。豫让要杀赵襄子为智伯报仇，第一次暗杀赵襄子被抓住了，赵襄子觉得豫让讲义气，把他放了。后来豫让把漆涂抹在脸上身上，伪装患有严重皮肤病，但第二次暗杀又被赵襄子抓住了，赵襄子说：你以前也侍奉范氏、中行氏，智伯把他们灭了，你怎么不向智伯报仇反而投奔他呢？豫让说，以前的几个主人把我看作一般人，我就以一般人的行为回报他们，智伯以国士待我，把我看作杰出人才，我就以杰出人才的行为回报他。赵襄子说：我因你讲义气饶恕过你，也对你有恩了，你又怎样解决问题呢？豫让要求赵襄子脱下衣服，他用剑刺衣，表示已为智伯报仇，也算回报赵襄子的宽恕。但这样做毕竟不是真的报仇，于是豫让以自杀作为最后的解决。
除了《史记》之类，也读一些国外的小说。当时图书馆已经被封了，我有一个亲戚在里边工作，所以能看一些世界文学名著，西方小说更善于写人，尤其是心理描写，这一点为中国小说远远不及。在外国作家中，最喜欢莎士比亚的作品，先看朱生豪的译本，后来又看方平的译本。据说方平的译本更准确，但朱生豪文笔太好了，我觉得更传神、更能传达莎翁原著的气氛。康德哲学，原来哲学不需要“背诵”
1978年上大学之后文学看得不多，应该说很少，但也看了一些现代作品。博尔赫斯、马尔克斯、卡森·麦卡勒斯、迪伦·马特等，都很喜欢。国内作家的作品看得少，不过刘恒的《四条汉子》很有趣，王朔的《无知者无畏》关于大众文化的分析令人佩服，像这样全都是实话的书恐怕世所罕见。
因为学哲学做哲学，所以主要看的是哲学。我读哲学书是从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开始的，开始看不太懂，它讨论问题而不是告诉人一些可以背诵的“原理”。哲学原来是讨论问题的，这个发现对我是个觉悟。当我发现了这一点，就知道有事可做了。当时读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不太明白他为什么要讨论这些问题而不是那些问题，为什么这样分析而不是那样分析。盛晓明同学帮了我很
大的忙，听他解说康德，搞清楚了问题和目的，书就好读了。接着又读了康德其他的著作。有了自己的哲学思路，就不同意康德的理论了，但始终对康德充满敬意。
大学毕业后很长时间里没钱买书，也没书架，更没有书房，但这对思考问题没有影响。现在留下来的旧书不多了，因为没有足够的空间放书，我已经淘汰了好几轮。在有钱买书之前，主要是借图书馆的书看，尤其是英文版的专业书。从1985年到1993年，由于研究的是西学，少读中国书，都是在社科院图书馆借英文书读，其中维特根斯坦读得最多，至今对《逻辑哲学论》和《哲学研究》保持敬意。后来对中国问题感兴趣，又重新读中国书。近些年来读得多的是《尚书》、《春秋》、《礼记》、《国语》、《战国策》、《逸周书》、《仪礼》以及先秦诸子之书。年轻时候以为孔孟的书是最好的国学，后来发现管子、荀子、商鞅、韩非子甚至吕不韦所讨论的问题比孔孟丰富多了。当然，最好的还是《尚书》。休闲的书，一定要荒诞且有幽默感
读书是一种劳动，而不是享乐。读书就是与书中的思想进行对话，和作者一起讨论问题分析问题，不仅要提出自己的论证，还要提前想好下一步的反论以便反驳自己。哲学问题都不可能彻底解决，所以最适合成为劳动对象。不过如果是想读本能够休息的书，我可能会读非常荒谬的书，但一定是有幽默感的，假如荒谬又认真，就恐怖了。我有一本这样的好书，叫《这本书叫什么》，其中有许多逻辑推论的笑话，奇怪的是如此有趣的书却一直没有看到再版。我的书都是能够买得到的或者借得到的，没有什么孤本古本之类，稀奇的书也许珍贵，但对于我的工作没有意义。对于我，书只是途径和手段，只具有功能性的意义。书是拿来用的，不是拿来玩的。
我有些好书是师长和朋友们送的。李泽厚老师给过我许多书，不过我最喜欢的他的几本思想史，都是自己买的。我和艾科都是欧盟跨文化研究院的成员，他是学术主席，他送我的都是学术书，我送他的是小说《玫瑰之名》。哈贝马斯也送我几本书，我与他关于交往理论有过讨论，他送了我几本书，包括Between Facts and Norms和The Inclusion of the Other。他不能读中文书，于是我回送了他一张漫画，画的是他的交往理论的笑话，我看他挺高兴的。法国公使郁白先生是汉学家，送了我一本中文版的《悲秋》，是研究中国文学与思想的，很有中文功力，让人佩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