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尴尬的诗坛：为何当代中国诗歌难获国际认可？
刚刚过去的11月，诗坛声音不断。先是著名诗人梁小斌重病住院，引发诗人生存境况的讨论；之后，由北岛发起的“香港国际诗歌之夜”又如期启动，吸引了不少诗歌爱好者的目光。谈及“国际诗歌”，中国当代诗歌未免尴尬，因为在西方人眼中，中国当代诗歌没有伟大的诗人，也没有伟大的诗篇。为何中国当代诗歌难获国际认可？[详细]
[诗人境况系列之一：为何写诗软件大有市场？] [之二：中国当代诗人生存窘境]
为什么西方人眼中，中国当代没有伟大的诗歌？图为刘野油画.01题材视野狭窄 诗作单一格局小
哲学宗教精神缺失 中国当代诗格局小
自胡适1917年在《新青年》上发表《朋友》以来，中国现当代诗歌走过了近百年的历程。中国现当代诗歌脱胎于新文化运动，是早期中国知识分子向西方学习，实行文学改良的结果。遗憾的是，中国诗人从西方诗歌中学到的只是诗歌的形式，并没有学到诗歌的灵魂。
所谓诗歌的灵魂，指的是诗歌的主题思想。主题思想奠定了诗歌的格局和气魄。西方诗歌的主题思想源于重哲学思辨的希腊文化和强调人神关系的基督教精神。希腊文化和基督教精神使得西方人感情丰富，重视现世享乐，同时也重视超越现实的彼岸世界。
西方人感情丰富，重视现世享乐，同时也重视超越现实的彼岸世界。图为老彼得·勃鲁盖尔油画《婚礼的舞蹈》
所以，西方诗歌一方面通过宏大的场面，弘扬英雄主义，推崇个人主义，渲染人之情感；另一方面又有寻求人终极拯救的超越精神，而表现终极价值的宗教精神始终贯穿于诗歌之中。西方诗人对人与自我，人与神的关系探讨较多。从荷马、但丁到叶芝、艾略特，西方诗人总是满怀激情地试图穷尽宇宙的本源与精神的本质。
西方诗歌的发展脉络一直没有中断，所以诗歌的精神实质从未改变。亚里士多德认为，诗歌倾向于表达普遍性，比历史更哲学、更有价值。爱默生认为，真正的诗人与哲学家是一体的，都是在阐释“美”与“真”。西方人对诗歌的理解可以简单地概括为：哲学的、理性的、普遍性的、真诚的、美好的。
中国当代诗歌具有浓厚的抒情性，几乎是平铺直叙地描写现实生活、社会现象，缺少知性、哲学性、宇宙性。从形式与语言来看，中国当代诗歌不乏佳作，但从诗歌的精神价值来说，中国当代诗歌几乎没有灵魂。这种没有灵魂的诗歌与西方坚守的诗歌精神背道而驰，当然难以获得西方社会认可。
风花雪月闺秀味足 中国当代诗视野窄
西方诗歌的主题多样、题材丰富，尤其喜欢书写死亡、爱情、自由、英雄、历史、环境等永恒性的主题。下面选两个中国人几乎没触及的主题，简单举例说明。
先看对死亡的探讨。西方人探讨死亡的角度极富创新，如，瑞士诗人比尔吉特·坎普珂的《脉搏》用人与脉搏的关系与互动来解构自杀时的幻景色彩，以对自身、生死进行深刻的反思与体认；俄罗斯诗人日丹诺夫的《鸟儿死去的时候》用子弹射杀了鸟儿后却在哭泣来揭示死亡与制造死亡者之间的隐秘关系。
近年来，西方诗人开始探讨生态环境问题，这也是当代中国诗人所欠缺的。尤其是爱丽丝·奥斯瓦尔德等英国女诗人在这一领域取得了相当好的成绩。她的诗集《芦苇与野花》，深入解剖人与生态的关系，深获好评。德国诗人萨拉·基尔施后来也转向对自然生态的探讨，如代表作《在夏季》等。
还有一些诗人另辟蹊径，如，英国诗人露丝·帕德尔的《达尔文诗里人生》，用诗歌的形式写了达尔文的一生；英国诗人米克·伊姆拉的《失落的领袖》，以一首长诗讲述了苏格兰历史；波兰诗人扎加耶夫斯基的《尝试赞美这残缺的世界》，通过一个个细小的事物，来揭示流亡者的血泪史。
从题材上看，中国当代诗歌表面丰富，实质是较为单一。正如庄因所说：“我们随便浏览一下中国当代的诗歌，就不难发现：它们绝大多数都属于情感型或生活型，爱情、爱国、怀旧等等„„中国的新诗太小家子气，没有脱离无病呻吟风花雪月的闺秀味。”这些诗歌的格局太小，很难创作出具有普适关怀的东西。
中国的新诗太小家子气，没有脱离无病呻吟风花雪月的闺秀味。图为洪磊摄影作品《竹林七贤》
当代中国诗歌中也有关切现实的作品，如打工诗等等。这些诗歌局限于独特的环境、地区、行业与事件中，很容易变得事件化和政治化。离开了事件和环境背景，马上变得一文不值。这些诗歌依然是狭隘的，没有普遍性。对不了解事件与环境背景的西方人来说，几乎无法理解这些诗歌的内涵。
02政治阴影 诗人缺少独立个性
意识形态左右写作 诗人个性泯灭
从早期的自由派与格律派的争鸣，发展到七月诗派和九叶诗派的融合，中国现代诗歌经过二三十年的探索，慢慢走上成熟。在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的政治阴影下，很多诗人的创作无法离开政治背景。慢慢的，意识形态对诗歌创作起的作用越来越大。
20世纪40年代，在解放区兴起了“新民歌体”运动。“新民歌体”是抗战时期的街头诗、朗诵诗的继续，体现的是群众性诗歌创作运动。解放区的诗人在毛主席文艺思想的教育下，满怀深情地表达农民翻身做主的喜悦之情，以及对压迫的憎恨和对共产党的感激与热爱。《东方红》《十绣金匾》《翻身道情》等诗歌就产生于这一大背景下。
进入当代的中国诗歌，带着“战时文化”的思维方式，进入“和平时期”，在政治思想上有着高度统一性。为理想献身的青春热情成为社会生活的主调，极大影响了公众的审美和价值取向。于是歌颂革命、歌颂党、歌颂领袖等成为诗歌的核心使命，即“颂歌体”大为盛行。
何其芳《我们最伟大的节日》、郭沫若《新华颂》、胡风《时间开始了》都以开国大典为题材，歌颂新中国的诞生，成为这一时期的代表作。
随后兴起的政治抒情诗，强调阶级、国家、民族、集体，具有政治性和鼓动性，诗人的个人价值完全泯灭，工具性明显，艺术性较差。发展到“大跃进民歌体”，写诗成了全民的工作，男女老幼全都参与诗歌创作。这些诗作有集体，没有个人，更像是机床生产的产品，而不是诗人创作的艺术品。后期兴起的“**诗歌运动”也不过是政治力量推动的文艺活动，核心还是政治。
丧失了诗人个性的诗歌，用西方的标准来看，很难成为诗歌，顶多是政治的制成品。
丧失了诗人个性的诗歌，用西方的标准来看，很难成为诗歌，顶多是政治的制成品。图为岳敏君油画作品
政治思维惯性 诗作朦胧晦涩
改革开放后，随着政治意识形态的控制慢慢宽松，以朦胧诗派为代表的新诗潮崛起。朦胧诗派是特定历史环境与政治环境下产生的，最早可以追溯到60年代末“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当时的年轻人对此表示不解、愤怒、反抗、怀疑和无奈。被抛弃感、失落感、沮丧感，成了这一代人的感情基调。经过芒克等人“白洋淀诗群”的“地下诗歌”预演，到上世纪70年代末，朦胧诗派崛起。
诗人们仿佛遇到了直抒胸臆的时代，但政治控制在人思想中形成的惯性思维又让诗人对真性情的表达有所畏惧，于是西方现代派的表现手法在中国大行其道。这些手法采取象征、隐喻、反讽、通感、暗示等手法，呈现出隐约朦胧的艺术效果。有些诗人撕破那份朦胧，踏过政治红线，结果碰得头破血流。归根到底，朦胧诗派仍是政治笼罩下的诗歌创作形式，只不过是部分地解放了诗人的个性而已。
朦胧诗的问题正是其朦胧性。诗人逄金一对当代诗歌的朦胧晦涩提出过批评。他说，自己在中文系待了十年，竟然需要借助专业评论家的阐释才能理解很多当代诗。如果连诗人都无法理解这些诗歌，那么普通大众又如何理解呢？如果多数中国人都读不懂，那么外国人又如何理解呢？尤其是大量的政治隐喻，涉及政治批评的反讽与象征，不具备普适性，也不可能获得国际认可。
朦胧诗派之后的多元诗歌写作，政治性越来越小，但已经堕入了媚俗的行列，失去了诗性，难登大雅之堂。
朦胧诗派之后的多元诗歌写作，已经堕入了媚俗的行列，难登大雅之堂。图为韩国画家ho ryon lee作品。
03拉帮结伙圈子化 诗人媚俗无创新 圈子化严重 诗人蝇营狗苟
最近十几年的中国诗坛有两个发展线索：一是以纸质诗刊为核心的诗人圈子，继续风花雪月地点缀着国家的诗歌文化事业；二是民间诗歌或网络诗歌里上演的“江湖论剑”，日夜不休的口水战。前者的无病呻吟已经提不起读者的兴趣，后者的诗歌江湖渐渐沦为派系争斗的演武场，刺激着大众的神经。
自1999年的“盘峰论争”以来，臭味相投的诗人们渐渐抱成小团体，形成小圈子。这些圈子之间不断发生口水战，争执、谩骂、诋毁轮番上演，热闹非凡。“下半身诗派”和“垃圾诗派”出现后，论争与谩骂更为激烈。诗江湖、扬子鳄、北京评论等成了诗人口水战的场所。
这些论争无关诗歌学理，只是圈子行为。这些圈子里的诗人有合作，更有矛盾。见面时，他们称兄道弟，但转脸就开始骂娘。这种圈子化，让诗歌创作陷入雷同，同一圈子里的诗人写的诗像是批量生产的工业品。
圈子化的诗歌写作阉割了诗人的创新精神，让诗歌成为毫无创新的垃圾。圈子化，让诗歌的缺陷病毒式传播，圈子领袖的诗风瞬间被很多成员习得。像以“性”见长的“下半身派”和以“垃圾”见长的“垃圾派”都体现出了这种传播和模仿效应。一个小小的圈子便将诗人的创新意识圈住了。
圈子化的诗歌写作阉割了诗人的创新精神，让诗歌成为毫无创新的垃圾。图为陈流油画作品《桃园三结义》
越出底线搞媚俗 各类题材龌蹉不堪
诗人应该是高傲的、思想独立的，远离世俗，追求诗意的境界。可是，当代的中国诗人却卷入了媚俗的时代潮流中。熊国太在《当代新诗：朝圣或媚俗的独角戏》中对诗人的媚俗大加鞭挞。他写道，很多诗人“为了发表诗作，找遍各种关系；为了诗歌获奖，在夜幕的掩护下向有拍板权者送上重金重礼；为了趋炎附势，不惜出卖诗人间的真诚和友情；为了争取话语权，不惜将人们嗤之以鼻的物象如数放入诗中。”
很多诗人的媚俗程度让人发指，所谓的“下半身派”将性赤裸裸地写入诗中，龌龊词汇的组合竟然也成为诗歌。在这种流俗的牵引下，很多诗人跃跃欲试，将垃圾、猪狗、屎尿写入诗歌。徐乡愁的《屎的奉献》则是其中较为恶心的代表作：“屎是米的尸体／尿是水的尸体／屁是屎和尿的气体／我们每年都要制造／屎９０公斤／尿２５００泡／屁半个立方／另有眼屎鼻屎耳屎若干／庄稼一支花／全靠粪当家／别人都用鲜花献给祖国／我奉献屎。”
出版业制度环境差，导致市场不规范，盗版、欠款等行为泛滥，真正成功者凤毛麟角。
更为极端的题材也频繁上演，如《我与我母亲性交》等作。对人性的侮辱，对诗歌的践踏，真是越出了人的底线。
国人尚且难以接受，世界能接受吗？这些诗能拿到国际上朗读吗？
很多诗人对人性的侮辱，对诗歌的践踏，已经越出了人的底线。04缺少相互了解 走向世界任重道远 有隔膜的中西方诗人 缺少相互了解
除了上述的极端的诗人外，中国依然有一些坚守诗歌艺术的诗人，但是他们在国际上也没有声音。在国际上失语，首先是因为中国诗人对西方诗歌的了解太过有限。庄因在《中国当代为什么没有伟大的诗人？》一文中指出了问题所在。在与很多中国颇有名气的诗人交流的过程中，庄因发现，中国诗人对外国诗歌、诗人的了解仅限于几位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对很多名气没那么大，但依然写出了伟大诗篇的诗人及其诗作，中国诗人多不了解。
同样，西方人对中国的当代诗歌也缺乏基本的了解。西方人对屈原、李白等中国古代伟大诗人的了解程度远大于对当代诗人的了解。德国汉学家顾彬在接受采访时曾经指出，西方人对中国当代诗歌有限的了解都归功于他的翻译。虽说此话有点夸张，但却基本反映了中国诗歌在西方文学界的边缘化地位。
此外，语言也是一个巨大的障碍。顾彬也指出，西方人学外语是为了读该国家的文学原著，而中国人学外语是为了考试，几乎不读原著。中国人对西方诗歌的了解仅限于翻译，而西方人对中国当代诗歌的了解也来自翻译。中西之间的诗歌交流隔着一层障碍，这个障碍难以突破。这就是为什么，中国近当代以来诗歌西化的结果是学会了形式，丢掉了灵魂。中国诗人想在国际上发声，还有待时日。
中西之间的诗歌交流隔着一层障碍，这个障碍难以突破。图为刘野油画 重塑诗歌灵魂 前路漫漫求索
中国当代诗歌缺乏独创性与大格局的精神价值，显得重形式而不重灵魂。此外，绝大多数的诗人缺乏诗德，追求华而不实的东西，以迎合大众的口味。想走向世界，在国际诗坛上发出中国的声音就必须为当代诗歌注入灵魂，重新找回诗歌的活力与精神价值。
要做到这点，首先应该回归传统，向传统诗歌学习。任何诗歌一旦脱离了本民族的历史文化与现实观照，就很难达到感动世界的高度。孙书文指出，现代诗歌严重缺乏情怀，而诗歌的发展路径应该是人间意识、宇宙意识与悲悯的情怀三者的结合，并在这个基础上对人的生命进行深彻的体察。这些闪现于在屈原、李白等人的诗作中，是中国传统诗歌曾经达到的高度。
此外，西方诗歌的哲学性、理性、普遍性、真诚性、美好性，是中国当代诗歌欠缺的。这些属于诗歌的普适性价值，是诗歌应该达到的高度。中国诗歌要想走向国际，在诗歌的精神内涵上应多下功夫。道理虽然简单，但真正让诗人落到实出则极为困难。现如今，诗人已经不是一种职业，而诗歌也沦为大众消遣的快餐文化。复兴诗歌或许会成为良好的愿望而无法落到实处。
前路依然茫茫，中国诗歌走向世界任重而道远。
结语 中国当代诗人缺少对宇宙、世界、众生的精神关怀。诗人跳不出小圈子，诗作华而不实，有形式而没灵魂。或许，扎根于本民族血脉深处而写就的，有灵魂有血肉的诗歌，才能感动这个民族，进而感动世界。
失魂的诗：为何“写诗软件”在中国大有市场？
近日，科幻作家刘慈欣披露，很多软件能够自动生成诗歌，模拟现代派作品几可乱真。刘的言论在网上引起了爆炸性效应，使近年来出现的写诗软件再次成为舆论的焦点。之前媒体曾曝出，一款在线写诗软件四个月生成了55万首诗。
这个产量意味着写诗软件在大众中的很受欢迎。中国是诗歌的国度，历史上出过那么多优秀的诗人，留下了无数优美的诗篇。遗憾的是，在这样有着悠久是个传统的国度里，写诗软件这种产物居然大有市场。这是为什么呢？[详细]
中国是诗歌的国度，遗憾的是，当下的中国人被几款写诗软件迷住了。.01商业大潮来袭 当代诗人抛弃了诗歌
知名作家+高级工程师 刘慈欣的特殊身份让写诗软件被人们关注
不管你是否有文字基础，只要会操作电脑，你就能写诗。这样“只要„„就„„”的句式，是消费社会的一大标志，只要有需求，就有解决方案。这种“写作捷径”的故事，其实并不罕见。按照很多畅销书的说法，1天可以读懂世界史，3天都能说一口流利的英语了，点击几下鼠标“作”首诗也不是什么太耸人听闻的事。然而“写诗软件”这件事从刘慈欣的嘴里说出来，就是另一番景象了。
近日，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科学杂志《新发现》主编严锋在一则微博中提到，科幻作家刘慈欣称现在有一些软件能自动生成诗歌和小说，模拟现代派风格的作品比较像，但越是传统经典的文学就越难模仿。这则微博发出后引发网友讨论。
刘慈欣的《三体》可谓是21世纪前十年出版界最大的奇迹，在毫无宣传的情况下取得了口碑和销量的双重爆发。而鲜为人知的事，已经贵为知名作家的刘慈欣，一直没有放弃本职工作，目前依然是娘子关火电站的一名高级工程师。这样一位广受读者爱戴的作家兼浸淫科学界多年的高级工程师，如此为写诗软件“背书”，让很多文学爱好者感叹：难道抢夺诗人饭碗的“狼”真的来了？
文学价值分流 诗歌创作个性化
写诗软件的流行，无疑反映了当代诗歌的式微。考察当代诗歌面临的问题，应该将诗歌放在当代文学发展的脉络上来思考。中国文学发展到20世纪90年代，出现了巨大的转变，有了明显的价值分流，紧扣时代主题的线性文学发展被多元创作打破了。这个转变是商品经济意识对文化领域的冲击造成的。这一时期，中国文学首次出现了无特定潮流、无具体方向的现象，几种文**流并存。大致有下面几种表现出不同的价值取向的文**流：以政府资助和国家评奖来确定价值的主旋律文学；以圈内行家认可以及受特定读者群欢迎为标志的纯文学；以获得大众消费市场的成功为目标的消费文学。当时的作家从时代主题的束缚中解放出来，个性以及个人精神对创作起到了巨大作用。几乎每一位作家都开始表述自己独特的精神世界，并在社会文化空间中发出独立的声音。
文学发展的这个趋势左右了诗歌的发展。到20世纪90年代，诗歌创作更具个性化，也出现了巨大的价值分流。1993年，诗阳通过网络发表作品，成为中国第一位网络诗人。两年后，第一份网络诗刊《橄榄树》问世。也正是在这一时期，肖开愚提出了中年写作的概念，王家新等提出了以个人写作为特点的诗歌创作立场。这原本应该是诗歌的发展机遇，但是商品经济催生的消费文学逐渐腐蚀了诗歌创作。
科幻作家刘慈欣指出，很多软件能够自动生成诗歌，模拟现代派作品简直有鼻子有眼。图为刘慈欣和他的著作《三体》封面。
消费文学兴起 诗歌创作陷入庸俗
随着经济改革的推进，到20世纪90年代，中国文化也面临着巨大的转型。当时的文化体制改革，将文学刊物、出版社逐步推向市场，原则上不再依靠国家资助。从作协、文联中得到的工资以及从文学刊物、出版社中得到的稿费，已经不像过去那般丰厚。尤其与社会其他阶层相比，这点收入更是少得可怜。一些作家、诗人放弃文学创作，涌入市场大潮中淘金，还有很多人转入了消费文学的写作。
消费文学是商业化的写作，如影视编剧、纪实小说、通俗文学、广告文学等。市场化改变了很多作家、诗人的生活方式，也改变了很多作品的出版命运。全面推向市场的出版界，一切以效益优先，很多纯文学的选题渐渐淡出出版选题论证会。一切出版选题以形成热点话题、创造畅销神话为宗旨，诗歌也随之受到重大冲击。诗人首先要生存，要解决最基本的物质问题，于是诗歌的通俗化、媚俗化逐渐兴起。
一些诗人故意降低品位，创造低级趣味的东西来迎合大众的口味；还有一些诗人故意“媚雅”，故作高深以附庸风雅。他们喜欢颠倒词句，将诗歌搞得玄之又玄，让人费解。从1996年沈浩波发表《一把好乳》到2000年《下半身》创刊并形成下半身流派，中国当代诗歌彻底走入了庸俗化的发展误区。
02大众娱乐时代 读者远离了雅文化
阅读成个性化休闲 诗歌逐渐失宠
随着现代科技的发展，文化传播的方式日趋多元化。尤其是网络科技的进步，让文化传承的形式出现了革命性的改变。以前的文化欣赏方式比较单一，而现在则变得异常丰富。在互联网时代，文字、图片、影视、动漫、游戏等一体多元的文化消费方式慢慢成形，给大众不断带来新鲜的刺激。当受众一次性面临如此多的文化消费产品时，最直观、体验最好的无疑会第一时间获得受众的喜爱。
改革开放后，尤其是到了20世纪90年代，中国读者也出现了明显的价值分流。这时候的中国读者摆脱了时代主题的限制与束缚，读书成了纯个性化的行为。读书的价值取向变成求知、消遣、娱乐，精英阅读逐渐向大众阅读过度。阅读变成个性化的休闲之后，读者更倾向于阅读有趣味的书籍，如小说等故事性很强的书，对诗歌等纯文学领域的书籍渐渐失去兴趣。
随着城市化的进展，中国人的生活方式与工作方式发生了较大的改变。读者群体集中在城市中，而城市的生活节奏变得越来越快，生存压力也越来越大。生活环境的改变让读书变得更为功利化、粗浅化。在这种生存环境与生活状态下，只能流行快餐式阅读。从当前的出版格局可以看出，销路较好的书要么是童书，要么是工具性强的书。文学类的书整体处于萎靡状态，诗歌已经完全失去地位。
大众娱乐多元 读者诗歌欣赏水平降低
改革开放之前，中国人读书并不单纯是为了个人，而是背着时代的责任。当时的时代主题左右着个人的读书价值取向。如，“五四时期”中国思想文化的主题是“反帝反封建”，抗战时期是“民族救亡”，五六十年代是“阶级斗争”等。在这些时代，阅读有着很高的时代使命意识。从当时流行的书籍可以看出这种趋势，如抗战时期的《约翰·克里斯朵夫》，建国后的《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等。
随着民众消费需求的改变，文化消费变得通俗化、简单化。这个趋势对纯文学是个巨大的冲击，而诗歌受影响最大。新世纪以来，诗歌顺应时代，逐渐庸俗化、简单化，向大众文化靠拢。陈思和先生认为，这种趋势让中国当代作家的整体创作水平出现明显的下滑。诗歌的通俗化、简单化也降低了读者的欣赏水平。当代读者对诗歌的理解仅仅停留在格式上，只要写得像诗，仿佛就是诗。于是，羊羔体大行其道。
阅读变成个性化的休闲之后，读者对诗歌等纯文学领域的书籍渐渐失去兴趣。图为《新红楼梦》剧照
中国读者只懂诗歌的形式而不懂欣赏诗歌的内容，于是写诗软件便获得了登堂入室的机会。用写诗软件写出来的诗，格式完全按照诗歌的形式来，但内容上词句胡乱搭配，几乎没多少内涵。这样的东西在中国读者眼中已经算是诗了，欣赏能力之低真是可悲可叹。正是这个多元的大众娱乐时代，让读者远离了纯文学，远离了诗歌，远离了雅文化。而写诗软件是大众娱乐精神送给读者的最具讽刺意味的礼物。
03传统文化断层 新诗创新难为无米炊
割裂传统无创新 给写诗软件可乘之机
体说到新近火热的写诗软件，则又是另一番景象。写诗软件反映的只是程序员对诗歌的理解，本来是个人行为。但是，有媒体曝出，有些写诗软件设置程序时，涉嫌抄袭别人的诗歌。即便是没有抄袭，软件的运行也是机械地复制与模仿的过程。毫无疑问，写诗软件是诗歌创新的大敌。而这种软件的问世也反映出，中国诗人严重缺乏创新，给了机器复制、模仿的机会。机器创作的诗歌可以以假乱真，足以说明诗歌写作、欣赏已经僵化到让人难以原谅的地步了。
当代诗歌创作之所以走到这步田地，核心的问题是与传统诗歌创作完全割裂了。中国是诗歌的国度，在过去的两千多年里，产生了无数优秀的诗人，留下了无数优秀的诗篇。这在人类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中国诗歌在唐宋时期达到历史高峰，而唐诗宋词无不是格律严格的文学形式。在传统格律的要求下，经过慎重的推敲，将合适的字恰到好处地用到某处才能写出绝妙的诗词。
然而，五四以来，将传统的格律看作是对诗歌的束缚，宣扬自由写诗。其实这是对传统诗歌的背离。对五四时期的一代诗人来说，他们有良好的旧学修养。在此基础上写新诗，能够把握诗歌的灵魂。然而，在随后的战争与政治文化运动的冲击下，传统文化在中国出现大断裂。随后的几代诗人，对传统的诗词几乎没有多少研究与认识。这就造成了中国当代诗人与传统文化的巨大割裂。与传统割裂，何来创新？。
当代诗歌远离艺术 堕落为文字垃圾
丢失了传统是当前诗歌创新面临的最大困境。当前的时代是传统社会的延续，所有的创新无疑都需要从传统中吸取养分，然后再求突破。可惜的是，当代的中国诗歌几乎与传统文化割袍断义了。很多诗人大言不惭地说，当代诗歌打破了古代流传千年的中国式审美，完全可以抛弃老祖宗留下的遗产。实际上，失去传统文化依托的诗歌不可能有立足之地。失去了文化底蕴支撑，当代诗歌已经出现了创新困局，更别提超越了。
当代诗歌逐渐失去诗意，从当代的诗歌里很难读到古人诗中的意境。当代诗歌在很多诗人的刻意追求下，语言日益平面化、自由化。这种本着创新精神带来的改变陷入了极端的窘境，使诗歌越来越像平淡的流水账，成了口语化的闲言碎语。口语化带来的反讽、戏谑、独白、隐喻等戏剧化的手法，为诗歌增添了表现力，但却让诗歌陷入了云山雾绕的怪圈子，让人费解，可读性差，没有美感。
这种割裂了传统的创新只能离艺术更远，让新诗变成到处尘土飞扬的语言练兵场，而不是一片美好的诗意世界。这种对语言的践踏，对诗意的侮辱最终导致的结果将是彻底摧毁诗歌的生命力。因此，新诗要想找到突破的路径，必须回归传统，把断裂的文化层接上，否则只能在黑屋里摸索，永远都无法见到光明的彼岸。这种单纯地把诗歌与语言划等号的所谓创新该歇歇了。
割裂传统的创新只能离艺术更远，新诗变成到处尘土飞扬的语言练兵场，而不是一片美好的诗意世界。
04重建创作标准 回归传统为诗歌招魂
重视中国传统 粘合文化裂缝 诗歌创作是道与术的结合，其中诗人的情感是道，诗歌形式是术。诗歌创作中，诗人的情感是灵魂中的灵魂。写诗软件是技术层面的东西，只能模仿诗歌的形式，却无法为诗歌注入灵魂。失魂的写诗软件写出的诗歌难免落魄的命运。诗歌失去了诗意灵魂也就失去了最有血肉的情感。写诗软件的兴起反应了当代诗歌的式微。这种式微给诗歌创作的发展带来了巨大的困境。
解决当代诗歌的发展困境，应该正视中国诗歌的传统，找回失去的诗意。当代诗歌面临的传统有三个：一是中国古典诗歌，二是西方现代诗，还有就是发展了近百年的新诗。当代诗人应该将这些传统融会贯通，以便找到传统诗歌创作的文化自信。在这个过程中，当代人尤其要对中国古典诗歌的传统抱有最基本的尊敬。在近代，中国传统文化被彻底推翻和砸烂；在当代，悲剧绝对不可再演，回归传统势在必行。
中国古典诗词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从《诗经》到唐诗宋词元曲，传承数千年。随着诗歌从古体向近体演进，诗的格律、声韵越来越严格，而名家作品也层出不穷。重建当代诗歌的标准，一定离不开向古人学习，通过认真研究、阅读、体悟古人的作品，学习古人的创作规律与艺术规范。这个过程需要将当代文化与古典文化的裂缝粘合到一处，通过血脉融合来重拾诗意灵魂。
意境、语言与形象 重构当代诗歌的标准
结合中国古典诗歌的诗性思维，可以从三个标准来规范当代诗歌。诗歌首先要有意境。意境理论自古就有，唐宋诗词无不强调意境的重要性。在相当长时间里，有无意境是评价诗歌好坏的重要标准。发展到清代，意境甚至成了诗歌最为重要的评价标准。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将意境视为诗歌的最高境界。意境早已不是当代诗歌的唯一评价标准，但重建当代诗歌的标准理应重提意境的重要性。
诗歌被誉为文学中的文学，是文学的最高形式，因此 诗歌的第二个标准应该是语言艺术。语言乏味、结构混乱、语法不通的诗歌，绝对不可能为众人喜爱。写诗需要“语不惊人死不休”的锤炼语言的精神。当代诗歌到底要遵循什么样的语言标准，如何来评价，这些问题至今没在华语圈达成共识。正是这种共识的缺乏导致诗歌创作逐渐忽视了语言的美感，陷入了为创新而创新的怪圈。
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将意境视为诗歌的最高境界。而意境已不是当代诗歌的唯一评价标准。
还有一个标准是形象传神。中国古代的诗歌讲究的是画面感，创作出传神的形象，如“诗中有画”的境界。西方诗歌也强调形象思维，通过诗歌表达的意境达到传神的高度。
这三个从中国古典诗歌中得出的标准是最为基础的，也是诗歌一定要具备的标准。用写诗软件生成的诗歌没有意境、语言混乱、无法形象传神。毫不客气地说，这些不过是文字垃圾，根本不是诗歌。那些沉迷于这些文字垃圾的人理应醒醒了。
结语
写诗软件流行折射了当代诗歌的发展困境。解决这个问题，应该回归传统，用古典诗歌的通用标准来规范与规约当前的诗歌创作。
透视梁小斌住院：
反思中国当代诗人生存窘境
连日来，诗人梁小斌脑梗住院的消息成为焦点，诗人伊沙在微博中说：“为中国的钥匙祈祷。”除了他自身在文学上的高深造诣，及在中国诗坛举足轻重的地位外，还因为这样一个大名鼎鼎的朦胧诗代表人物，不是体制内的作家，他本人没有医保，连医疗费用都难以承担。为什么诗坛地位显赫，生活却困窘？
这样一种悬殊的境遇落差，是怎样形成的？中国的诗人都在做什么？他们的生存现状如何？[详细] [诗人境况系列之一：为何“写诗软件”大有市场？]
为什么诗坛地位显赫，生活却困窘？图为刘溢油画.01梁小斌的成就与困窘
与北岛、顾城齐名的朦胧诗人
梁小斌以一首《中国，我的钥匙丢了》闻名诗歌界，创作于1980年的代表诗作《中国，我的钥匙丢了》，通过“我”“寻找”钥匙的过程，体现了一代青年的觉醒和思考，在当时的中国诗坛上，刮起一阵“找钥匙”旋风。这首诗与同时期的《雪白的墙》等作品也成为中国新时期朦胧诗的代表作，梁小斌就此也成为朦胧诗人的代表人物，与北岛、顾城等诗人齐名。
梁小斌共有9篇诗歌散文入选中学、大学教科书。著名诗人、文艺评论家徐敬亚曾评价：“在荒原上，中国有两个天真的孩子，一个是顾城，一个就是梁小斌。” 然而，就是这样一个著名诗人，现实生活中的境况却堪称困难。
梁小斌入院后，每天各项检查、治疗费用高达数千元。梁小斌是中国当代著名诗人群体中“生活处境最差的诗人”
用著名诗人、学者叶匡政的话说，“梁小斌可能是中国当代著名诗人群体中‘生活处境最差的诗人’。”
梁小斌的诗歌和随笔创作有很高的成就，但是他不属于安徽作协、北京作协，多年来从事过电台编辑等很多工作，近年来年龄大了也还是为了生计四处奔波。
叶匡政表示，“我跟圈内的人也讨论过，梁老师随笔的水平在当代是很高的，但是读者群比较窄，这样的作品不会成为畅销书。”
据了解，梁小斌入院后，每天各项检查、治疗费用高达数千元，未来至少还有十多天的治疗期。面对这笔医疗费用，梁小斌的夫人卓女士面对记者时称“我们能挺过去”，但还是流露出有心无力的乏力感。
02中国当代诗人生存现状
20年卖不完一本诗集
诗人们在自身与宇宙相通的无边无涯的精神世界里，披荆斩棘，艰苦卓绝，创造了惊风雨泣鬼神的语言奇迹；尤其在物欲横流的当下，他们放弃世俗生活的欢乐，铁锥般专注于诗域。但是，光靠写诗歌是无法生活的，这样的诗人生存状况不佳，被称为“不会经营自己的诗人”。目前把精力完全放在诗歌上的职业诗人目前还是很少的，他们在生活窘迫时，往往靠家人、朋友和亲戚资助。
职业诗人杨嘉利1996年出版了一本自费印刷的诗集，可是直到今天为止，快20年了，依旧没有销售完，还有几捆诗集放在他的床下。他的作品在全国20几家刊物发表，每月可以收到几百元稿费，扣除邮寄和打印的费用，几乎没有盈利。因为他是残疾人，靠政府给予的生活补贴才勉强生存下去。
光靠写诗歌的诗人生存状况被称为“不会经营自己的诗人”。图为法国画家皮埃尔·皮维·德·夏凡纳作品《贫穷的渔夫》 左手行医右手写诗
站在岁月的高处／回眸不舍昼夜的大川／江河时而平缓东流／时而惊涛裂岸／好在历史是人民写的„„这是江西省作家协会诗歌创作委员会委员、南昌市诗歌学会常务理事王治川《秋天的怀念》中的句子。
王治川现在供职于江西省肿瘤医院，左手行医，右手写诗，生活倒也平淡幸福。但是如果一个人的生命觉醒了，他就有一种“痛”。这种“痛”，日夜不停地鞭策他把某件事做到极致的好，以此来体现生命存在的价值。王治川要做的事，就是写诗。他说，哪天我的生命结束了，但愿人们说死了个诗人。但是因有所牵挂，所以王治川的诗就有所局限。工作、生活和诗歌，到底谁最重要？到底谁可以舍弃？可能王治川此生都无法有个结果。这也是他永远的“痛”。眼前，王治川最迫切最清晰要追求的目标是，出一本诗集。他至今还没出过诗集。
江河十年只写了十首诗
在长诗《泰姬陵之泪》之前，欧阳江河差不多有十年没动笔了，他在北京的一家著名演出公司做演出策划，一做就是六七年。他很坦然，诗人就不要谋生了吗？
在这十年里，曾被成为“中国朦胧诗五大家”之一的欧阳江河（即北岛、舒婷、顾城、江河、杨炼）只写了十首左右的诗，但写了很多文章，包括音乐、绘画、电影等领域的评论，甚至还有建筑、摄影和舞蹈方面的文章，以至于有了音乐和美术评论家的头衔。辞掉演出公司的工作之后，他的生计主要靠“卖字”来解决。2002年起，有日本人欣赏他的书法，独家买断了他十年内的书法作品。
这十年，欧阳江河如同一座沉寂的火山一样存在。或许，这长长的寂寞算不上什么。里尔克、瓦雷里都曾经沉寂很多年，芒克也沉寂了很多时间。诗人写作，有人是长流水，有人有间歇期。欧阳江河自己曾解释说，在这样的时代，他根本无所谓写不写，“我不做诗歌的秘书”。“我成功剥离了作为生活和写作的欧阳江河，没把我的写作变成我的生活方式。”
这十年，欧阳江河如同一座沉寂的火山一样存在。03下海难游泳，上岸没人脉 全世界诗人谋生都不易
其实，不仅中国诗人谋生艰难，全世界诗人境况都差不多，即使是发达国家，如美国、日本等，也很难找到一位真正的全职诗人。
在现代印刷术普及前，写作仅仅是爱好，而非职业，印刷术将创作的权利从贵族小圈子中解放出来，让平民也有机会靠写作才华过上自由、富裕和名誉的生活。可遗憾的是，诗歌文体与印刷术不易紧密结合。
诗歌语言较概括，对不同圈子的人来说，能从中获得的信息量太少，此外，诗歌写作门槛相对较低（俄罗斯人说“每一篇树叶都有20位诗人在写诗”），生产量大，且质量标准模糊，造成市场倾斜，故“劣币驱除良币”的现象比比皆是。
比如余光中的《乡愁》艺术成就不高，可在公众眼中，却成了他的“代表作”。再比如，建国以来作品销量最大的诗人是汪国真，“顺口溜”竟远超北岛、顾城等大师级诗人。
余光中的《乡愁》艺术成就不高，可在公众眼中，却成了他的“代表作”。图为余光中背影。市场化失败，决定了诗歌只能按等级社会中的传统方式来运作，即：写诗本身无法盈利，但可以将其兑换成影响力，再把这些影响力变现。
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中国诗歌之所以出现井喷现象，创作更自由固然是一个原因，但当时这个兑现链条相对完整，也是一个重要因素。
但，现代社会越来越扁平化，等级间藩篱被渐次拆除，在今天，芙蓉姐姐、凤姐等的影响力比普通诗人要大得多，从而压缩了后者的生存空间。
诗人们错过了上岸潮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中国社会发生深刻变化，出现了“饿死诗人”的声音。
在此之前，中国诗人的职业身份主要是四种：一是体制内专业诗人，二是各国营单位员工，收入不高，生活相对安定；三是校园兼职诗人；四是流浪诗人。
在市场大潮冲击下，这几种职业的诱惑力迅速下降，大批诗人投身商海，以从事出版业的为多，比较成功的有李亚伟、万夏、楚尘、沈浩波、叶匡政等。
出版业制度环境差，导致市场不规范，盗版、欠款等行为泛滥，真正成功者凤毛麟角。
1995年以后，随着各大学待遇猛增，当年下海的学者们纷纷回归，出现了一个“上岸潮”，遗憾的是，绝大多数诗人没能把握住这个机会。
一方面，“上岸”需要人脉资源，非诗人所长，另一方面，诗歌不算专业，大学能提供的教职极少。
不适应市场，又无法“上岸”，诗人们不得不在诗与生活间痛苦抉择。
04诗歌之路在何方？ 外国诗人比咱们轻松
那么，国外的诗人是怎么活的呢？
今年63岁的安妮·卡森是一个奇迹，她的诗集销量一般，但她不断斩获各种文学奖，出道以来，她的总奖金额已超80万美元。
而过去几年诺奖热门作家阿多尼斯的主业是大学教授，用他的话说，一生写诗从没赚过钱。幸亏他留在了大学里，对于诗人而言，这也许是最理想的状态。
还有一部分诗人靠基金会养活，在社会相对发达的国家，诗人只要知名度足够，申请一份创作基金并不难，但创作基金有时间限制，一般是1-2年，且管理严格，挪用的可能性不大，不过是在约定时间内，诗人有了一个相对安逸的创作环境而已。
再有就是所谓的“地下诗人”，他们主要有三种生存方式：
一是诗歌朗诵会，收入虽少，但比较有保障，国内诗人也曾尝试过，但在沙龙文化、酒吧文化不够发达的前提下，听众不会为此付费，朗诵会无法盈利。
二是出版私人杂志，发行量虽小，但经营得当，不仅能提升知名度，还会获得一笔稳定的收入。
三是各种兼职。
虽然国外诗人活得不算好，但对于真正热爱诗的人来说，只要能放弃虚荣，就足以坚持下来，与中国诗人相比，他们付出的代价要小得多。
中国诗人误解了自由
虽然在国外当诗人不难活，但他们在选择这一职业时，往往更谨慎。
成为职业作家，这是人生的一个重大选择，需要良好的职业规划，三思方能后行。
相比之下，许多中国诗人却认为职业规划是反诗歌的，是庸俗、堕落的行为，他们更喜欢率性，追求无拘无束的生活。
这背后，是对自由的误解。
当年严复曾力主将自由翻译成“自繇”，因为他看到东西方所说的自由截然不同。当中国人说起自由时，是一个自我的、生活的概念，追求绝对无约束、放松的状态。而西方人的自由是一种形而上的概念，带有较多的政治含义。
许多中国诗人更喜欢率性，追求无拘无束的生活。这背后是对自由的误解。图为高芳油画《被束缚的人》
在中国，许多人向往自由，却并非自由主义者。
自由的前提是自治，即每个人对自己行为负责，可在我们的传统文化中有一种误会，认为诗人就要随心所欲，就要完全靠感觉来生活，这样才叫有才华，结果遇到问题时，因心理准备不足，他们往往落入怨天尤人的境地中，把一切责任都推给别人，认为自己的麻烦都是这个不读诗的时代造成的。
反思职业精神
事实是，中国古代从没有什么职业诗人，不能拿古人来说事，在今天，既然选择以诗歌为职业，就应有职业精神，就应超越简单爱好的层面。
许多诺奖获得者当年在选择作家这一职业时，都是慎之又慎，为了养活自己，海明威、斯坦贝克、马尔克斯等当过记者，福克纳当过编剧，在今天，左手打工，右手写作是常态。在文学的世界外，现代人还要食人间烟火。置种种俗务于不顾，很难长久保持良好的创作状态。
相比于小说，中国当代诗歌更接近国际水准，但也要看到，中国诗人往往是出了一篇好作品后，便很难再上一个台阶，他们的成名作让人充满期待，可从那以后，他们几乎不再进步了。
不是中国诗人们不努力，而是不良的生活方式、思想方式抑制了他们的进步，他们以为自己因率性而成功，便刻意夸张自己的率性，甚至以排斥理性为荣，结果，他们与生活的距离越来越远，随着当初沦为下层的痛感渐渐被淡忘，则虚伪、装腔、生硬等等弊端将日益凸显出来。
与国外不同，中国诗人之间彼此联系极少，很难形成一种影响社会的力量。只有出现极端事件时，大家才会想起彼此的存在，而自组织涣散，同样加剧了诗人们的生存困境。
结语
梁小斌住院，再次引出了当下中国诗人生存困境的的老话题。我们可以慨叹诗意丧失的年代，物欲吞噬一切。但从另一方面来说，诗人是否要有自食其力的能力？在现代社会，自食其力之余，合理规划自己的生活，对诗人来说应该不是过分要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