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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移民活动与汉语的地理扩散
摘要：明代是中国方言分布格局发展的重要历史阶段，统治阶级为加强统治而进行的移民活动贯穿始终，汉语汉字随着移民活动在域内、域外都获得扩散。本文从明代移民活动出发，讨论了明代汉语地理扩散的流向、结果及类型。
关键词：明代；移民；汉语；地理扩散
“人口的流动与扩散是形成语言地理扩散与分布的一种方式和制导原因。”[1]明代是汉语方言格局发展及汉语向域外扩散的重要历史时期，这与明代始终不断的移民活动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
一、明代移民活动概况
（一）移民的目的及移民构成
根据明代统治者的言论，他们移民的主要目的，一是“用夏变夷”，即试图以汉族融合少数民族，以巩固边防、防止周边各种势力侵扰；二是“惠远民”，即把先进的生产技术和工具送到周边国家和地区。不难发现，其根本目的还是巩固和加强统治。
明代移民主要有八类人：军户，流民，农户，手工业者，商人，官吏及其眷属，罪犯及贬谪之人，教师。其中，军户和屯田民户是两个最主要的构成部分。军户集中在西南地区和辽东地区，是明初为防止蒙古势力南下和西南诸夷的滋扰明政府在边疆地区的驻军及其家属。如云南地区，军户数量虽难于确定，但有可能达到十几万甚至几十万；[2]再如湘南地区，宜章的53个氏族中51族是因军屯而来；辽东汉人中，有20%是明代发遣充军的“军户”。[3]屯田农户则是明政府调入各地进行屯田、发展生产的民户。洪武初年，明太祖就下令迁徙了大批民户到全国各地屯田；后来，辽东、云南、四川、西宁等处建立了卫所并不断扩大规模，为发展生产，明代统治者又有计划地从全国各地迁去许多汉族民户，主要任务就是屯田。成祖迁都北京后，更是开始了全国范围的大规模移民活动。除官方屯田移民（即民屯）外，还有商人招致屯垦的民户（即商屯）。明代屯田民户的数量应不少于军户。明代其他移民的数量远不及前两类移民。
（二）移民流向和来源
明代移民主要有三个流向：（1）北京地区；（2）边疆地区；（3）海外。其主要走向是由内地到北京及边外。
1.北京地区移民
明太祖在洪武四年三月和六月两次共迁四万九千户至北平屯田，后又多次移民至北京，每次数万户。主要是为了将元代遗留的少数民族排挤甚至驱逐出去，加强防务。成祖迁都北京后，向北京移民的规模更大，其目的更多地是要发展当地经济，为政治中心服务。除屯田民户外，还有大批官吏及眷属、守卫军、工匠迁入北京，明初50多年，全国各地移居北京的人口有几十万，大大改变了北京的人口结构，政治经济中心随着首都的迁移而由南京转至北京。[3]
明代流入北京地区的移民来源地因时期不同而有所差异。洪武时期的移民来自山西、山东、江苏、浙江等地，永乐时期的屯田民户中山西移民最多，官吏、工匠等则由南京、安徽一带而来。其中，山西是向北京移民时的首选，南北方移民均有。
2.边疆地区移民
明代初年，官方组织的移民大规模迁入东南、西南、东北等少数民族聚居地区，其中西南地区是重中之重。西南地区自古就有不少汉人居住，多集中在集市和市镇地区。明初始，为扼守川、滇咽喉要道，融合少数民族，明政府以军事移民、民屯、商屯、贬谪、迁徙等方式将大批汉族人口迁入川、滇、黔地区，分布在地理交通要道和经济发达地区，形成了汉族入川、滇、黔的历史高潮，具有规模宏大、定点驻屯、建立军户、军皆世籍、不能随便流动的特点。[2]这些移民主要来自江淮、湖广等地。如滇东以军屯为主，江南籍和江西籍居多，官员主要为江南籍、江西籍、贵州籍和两广籍；[2]明初30年移至云南近40万人，大部分是江淮子弟。四川移民湖广人居多，明初以湖北人为主，其中主要是原籍江西的江淮区麻城人；也有一些湖南人，但其中也有部分为江西移民的再迁移；明末清初，四川人口再次惨重损失，再度引发了湖广（特别是湖北）填四川。[4]大规模移民活动改变了西南少数民族地区的民族结构，到明后期，不少地区汉族人口大大超过了当地民族人口，尤其是城镇和屯田地区，已是以汉族为主体的社会。[2]
3.琉球及其他地区
明代还有向海外迁徙的汉人。为“惠远人”赐有特长之人给一些国家的移民活动并非强制，规模不大。琉球就是受影响最深的国家之一。洪武二十九年，因中山王积极朝贡，“赐闽中舟工三十六户，以便贡使往来。”（《明史?外国四》）据张学礼《使录》，“万历三十四年，续赐毛阮二姓。皆住于久米村。”（《福建通志?外岛》注）可见向琉球国“赐闽人”不止一次。这些移民还肩负着“教化三十六岛”的重要任务，随着他们的迁入，琉球不但有了汉式教育，还有了福建的宗教信仰及雕刻、建筑、音乐等艺术形式。“从科学技术到语言文字，从文学艺术到学术思想，从宗教信仰到典章制度，琉球都受到中国文化的深刻影响。”[5]除了官迁移民，还有少数逃亡或被俘者移居海外。
二、明代汉语域内的地理扩散
语言替代发生的一种模式就是拥有先进生产方式的人口大规模移民。这些新来的移民在人口总数上不一定能超过当地原有的居民，他们也不一定能用武力征服原著民，但是他们先进的生产方式不仅能使其成功地生存下来，并且可以最终从经济、文化和语言上同化原著民。这些新移民的语言便成为该地区的通用语言。[6]某一区域共同体中通用或共同使用的语言、方言或土语就是“区域通用语”，可大可小，是有层级的。[7]
（一）官话成为国家通用语
由于明代中国地域广阔、方言差异大，相隔不远的人也可能听不懂对方的方言，族群之间没有通用语言是难于交流的。而且随着大规模的移民、迁都、官员升迁、对少数民族地区进行教化和管理等诸多情况的出现，产生了对国家通用语的需求。官话应需而生，称为“一种整个帝国通用的口语，……这种官方的国语用得很普遍，就连妇孺也都听得懂。”（《利玛窦中国札记》）官话主要用于公务处理和官场交际、读书人当中及商人当中。[8]
四、明代汉语文地理扩散的方式
语言扩散与地理分布有三种方式：1.漫溢式或浸润式扩散，是指一定的人口从原始生活区域呈幅射状地向周围区域扩展，人口携带的语言也就在新扩展的地区通行起来；2.线性延伸式扩散，是指在某种社会因素或自然因素的作用下，沿着一定的方向呈线性向前延伸运动，语言或方言人口的流动逐渐形成带状地理分布；3.跳跃式扩散，是指其原始交际地区与新的通行地区中间有相当大的距离，其形成与跳跃式移民有直接关系。[1]
明代汉语的地理扩散也有这三种方式：明代北方方言以漫溢或浸润的形式扩散开来，山西方言更是因山西作为最重要的迁移地而漫溢。明代是胶辽官话形成的重要时期，胶东半岛语言逐渐向辽东半岛及长白山区、东北一带延伸，河北方言也逐渐向北方延伸，最终形成了一条带状语言分布，属于线性延伸式扩散。明代的“军话”就是在多个地区使用却不具有地理上的连续性，明代向琉球迁移闽人三十六姓形成了闽语岛，明代逃亡海外的移民在当地使用自己的方言形成了方言岛，这些
都是跳跃式的分布。
参考文献：
[1]孙维张.文化流向与语言的扩散[J].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1989（1）：72-78.[2]吴建勤.滇东地区的明代汉族移民[D].西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7.中国优秀硕士论文全文数据库.[3]爱新觉罗瀛生.满语杂识[M].北京：学苑出版社，2004.[4]百度百科?西南官话，http：//baike.baidu.com/view/35546.htm？fr=aladdin。
[5]陈胜尚.五千年中外文化交流史（第一卷）[M].李喜所主编.五千年中外文化交流史（全五卷）.世界知识出版社，2002.[6]赵荣等.人文地理学（第二版）[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227-262.[7]姚亚平.中国语言规划研究[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6.[8]曾献飞.湘南方言的形成[J].湘潭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1）：50-51.[9]王庆.明代人口重建地区方言的知照系声母与南系官话[J].重庆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5）：115-119.[10]陈希.云南官话音系源流研究[D].天津：南开大学博士论文，2013.[11]高晓虹.北京话入声字的历史层次[M].北京：北京语言大学出版社，2009.[12]黄晓东.汉语军话概述[J].语言教学与研究，2007（3）：21-27.[13]戴庆厦.跨境语言研究[C].北京：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1993.作者简介：孙春颖（1976-），女，吉林省吉林市人，浙江师范大学国际文化与教育学院，副教授，博士，主要研究汉语国际传播历史、语言习得。
基金项目：本文得到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2009一般项目（青年基金项目，09YJC740067）资助，谨致谢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