甲午战争与满汉民族矛盾(原创)_甲午战争对中国的影响

其他范文 时间:2020-02-28 08:25:24 收藏本文下载本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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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午战争与满汉民族矛盾

摘 要:甲午战争是影响中国近代史进程的重大事件。甲午战败并非偶然,而有着深层次的原因。中国缺乏国家和民族观念,满汉民族矛盾重重,不能举国一致对外,是导致甲午战败的重要因素。

关键词:甲午战争 满族 汉族 民族矛盾

满洲贵族1644年入关,推行民族压迫政策,诸如“圈地法”、“逃人法”、“剔发易服”等,就引发了汉民族的反满情绪。相对落后的少数民族,统治占人口绝大多数的汉族,很容易受到儒家“华夷之辨”思想的顽固抵制。满汉民族矛盾贯穿整个有清一代,对晚清政局包括甲午战争的结局都有着不可低估的影响。

一、内忧外患清廷重用汉族官僚

清代从建立伊始,就官缺分满汉,轻汉重满,汉族官员在统治阶层中所占比例较少。但凡出身满族者就能担任较为高级的职务,同级的汉族官吏总是从属于满族官吏。清廷还特别对汉族乡绅知识分子严加防范,同时竭力避免汉族官僚握有兵权。19世纪中叶,外敌入侵,农民起义不断,危机四伏,满清统治阶层中始有人开始“敬礼汉人”。

第二次鸦片战争前后,为了镇压太平天国等农民起义和抵御英法联军的侵略,汉族官僚开始受到满清政府的重用。曾国藩的湘军、李鸿章的淮军都是满清政府军事上的中流砥柱。加上洋务运动的开展,一帮汉族官僚势力飞速攀升。尤以李鸿章为代表,官居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但统治集团内部满汉矛盾此时也逐渐显露出来。

二、统治集团内部满汉矛盾斗争激烈

满清皇室贵胄对汉族官僚集团既倚重又排斥,满汉民族矛盾在统治集团内部表现为对权力的争夺。甲午战前,李鸿章及其淮系集团成为斗争的焦点。一些主战的满族官员在中日双方宣战之前即上书光绪帝,弹劾李鸿章。满洲镶红旗人礼部侍郎志锐在《奏倭人谋占朝鲜事机危急请速谋大计折》中严厉批评李鸿章:“一味因循玩误,辄藉口于衅端不自我开,希图敷衍了事”,“趑趄不前”,“坐失时机”。同时斥责北洋海军提督丁汝昌:海军不扼仁川,实是将“险要之地拱手而让之外人”。战争爆发后,8月23日志锐上奏:“近闻李鸿章衰病侵寻,情形甚为可虑”,“语言时有舛误”,举止更多荒唐。9月底,志锐奏请撤去李鸿章北洋大臣、直隶总督之职,“责令统帅淮军,专筹攻战。”《中日甲午战争档案》载:“举凡淮军将领和北洋人物,除聂士成等个别人外,几乎人人皆在弹劾之列,诸如淮军将领叶志超、卫汝贵等;海军将领丁汝昌、方伯谦等;李鸿章幕僚盛宣怀、胡燏棻等;李鸿章的亲属子侄 1

李经方、张佩纶等”。显然满洲贵胄将打击面扩大到了整个淮系,其目的在于将李鸿章排挤出中央最高决策层,使其不再有统筹全局之权。

三、缺乏信任互不配合司督阁在《甲午战时辽居忆录》中写道:“他们自己也互相不信任互相怨恨,内地来的军队看不起满兵,满兵更不愿与汉兵发生交涉,每个人都仿佛是他自己来打仗的,别人与他没关系,他也不去帮助别人。”吉林将军长顺在给荣禄的信中说到:汉族官员将他和黑龙江将军依克唐阿所率的军队“视为旗员旗兵,遇有战事往往观望不前,胜不相让,败不相救,此为通病。”《东方兵事纪略》载:“辽阳南九十里之吉洞峪为岫岩倭袭踞,辽阳大震,庆璋请援于依克唐阿,依克唐阿乃托援辽东走,长顺随之。”在各部清军与敌鏖战时因满汉民族矛盾而作壁上观者大有人在。满汉民族矛盾使本来力量有限、武器装备陈旧、军纪涣散的中国军队变得更加脆弱。

四、置身事外幸灾乐祸

自鸦片战争以来,清政府在对外战争中屡屡失败,并把战争的赔款转嫁给百姓,加上官员腐败,使人民对满族政权充满仇恨。以至甲午战争时,国人对满族的痛恨扭曲为对强敌侵略的漠不关心甚或幸灾乐祸。

1895年3月,英国人贾米森做过一个中国人对甲午战争态度的调查: “以道台为代表的当地官员拒绝谈论政治事件,我屡次试图就事态发展趋势套出道台的印象意见,但总是得到同一回答:‘我什么也不知道’。”而商人“对这场战争似乎毫无兴趣,他们只是耐心的等待可能发生的任何事件。”知识界“完全无知,充满偏见,对任何向他们提供情况以了解真相的事,都抱十分反感的态度。” 国人置身事外的冷漠态度,着实令人心寒。

孙中山《支那保全分割合论》中讲了这样一件事:“往年日清之战,曾亲见有海陬父老,闻旅顺已失,奉天不保,雀跃欢呼者。问以其故,则曰:‘我汉人遭虏朝涂毒二百余年,无由一雪,今得日本为我大张挞伐,犁其庭而扫其穴,老夫死得瞑目矣。’”海陬父老的话让笔者觉得不可思议,充满天真与幸灾乐祸,但不难看出汉人对满清政府的深恶痛绝。1894年3月,上海《字林报》记载:“叛乱分布的地区很广,长城的张家口到黑龙江都有。叛乱分子都是从直隶、山东和山西下关东的非法垦荒者。他们对蒙古人和满洲人表现出不共戴天的仇恨,只要一有机会就大开杀戒。”这其实就是会党利用外患来反抗满族的统治。

面对强敌入侵,满汉民族矛盾使得清政府焦头烂额,疲惫不堪。“民为邦本,本固邦宁”。没有人民的支持,这样的国家岂会赢得反侵略战争的胜利?

五、满汉矛盾为日本提供可乘之机

日本侵略中国蓄谋已久。日本多次派间谍深入中国内地搜索情报,有关中国的社会风俗、政治、经济、地理、军备等情况详尽具体。日谍宗方小太郎在其日记中写道:“(元朝)当其末运时,举叛旗者均以‘恢复宋朝’为名举兵。方今中国之形势颇似元朝末运,彼因起于满洲异族,夺取明亡之天下,正如元之于宋,出自异族而统治中国则一也。”日本人把满汉民族矛盾作为侵略中国的一件利器,极力夸大、利用,以削弱中国。

日本人用古代的天命思想来诱导中国人的民意,指出满族入主中原并非正统:“满清氏元[原]塞外之一蛮族,即非受命之德,又无功于中国,乘朱明之衰运,暴力劫夺,伪定一时,机变百出,巧操天下。”“熟察满清氏之近状,人主暗弱,乘帘弄权,官吏鬻职,军国渎货,治道衰颓,纲纪不振。”这些宣传正好迎合了传统的“华夷之辨”观念,转移国人的视线,激起汉族的反满情绪。

日本媒体全方位美化自己,蛊惑民众。“我日本应天从人,大兵长驱,以问罪于北京朝廷,将〈迫〉满主面缚乞降。”“夫贵国民族之与我日本民族同种、同文、同伦理,有偕荣之

谊,不有与仇之情也。”“除民害,去虚文而从孔孟政教之旨,务核实而复三代帝王之治。”日本把出兵中国的侵略行为伪装成为仁义之举,貌似替天行道,助汉人恢复华夏之正统。日本的挑拨离间,加剧了满汉民族矛盾,在一定程度上化解了来自中国民众的抵抗。

六、力量分散民族国家观念缺失

民族意识、国家观念是一个国家凝聚力的外在表现,更是其强盛不衰的根本动力。宗方小太郎认为:“中国之人脑中无天下国家,无公义之心,上至庙堂大臣,下至地方小吏,皆以利己营私为事,朝野滔滔,相习成风,其势不知所底。”这个日本人没有说错,当时之国人没有形成正确的民族观念和国家意识,大汉族主义甚嚣尘上,连后来中国民主革命的先行者孙中山提出的革命纲领——“驱除鞑虏,恢复中华”,都带着典型的排满思想。汉族与周边少数民族的长期对立,严重消耗了国力,难以形成合力,给强敌制造了可乘之机。满汉民族矛盾是导致甲午战争中国走向失败的决定性因素之一。[参考文献] 陈 洲《丧失执政基础:晚清灭亡的根本原因》2006年2月25日.中国史学会《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中日战争》第一至六册 上海新知识出版社 藤村道生《日清战争》上海译文出版社,1981:第75-76页.理查德·迪肯《日谍秘史》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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