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干部学习讲稿：全球经济失衡与人民币汇率改革和人民币国际化
张礼卿
中央财经大学金融学院院长
谈谈全球经济失衡，人民币汇率改革和人民币国际化。三个问题在我看来是当前我们政策方面非常重要的三个需要做决策的问题。
一、全球经济失衡
(一)全球经济失衡的状况
事实上我们关于全球经济失衡这个问题，关注了很多年。我们眼下说的全球经济失衡，这个情况实际是从2002年开始，2002年当美国的经济出现越来越多的经常项目逆差的时候，中国经常项目顺差，也是加速在上升。
这样的一种发展，在2002年初期应该说大概两国都是，就是经常项目占gdp比重都在3%至5%的样子。但是经过四、五年发展，到06年期间全球经济失衡达到了一个非常严重的程度。美国经常项目逆差占gdp比重在7%左右，中国在07年，经常项目顺差占gdp比重达到11%，应该说达到了历史性的高点。07年美国金融危机发生之后，两国的经常项目失衡都有所回落。去年年底，两国差不多都回落到4%左右，中国占gdp的比重是4%点多，美国经常项目逆差占gdp比重大概3%左右。是不是全球经济失衡这个问题消失了？个人觉得其实并没有消失。展望未来，很有可能失衡重新成为一个问题，至少我们需要关注相当长的一个时期。
从美国方面来说，美国为了应对金融危机，大幅度增加财政赤字，这个后果早晚会反映在经常项目逆差进一步扩大上。中国实际上如果现在政策不进行明显的调整，顺差进一步扩大，也是非常可能的。所以我个人觉得全球经济失衡完全有可能重新成为一个非常值得关注的焦点问题。
（二）全球经济失衡的原因
到底应该如何看待过去大约十年时间里全球经济失衡，虽然有波动，但是整体来讲一直值得关注。应该如何来看待？它的原因讨论很多了，概括说有这么几个方面。
1、。
来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如果要调整，在中美之间，这两个全球经济失衡主要的伙伴之间如何分担责任？有人说，这个责任主要是美国，美国过度消费，过度赤字，主要责任不在中国。
我个人觉得，实事求是讲，其实中美双方都有责任。因为失衡，一边有逆差，一定是那边有顺差，不存在说是哪一方的问题。对于中国来说，我觉得我们当然不能去为美国承担责任，在这调整的过程中，美国人应该作他自己的功课，我们也要做相应的调整，这是一个比较客观的态度。
在考虑和承担责任的过程中间，我们确实还需要认真思考一个问题：拒绝调整是不是符合中国的利益？以不断增加的失衡去维持经济增长和就业到底是否值得？3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意味着什么？意味着我们有巨大的机会成本，而且有巨大的美元贬值风险。这种调整其实现在看来非常难的，现在谈到了外汇储备，最近一个时期人们总在想怎么消化，最近一段时间，对存量的消化兴趣很大，怎么走出去？是不是成立新的主权财务机构？我个人觉得其实对存量的化解是重要的，但更重要的是防止增量的进一步增加。
搞清楚在全球失衡调整中，中国的利益到底在那里？搞清楚了以后，我们就能够坚决的采取措施，我们不会在调整的具体政策出台的时候，犹犹豫豫，调整应该说肯定会有障碍，任何调整都是要付出代价的，当你看到代价在不断增加的时候，是缩回去还是继续往前走。
2、中国对外经济失衡的调整障碍
我觉得中国对外经济失衡的调整主要障碍来自两方面： 一个是对就业和增长的关注，第二个是来自于既得利益的阻力。对于就业和增长的关注毫无疑问是重要的。但是我们要想一想，是不是除了继续搞加工贸易，我们就没有其他路可走呢？其他经济增长模式就不能支撑高速的经济增长吗？还是可以研究的。我个人觉得扩大内需有巨大的空间，西部的开发可以重新启动，我们过去两三年里，为了应对金融危机起动了4万亿计划，修了很多路。这是一个很好的投资，为我们再次启动对中西部地区开发创造了很大空间。我看到一个数字，中国的人均支线机场的拥有量只有美国的800分之一。我们为什么不能多一些这方面的投资和建设，少一些简单的出口？同样都可以创造就业，都可以维持经济增长。
另外一个阻力，我相信来自于一些既得利益，特别是一些出口企业。当然我没有做地详细的调研究，燕升所长说过在中国大量的贸易顺差中间，到底谁是主要的受益者？我想有农民工、地方政府，还有大量出口企业，其中大量的外资企业在我看来可能是这里面最大的赢家。所以在美国讨论人民币升值的时候，其实有一股力量从来就是保持沉默，它是在华投资企业和跨国公司，它们可能是非常反对中国进一步经济调整的。这里有一个重要问题需要考虑，就是在这种结构调整中，我们有一部分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面临转产，他们要倒闭，工人要寻找新的出路，在这个过程中间，我认为我们不要怕，因为这是必须要面对的一种代价。政府可以通过财政，通过税收的政策，来缓解这个阵痛，而不要一看到这边不行了赶紧缩回去。
3、扩大内需实现经济发展战略调整与开放度的关系
关于失衡调整还有最后一个观点，可能是一个具有长远影响的战略性思考：扩大内需实现经济发展战略调整，会不会降低开放度？我觉得有可能，但是我同时也觉得适度降低开放度是有益的，部分的去全球化是可取的。当前严重的全球经济失衡，实际上是经济全球化的一个必然结果。所以你要想治理全球经济失衡，在某种程度上的去全球化是不可避免的，当然我也不认为中国在这方面应该倒退的太远，实际上我们还有一种选择，那就是调整开放结构，我的主张是加大服务业，特别是金融服务业的开放度。同制造业的开放度相比，我们的金融服务业开放度太低了。其实这方面是有空间的，问题在于它同样会影响到一些垄断型企业的经济利益，我们如何来面对？这是一个政治经济学问题。
二、人民币汇率改革
我接下来要谈的第二个问题是人民币汇率的改革，汇率的变动，具体讲人民币升值对失衡的调整，到底有多大作用？这是一个有争议的，争议来源于有人认为，汇率人民币没有低估多少，人民币基本是均衡的；也有人认为虽然低估了，但是汇率的调整、它的传导有一个复杂的过程，即使人民币升值了，但是这种升值作用在传递过程中间可能会遭到很多漏损，总而言之，它的作用有限。但是我觉得即使是不完全的，我们仍然应该使用这个杠杆，而不要忽略它。
在这个问题上还有一种观点认为：我们现在其实是可以保持名义汇率的稳定，而去调整实际汇率。在名义汇率稳定时调整实际汇率这意味着就是涨价，说白了是通过通货膨胀，包括提高要素市场价格，去实现实际汇率升值。前两年当通货紧缩的时候，我们有很好的时机去改革要素市场，以适度的通货膨胀压力去推动实际汇率升值。但是现在恐怕这一招又遇到了障碍，因为我们现在通胀的压力比较大，通胀预期很强，在这个时候如果说你还去保持名义汇率稳定，然后去推动要素市场改革，靠通货膨胀压力的增加来实现人民币实际汇率升值，我觉得是风险很大的。所以个人认为，现在还是要动名义汇率，而且可能要动得稍微大一点，因为小动作用也有限。当然要素市场的改革也还可以继续，稳步推进可以。
其实名义汇率与要素市场的改革同步进行，有一种很好的配合协调作用，可以防止要素市场改革带来通货膨胀的压力失控，因为毕竟名义汇率升值有通货紧缩的倾向。所以这两者同时进行，我觉得既解决了一个短期的实际汇率升值问题，也解决了一个长期的导致失衡的结构性问题。
另外，关于汇率我还要强调的一点就是，虽然现在人民币汇率改革重点仍然应该是扩大汇率浮动弹性，在这一点上现在有着非常的紧迫性。我们大家都知道，汇率如果僵化，长期保持不变，那么一定会导致外汇市场供求的严重失衡，这一点过去些年已经充分证明了。另外一个，汇率的僵化还导致货币政策独立性的下降，这一点现在非常明显。美国现在利率明显低于我们，名义利率如果我们再给对方一种汇率升值很确定的幅度，3%或5%，那么他们就会理所当然觉得在将资本流入中国的时候，获取逆差的同时，还有稳定的汇率升值收益。
三、人民币国际化
（一）人民币国际化的进展
第三个问题，人民币国际化，人民币国际化最近两三年有了明显的发展，有一系列的积极发展，比如说货币在危机期间我们跟很多新兴市场国家签订了货币互换协定，另外从两年前开始，从试点到不断扩大范围，我们实行了人民币跨境贸易结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