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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点：对“异端”要宽容
1． 宽容异端是社会文明的重要标志 2． 宽容异己是自信和修养的表现
3． 对新事物新思想新成就的不宽容来自于人狭隘、自私的本性和内心的恐惧 4． 异端是独立的思想，应该得到保护和鼓励
5． 对各种思潮、各种言论的宽容是走向真正的和谐社会的必由之路 6． 新事物新思想可能会带来社会变革和进步
“兼容并包”的蔡元培造就“北大精神”。
鲁迅《未有天才之前》
『消除地球上所有敌意的唯一方法，就是宽容思想。人与人之前需要宽容，去保全他人思考与言论的自由，对他人的思想保持基本的尊重；社会对于个人也需要一种宽容，“异端”所持有的或极端或尖锐的思想，正如在生物进化中突变的基因，不一定是有益的，但是它是整个人类进化的源泉。』
茨威格《异端的权利》
西方宗教改革后，原先向罗马教庭争自由要宽容的新教徒，又反过来摧残异己。１５５３年１０月２３日，日内瓦执掌宗教大权的加尔文，竟把敢于批评他的学者塞维图斯定了“异端邪说”的罪名，捆在柴堆上用火慢慢烧死。
五四时期的陈独秀，一面赞同“容纳异议，自由讨论”的原则，一面又断言，在“以白话为正宗”的问题上，“其是非甚明，必不容反对者有讨论之余地；必以吾辈所主张者为绝对之是，而不容他人之匡正也。”
在500年前的日内瓦，新教改革领袖加尔文通过鼓励告密、建立“精神警察”、设立宗教法庭等手段，成了日内瓦的实际的专制统治者。加尔文认为自己对基督教的教义所作的解释是唯一“正当”和“正确”的，要求人体人民信奉。那些企图对基督教教义作出不同解释的人，被他视为“异端”，他会动用一切手段予以打击。教徒塞尔维特因不同意加尔文对基督教的教义的解释，最终被活活烧死在火刑柱上。这个事件使得那个时代的一位学者，卡斯特里奥，走出书斋，向加尔文提出了控诉，发起了一场被称为“苍蝇撼大象”的挑战。卡斯特里奥在他那不朽的著作——《论异端》中写道：永远不可能有人可能这么说，真理只掌握在我们手中，与我们相异的任何观点都是错误的；一个人有独立的思想并不是一种罪过，更不能以此作为对他进行迫害的借口。因此，卡斯特里奥说，这个世界是如此之大，足够让各种真理同时并存，没有任何迫害“异端”和其它不同见解的必要；只要我们互相宽容友爱，人类定能和平地生活在一起。
析言破律，乱名改作，执左道以乱政，杀；作淫声异服、奇技奇器，以疑众，杀；行伪而坚，言伪而辩，学非而博，顺非而泽，以疑众，杀；假于鬼神、时日、卜筮，以疑众，杀。
《礼记·王制》
不管是一个人、还是一个社会，都要宽容不同的思想行为、乃至异端邪说，只有这样，才能避免走向封闭、僵化、死亡，找到更开阔的新生之路。
《〈宽容〉序言》
“你说的话，我一个字也不赞成。但是我要拼命力争你有说这话的权利。”
法国哲人伏尔泰
容忍，既是个人品德，也是政治德行。人与人之间的宽容，是有人味的体现；群体与群体之间的宽容，则是社会文明的标志。
《容忍与自由》是胡适另一名篇。他写道：“我自己也有年纪越大，越觉得容忍比自由还更重要的感想。有时我竟觉得容忍是一切自由的根本，没有容忍，就没有自由。„„在宗教自由史上、在思想自由史上、在政治自由史上，我们都可以看见容忍的态度是最难得、最稀有的态度。人类的习惯总是喜同而恶异的，总不喜欢和自己不同的信仰、思想、行为。这就是不容忍的根源。”
胡适说，总相信自己是对的，深信自己的信念没有错误的可能，“我的意见就是‘正义’，反对我的人当然都是‘邪说’”，一切对异端的迫害和对异己的摧残，都来源于此。这种“我不会错”的心理，就是一切不容忍的根苗。
解恩泽教授主编的《科学蒙难集》，是《潜科学》丛书中的一本，由科学出版社出版。本书以古今中外科学发展史上大量确凿的案例为依据，从科学蒙难和科学受辱这个侧面，来分析了重大科学发现和创新由“潜”到“显”的规律。所谓科学蒙难，就是指在科学发现和发展的过程中，由于种种人为因素的干扰和阻挠，使某些重大的科学发现和科技创新，在公认时间上被延迟，在传播空间上受限制，以及使发现者遭遇不幸等现象。科学是科学家自由创造和智慧的结晶，凡是涉及人的活动就有斗争，但其发展并非一帆风顺。这本书从反面分析了阻碍科学发展的因素，吸取教训、排除障碍，是促进中国原始性科技创新，推动中国科技进步的重要任务。
解恩泽教授在《科学蒙难集》的第一章，从九个方面介绍了科学蒙难的原因，本文摘录如下：（1）传统观念的束缚：新的科学发现和理论创新，与传统观念相冲突，是原有理论所无法解释的。因此，会受传统观念的束缚，某些人固执于传统观念和旧理论，拒绝接受或否定新发现。
（2）学术权威的压制：科学蒙难也来自学术权威的压制。在科学发展史上，学术权威是相对的，如果绝对化，看不起别人的成果或贡献，甚至采取学阀的作风，有可能压制科学发现，阻碍科学进步，造成科学蒙难。
（3）习惯势力的阻挠：科技创新作为一种新事物，往往与习惯势力格格不入，总是极力排斥和阻挠创新性成果，造成科学蒙难。
（4）反动阶级的扼杀：特别是当创新性成果触犯某些反动阶级的利益时，他们就必然要扼杀科学成果，摧残科学创造者，阻碍科学的发展。例如，罗马教对哥白尼天文学的迫害。
（5）认识水平的限制：任何一项科学发现，都是在特定社会历史条件下做出的。由于认识水平所限，有时会不理解新的科学发现，将其称为“伪科学”给予打压，造成科学蒙难。
（6）科技管理政策的不当：国家科技管理政策是否正确，是否支持了原始创新性的科学发现和技术发明，这对于科学发展具有重要作用。例如，具有原始创新的成果，由于没有及时得到科技政策的支持，使科学蒙难。
（7）错误哲学思想的阻碍：错误的哲学思想，往往是科学前进的一种障碍，也是造成科学蒙难的重要因素。如世界“实物性”对“场论”的阻碍，波普证伪主义，对一些经验归纳理论的阻碍
（8）嫉妒思想的干扰：嫉妒思想严重地影响着科技队伍的团结，它是扼杀科技成果，埋没科技人才，阻碍帝学发现进程的一种消极因素。
（9）争名夺利的诋毁：争名夺利给科学发现造成的危害是很大的，既可以使发现者精力分散，从而影响发现的进程；又可以使发现者本人的威信降低，影响科学成果的广泛传播；还可以使发现者将成果商品化，不愿做高难度的探索，热衷于“科学的小买卖”。
19世纪90年代，勒贝格在前辈数学家所取的成果基础上，大胆地改进了黎曼积分，以函数值相近的区集分划代替了求积区间从左至右的分划，以集合“测度”的一般理论代替了粗糙的“广延”理论，于1902年写出《积分、长度、面积》一文，提出了新的点集的测度概念，并在此基础上建立了新型的积分——勒贝格积分。这种积分克服了黎曼积分的缺点，应用范围也广得多。从而，勒贝格解决了大数学家波莱尔。约旦等多年来一直在想而始终未能解决的难题。但是，数学家们受传统的黎曼积分的束缚，不愿接受勒贝格积分，指责它破坏了黎曼积格积分在20世纪的头十年里，一直受到冷遇，而勒贝格本人也因些受到污蔑和人身攻击。直到1910年，由于勒贝格、斯蒂吉斯等人的深入研究，在概率论、调和分析等领域找到了应用，逐步形成了以勒贝格测度和勒贝格积分为基础的一个新的数学工具，勒贝格积分这才得到分认。同样，受传统的地壳固定论的束缚，魏格纳的大陆漂移说推迟了30年之久才得到公认；受传统的牛顿力学的束缚，爱因期坦的相对论不能及时为人们所接受，以至于爱因斯坦并未因创立相对论而获科学界的最高奖赏；受传统的活力论的束缚，维勒人工合成了尿素未能及时得到公认；受传统的热素说的束缚，卡诺未能发现热力学第一、第二定律；受传统的燃素说的束缚，普利斯特列“当真理碰到鼻子尖上的时候也未能发现真理”；受传统的欧氏几何的束缚，高斯不敢发表自己关于非欧几何的研究成果，亚。鲍耶和罗巴切夫期基关于非欧几何学的研究也未能及时得到公认。
传统的科学方法为人闪提供了思维规范。当新方法与这种规范相冲突时，则往往不能及时为人们所接受。1926年，玻恩发表了短文《碰撞过程的量子力学》，首次提出了波函数的几率解释。随后以以长篇文章和专著详细讲讨论并发展了这一最子力学的新方法。这种新方法是以实验为基础的，而且得到了实验的证明，它使得量子力学成为一门统计性的数学物理理论。这种方法与自拉普拉斯以来人们普遍接受的方法——决定论——是大相径庭的，因此，就连对量子力学做出了重要贡献的普朗克、爱因斯坦、德布洛意、薛定锷等人也不愿接受，甚至提出了许多批评，致使诺贝尔基金会拖延了28年才为几率解释的创立者玻恩授奖。
学术权威对科学新成果的压制，首先表现为对不出名小人物的发现置之不理。1826年，青年学生阿贝尔解决了许多大数学家多年想解决而未能解决的问题。他将研究论文《论一类极广泛的超越函数的一般性质》提交给法国科学院，该科学院秘书、著名数学家傅立叶只读了引言，便委托数学权威柯西去审查。但是，由于柯西的忽视把稿件丢在什么地方，竟记不起来了，直到两年以后，阿贝尔已经去世，失踪的论文才重新找到，而论文的发表则被拖延了12年之久。同样，1829年底，18岁的青年数学家伽罗华，将自己关于群论的研究论文递交法国科学院。然而，柯西和傅立叶却把这份极其重要的论文给散失了。1831年1月，伽罗华又将其论文交给著名数学家泊松，再次遭到了指责和否决，论文整整被压制了17年。直到1846年在刘维尔主编的《数学杂志》上发表后，才引起人们的重视。
其次，学术权威对科学成果的压制，还表现在对新成果的贬低和攻击上。1884年，瑞典化学家阿伦纽斯提了了在化学发展中带有革命性的电离学说。他先把新学说的思想汇报给母校乌普萨拉大学的克列维教授，热切地期望能得到支持和帮助。然而，他却意外地遭到了教授的嘲讽。克列维说“阿伦纽斯的想法纯粹是”胡说八道“，是把”鼻子伸进不该去的地方了“。当他在乌普萨拉大学博士学位答辩会上宣读论文后，教授们个个怒不可遏，认为他的想法”纯粹是空想“。更有甚者，当他的论文公开发表以后，便遭致了更大规模和更加猛烈的攻击。英、法、德、俄等国家的许多一流化学家，也群起而攻之，化学界形成了一条国际反对阵线。其中有，以发现元素周斯律而享有盛名的门捷列夫、以研究溶液理论而著称的阿姆斯特朗、以发现溶液渗透膜而闻名的特劳贝、以研究溶液电动现象而为人注目的魏德曼等等。他们认为，由于电离学说违背了戴维和法拉第所建立的经典电化学理论，因而是“奇谈怪论”，“不值一提”。于是，这一学说长期得不到人们的确认。
学术权威对学学人才的压制，在科学史上也是不少见的。匈牙利医生塞麦尔维斯发明了用漂白粉洗手的消毒法，预防产褥热病获得成功，被誉为“母亲的救星”。可是，他在维也纳做了“产褥热的来源”的学术演讲后，却遭到了他所在的教研室主任克雷因教授的反对，并因此而被维也纳总医院解雇了。后来，他申请到大学任教，也遭到了拒绝。青年教师康托尔创立了集合论后，马上遭致当时一些赫赫有名的数学家的激烈攻击，其中攻击得最为激烈、最为长久的却是他的老师、比他年长22岁的著名数学家克隆尼克。克隆尼克认为，康托尔关于超限数的研究是一种非常危险的“数学疯病”，并在许多场合下，用各种头刻的语言，粗暴地、连续不断地攻击康托尔达十年之久。康托尔一直在哈勒在学任教，薪金很微薄，几次想在柏林得到一个薪金较高、声望较大的教授职位，但由于克隆重尼克横加阻挠一直未能实现。他的学术论文也由于克隆重尼克的阻挠而一再延误发表的日期。克隆尼克的激烈攻击，使得康托尔的精神状态受到了极大损害，在40岁进患了严重的忧郁症，极度沮丧，神志不安。在他生命的最后几十年里，这种精神病时有发作，使他不得不经常住到精神病院的疗养所里。这是数学史上一个发人深思的重事件。
南北朝时代的祖冲之，经过精密观测和推算，改变了19年7闰的旧历，定出了391年置144个闰月的新闰周，于公元462年制订了与实际更为符合的《大明历》，并进呈给当时朝延。然而，这一改革在朝延里却掀起了轩然大波，遭到了以朝延宠臣戴法兴为代表的保守势力的激烈反对。他们攻击祖冲之的改革是“削闰坏章”、“诬天背经”；1093年至1095年间，沈括就提出了用“十二气历”代替原来历法的主张，这既符合天体运动的规律，也有利于农业生产活动的安排。然而，这一主张非但没有被采纳，反而遭到顽固守旧派的“怪怒攻骂”、极力阻挠，结果“十二气历”整整被掩没了八百年之久；1481年，俞正写了《改历议》一文，供礼部及掌管钦天监的官员参考，可是他却被攻击为“轻率狂妄，宜正其罪”，并送入了监狱；1517到1518年间，漏刻博士朱裕上言改革，仍遭阻拦，回答他的是：“古法不可轻变，仍旧法”。同样，人猿同祖的理论长时间得不到确认；琴纳的牛痘接种法迟迟不能推广；莫尔斯的电报、贝尔的电话拖延了发明和应用的时间等等，也都是与保守势力的阻挠分不开的。
计划生育事业的开拓者、美国著名医学家玛格丽特。桑格，为了解除妇女的沉重负担和痛苦，从本世纪初就开始积极倡导节育，并研究了节育方法，制成了避孕药，开办了节育诊所，受到美国广大妇女的响应和支持。然而，她的这些节育活动却被一些人说成是“非法的”、“不道德的”。纽约道德维持会会长安东尼。康斯托克，在1873年促进美国国会通过的一项禁止利用邮政和火车、轮船传递色情品的法律中，塞进了一条禁止避孕用具和禁止传播避孕知识的条令。他把这些避孕用具和药品说成是“猥亵、下流、淫荡、邪恶、污秽和令人作呕的东西”。若触犯康斯托克塞进法律的这些条令，要被判处十年监禁和巨额罚款。康斯托克授意在纽约州刑事法中确立的条令，规定得更为严厉：无论什么人以什么理由宣传节育，都将被判为犯罪。在美国，桑格的节育诊所连遭查抄，他本人多次被捕入狱，受尽了折磨。在中国，桑格也受到了无理指责。当她来中国宣传节育时，有人污蔑她要使中国人灭种。在日本，桑格先是遭到日本政府不允许她上岸的无理阻挠；排除重重困难上岸后，又企图阻止她宣传节育。后来，经过桑格长期而顽强的斗争，克服了旧道德的重重阻挠，才使这一造福于人类的伟大事业得以存在和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