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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先秦至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文学作品做提纲式的总结
东周一开始，周王朝就走了下坡路，王室衰微，大权旁落，诸侯国之间互相征伐，战争频仍。小的诸侯国纷纷被吞并，强大的诸侯国在局部地区实现了统一。而实力最强的诸侯国就可以称霸，先后出现过齐桓公、晋文公、楚庄王、吴王阖闾、越王勾践5个霸主，史称“春秋五霸”。然而在春秋中期，出现了一个比较和平的时期，原因是各国都被战争搞得十分疲惫，需要休整，于是通过公元前546年由14国参加的第二次“弭兵之会”达成协议，战火暂时得以平息。可是，这期间在长江流域，楚、吴、越三国之间却多次爆发霸权之争。春秋时代的中后期，随着牛耕的普及和铁制农具的应用，经济有了迅速发展，出现了私田的开发和井田制的瓦解这一深刻的社会变化。在一些诸侯国的内部，贵族势力强大起来，开始向国君争夺权力。公元前453年晋国出现了韩、赵、魏三家大户，将晋国进行了瓜分，自己分别建立了国家，就是著名的“三家分晋”。于是，七雄并立，互相争霸的时代逐步到来，春秋时期走向了战国时期。
春秋时期，简称春秋，前770年~前476年（另一说，前770年~前403年），属于东周的一个时期，春秋时代周王的势力减弱，诸侯群雄纷争，齐桓公、晋文公、宋襄公、秦穆公、楚庄王相继称霸，史称“春秋五霸”。(一说是齐桓公、晋文公、楚庄王、吴王阖闾、越王勾践)。春秋时期之后是战国时期。
春秋时期的得名，是因孔子修订《春秋》而得名。这部书记载了从鲁隐公元年（前722年）到鲁哀公十四年（前481年）的历史。现代的学者为了方便起见，一般从周平王元年（前770年）东周立国起，到周敬王四十三年（前477年）为止，称为“春秋时期”。
[编辑本段]【战国】：
春秋之后，也就是周朝的后半期，进入了七国争雄的时代，在后来西汉末年刘向编著的《战国策》中记载这一时期，所以人们称之为战国。《史记•六国年表》记载，战国始于前475年（周元王元年）或者从韩赵魏三家分晋开始算起(公元前403 年)，至前221年（秦始皇二十六年），秦始皇统一六国。战国时期，魏、赵、韩、齐、楚、秦、燕这七个诸侯强国，即战国七雄，连年征战，在军事、政治、外交各方面的斗争十分激烈。由于秦国的商鞅变法发挥了富国强兵的重要作用，秦国终于后来居上，逐一灭掉了其他六国，完成了“秦王扫六合”的统一大业，形成“海内为郡县，法令由一统”的统一国家。七雄当中，为了富国强兵而竞相实行变法，魏国的李悝、楚国的吴起、秦国的商鞅等实行的变法都在一定程度上推进了社会的进步。以苏秦、张仪为代表的纵横家人物在外交斗争中十分活跃。战国时期，商业和交通的发展互相促进，出现了一些著名城市。都江堰、郑国渠、鸿沟等著名的水利工程不仅促进了当时的农业，而且造福后世。在文化和思想学术的发展上，战国时期的百家争鸣，辩家鹊起，创造了辉煌的先秦文化，对后世有极大的影响。
随着水利的兴修，铁器的使用和牛耕的推广，春秋中后期，各诸侯国的经济得到发展，政治形势也产生了相应的变化。诸侯国内部卿大夫的势力逐渐发展起来，著名的如鲁国的三桓，齐国的田氏，晋国的六卿。他们利用自己的经济实力，控制和瓜分公室，并互相争斗，以扩充领地。晋国的六卿争斗到最后，剩下韩、魏、赵三家。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前403年），周王正式承认三家为诸侯。周安王十一年（前391年），田民废除了齐康公，自立为国君，也得到周王的承认。三晋和田氏的胜利，宣布了强者生存、弱者淘汰的残酷政治法则。于是，以魏国的李悝改革为起点，各国争相进行以富国强兵为目标的变法运动。变法的核心是将劳动者固定到土地上，以增加国家的赋税收入。社会文明程度的加深，使统治者对物质享受的贪欲急遽膨胀。增加剥削量的最直接的办法，是掠夺更多的土地，而掠夺土地的最便捷的途径是战争。所以，这个时期战争频繁。据统计，从周元王元年（前475年）至
秦王政二十六年（前221年）的二百五十五年中，有大小战争二百三十次。战争打起来，双方动辄出动几万至几十万人。西汉末年的刘向，将有关这段历史的各种资料编成一本书，取名《战国策》，从此，这一历史阶段称为战国时期
春秋之后，也就是周朝的后半期，进入了七国争雄的时代，在后来西汉末年刘向编著的《战国策》中记载这一时期，所以人们称之为战国。《史记•六国年表》记载，战国始于前475年（周元王元年）或者从韩赵魏三家分晋开始算起(公元前403 年)，至前221年（秦始皇二十六年），秦始皇统一六国。战国时期，魏、赵、韩、齐、楚、秦、燕这七个诸侯强国，即战国七雄，连年征战，在军事、政治、外交各方面的斗争十分激烈。由于秦国的商鞅变法发挥了富国强兵的重要作用，秦国终于后来居上，逐一灭掉了其他六国，完成了“秦王扫六合”的统一大业，形成“海内为郡县，法令由一统”的统一国家。七雄当中，为了富国强兵而竞相实行变法，魏国的李悝、楚国的吴起、秦国的商鞅等实行的变法都在一定程度上推进了社会的进步。以苏秦、张仪为代表的纵横家人物在外交斗争中十分活跃。战国时期，商业和交通的发展互相促进，出现了一些著名城市。都江堰、郑国渠、鸿沟等著名的水利工程不仅促进了当时的农业，而且造福后世。在文化和思想学术的发展上，战国时期的百家争鸣，辩家鹊起，创造了辉煌的先秦文化，对后世有极大的影响。
随着水利的兴修，铁器的使用和牛耕的推广，春秋中后期，各诸侯国的经济得到发展，政治形势也产生了相应的变化。诸侯国内部卿大夫的势力逐渐发展起来，著名的如鲁国的三桓，齐国的田氏，晋国的六卿。他们利用自己的经济实力，控制和瓜分公室，并互相争斗，以扩充领地。晋国的六卿争斗到最后，剩下韩、魏、赵三家。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前403年），周王正式承认三家为诸侯。周安王十一年（前391年），田民废除了齐康公，自立为国君，也得到周王的承认。三晋和田氏的胜利，宣布了强者生存、弱者淘汰的残酷政治法则。于是，以魏国的李悝改革为起点，各国争相进行以富国强兵为目标的变法运动。变法的核心是将劳动者固定到土地上，以增加国家的赋税收入。社会文明程度的加深，使统治者对物质享受的贪欲急遽膨胀。增加剥削量的最直接的办法，是掠夺更多的土地，而掠夺土地的最便捷的途径是战争。所以，这个时期战争频繁。据统计，从周元王元年（前475年）至秦王政二十六年（前221年）的二百五十五年中，有大小战争二百三十次。战争打起来，双方动辄出动几万至几十万人。西汉末年的刘向，将有关这段历史的各种资料编成一本书，取名《战国策》，从此，这一历史阶段称为战国时期
古代文学研究与教学的断代总结
——评《先秦两汉魏晋南北朝文学史》
聂石樵教授的这部三卷本断代文学史之所以值得特别关注，不仅在于它是一位造诣精深的古代文学专家个人一生学术成就的总结，而且还在于它是对我国50年来古代文学教学和100年来古代文学研究进行反思和总结的产物，为我们今后开展古代文学教学和研究，特别是从
事古代文学史的撰写，提供了有益的启示和借鉴。
50年来古代文学教学的深刻反思聂石樵教授1954年在北京师范大学走上古代文学讲台，他系统地接受古代文学教育则与新中国的成立几乎同时。可以说，他是建国50年来我国古代文学教学的始终参与者和历史见证人。在这50年中，由于我国长期处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阶段，古代文学教学与我国其他方面的工作一样，曾经受到极左思潮的严重干扰。特别是在“文化大革命”的十年浩劫之中，古代文学一度被当作现实政治斗争的工具。“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如何使古代文学教学摆脱极左思潮的影响，尽快走上
健康发展的轨道，便成为新形势下的一项迫切任务。作为新时期的第一代研究生导师，聂石樵教授自觉地接受了时代的使命。他对自己讲授中国文学史的历史进行了深刻的反思，“清理检校之间，有不胜愧悔之感”，认识到“数十年的文学史教学，并未真正贯彻唯物史观，不仅自己走了弯路，而且贻误了许多有为的青年。”这种认识在今天看来也许不算什么，但在当时却需要与自己过去决裂的勇气。正是这种学术勇气，使这一代学者在培养学生的时候能够具有宽容的精神，真正做到了思想解放。从这种深刻的反思出发，他得出一个惨痛的教训：“评述古代文学只能实事求是，一切从文学史的客观实际出发，重史实，重证据，用事实说明问题，尊重文学史辩证的发展过程，不能从主观愿望﹑理论模式出发，更不能从现实斗争需要出发，经验证明，那样只能歪曲文学史，并非‘古为今用’，不能达到述古鉴今的目的。”（以上引文见《自序》）这一教训的得出，可以说是一代学者的共识，在当时有着广泛的代表性。在今天看来，其意义至少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为开创新时期古代文学教学和研究的新局面奠定了认识上的基础，二是为形形色色的理论模式先行者敲响了历史的警钟。至于这部内容充实、空言尽去的断代文学史的完成，则更是这一认识结下的硕果。
100年来古代文学研究的断代总结我国现代意义上的古代文学研究是由以王国维为代表的一代学者在20世纪初所开创和奠定的。在此之后的近100年时间内，随着西方世界各种社会思潮和研究方法的传入，我国古代文学研究出现了空前活跃的局面，取得了许多前人无法企及的成果。而先秦两汉魏晋南北朝文学,特别是先秦文学，在这方面表现得尤为突出，可以看作整个古代文学的代表。在我国学术传统中尚古情结的引导下，这一阶段的文学一直是古代学者关注的重点。但由于文献不足与唯心史观的影响，传统研究从来都没有做到将传说与信史彻底划清界线，从而严重影响了对作家作品和文学现象的客观认识和公正评价。随着以殷墟契刻为代表的大批文物的出土与历史唯物主义等先进世界观和方法论的传入，这一局面在100年来发生了彻底改变。诸如古代文明的演进、各体文学的起源、上古文献的真伪等许多议论纷纭、莫衷一是的问题，在这一时期都得到了充分的研究，得出了许多有价值的结论。与此同时，在文学材料的整理方面这一时期也取得了很大进步。例如，继晚清学者严可均的《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之后，逯钦立编篡了《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本书正是在此基础上进行的研究和总结：“我阅读了这一历史阶段有关的古代文献和文学典籍，参考近、现代出版的一些文学史著作和古代文学研究专著、论文等，那丰富的文史资料，有启发性的见解和可参考的编写体例，都给我的编写工作以有益的滋养和帮助，形成了自己的体系和思路。”（《自序》）从书中我们不难看出，无论是王国维、梁启超等旧派学者，还是郭沫若、范文澜等新派学者，甚至一些同辈和晚辈学者，只要他们的观点有参考价值 ,作者都认真吸取。因此，本书虽然只是一部断代文学史，但却体现了我国100年来古代文学研究的成就。
一个学派的重要代表近年来，从落实科教兴国战略和完成民族复兴使命的高度出发，我国政府推出了以建设一批重点学科为核心内容的“211工程”。学科建设的成功，从古今中外的经验来看，往往要以形成有特色有影响的学派为标志。而真正有影响的学派的形成，则有赖于学者们自觉的探索和总结。特别是在“*”十年浩劫对学派风格的打击和破坏之后，这种自觉的探索和总结显得尤为重要。聂石樵教授的这部著作在这方面作出了有益的尝试，可以说提供了一个不可多得的范例。北京师范大学的古代文学学科在建国初期曾聚集了刘盼遂﹑谭丕谟﹑李长之﹑王汝弼﹑启功等一批著名学者，成为古代文学研究的一个有影响的学派。其鲜明特色主要表现为注重文献考证和历史文化背景分析，旨在透过文献背景考察文学诸因素的历史变迁，对文学研究中使用最为普遍的美学方法和文本分析则不予重视。我们可以将其名为古代文学研究的文献--历史学派。聂石樵教授长期北京师范大学工作学习，广益多师，对这一学派的优良学风进行了自觉的继承和发展。他在本书总跋中对本书
指导思想和编写原则的概括，可以看作该学派长期以来从事古代文学教学、科研实践的纲领性理论总结。其学术宗旨是——“运用唯物史观，遵循‘辨章学术﹑考镜源流’之修史原则，对文学史现象和发展过程进行考察﹑分析和评价。”为实现这一宗旨，具体还应遵循四条原则：第一、博采群书，钩沉古史，辨伪存真，提出己见，以此作为论述问题之基础；第二、重视文学源流的探讨，详细考察各种文学体裁在不同历史时期之发展线索和脉络；第三、采取以史证诗之方法，用历史事实和文化背景阐释各代诗歌和其他类型作品之内容；第四、铨评文学现象和作家﹑作品，着眼于其在文学发展过程中之地位和作用，强调“史识”。本书正是这一学风的具体代表。从全书涉及到的大量材料不难看出，作者在写作时完全遵照前北京师范大学校长陈垣所提倡的“竭泽而渔”原则，先将有关文献广泛搜罗，一网打尽，然后再严加考辨，找出最具代表性和说服力的作品用作例证，重点分析其历史内涵和历史价值，真正做到取宏用精、一石数鸟。对作家生平与作品背景等客观知识的介绍，全都以原始文献为依据，做到无一语无来历，非辗转耳食者可比。对古代学者关于本阶段文学的研究论著，作者同样详加考察，务求弄清每种观点的来龙去脉。因此，读者在阅读本书时，不仅可以获得丰富而准确的文学史知识和见解，而且还可以欣赏和借鉴到古代文学研究之文献--历史学派的研究风采和研究方法。
个人风格的充分展现中国文学史的撰写，在近100年来表现得十分活跃并呈现出加速发展的趋势。在已经出版的各种文学史著作中，有影响的不少，但除了刘大杰建国前完成的《中国文学发展史》和杨公骥建国后出版的仅完成了第一分册的未竟之作《中国文学》等几种外，有特色的尚不多见。其原因在于：完成于建国前者多为教案之整理，对很多问题往往缺乏深入研究；完成于建国后者多为集体项目，个人风格难以展现。由于本书是聂石樵教授个人一生学术成就的总结，不仅这两种情况得以避免，相反，个人风格的展现成了本书的一大特色。除了上文提到的文献--历史学派的研究方法外，这一特色还主要表现在如下诸方面：
（1）编篡的体例。体系的完备与体例的创新是一部学术著作成功的标志。如果缺乏深入研究和独到见解，要做到这一点是不可能的。与一般文学史著作仅对重要作家作品进行散点观察和分别论述的叙述模式不同，本书摆脱了教案的影响，将包括重要作家作品在内的所有文学现象放在历史的链条上进行全方位考察，力图从中总结出文学发展的内在逻辑。全书3卷由9章构成，以“上古传疑之文学”始，以“汉末魏晋南北朝之文学”终，基本上以大的历史朝代为序。在每章之内，则按诗歌、散文、辞赋三大文体类别分别加以论述。在每一文体范围内，则通过小标题的精彩概括和内容的周密安排，体现各文体演进之轨迹。例如西汉散文，即以“前期之散文”、“承前启后之司马迁散文”、“后期之散文”概括之。这样一来，各部分内容之间便有了相互照应，从而使全书成为一个有机的整体。（2）评价的尺度。正因为本书以总结文学发展的内在逻辑为主线，所以评价作家作品的侧重点也就必然发生变化。一般文学史著作中那种千人一面的评价方式——以大同小异的文字总结几条大同小异的思想内容和艺术特色，在本书中得以避免，取而代之的是总结作家作品在文学传承中所起的作用及其反映特定历史时期社会生活的深度和广度。例如对《左传》的评价，作者在称许其记述了从“保民”到“重民”这一“当时政治思想上的一大变化”的同时，又高度评价其在散文史上的地位：“上承《尚书》《春秋》之记言、记事文，并开始变记言、记事为记传文，是记传文学之祖，下开《国策》《史记》之先河，而《史记》是这种记传文之嫡传。„„它对后来散文发展的影响，和《诗经》对后来诗歌的影响同样深远。《诗经》成为后代诗歌创作的模范，《左传》则成为后代散文写作的楷模。”又如对陶渊明等诗人的介绍，书中分别列出“玄言诗及其重要作家郭璞、陶渊明”、“山水诗之重要作家谢灵运”、“文人乐府之重要作家鲍照”、“文人之拟乐府：梁武帝萧衍、沈约、吴均、柳恽、徐陵、陈后主叔宝、江总”等标题，使人一目了然地得知他们在文学史上的贡献与地位。（3）论述的范围。与
一般文学史著作相比,本书的论述范围大大增加。这是与上面两点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因为惟有全面的考察，才可能得出客观公正的评价。在其他文学史著作中不被重视的作家作品，如陆贾、贾山、刘安、董仲舒、刘向、刘歆、贡禹、谷永、鲍宣、桓谭、王充、王符、仲长统、左延年、王献之、沈充、释宝月、殷仲文、谢混、范云、张正见、江总等一大批作家以及《吕氏春秋》、《春秋三传》中的《公羊传》和《谷梁传》、汉代的骈文等一大批作品，在本书中都立专节予以论述。即使一般文学史著作中论述到的作家作品，本书所作的论述也更加充分，介绍了很多其他文学史著作中没有涉及的内容，信息量大增。本书因而显得十分厚重。（4）语言的运用。除了做到学术语言所要求的准确、简洁、文雅外，本书在语言使用上还有一大特点，这即是通过对现代汉语词汇的选择使用，使叙述语言显得比较古雅，与引用的原始文献一起读来在语气上不致于存在太大的反差，同时又避免给人留下半文不白的感受。
当然，本书也并非完美无缺。由于叙述时刻意追求体系结构的严密和历史线索的明朗，个别研究对象处理起来难免会遇到困难。例如《诗经》这部诗歌总集，它收录的作品跨越了从商朝直到春秋这一漫长岁月。而作者为了突出《诗经》中西周诗歌之价值与地位，便将关于《诗经》的一节标题为“西周之诗歌《诗经》”。这不能不说有点勉强。也许，将这一节标题改为“《诗经》中之西周诗歌”，另在“东周文学”部分单列一节“《诗经》中之东周诗歌”，效果可能会好一些。又如荀子的归属问题，作者一方面说“荀子与孟子一样都是孔子学说之正传”，一方面又将他放在“法家之散文与韵文”一节来论述。这样做虽然有强调荀子作为“由儒入法的过渡性人物”的考虑，但毕竟使人觉得有些矛盾。
聂石樵教授为人谨重，不善交接，幽居默默，潜心著述。在“科学的春天”到来后的20年时间内，他陆续出版了《屈原论稿》《楚辞新注》《古代小说戏曲论丛》《杜甫选集》《司马迁论稿》《玉溪生诗醇》《古代诗文论丛》等学术专著。同行中常有人说，以聂石樵教授的学术资历和学术成就，完全应该得到更高的学术和社会地位。但聂石樵教授却只愿将他有涯之人生投注于他唯一喜爱的古代文学教学和研究之中。这部以一人之力完稿于古稀之年的学术巨著的出版，使我们想起古人的一句话：“书有一卷传，亦抵公卿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