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汉魏六朝时期的教育变革由刀豆文库小编整理，希望给你工作、学习、生活带来方便，猜你可能喜欢“教育变革时代”。
第五章 汉魏六朝时期的教育变革
夏曾佑在其《中国古代史》中说：“中国之教，得孔子而后立；中国之政，得秦皇而后行；中国之境，得汉武而后定。三者皆中国之所以为中国也。自秦以来，垂二千年，虽百王代兴，时有改革，然观其大义，不甚悬殊。„„ 后世之王者，不过随事补苴，以求适一时之用耳，不能动其根本之理。”
第一节 文化教育政策的不断调整
经过春秋战国数百年的兼并战争，终于在公元前221年，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统一的多民族中央集权的封建君主帝国——秦朝。从此，中国历史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秦统一六国，是用武力实现的。为巩固统一又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如实行郡县制，废井田、开阡陌，统一货币和度量衡，大力疏通河道，修建驰道，发展商业和交通等。进而在意识形态或文化教育领域也采取了一系列有利于统一的政策。如实行“书同文”、“行同伦”；“禁私学，以吏为师”、“以法为教”；“颁挟书令”“焚书坑儒”。结果加剧了社会矛盾，反而成为加速秦朝灭亡的重要原因。
汉朝建立后，接受了秦朝速亡的经验教训，在继承秦制的基础上，对各项政策都作了重大的调整，确立了“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文教政策。当然，这一政策的确立是经过了一个过程的。
一、“黄老之学”与汉初文教政策
黄老学派就是战国末汉初的道家学派，是在百家争鸣中所形成的一个综合各家的思想体系，它因道合法，兼采儒墨之善，撮名法之要，并注入了汉初的时代精神，并自成体系，或称“新道学”。此派以传说中的黄帝同老子相配，并同尊为道家的创始人，故名曰“黄老学派”。
在哲学上，此派提出“静作相养，德虐相成。两若有名，相与则成。阴阳备物，化变乃生。”（《十大经·果童》）具有辩证法的思想，此学派将老子玄远的“道”加以发挥，并运用于社会政治等各方面。老子倡导的是“无为”，黄老之学主张“无为而治”，从积极入世之道，要求统治者“无为”——节欲、惠民、行仁义，不干扰老百姓的正常生产和生活。
汉初统治者，在接受秦短命教训的基础上，发现黄老之学正符合他们的思想，于是在汉初的六、七十年间，便以黄老之学为指导思想，“清静无为”，让民“休养生息”，这样，的确促进了生产的恢复和社会的安定以及文化教育的发展。
当然，在这一阶段不仅仅就是黄老的天下，事实上，统治者还杂以名法之术，而儒家仍处于被排挤的地位，秦以来的挟书之律并未得以废除，这突出表现在汉高祖刘邦统治时期，这位当初的无赖亭长，不喜欢儒生，曾取客人的儒冠“溲溺其中”。文景帝也都“好道家之学”“不任儒者”。文帝后窦太后也好黄老之术，与博士辕固争论至骂，命辕以野猪决斗，险些丧生。这都足见汉初统治者重黄老刑名之学而并不尊崇儒术。
儒家不被尊崇，并不是说儒家就没有一点地位。事实上，儒家经过积极的活动和斗争，其地位在不断地提高。就汉高祖来说，他本不喜欢儒生，儒生投奔他都加以拒绝。但儒生郦食其在归附刘邦后，因献计克陈留而封广野君。楚汉战争中，他游说齐王田广归汉，韩信乘机袭齐，齐王以为被他出卖，将他烹死，这使刘邦再不敢轻待儒生。
原秦博士、儒学者叔孙通率弟子百余人归高祖后，进言说：“夫儒者难与进取，可与守成。”他还为刘邦制订朝仪，使高祖“今日知为皇帝之贵也。”晋升为太常，身列九卿，诸生也被聘为郎官。西汉初年的思想家陆贾，用儒家的仁义学说劝谏君臣，在他的推动下，高祖在其死的前一年使用“大牢”祭祀了孔子，这对儒家地位的提高起了积极作用。汉惠帝四年（前191年）废除了挟书律，从法律上为儒家的发展扫除了障碍，从此儒家的宣传、研究便活跃起来。
总之，汉初的六七十年，是在黄老学派思想的指导下使老百姓得到了一定的休养生息。因而对汉初的政局曾经发挥了积极作用。然而，这又削弱了中央集权，纵容了诸侯王的骄恣不法，吴楚“七国之乱”，宣告黄老之学在政治上的破产，这促使统治者不得不考虑下一步该怎么办？
二、董仲舒与汉武帝“独尊儒术”的文教政策
承继前一种境况的汉朝统治者是汉武帝刘彻，这位雄才大略之君，面对当时的情况，总结了战国以来统治者的经验，特别是秦朝和汉初六七十年的经验，在研究了儒术所具有的守成作用后，改弦易辙，适时更化，在董仲舒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主张后，果断地采纳了他的建议，从而标志着“独尊儒术”文教政策的确立。从此以后，儒家便成了中国两千年封建社会的思想支柱，成了封建制度之最高政治原理，成了衡量文化思想之标准的尺度。一切与这种原理相冲突的古典学说，即使比儒家学说含有更多的真理，也要从头到尾被摧毁。从这一时代起，孔子便从诸子百家之中超升出来，变成了东方世界之罗马教皇，而儒家哲学也就成为永恒不变的真理。谁要批判儒家哲学，谁就是名教的罪人，文化的叛逆。
建元五年，汉武帝将儒家经典列为官学，设置五经博士，诸子学官一时并罢。
建元六年，根据丞相田蚡的奏请，公开“黜黄老刑名百家之言，延及文学儒者教百人”，完成了“罢黜百家，表彰六经”之大举。
元溯五年，开办太学以研究儒家，培养儒家治术人才，这是根据董仲舒，公孙弘的建议设立于长安的。与此同时，又令郡县察举孝廉秀才，加重考核经术的成分。这样，在教育上，采用儒经作为养士和取士的唯一依据，实现了教育的儒学化。
“尊孔”是实施崇儒政策的一个具体步骤。自高祖十二年过鲁以“太牢”祀孔子后，两汉各帝常有亲至孔子阙里祭祀孔子的举动。自元帝令孔霸食邑八百户词孔子起，以后屡封孔子后代为奉祀孔子的专官。平帝元始元年（1年），追谥孔子为褒成宣尼公，这里追封孔子爵位的开始。明帝永平二年（59年）开始在太学及郡国学校举行祭孔仪式，以至于它成了后来封建社会学校的例行活动。
三、魏晋玄学思潮的兴起
玄学与“清议”、“清谈”的关系密切。清谈和玄学是魏晋地主阶级的一种思潮，是当时突出的一种意识形态。玄学是在清谈的基础上形成的，是清谈的主要内容和依据；清谈则是对玄学的阐述和表现方式。
玄学开始于曹魏正始年间（240-249），创始人是何晏、王弼；发展于西晋元康年间（291-299）；代表人物是嵇康、阮籍；最后完成于永嘉年间（307-312），代表人物是向秀、郭象。因而把玄学也叫做“正始之音”或“魏晋玄学”。
有人认为玄学是因探讨“三玄”（《老子》、《庄子》、《周易》）之义而得名。其实这一哲学新风的出现是当时社会*、人生无常，所产生的悲观失望、消极颓废现实的反映。他们感到前途无望，也觉得无可如何，只好竞日谈玄，并放浪形骸，纵情享乐，以寻找精神寄托，发泄他们对当局的不满。当然，统治者为了防范农民革命再起，极力想寻找一种新的思想统治工具。而就其思想渊源来说，除了明显的老庄道家思想和清谈影响之外，繁琐经学在当时也迫切需要被冲破。
故玄学以精神性的“无”作为思想体系的核心，强调“以无为本”。玄学家们认为，统治者要“无为而治”，老百姓要“无为而处”，即不要打乱现成的统治秩序。但黄老思想讲无为，着重讲统治术，玄学家讲无为，重点却在讲处世术。就是想寻求一条顺时应变的处世之道，在乱世之中，保全自己。但不管怎么说是想把人们引向更神秘、更玄远、更虚无缥缈的理念世界，这标志着我国古代唯心主义哲学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
当然，每个玄学家还有自己的风格。以“竹林七贤”最为突出。“竹林七贤”是指魏晋时的嵇康、阮籍、山涛、王戎、刘伶、阮咸、向秀七人。《世说新语》中说，“七人常集于竹林之下，肆意酣畅，故世谓竹林七贤。”嵇康，曹氏之婿，反对司马氏政权，拒绝山涛推荐他做官，写《与山巨源绝交书》。在吕巽、钟会串通司马昭制造的吕安事件中被杀，40岁，七贤中人品最高。
阮籍，建安七子阮瑀之子。“任性不羁，而喜怒不形于色。或闭户视书，累月不出；或登临山水，经日忘归。”母死，与人着棋，不止，然后，“饮酒二斗，举声一号，吐血数升。” 阮咸则与群猪一起喝酒。
刘伶，“常乘鹿车，携一壶酒，使人荷镐而随之，谓曰：死便埋我”。更荒唐的是他不仅“纵酒放达”，而且“脱衣裸形”，客人来访也不遮蔽。别人讥笑他，他满不在乎说，我以天地为房屋，以居室为衣裤，“诸君何为入我裈（kun,裤子）”。已到了不知羞耻的地步。
人常说，“晋人清谈误国”。历史证明，玄谈并没有使时局有任何改变，空谈无补于实际。然而，魏晋玄学也一改两汉经学的僵死局面，使百家争鸣之风多少得以复兴，是一股思想解放的思潮。对于盛唐文化教育的繁荣，有着承上启下的作用。
四、两晋南北朝佛道的流行
佛教，世界三大宗教之一。相传是古印度释迦国王子悉达多（即释迦牟尼）于公元前530年左右创立的。关于佛教教义的要旨，汤用彤在《印度哲学史略·绪论》中归纳为“业报轮回、解脱办法和人我关系三大问题。”据说释迦牟尼在菩提树下冥想时，首先想到了“生死轮回”的问题，“善人转生入神，恶人坠入地狱”，“善有善报，恶有恶报”。而受到报应全由于自身在今生或前生中的业（行为、说话、意识活动等）的善恶所决定的。这样，一方面，给众生描绘了一个“不死”的境界，另一方面，也使众生按统治者所决定的善恶标准进行生活。
解脱的办法就是知“人生八苦”和“五蕴皆空”。佛教宣传说，人生是苦海，要世人看破红尘，即有生、老、病、死苦，怨憎会苦、爱别离苦、求不得苦、五盛阴苦。而这些“苦”是由人的贪欲而生，所以提出“五蕴皆空”（色、受、想、行、识），就是要人们认识物质世界和精神世界都是虚幻的，所谓人生朝露，美女骷髅，皆刹那生死。在这里最为突出的是佛教中要求“色即是空”，“空即是色”。
由于佛教宣扬的教义在很大程度上扣动了当时各民族、各阶层群众的心弦，所以很快便流行起来。佛教传入我国西北部大概在公元前一世纪左右，但一般以东汉明帝永平十年（公元67年）有佛教介绍到中国来，作为中国正式有佛教的开始。东汉明帝曾派郎中蔡愔、博士弟子秦景等人出使天竺，他们同天竺僧叶摩腾、竺法兰东还洛阳，并携来《四十二章经》，据说以白马驮经而至，因立白马寺于洛阳。
传入时未引起重视，并受到限制，不许汉人出家。魏晋时大变，一方面，人民群众的苦难生活为其传播提供了肥沃的土壤，另一方面，统治者也看准了佛教的作用。曹魏甘露五年（260年）前后，有颍川人（河南禹县）朱士行第一个出家当了和尚，从此，逐渐多了起来。西晋灭，南北分裂，北方少数民族政权以“佛为戎神，正所应奉”为名，大肆提倡。而梁武帝还定佛教为国教，并三舍身入寺院。第一次4天，第二次16天，第三次37天。
佛教的流行，又逐渐形成了相对独立的寺院经济，西行取经的人也很多，影响了社会发展。而佛教传播还使佛窟艺术得以开始，这有寺院塔庙的建筑、佛像的雕塑和宣传佛教的壁画等。现保存下来的云冈石窟、龙门石窟、莫高窟、麦积山石窟等都是这一时期的成就。
此外，道教也在东汉顺帝年间产生。
五、儒学独尊地位的丧失
儒学独尊地位丧失，其实，儒学本身也迫切需要改造。
第二节 封建官学制度的确立
汉代的教育大大发展了春秋战国以来的教育制度和教育思想，确立了中国封建社会教育的雏形。自“独尊儒术”以后，无论官学和私学都得到空前发展，并逐步形成了从中央到地方的学制系统，特别是汉代官学的建立，标志着中国封建官学制度的确立，以后的中国封建官学都是汉代官学形式与格局的继续、完善和发展。
汉代的学校分为官学和私学，官学又分为中央官学和地方官学。中央官学中以太学为最主要，别还有鸿都门学、贵胄学校等。
一、汉代“太学”
汉代太学的建立，标志着我国封建官立大学制度的确立。可以说，汉代太学才是真正意义上为培养统治人才而设立的正式官立大学，这具有世界意义。
（一）太学的创立与发展
西汉初年，经济凋敝，刘邦都坐不上四匹一色的马车，将相大臣只能坐牛车，加之政权还不巩固，所以此时统治者无暇顾及教育。汉武帝时期，西汉经过六七十年的苦心经营，生产恢复了，经济得到了初步的发展，政治思想在儒学指导下得以统一。然而，在战争中锻炼出来的人才现在也大都不在了，新形势下又需要新思想下的时代人才，这就是儒者，他们的思想、才能将直接关系着政权的稳固和经济能否进一步发展，所以，培养合乎要求的人才，就成了当时一个迫切的需要，这也就成了大力兴办太学的强大动因。
太学的兴办，汉武帝得力于两个治《公羊春秋》的儒者。首先是董仲舒在其对策中，除要求“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外，还论述求贤必先养士的道理，建议兴太学、置明师，以养天下之士，汉武帝采纳了他的建议。
元朔五年（公元前124年），另一位治公羊的儒者公孙弘遵循武帝的旨意，与太常孔臧、博士平等商议，拟定了创办太学的具体方案，这个方案得到汉武帝的批准，并于当年贯彻执行，汉代太学至此建立了。
太学初年，规模很小，只有几个经学博士和五十名博士弟子（太学生），以后逐步得到发展，汉昭帝时增至一百人，宣帝时增至二百人，元帝时设员千人，成帝时增弟子员三千人。到了西汉末年，王莽执政，采取种种措施扩建太学，于元始四年（公元4年）建立可容万人的学舍，并立乐经，增博士使每经达五人。虽然王莽此举有其政治目的，但却对文化教育的发展起了积极作用。
东汉年间，汉光武帝于建武五年（29年）重建太学于洛阳，从此以后由于明帝等的重视，太学规模比西汉更大了，明帝时还有匈奴子弟入京师留学。中期虽因政治里暗，一度衰落，但到东汉后半期，又得以重振。汉质帝时，太学生多至三万人，这一状况一直延续到东汉末年。如果与有“欧洲各古老大学之父”的波伦亚大学相比，也是远胜过它。波伦亚大学创建于1119年，位于意大利北部，学生曾达一万二千人，更何况时间还比它早的多。就以东汉灭亡说也是220年魏代汉，早将近1000年。这一事实证明我国古代教育是走在世界前列的。
（二）太学中的教师和学生
太学总的由居于“九卿”首位、在朝廷中掌管文教的官员“太常”主管。此外，皇帝还亲自到太学进行视察，称作视学。
太学的老师称博士，掌教弟子。众博士中还设有首席长官，西汉时博士首席称仆射，东汉时改称祭酒，由太常差选“聪明威重”的博士担任，这实际上是后来大学校长的前身。
汉代太学素有“严于择师”的传统。西汉的博士多由名流充当，采用征拜或荐举的方式选拔，东汉的博士要经过考试，还要写“保举状”。具体来讲，博士必须德才兼备，有足以胜任博士职责的专经训练和相当的教学经验，身体健康，须在五十岁以上等。经过精选的执教博士，大都是一代儒宗或学者，是人之模范。与此同时，他们也享有较高的经济、政治待遇，尊师是太学的重要传统。
太学的学生称博士弟子，东汉简称“太学生”、“诸生”等。对他们的补选虽无严格规定，但一般常见的：一是由太常直接选送；二是地方官府选送。其条件、年龄限在18岁以上，“好文学、敬长上、肃政教、顺乡里、出入不悖者。”（《汉书·儒林传》）。至于学生成分是日渐贵族，但也有个别相对出身微贱者，太学生在政治上享有特权，终身免除劳役。
（三）太学的教学内容与形式
汉代崇儒重经，经学是太学唯一的教学内容，那么，如何去教和学这些儒经呢？从教师方面讲，汉代师少徒多，所以太学的教学是一种以经师讲学为主、学生互教为辅的方式。
经师讲学是汉代太学的主要教学形式。具体是设立专门讲堂，会集诸生作大型讲论，这不仅仅是太学博士，还可请社会上知名儒生、朝内的通经郎官。而据清代学者皮锡瑞估计，由高年级优秀生教低年级学生，是汉代太学辅助经师讲学的一种形式。除此之外，学生有充裕的时间自学，学校也允许学生自由研讨学问，但必须在政治思想统一的前提之下进行。即使这样，汉代太学生仍然爆发了政治运动，这就是两次党锢之祸。
为了促进政治思想的高度统一，为了确保师师相传的经说不致走样，汉代统治者规定传授经书，必须信守师法和家法。所谓师法是指传经时以汉初立为博士的经师的经说为准绳。如《公羊春秋》以董仲舒所传经说为师法。但后来，大师们的弟子在传经时，又有新发展，形成一家之言，那么，博士教授要专主一家，这便形成家法。他们的关系是“先有师法，而后能成一家之言。师法者，溯其源；家法者，衍其流。”（皮锡瑞《经学历史》）所以从汉代讲，西汉重师法，东汉重家法，这符合经学发展的顺序。传经不仅有此法，更主要的是“师之所传，弟子所授，一字毋敢出入，背师说即不用。”
虽然要求严格地恪守师法、家法，但由于没有统一的教材作为规范标准，所以分争始终无法杜绝，为此在东汉灵帝熹平四年（175年），发生了刻石经立于太学门外的盛举。
这部石经共有46枚，分布在太学之东、西、南方，包括《鲁诗》、《尚书》、《周易》、《春秋》、《公羊传》、《仪礼》、《论语》等七经。从熹平四年开始刊刻，历经八年，才由蔡邕用隶书一体写成。因而也称“一字石经”或称“汉石经”。其遗址在今河南偃师朱家圪垱村。
熹平石经，是我国古代由政府颁布的第一套标准教村，是经学发展史上第一部公诸于世的官定经书，是书法被视为一门艺术的重要标志，也是世界文化发展史上令人瞩目的创举。
（四）太学的考试与学生出路
汉代太学没有规定修业年限，只要通过了考试就可以毕业授官。所以考试在太学备受重视，并建立了一定的制度。
从方法上讲，有类似于抽签考试的“射策”。在太学内用以督促学生认真读经。还有一种就是根据皇上或学官提出的重大政治理论问题，撰文以对，叫“对策”，董仲舒正是通过对策而发迹的。
太学的考试，大致西汉为一年一次，东汉为两年一次，在具体执行过程中，考试已和学生的出路紧密联系，经过考试，根据通经的多少任以相应官职。通二经可补文学掌故；通三经为太子舍人；通四经为郎中；能通五经者，擢其高第补吏，随才而用。（《文献通考》）
正因为太学将读书与做官联系在一起，致使有些太学生，为了仕途“结童入学，白首空归”，也使成千上万的知识分子在此消磨意志，头脑中塞的都是些无用的经书，这些使他们“多以浮华相尚，儒者之风盖衰矣。”当然，作为最早的官立太学，其意义还是巨大而深远的。
二、“鸿都门学”
鸿都门学，是我国，也是世界上第一所文学艺术专门学校。开唐代专科学校之先声，在教育发展史上具有重要意义。
这所学校因设立在洛阳鸿都门而得名。它创建于东汉灵帝光和元年（178年），这一年由州、郡、三公荐举“能为尺牍、辞赋及工书鸟篆者课试，至千人焉。”也就是说鸿都门学以尺牍、小说、辞赋、书画为主要学习内容，即是一个以学习文学艺术为主的学校，这和以儒学为主的官学不一样。鸿都门学中的学生虽是被士族看不起的“斗筲之人”，是无身份的地主及其子弟，但他们经过学习却受到灵帝的宠信，出路非常好，“或出为刺史、太守，入为尚书、侍中，乃有封侯赐爵者。”正因为这样，鸿都门学一经创设便遭到了士族、儒生们的激烈反对，以至于像蔡邕这样辞赋、书法兼长的文人学士，也对此提出了尖锐批评，其原因在于鸿都门学的创设有其深刻的政治背景，是当时政治斗争的产物。
东汉桓帝、灵帝时期，已是汉王朝灭亡的前夜。灵帝本是由窦太后和窦武“定第禁中”于十二岁登基的，实际上窦武和儒士官僚陈蕃掌握着实权。由于他们和宦官有矛盾，所以不到一年宦官曹节“矫诏”诛杀了窦、陈，五年后，宦官又间接系捕太学生千余人，熹平五年又诏“党人门生故吏父兄子弟在位者，皆免官禁锢”。使儒士官僚遭到了沉重打击。但他们却在舆论上始终得势，宦官集团虽有政治威力，却得不到知识分子的支持，因而在舆论上始终占劣势，宦官为了与士族太学相抗衡，便决意借助灵帝嗜好文艺，创办鸿都门学，培植自己的势力。这就是鸿都门学创立的必要性。
从可能性上讲，如果没有文化教育内在的条件，鸿都门学仍然无法成为现实。即文学、艺术的发展是这所文艺专科学校创立的又一重要条件。汉代的散文、辞赋一直被公认是我国古代文学史上光彩夺目的篇章。如司马相如的《子虚赋》、《上林赋》。而书法至汉代也有长足的进步，已开始被视为一门艺术，具有奠基作用的是蔡邕。汉代绘画也很发达，以人物画为主，朝廷借绘画来表彰忠臣义士，如西汉曾绘功臣于麒麟阁，东汉时又画列将于云台。总之，文艺的发展，为文艺专门教育的产生，提供了条件。
在以上必要性与可能性结合之下，鸿都门学顶着压力，在灵帝的支持下办了下去。这为唐以后专科学校的设立开辟了道路。
三、文翁兴学
在汉代，中央以下设立的一级行政称“郡”，和“郡”平行的是汉代列侯的食邑称“侯国”，郡国之下均设县。另外公主的封地称“邑”，少数民族地区称“道”。汉武帝之后曾把全国划分为十几个大监察区称“州”，每州派一名郎官前去刺探，故称刺史。成帝时，改称“牧”。东汉末年，州牧、郡守都成为握有兵权的行政长官。
汉代的地方官学正是适应这样一个建制而设立。因为最主要的地方行政区划是郡国。因而，汉代地方官学也称之为郡国学校。
蜀郡太守文翁，对于创建郡国学校有倡导之功。他为了推行儒家仁政之说，教化人民，曾选拔郡县小吏中的优秀之士，派遣京师，学习儒经和汉“律令”，引进先进的中原文化。同时他在成都创设官立学府——学宫，招生徒，学成委以重任。这些都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果，使蜀地文教“比齐、鲁焉”。（班固）。此事得到汉武帝赞赏，于是诏令“郡国皆立学校官”。从此由朝廷统一管辖的地方官学产生了。
现在四川成都市有个“文翁石室”（现名“石室中学”）就是蜀郡郡守文翁在西汉初期（公元前141年）创设的学宫的遗存。他当年用石头造的讲坛，至今还保留在成都市内，“文翁石室”由此得名。这所学校是中国历史上校历最长的学校，也是中国历史上最早的一个公立学校。2000多年来，“文翁石室”虽然遭受过多次战乱破坏，但总能很快恢复。郭沫若、李一氓等文化名人，都在文翁石室学习过。
太学建立之后，郡国负有举荐博士弟子的职责，这便推动了汉代地方官学的进一步发展。平帝元始三年（3年）王莽主持颁布了地方官学制度，从此汉地方官学得以普遍设立，并一直延续到东汉末年。其宗旨在于推行社会教化，其所确立的官学体制据《汉书·平帝本记》载：“郡国曰学，县、道、邑、候国曰校，校、学置经师一人。乡曰庠，聚曰序，序、庠置《孝经》师一人。”
根据考证，西汉的郡文学和东汉的文学祭酒，可能是置于学校经师之上，兼管地方文教的行政长官。
比较起来，东汉地方官学有着特别的发展，连边陲僻址都建了学校。班固《东都赋》中有说：东汉时期，“四海之内，学校如林，庠序盈门。”
四、西晋初立“国子学”
西晋的五十一年短期统一，学校还是有发展的。晋武帝泰始八年（272年），在整顿原有太学的基础上重开太学。它们对原七千名太学生进行考试，合格者留下，其余遣还郡国，结果还有太学生三千人。但对主要的还是西晋创立了国子学。
由于晋政权是依靠豪强士族地主阶级建立的，但政权的巩固还必须团结庶族地主阶级，为了调和二者间的矛盾，西晋初立国子学，两晋时期始终是太学和国子学同时并存的。大致是在晋武帝咸宁二年（276年）在太学之外另立国子学。咸宁四年（278年）给国学定置国子祭酒、博士各一人，助教十五人，以教生徒。限五品官以上贵族子弟方能入学。而太学便成为六品以下官员子弟求学之所。即“太学之与同学，斯是晋世殊其士庶，异其贵贱耳。”（《南齐书·礼志》）
国子学的出现，是大士族地主阶级享有政治经济的特权在教育上的反映。这是我国古代在太学之外专为士族子弟另设学校之始。在西晋初立后，东晋延用，以后的朝代也有类似情况。
五、刘宋的“元嘉四学”和“泰始五部”
刘宋王朝在其建国的六十年中，比较重视教育，并有一些建树。在南朝是比较有成绩的。[元嘉四学] 宋文帝元嘉十五年（438年）曾下令在京师开设单科性的四馆。“使丹阳尹庐江何尚之立玄学，太子率更令何承天立史学，司徒参军谢元立文学，散骑常侍雷次宗立儒家，为四馆。”（《文献通考》）四馆的产生有其社会与阶级的本源。
[泰始五部] 宋明帝刘彧泰始六年（470年）“立总明观，征学士以充之。置东观祭酒、访举各一人，举士二十人，分为儒、道、文、史、阴阳五部学。”这个总明观实际是一个近似综合性大学或研究院，儒、道、文、史、阴阳五部实际是五个专业。当然，这里面主要还是进行研究工作，这在古代大学教育发展史上是一个巨大的进步。
第三节 颜之推的家庭教育思想
古人说：“三代而上，教详于国；三代而下，教详于家。”我国封建社会有重视家教的传统，特别是在一个社会大*的时期，私学大兴，家庭教育自然又占据了主要位置。在家庭教育的实践中，人们不断对这种教育形式进行系统的理论总结，所以历代关于如何训诫子孙、教谕家人的著作很多，其中流传下来最早、早完整，论述最全面、最深刻的一部，当推颜之推的《颜氏家训》。
一、颜之推与《颜氏家训》
颜之推（531—595年），南北朝时期的梁朝金陵人（今山东临沂）。他是当时最博学而有思想的学者，著名的历史学家、文学家和教育思想家。
他出生在一个世代儒家、家教“素为整密”的家庭。其家世代善《周官》、《左氏》学，多居官，史册皆有记载。
颜之推自小就受到了良好的教育，当时梁武帝父子亲自讲授“三玄”，十二岁时便随湘东王肖绎在江州（今九江）曾参与听讲，但不感兴趣，于是自己“博贤群书，无不该洽”。
十九岁时，肖绎任他为湘东王国左常侍。第二年，又随肖绎子肖方诸出镇郢州（今湖北武昌），掌书记。侯景作乱时，郢州陷，被囚送建康。肖绎平叛后即位江陵，颜之推到江陵后，为散骑侍郎，奉命校书，时年22岁。
554年，西魏灭了梁，颜之推被俘入长安，三年后，乘黄河水涨时，冒生命危险携全家逃到北齐。被文宣帝所重用，侍从左右，随文宣帝北巡。三十五岁时，出任赵州功曹参军，次年奉调京都。当时各朝编辑类书之风甚盛，于是在572年，他四十二岁上，得到左仆射祖珽的支持，奏立“文林馆”，撰《御贤》，此书在八个月之内得以完成，共360卷，后来宋太宗诏李昉等编的《太平御贤》，即以此书为蓝本之一。不久他为散骑常侍、领中书舍人，再迁为黄门侍郎。但在紧接着的四五年中，由于民族矛盾激烈，他虽幸免于祸，但始终未被重用，无所作为。
公元577年，北周平北齐后，被征召到长安，为御士上士，三、四年后，北周亡于隋。开皇中，太子杨勇召他为学士，非常尊重他，但不久因病而去世。
颜之推曾对其一生在他的《观我生赋》中写道：“予一生而三化，备荼苦而蓼莘，鸟焚林而煅翮，鱼夺水而暴鳞，嗟宇宙之辽旷，愧无所而容身。”
这的确是他一生遭遇的真实写照。但我们若从教育的角度来看他的生平，就会发现：颜之推一生并未以事过教师职业，做官经历四朝也未主管过教育。但他给我们留下了《颜氏家训》这部不朽的作品，其中却反映了他的许多教育主张，事实证明，他不愧是一位很有见地的教育思想家，他的思想对后来的封建教育，特别是封建的家庭教育产生了重大的影响。为此我们就不得不重视《颜氏家训》这本书，更要研究反映在这本书中的教育思想。
颜之推博学多识，生平在历史、文学、历法等方面都有研究，著作也很多。但现存的只有《颜氏家训》二十篇和《冤魂志》三卷，其它如他的《文集》三十卷等书，均已亡佚。
流传颇广的《颜氏家训》这本书，虽然只有短小精悍的二十篇，但从教育角度讲，却堪称是中国教育史上一部家庭教育名著。此书从教子、治家、处世、勉学、文学、涉务、杂艺、终制等各方面无不涉及，并且旁征博引，详加阐明，咸有根据，不愧是颜之推一生思想和见解的代表作。
其主要内容是用儒家思想教训子孙，讲立身处世之道。并特别强调学习，内容以读书为主，又很注意农工商工等各种技艺和知识；重视学以致用；强调教子要严，批评溺爱；持家要俭，反对奢吝；赞成北方妇女参加劳动，反对重男轻女和买卖婚姻，提倡讲究卫生、锻炼身体等养生之道等。
《颜氏家训》受前代《诫子书》、《家诫》等的影响，但它取用历史和现实的事例来说明一定的道理，因而在内容和体裁上都有了进一步的发展。
从涉及的内容来看，有经典的训诂，文章的品藻，音韵的正谬，史事的考订，礼俗的得失，居家处世之道，谋国用兵之诫，养生归心主要，以及历算、音乐、书画、医药等杂艺的论述，真是无所不有。从形式上讲，每篇都不是长篇巨制的专论，而是围绕中心，似随笔札记，朴素无华。既不是六朝骈文，也有别于秦汉古文，是接近口语的通俗文。鉴于此，《颜氏家训》也被称为是北朝的三大散文集之一。（其余二本是郦道元《水经注》和北魏·杨炫之的《洛阳伽蓝记》）
不管从那个角度讲，《颜氏家训》涉及如此之多内容的目的，还是为了教育子孙。在他看来，教育子孙这些方面的内容是必不可少的。也就是说，从单个篇章来看，好似他对于某个问题的阐述。但从整本书来讲则是出于教育的目的。所以，每篇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作者的教育思想和主张，特别是关于家庭教育方面的理论。
二、颜之推论早教与晚学
在先秦之时，孔子、荀子都特别强调人要终生学习，荀子说：“学不可以已”。到了颜之推这里，使这一思想更加明确和具体化，他抓住人生过程中，学习的两个薄弱环节，大力强调早教和晚学。因为人们最容易出于“还小”和“年纪不饶人”的理由而忽视在早和晚这两个阶段的学习和教育。因此，颜之推所提出的重视早教与晚学的思想，就具有了的历史的和现实的两重意义。
（一）论早教的重要性和可行性
从早教的重要性方面来讲，颜之推认为一个人的发展，幼年时期是奠定基础的重要阶段。所以要特别重视人的幼年教育，且应尽早进行。他引用孔子的话“少成若天性，习惯成自然。”作为理论根据。又引用俗谚“教妇初来，教子婴孩”来作为例证。
基于同样的道理，他认为要使儿童成为一个具备封建思想道德的人，就应从婴孩阶段先入为主奠定一个好的思想道德基础。那么“早教”能行得通吗？
颜之推从儿童年龄心理特征出发，主要谈了二点，说明早教不仅重要，而且具有可行性，效果还非常好。
1.儿童时“神情未定”，可塑性大，易于“潜移暗化”。《家训·慕贤》云：‚人在年少，神情未定，所与款狎，熏渍陶染，言笑举动，无心于学。潜移暗化，自然似之。‛
这有两层意思：一是幼童“神情未定”，容易受不良环境或坏朋友的影响，走入歧途；一是正由于他“神情未定”，如果进行有意识有目的的教育，就容易把他教好。至于成年冠婚后，他“体性稍定”了，那就不如幼童阶段的可塑性那么大了。这里，颜之推是根据不同年龄阶段的心理特征来说的。
2.儿童时“精神专利”，易于收到较好的效果。他说：‚人生小幼，精神专利。长成已后，思虑散逸。固须早教，勿失机也。‛（《家训·勉学》）在这里，颜之推进一步根据幼童阶段与成年以后的不同心理特征，说明年幼时心理单纯，精神集中，记忆旺盛，重点强调“早教”的必要性和可行性。而成年人则生活接触面宽广，思想复杂，精神不如幼童阶段那么集中，学习效果则稍就差一些。
为了说明这些，颜之推还举出自己学习的事例加以证明。他说：‚吾七岁时，诵《鲁灵光殿赋》，至于今日，十年一理，犹不遗忘。二十之外，所诵经书，一月废置，便至荒芜矣。‛（《勉学》）
（二）论作为早教最主要表现形式的家庭教育方法
以上是早教的年龄界限和早教的重要性和可行性。然而，我们知道，由于小孩在整个早教阶段都还未形成自己生活的能力，他的一切还必须依赖于家庭。所以说，早教的最主要特征就表现为它是通过家庭教育的方式进行的。那么怎样通过家庭教育，真正达到早教的效果呢？颜之推比较重视如下几点：
1．教育要及早进行。首先让我们明确一下，颜之推所说的“早教”到底早到什么程度，人生的那一阶段可以属于“早教”期？具体来说，他把学龄前的教育分为三个时期：
（１）胎教期
“古者，圣王有胎教之法：怀子三月，出居别宫，目不邪视，耳不妄听，音声滋味，以礼节之。”
从生理卫生和胎儿正常发育方面重视“胎教”，这种精神值得吸取。今天，在减少数量，确保质量的政策下，胎教越来越为广大青年夫妇所重视。至于是否“出居别宫，目不邪视”等则是应该以科学的方法正确处理。
（２）咳 期
“子生咳，师保固明仁智礼义导习之矣。”（3）婴稚期
这一阶段的标志是“识人颜色，知人喜怒”，对他们的教育主要是做到“使为则为，使止则止”。只有这样才能“比及数岁，可省笞罚，父母威严而有慈，则子女畏慎而生孝矣。”这就是说，对于孩子最好从“胎教”期开始就教育，或者以孩提期开始，若一般的人做不到这样（凡庶纵不能）“当及婴稚”也就要开始对他们进行教育了。
在我看来，颜之推关于儿童学习阶段的划分并不逊色于我们《儿童心理学》中的方法，或者说这种按行为表现划分儿童学习阶段的方法更科学、更实用。我们知道《儿童心理学》上的划分一般是按年龄为指数的，然而，事实证明，年龄的增长并不一定和儿童的发展完全吻合。
2．把爱子和教子结合起来
一般来说，教育要及早进行都没有多大问题，但由于“儿女是父母的心头肉”，所以如何正确地对待和处理好教子与爱子的关系才是家庭教育的一个关键。善于教育子女的父母，都能把爱护子女和教育子女结合起来，收到良好的效果；不善于教育子女的父母，往往顾此失彼，造成不良的后果。
青海省果洛藏族自治州大武镇12月21日发生一起惨痛事件，年仅九岁的小学四年级学生夏斐因期末考试两门课成绩低于90分并隐瞒了家长，竟被亲生母亲活活打死。
今年期末考试，夏斐数学得82分，名列全班第二；语文得79分，列第五。当他的母亲问及考试情况时，夏斐怕挨打，就谎称都在90分以上。12月21日，夏斐被母亲拉着一起到学校向老师询问考试情况，班主任将考试情况如实相告。尽管夏斐当场哭着向母亲承认了说谎的错误，但一回到家中，还是被母亲扒光衣服用铁制的三角形木锉一顿殴打，从中午12点一直打到下午4点，直到夏斐被打得奄奄一息，躺在沙发上一动不动，狠心的母亲才停住手洗衣服去了。下午五时许，夏斐母亲见儿子不出声气，才去叫大夫。大夫来后见孩子情况危急，赶忙吩咐送医院抢救，但等送到医院时，孩子已死去。
夏斐的母亲吴玉霞，今年35岁，高中文化程度，是职工家属。她望子成龙心切，苟求夏斐门门功课考分必须在90分以上。夏斐平时在家里没有娱乐玩耍的时间，母亲稍不如意，便对他拳打脚踢。小小年纪的夏斐，精神常处于恐惧状态。夏斐惨死后，医院在对他的尸体进行检查时发现，他浑身发青的尸体上伤痕斑斑。
夏斐在学校学习认真，成绩优良，是少先队中队长。他死去后，班主任杨桂梅泣不成声地说：“夏斐是个好学生，昨天上午他还活生生地站在我面前的呀！”夏斐之死在青海引起了强烈反应，人们认为，这反映了我们社会的一种积弊。
颜之推根据多年的社会观察，认为一般人都没有处理好这两者的关系。‚吾见世间，无教而有爱，每不能然。饮食运为，恣其所欲，宜诫翻奖，应诃反笑。‛‚至有识知，谓法当尔，骄慢已习，方复制之，捶挞至死而无威，忿怒日隆而增怨，逮于成长，终为败德。
由于家庭溺爱，使子弟形成不良的思想品德，这种教育失败的事例很多，论其责任，主要在于父母，这是应当引以为教训的。颜之推还强调对子女不能偏爱，不应厚此薄彼。他说：‚人之爱子，罕亦能均，自古及今，此弊多矣。贤俊者自可赏爱，顽鲁者亦当矜怜，有偏宠者，虽欲以厚之，更所以祸之。共叔之死，母实为之。赵王之戮，父实使之。刘表之倾宗覆族，袁绍之地裂兵亡，可为灵龟明鉴也。‛
可见，颜之推既反对溺爱又反对偏爱子女。在他看来，父母对子女不能没有爱护，更不能没有教育，只有教育好子女才是最大的爱护。
但他认为怒责和鞭挞只要是有效的手段都是可以用的。他说：‚凡人不能教子女者，亦非欲陷其罪恶，但重（难）于诃怒，伤其颜色（面子），不忍楚挞，惨其肌肤耳。当以疾病为喻，安得不用汤药针艾救之哉？又宜思勤督训者，可愿苛虐于骨肉乎？诚不得已也。‛（《教子》）
他还说：“笞怒废于家，竖子之过立见。”（《治家》）所以，他认为鞭挞虽不是好事，但在封建家庭中，是不能废止的。对此，他还举例说：‚王大司马母魏夫人，性甚严正，王在湓城时，为三千人将，年逾四十，少不如意，犹捶挞之，故能成其勋业。‛（《教子》）
把棍捧体罚作为管教子女的有效手段来使用，它表征封建家长的绝对权威，这是封建专制主义在家庭教育中的体现。这种主张和做法没有可取之处。
3．注意环境习染对子女的影响。
颜之推认为周围环境，包括接触的人和事对子女有重要影响，父母要特别留意。他说： ‚人在年少，神情未定，所与款狎，熏渍陶染，言笑举动，无心于学，潜移暗化，自然似之。‛ ‚是以与善人居，如入芝兰之室，久而自芳也；与恶人居，如入鲍鱼之肆，久而自臭也。‛ ‚墨翟悲于染丝，是之谓矣，君子必慎交游焉。‛
可见，颜之推非常重视环境（人和事）的影响因素，甚至认为教育环境对少年成长起着决定性的作用，所以就要慎重地选择师友，发挥教育的积极影响，潜移暗化，是家庭教育的重要一环。
4．重视家庭的语言文字教育。《颜氏家训》中有一篇叫《音辞篇》。颜之推认为，儿童时期，学好语言很重要。语言是社会交往的工具，且学语言不应强调方言，而要重视通用语言。
他认为在家庭中，教育子女学习正确的语言，是做父母的重要责任，他对待这项任务非常认真。他说：‚吾家儿女，虽在孩稚，便渐督正之，一言讹替，以为己罪。云为品物，未考书记，不敢辄名。‛即一事一物，不经过考察，不敢随便称呼，担心有了错误对子孙留下不好影响。
正因为他对语音有深入的研究，又重视家庭的语言教育，给他的子孙留下好的影响，所以数代相传，都成为语言文字学家。唐代著名的经学训诂专家颜师古就是他的孙子。著名的书法家颜真卿也是他的后人（第五代孙）。
（三）论晚学的必要性和可行性
对于“晚学”来说，由于一个人已到晚年，在思想方法上已相当成熟，可以说在方法上没有多少问题，“晚学”能否进行的关键在于对其重要性和可行性的认识，只要在这两方面消除顾虑，那么“晚学”就一定能够取得成绩。颜之推对此怎样认识的呢？
①他说：“然人有坎壈，失于盛年，犹当晚学，不可自弃”（《勉学》）
这就是说，幼年时期，是学习的最佳期，固然应当抓紧，但也并非人人都能做到。由于人的情况各不相同，有的人因这样或那样的原因，丧失了幼年良好的学习时机。但只要不自暴自弃，坚持刻苦学习，还能有所成就。为此，颜之推还列举了历史很多“早迷而晚寤”的知名人物，指出他们都因能坚持刻苦学习而有所成就。
‚曾子七十乃学，名闻天下；荀卿五十，始来游学，犹为硕儒；公孙弘四十馀，方读《春秋》，以此遂登丞相；朱云亦四十，始学《易》、《论语》；皇甫谧二十，始受《孝经》、《论语》，皆终成大儒。‛ 他说：“幼而学者，如日出之光；老而学者，如秉烛夜行，犹贤乎瞑目而无见者也。”（《勉学》）。“秉烛”之明固然比不上“日出”。但较之“目无所见”要强多了。① 坎壈：困顿，不得志。坎，坑穴，坎坷，不平坦，不顺利。壈（lan）积聚，郁结。总之，学习是毕生的事情。孔子“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和“学而不厌”的忘我精神，是后代人的楷模。荀子也教喻人们“学不可以已”，“学至乎没而后止”，其道理都是很深刻的。
① 颜之推的“早教”与“晚学”，阐述了人们必须毕生勤奋学习的思想。“早教”教育人们应该顺应形势，不能放松有利的学习时机；“晚学”告诉人们，学习不论迟早，只要不自暴自弃，终能有成。
② “早教”的思想，符合关于个体年龄心理特征的学说，有着科学的依据；“晚学”的思想，则表现了一种精神，即只要勤奋，无论从那个年龄阶段起步，都会取得应有的效果。
③ “早教”和“晚学”的思想是辩证的统一。“早教”重要，“晚学”亦不容忽视。人们既应抓住“早教”的有利时机，也应当坚持长期的“晚学”。
颜之推，“早教”与“晚学”的思想，丰富了传统的关于教与学的理论内容，对于我们具有深刻的启发意义。
三、颜之推论学习
1．“春华”与“秋实”（这一点主要是从学习的目的上谈方法问题）
目的，是一切事物（活动）的出发点和归宿。学习目的是一切学习活动的出发点和归宿，它对于学习任务的确定、学习内容的选择以及学习过程的组织等都起着指导作用。所以首先确立学习目的是非常正确的。那么，颜之推对于整个学习过程具有指导作用的学习目的是怎样认识的呢？这也就是他的教育目的。
他说：‚所以学者，欲其多知明达尔。‛（《勉学》），学习的目的在于“多知明达”。“多知”就是识见广泛。“明达”就是对于事情看得透彻（明白、通达）。前者是知识问题，后者是能力问题。教育的目的在于培养人的知识与能力。当然，学习的目的也就在于发展自身的知识能力。
那么，获得知识和发展能力又是为何目的呢？对此，颜之推认为：“开心明目，利于行尔。”（《勉学》）学是为了行，增长人的知识能力在于使他能应用所学知识能力于行动过程中。“行道以利业”，“利于行”就是利于“行道”，以行儒家之道而利于封建社会之“世务”。进而，“修身以求进”，学以补益自己道德修养之不足。
“利于行”集中地表现在“为己”和“利世”这一封建士大夫处事的两大要点上，善于“为己”（有良好的道德修养）才能更有效地“利世”（治国平天下），“为己”是“利世”的基本前提。这也就是“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的儒家处事哲学。
当然，若对一个人来说，在大的教育目的指导下（知识能力）其最小单位，在颜之推看来就是要“修身利行”，这是他所认为的学习的根本目的。他说：‚夫学者犹种树也，春玩其华，秋登其实。讲论文章，春华也；修身利行，秋实也。‛（《勉学》）这就是说，植物生长的规律是“春发其华”，“秋登其实”，而人们学习过程的“讲论文章”就仿佛是“表现其华”，“修身利行”则犹如“秋登其实”。“春华”固然可供观赏，但“秋实”才是种植的根本目的。对于学习来说，“讲论文章”自然很重要，但“修身利行”才是学习的终极目的要求。
他的这种说法是针对时弊，指斥当时那种华而不实的学风，但也还有一般的意义，也着实阐发了学习的真正目的。即一切学习都是为了提高修养，使自己的德行完善。
特别应该指出的是，在颜之推以前的教育家，当谈到培养目标和学习问题时，总是说要培养“士”、“君子”等，表明了当时为统治阶级培养人才和其统治服务的意图。而颜之推在这里却只谈到了“修身利行”，这表明颜之推并不一定希望要他的子弟能成为统治者的统治人才，这是南北朝政治经济形势发展的反映。因为这个时期政局不稳，“朝市迁革”，要做官并不那么容易。在他看来，子弟只要能够“修身利行”，不做“耕田养马”的人，也就很不错了。
2．“眼学”和“耳受”（这在我看来着重于学习态度的论述）他说：“谈说制文，援引古昔，必须眼学，勿信耳受。”（《勉学》）认为“眼学”是亲眼所见，有切身的体会；而“耳受”则是“道听途说”，不一定确切，更不可能有深切的体会。因此，“眼学”才是可靠的学习方法，而“耳受”的东西，就不能轻易置信。当然，在我们今天年来，不管是眼学还是耳受，只要是真理都行，短短的人生不可能样样都去“眼学”。
然而，颜之推由此而表现出来的在学习上应有的态度和精神则对我们有启发意义。即他认为在学习上，态度必须扎扎实实，不能草率从事。这可以说是他强调“眼学”的实质所在——踏实、认真的学习态度。
颜之推认为，学习应该首先抓住带根本性的问题。读书是从识字开始的，识字不多不清，读书就有困难。固而，他非常重视识字问题。他说：“夫文字者，坟籍（书籍）根本。世之学徒，多不晓字。”他认为要解决这个问题，是要下很大功夫的。识字的读音是比较小的问题，而弄清字形、字义却是很复杂的事。
颜之推是个小学家（文字学家），为了弄清一个字音，他翻阅古书，逢人辄问，即是往年累月，也不罢手，终究要求查个水落石出。他的这种认真求实的治学精神是十分可贵的。他重视识字，重视基础知识的思想，是有其启发意义的。根基不固，枝叶难茂，这是一条真理。
颜之推不仅对文字方面是这样严格要求，其它如“郡国山川、官位姓族、衣服饮食、器皿制度”等等，也都要寻根究底，“得其原本”，否则是不肯放手的。至于谈到校定书籍，那就更加严谨慎重。他说：“观天下书未遍，不得妄下雌黄”。他认为有的书上说非，有的书上说是，有的则本同末异，有的竟两文皆缺，校书的人绝不能偏信一家之言，而需要全面周密地考虑，然后斟酌 裁定。
颜之推重视基础知识，重视基本训练，强调虚心学习和独立翔实地思考问题的学习方法，对于我们是有积极的启发和借鉴意义的。
3．“博涉”与“专”“精”（对于这一个命题，我们可以说它是一个方法问题，也是一个学习内容的问题）
颜之推接受了前人的经验，认为学习必经博涉，他自己就是一个博览群书的学者。他说：“夫学者贵能博闻也。”（《勉学》），他不满意当时一般儒士，只知读经纬书籍和它的义疏，而不涉猎群书的作法。他既讥笑那些“空守章句，但诵师言”，不懂业务的书呆子，也讥笑那些不读史书，不懂历史，抱残守缺的陋儒。他要求学者必须博览群书，“兼通文史”。
但同时，他又要求学习要做到专一和精熟。他说：“古人云：多为少善，不如执一。鼫鼠五①能，不成伎术。近世有二人（祖珽和徐之才），朗悟士也，性多营综，略无成名。经不足以待问，史不足以讨论，文章无可传于集录，书迹未堪以留爱玩，卜筮射六得三，医药治十差五，音乐在数十人下，弓矢在千百人中，天文、书绘、棋博、鲜卑语、胡书、煎胡桃油、炼锡为银，如此之类，略得梗概，皆不通熟。惜乎，以彼神明，若省其异端，当精妙也。”（《省事》）
总之，在学习上，既要博览，也要有所侧重。不博览就会见闻短缺，思想狭窄，器识低陋。但一个人的精力毕竟有限，不可能穷究多方面事物。因此，还须在博览的启示下，在提高识见的基础上，侧重钻研某一方面的问题，求得深入“精妙”，这样才能对社会作出更为有益的贡献。颜之推的这一思想，有它的现实意义，特别是在今天社会分工发展，科学发明日新月异的情况下，要使自己的力量为社会作出更为有效的、更大的贡献，就必须深入钻研，精通某一门科学，否则，貌似样样都通，实则样样不精的人，是不会有多少好处的。以上可以用他的一句话概括：
‚明六经之要，涉百家之书‛（《勉学》）
颜之推除主张认真读以儒经为主要内容的书籍以外，还要求一个人必须广泛地接触社会生活，学习各种杂艺，《颜氏家训》中有《杂艺篇》。诸如棋、琴、书、画、数、射、投壶等，这些技艺，在生活中有实用的价值，也有个人保健和娱乐的作用。但他认为，技艺只可兼习，而不可专业。因为从士族地主的立场出发，学艺是为了治人和享受，而不是供人役使，如果专精一艺而 ① 《说文》：鼫鼠，五伎鼠也，能飞不能过屋，能缘不能穷木，能游不能度谷，能穴不能掩身，能走不能先人。超于常人，闻名之后，就会为地位更高的人所役使。如他在谈到学习书法时就说：“然而此艺不须过精，夫巧者劳而智者忧，常为人所役使，更觉为累。”（《杂艺》）。
这种思想的确反映当时的一种真实情况，但如今分工越来越细，人们对于物质之外的精神产品的需求更加迫切，所以这种思想有它的局限性，发扬它则阻碍技艺的发展。
在涉务方面，颜之推却认为，“农商工贾，厮役奴隶，钓鱼屠肉，饭牛牧羊，皆有先达，可为师表，博学求之，无不利于事也。”在这里，他特别强调对农业生产知识的学习以及让读书人“知稼穑之艰难”的重要性。这很值得注意。
颜之推从艰难的社会经历中，体会到农业生产的重要，认为农业是人民生活的根本。因此他采取与一般士大夫不同的态度，他说：‚古人欲知稼穑之艰难，斯盖贵谷务本之道也。夫食为民天，民非食不生。三日不粒，父子不能相存。耕种之，薅（hao）锄之，刈获之，载积之，打拂之，簸扬之，凡几涉手而入仓廪，安可轻农事而贵末业哉！‛（《涉务》）
他批评当时的士大夫，不仅从未参与劳作，而且对农事全然无知，“未尝目观起一杯土，耘一株苗，不知几月当下，几月当收，安知世间余务乎？故治官则不了，管家则不办，皆优闲之过也。”这都是由于脱离农业劳动，脱离社会实际事务。这些揭露和批判，表现了他独到的见解，是有积极意义的。
但他毕竟受士族地主立场的局限，不能完全摆脱阶级偏见，而把自己的主张贯彻到底，他所要求的，实际只限于“知稼穑之艰难”，对农事活动有些常识，以便于治家、治民，并非坚决要求士大夫都亲自参加农业生产劳动。当他儿子因顾及家庭经济困难，想要转事农业的时候，他加以阻止，要儿子继续“家世之业”。可见他在家庭内也不贯彻自己的主张，轻视生产劳动的士族地主阶级意识是很深的。
总之，颜之推强调对“艺”的博涉与专精，其主要是由于他认为人生在世，总得要有个谋生的手段。他说：“农民则计量耕稼，商贾则讨论货贿，工巧则致精器用，伎艺则沈思法术，武夫则惯习弓马，文土则讲议经书。”他希望他的子弟从“讲议经书”这条路上走下去。所谓“积财千万，不如薄技在身”，而只有学会了“讲议经书”这种“技”就可以赖以生活了。颜之推把读书和工农各业并列，讲博是为了精神需要，讲专是出于谋生的考虑，以及把读书视作“技”的思想，应该说是有一定的进步性。
4．惜时勤学
关于这一点，颜之推不但以生理年龄上勉励子弟自幼即须勤学，即至年老体衰，犹当晚学不倦，不可自弃。更主要的是他从心理资质方面也强调，即是迟钝的人，只要勤学不倦，也能达到精熟。
他说：“自古明王圣帝，犹须勤学，况凡庶乎？”每个人都不要认为自己愚笨。他说：“钝学累功，不妨精熟。”他认为在学习上，只有“勤勉”，才能“博学”，只有勤勉，才能对知识“皆欲根寻，得其原本。”
为了说明这一点，他列举了古人勤学的故事多则。他说：“古人勤学，有握锥投斧，照雪聚萤，锄则带经，牧则编荀，亦为勤笃。”并且还列举了好多勤学的人的故事：
梁世彭城刘绮，交州刺史之孙，早孤家贫，灯烛难办，常买获尺寸折之，燃明夜读。孝元初出会稽，精选寮寀 绮以才华，为国常侍兼记室，殊蒙礼遇，终于金紫光禄。
义阳朱詹，世居江陵，后出扬都。好学，家贫无资，累月不爨（cuan ,做饭），乃时吞纸以实腹，寒无毡被，抱犬而卧，犬亦饥虚，起行盗食，呼之不至！哀声动邻，犹不废业，卒成学士，官至镇南录事参军，为孝元所礼。此乃不可为之事，亦是勤学之一人。
东莞臧逢世，年二十余，欲读班固《汉书》，苦假借不久，乃就姊夫刘缓，乞丐客刺书翰纸未，手写一本，军府服其志尚，卒以《汉书》闻。
在这里，颜之推提倡刻苦钻研，赞扬了许多惜时苦学而有成就的人。总的来说，他认为学习主要决定于学者自己，而不决定于教师。所以要依靠自己的勤勉努力。如果因自己不勤学，没有获得好成绩，这是不能归过于教师的。
再者，人与人是有差别的，有的比较聪明，有的比较迟钝，迟钝的人只要勤学不倦，差距是可以缩短的，只要下了功夫，也是可以达到精通和熟练的程度。
前面说过，人要博学，而且要对每一知识，“得其原本”，没有勤学做保证，此目的恐很难达到。不勤学不要说博学，就学一技也恐怕不会精熟。勤学是个根本问题。
5．切磋问难 在这里，虚心的品德是相互切磋与问难的基础。因而，他认为应当虚心学习，不可自高自大。他说：‚夫学者，所以求益耳，见人读数十卷书，便自高大，凌忽长者，轻慢同列，人疾之如仇敌，恶之如鸱枭（chi xiao 猫头鹰），如此以学自损，不如无学也。‛
有了一点知识就自高自大，目中无人，对个人修养反而有害。所以他提倡虚心务实，博学广师。这具体表现在他关于“切磋问难”的见解中。他说：
‚《书》曰：‘好问则裕’。《礼》云：‘独学而无友，则孤陋而寡闻。’盖须切磋相起明也。见有闭门读书，师心自是，稠人广坐，谬误差失者多失。‛（《勉学》）
读书不要闭门，写文章也不要保守，“学为文章，先谋亲友，得其评裁，知可施行，然后出手，慎勿师心自任，取笑旁人。”（《文章》）
他认为在学习上好问求教，与良师益友共同研究切磋，相互起明，不仅能够解决疑难，丰富知识，还可以纠正谬误，使所得到的知识更为确切。这是一条已为古今的学习经验所证实了的真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