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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西诗派的发展大体分三个阶段：
1．北宋后期
在黄庭坚的周围和身后，形成了两个追随他人品和创作风格的诗人群体。
2．南宋初期
由于最高统治者的提倡，出现“学者率宗江西”的局面。
3．南宋中期
一些诗人先后突破江西诗派的范围，各自走上新的创作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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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派成员多数学杜甫，宋末方回又把杜甫和黄庭坚、陈师道、陈与义称为江西诗派的一祖三宗。江西诗派的诗歌理论强调“夺胎换骨”、“点铁成金”，即或师承前人之辞，或师承前人之意；崇尚瘦硬奇拗的诗风；追求字字有出处。在创作实践中，诗派“以故为新”，重要作家的诗作风格迥异，自成一体，成为宋代最有影响的诗歌流派。它的影响遍及整个南宋诗坛，余波一直延及近代的同光体诗人。
影响 尽管苏门四学士和六君子是北宋中后期诗坛的重要创作力量，但从具有相同诗歌理论和创作特色的流派来说，江西诗派无疑有着更为深远的影响。而黄庭坚的诗歌观念对于江西诗派的形成至关重要。黄庭坚论诗以“不俗”为高标，而要达到这种境界，他强调须多读书。他说“三日不读书，便觉语言无味，面目可憎”。只有“胸中有万卷书”，才能“笔下无一点尘俗气”。黄庭坚对多读书的强调，并非是为学问而学问，而主要有三层意思：其一在于认真学习、广泛吸取前人一切好的东西，在融会贯通的基础上加以创造和发展。其二是作为一种学养的积累，以增加诗歌的内涵与意蕴，力去浅俗。其三在于主观修养和性情的陶冶，培养一种以儒家基本精神为底蕴而又超脱流俗、独具个性的气质，为人“不俗”，才能写出“出尘拔俗”之诗。黄庭坚最为著名的诗歌主张之一“点铁成金”实际上也与他所强调的主观修养有关。他在《答洪驹父书》中说：“古之能为文章者，真能陶冶万物，虽取古人之陈言入于翰墨，如灵丹一粒，点铁成金也。”这段话往往被认为是指翻用古人陈言，因此是提倡蹈袭剽窃。事实上，黄庭坚借用了道家术语，用铁比喻被陶冶的万物即诗歌的素材，用金比喻点化后的成品即诗歌，灵丹则比喻诗人的主观思想和精神修养，所以他的意思是说出色的诗人善于将外界的事物拿来为己所用，而关键在于有诗人的主观思想和艺术修养作为统摄万物的根本，有了这个根本，即使取用古人陈言，也能变旧为新。所以黄庭坚虽然有以故为新之意，但重点在于强调诗人主观的思想修养和艺术修养。主张
在对诗歌传统的选择过程中，从北宋庆历时期就被奉为道德和诗歌艺术典范的杜甫其人其诗，经过王安石和苏轼的大力褒扬，此时进一步得到推尊。黄庭坚曾说：“老杜虽在流落颠沛，未尝一日不在本朝，故善陈时事，句律精深，超古作者。忠义之气，感然而发。”（《潘子真诗话》引）
“忠义之气”与“善陈时事”指出了杜甫的儒家道德追求和其诗的现实主义精神，也可看出黄庭坚作诗并非不关注现实，事实上他早期的很多诗作充满现实关怀和批判精神；随着文字狱的不断增多，黄庭坚的诗歌观念才有所改变，主张诗歌当吟咏情性，而“非强谏争于庭，怨忿诟于道，怒邻骂座之为也”。（《书王知载朐山杂咏后》）这一反对直刺现实的诗歌态度在政治形势日趋严峻的北宋后期为江西诗人所普遍接受。“句律精深”的评价则体现出黄庭坚对杜甫诗歌艺术的服膺。他对杜甫在炼字、造句、谋篇等方面的艺术特点以及杜诗的艺术境界都有许多细致的分析，而在这些分析中往往见出他自身的审美追求和宋诗的时代精神，如他对杜诗“无一字无来处”、“平淡而山高水深”等
评价，实际上体现了他本人重读书、提倡以故为新以及宋人追求平淡有味、涵咏深沉的审美境界的特点。
黄庭坚以其鲜明的诗学主张和体现宋诗美学风范的卓越诗歌成就而为诗坛所瞩目，更由于他为后辈诗人提供了具体的创作门径，使他们有诗法可循，黄庭坚因此受到众多学诗者的拥戴。陈师道即尽焚旧作，转学黄诗。而他的创作实绩使他很快与黄庭坚一起成为这一诗派的核心。
特色
到宋徽宗初年，吕本中作《江西诗社宗派图》，就把黄、陈为首的这一诗歌流派命名为“江西诗派”。“江西”
之名取自黄庭坚与诗派中的洪炎等十一人的籍贯所在地；“宗派”本为禅宗术语，因江西是禅宗盛行之地，黄庭坚等
又习禅甚深，故借以称呼这一诗派。《宗派图》尊黄庭坚为祖，下列二十五人：陈师道、潘大临、谢逸、洪朋、洪刍、饶节、祖可、徐俯、林敏修、洪炎、汪革、李錞、韩驹、李彭、晁冲之、江端本、杨符、谢过（按，有草字头）、夏
倪、林敏功、潘大观、王直方、善权、高荷、何觊。吕本中的《宗派图》本是少时戏作，名单的取舍序次都很随意，但他指出江西诗派的存在则是合乎事实的，诗派成员大多受到黄庭坚直接或间接的指点，他们的诗歌创作也或深或浅
受到黄诗影响，确实是一个具有相似题材走向和风格倾向的诗歌流派。
江西诗派的性质特色有三：一是此诗派为观念性的社集，而非实际之聚会；二是以风格和师承为判断的依据，而
非地域之划分，入诗派者并非都是江西人；第三，江西诗派是元祐学术的一部分，是作为“绍述”政治的对立物而发
展起来的，其盛衰与政局有密切关系。
除了《宗派图》中的人，吕本中、曾几、赵蕃等也被认为属于这一诗派。南宋的很多诗人虽然自成一家，但在早
期也往往受过江西诗风影响。到了宋末，方回因为诗派成员多学杜甫，就把杜甫称为江西诗派之“祖”，而把黄庭坚、陈师道、陈与义三人称为诗派之“宗”，提出了江西诗派的“一祖三宗”之说。
文学理论与主张江西诗派的主张与黄庭坚旨趣有相似处，重工力，但更强调循规矩而主变化，倡活法而主悟入，讲“锻
炼而归于自然”。（刘熙载《艺概》）由于江西诗派在诗歌的思想内容方面并没有提出什么特别的主张，因而他们的作品在思想内容上便各有特点。黄庭坚、陈师道等人的作品主要是描写个人生活经历和抒发作者思想感情，内容比较
狭隘。经历了“靖康之变”的吕本中、曾几、陈与义等人则写了一些反映当时的民族斗争的爱国主义诗歌。形成江西
黄庭坚诗歌理论中最著名的主张是：“夺胎换骨”、“点铁成金”。即或师承前人之辞、或师承前人之意的一种方法，目的是要在诗歌创作中“以故为新”。黄庭坚在创作实践中比较有效地运用了这种方法，取得了一些成绩。但是,这种
方法忽略了文学创作的唯一源泉即社会生活，所以也产生了较大的流弊。后来有一些缺乏创新精神的诗人奉此为圭臬，片面追求“无一字无来处”，而又不能“求新”，于是拾人牙慧，典故连篇，形象枯竭，形成了江西诗派中的末流。
这是江西诗派长期以来受人讥评的主要原因。然而，“夺胎换骨”、“点铁成金”，只是黄庭坚诗歌理论的一
面，它对江西诗派中比较杰出的诗人并没有产生很大影响。黄庭坚的诗歌理论还有另外一面，即要求诗人以“自成一
家”为努力目标，在下苦功掌握艺术技巧的基础上摆脱技巧的束缚而达到“无斧凿痕”的最高艺术境界。江西诗派中的几位重要诗人受此影响很大，陈师道论诗以“学仙”为喻，韩驹论诗以“参禅”为喻，吕本中论诗重“活法”，其
中都包含着“学然后悟”和“求新”的意义。正因为如此，江西诗派的成员之间虽然师友传授，关系密切，但他们的艺术风格并非一成不变。黄庭坚的诗以生新瘦硬见长，其他诗人也各具特色：陈师道的诗比较朴拙,吕本中的诗比较明
畅,曾几的诗趋向活泼，陈与义的诗又趋向雄浑，没有“千人一面”的缺点。即使才力较薄的徐俯、韩驹等人也颇有自
立的气概。所以，江西诗派是中国古典诗歌发展过程中的一个重要环节。其作品是宋诗的重要组成部分，其艺术风格
是构成宋诗独特风貌的一个重要因素，它的诗歌理论也在中国文学批评史上占有一定的地位。
文化影响“点铁成金”是其对杜甫重要的继承。常袭用前人诗意而略改其词，崇尚瘦硬风格，常用冷僻典故、稀见的字面，务求争新出奇。他们反对西昆派讲究声律和词藻，因此努力在艺术技巧上进行新的探索，走上了脱离现实的新的形式主义道路。总之，在苏轼和黄庭坚以后，陆游等中兴四大诗人之前的四五十年间，江西诗派的崛起是诗坛
上最重要的文学现象。江西诗派自身的演变同时也代表着北宋诗风向南宋诗风的转变。这种演变，固然受到了靖康之
变等外部因素的激发，但更重要的原因则是诗歌自身的发展规律。江西诗派是宋诗发展过程中的重要环节。江西诗派的影响在北宋末期已经非常显著，如当时的汪藻等人虽然没有被看成诗派中人，但他们在创作中也受到黄庭坚和陈师
道较大的影响。到了南宋，江西诗派的影响更遍及于整个诗坛，象杨万里、陆游、姜夔等著名诗人都曾在艺术上受到诗派的主要原因是这些诗人的诗歌艺术上有相近的见解，诗派成员之间的关系是传授和切磋诗艺。
江西诗派的熏陶。江西诗派的影响在宋代以后也不绝如缕，其余波一直延及近代的同光体
刘克庄（1187～1269）在江湖诗人中年寿最长，官位最高，成就也最大。
戴复古（1167～1248？）性喜漫游，以诗闻名于公卿间。
南宋时代的江湖诗派，是一个以当时的江湖游士为主体的诗人群体。属于这一诗派的江湖游士，是由下层知识分子构成的社会阶层。江湖诗派的出现，是一种文学现象，也是一种社会现象。
江湖诗派大约兴起于13世纪初叶，即南宋中期。当时，盛极一时的江西诗风开始衰落，代表着南宋诗歌创作最高成就的杨万里、范成大、陆游等人也相继谢世。一向热闹的诗坛，开始寂寞起来。最早打破这种寂寞的是“四灵”：徐照、徐玑、翁卷、赵师秀【寒砧注：徐照，字道晖，又字灵晖，号山民；徐玑，字致中，又字文渊，号灵渊；翁卷，字续古，一字灵舒；赵师秀，字紫芝，又字灵秀，亦称灵芝，号天乐。四人同为南宋永嘉（今温州）人，因其字号中皆有灵字，人称“永嘉四灵”】。这四位永嘉诗人，在大儒叶适的揄扬、鼓励下，提倡姚、贾【寒砧注：贾岛、姚合，诗以境界狭仄而语言工巧为特点，世称“姚贾”】，反对“江西”，为诗坛注入了一股清新的空气。“四灵”的创作，受到了同时一大批江湖诗人的推崇和效法。宝庆元年（1225），钱塘书肆陈起把以当时江湖诗人的作品为主体的一些诗作汇辑起来，刻成《江湖集》，客观上总结了宝庆前江湖诗歌的创作成果。在他的周围，吸引了一批江湖诗人，进一步促进了江湖诗风的普及。而在江湖诗人不断扩展活动规模之时，更出现了一位领袖人物——刘克庄。在江湖诗人中，刘克庄不仅创作成就最高，而且还有着丰富而深刻的创作理论。他喜欢指导青年，奖掖后进，因而受到许多人的追随。同时，他又不满足于对“四灵”亦步亦趋，而是带动一批江湖诗人，开拓创作领域，使得江湖诗风不断得到了深化。这样，以“四灵”为先驱，以陈起为声气联络，以刘克庄为领袖的江湖诗派，便正式以一个群体的面目出现，成为笼罩南宋中后期诗坛的主要力量。
江湖诗派的成员，计有138人之多。这样一大批诗人，是在宋代的政治、经济状况进一步恶化，文化思想发生了较大变化的背景中产生出来的一个特定的社会阶层，在文化史上，也常被称为江湖游士或江湖谒客。林希逸《竹溪鬳斋十一稿续集》卷十三《跋玉融林鏻诗》说：“今世之诗盛矣，不用之场屋，而用之江湖，至有以为游谒之具者。少则成卷，多则成集，长而序，短而跋。虽其间诸老亦有密寓箴讽者，而人人不自觉。”方回《瀛奎律髓》卷二十评戴复古《寄寻梅》说：“庆元、嘉定以来，乃有诗人为谒客。龙洲刘过改之之徒，不一其人，石屏亦其一也。相率成风，至不务举子业。干求一二要路之书为介，谓之„阔匾‟，副以诗篇，动获数千缗以至万缗。如壶山宋谦父自逊，一谒贾似道，获楮币二十万缗，以造华居是也。钱塘湖山，此曹什佰为群。”赵文《青山集·诗人堂记》说：“近世士……为诗者益众。……夷考其人，衣冠之不改化者鲜矣。其幸而未至改化，葛巾野服，萧然处士之容，而不以之望尘于城东车马队之间者，鲜矣，”从这些出自晚宋或宋元之际作家之手的记载中，我们可以看出：其一，谒客已形成了一个较广泛的群体；其二，谒客的主要干谒手段是诗；其三，行谒的主要对象是达官权贵；其四，行谒的目的是求乞钱财。所有这些，构成了江湖谒客的基本特征。对此，以往的学者每认为反映了这些文人人品之卑污；而换一个角度看，实则也反映了中国的文化传统发展到宋代尤其是南宋所发生的变化。
仕与隐，是中国封建社会中知识分子的两种最基本的生活方式。自魏晋以来，这两种方式实际上已经并行不悖，不再存在什么矛盾了，王康琚提出的“大隐隐陵薮，小隐隐朝市”（《反招隐诗》），就为那些真正的或号称为市朝形迹、山林心肠的文人找到了最好的依托，从此可以堂而皇之的出仕，而不必有任何心理障碍了。但南宋江湖谒客游谒权门，丐私书，求俸余，既不愿走科举之道，也不愿枯守山林，从而成为一个既非“大隐”，也非“小隐”的非官非隐的群体的现象，使得这一传统发生了倾斜。尤其值得提出的是，他们中的不少人一生都在漫游江湖，行谒贵门，追求物质享受是他们主要的甚至是全部的生活内容。这种情形，反映出日渐发达的商品经济对读书人的影响。如果与许多反映市民意识的话本小说中鼓吹发财致富，追逐物质享受的描写比观，真是若合符契。再者，江湖谒客以诗游谒江湖，靠投献诗作来换得达官贵人的资助，使得原来被孔子认为“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的诗变成了具体的谋生手段，这也是一个不小的变化。它意味着诗歌由对政治的依附，转为兼对经济的依附；诗歌在客观上进入了市场，也就出现了诗人有作为一个职业而独立存在的可能。在这种情况下，艺术的传播可以经过艺术市场的中介来实现，受到艺术市场的价值规律的支配，来达到一定的经济效益。因此，艺术的商品化，便有可能成为艺术家表现独立人格的前提。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认为，应该对这一现象所出现的意义给予足够的重视，尽管对其商品化的不充分性和相应出现的弊病也应该有所认识。
江湖诗派的出现尽管在文学上有着种种必然性，但其中书商陈起（字宗之，号芸居）的作用明显是极其重要的。就其出版活动而言，他刊刻了许多中晚唐诗人的集子，不仅迎合了当时盛行的晚唐诗风，而且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当然，他的贡献更主要地表现在通过开书铺与江湖诗人的联系上。
首先，他为同时江湖诗人刊诗，常常兼有选家的身分。黄文雷《看云小集》自序说：“芸居见索，倒箧出之，料简仅止此。自《昭君曲》而上，盖经先生印正云。”许棐《梅屋四稿》自跋说：“甲辰一春诗，诗共四、五十篇，录求芸居吟友即可。”张至龙《雪林删余》自序说：“予自髫龀癖吟，所积稿四十年，凡删改者数四。比承芸居先生又为摘为小编，特不过十四之一耳。……予遂再浼芸居先生就摘稿中拈出律绝各数首，名曰《删余》。”陈起将这三位诗人的作品选为小集，当然带有使其易售的目的，但也不可否认，其中还有艺术上的考虑。陈起的审美观即对晚唐诗的偏嗜，不可避免地要影响他对所刊之书的选择。由于陈起为江湖诗人刊诗是常见而且多见的，因此，他的影响便自然反映在其中。
其次，他往往直接向诗人索诗，有类于现在出版社的组稿。黄文雷的例子已见上。又如危稹《巽斋小集·赠书肆陈解元》二首之一说：“巽斋幸自少人知，饭饱官闲睡转宜。刚被旁人去饶舌，刺桐花下客求诗。”赵师秀《清苑斋诗集·赠陈宗之》说：“每留名士饮，屡索老夫吟。”这说明陈起经常关注着同时江湖诗人的创作情况，并与他们保持着最密切的联系。江湖诗人作为陈宅书铺的基本作者队伍，其创作自然得到了陈起的鼓励和扶持。
第三，陈起的书铺是当时江湖诗人的一个活动中心。在他这里可以借到书，如张弋《秋江烟草·夏日从陈宗之借书偶成》：“案上书堆满，多应借得归。”赵师秀《清苑斋诗集·赠陈宗之》：“最感书烧尽，时容借检寻。”这样，他的书铺便兼有了图书馆的性质。另外，对一些无力购书的贫士，他还赠送书籍，允许他们赊书。如许棐《梅屋四稿·陈宗之叠寄书籍小诗为谢》：“君有新刊须寄我，我逢佳处必思君。”黄简《秋怀寄陈宗之》：“惭愧陈征士，赊书不问金。”这样，他的书铺就并不完全是商业性经营；而一大群江湖诗人聚集在他的周围，也不完全是功利性交往。题为陈起所编的《南宋六十家小集》，60位诗人中，有18位和他有唱酬，足见他在当时的号召力和吸引力。
都有不容自由选择的情况，人们由于种种需求，不得不离乡背井，跋涉风尘。于是，乡愁羁恨便成为中国古代文学中的永恒的主题。但同样的主题 江湖诗派是宋代最大的一个诗歌流派，活动时间也很长，达半个多世纪，而且是当时诗坛的主要力量。对于这个流派，还有许多问题，如江湖诗祸、诗派成员的共性与个性以及他们的时空观念等，也都是饶有意味的。限于篇幅，这里不可能全都涉及。有兴趣的读者，请参看拙著《江湖诗派研究》（中华书局1995年1月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