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界革命_诗界革命名词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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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诗界革命”是近代资产阶级文学革新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中国诗歌迈向近代化的开端。早在“诗界革命”这一口号未正式提出前，近代诗坛已呈现出变革的趋势。“诗界革命”的起点是“新学诗”，中间经过了“新派诗”、“潮音集”和“新体诗”几个阶段。“诗界革命”作为近代诗坛上的一次革新思潮，不能仅仅局限于资产阶级维新派的范围内，也应包括“南社”中的部分诗人和资产阶级革命诗人秋瑾等。

中图分类号：１２０９．５

文献标识码：А

文章编号：０５１１－４７２１（２０００）０２－０００５－０８

“诗界革命”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文学史上一次诗歌革新思潮和资产阶级文学革新运动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诗界革命”是近代社会变革思潮、西学东渐的文化走向在近代诗歌领域的一种反映，也是近代诗歌求新求变的一种自然发展趋势。早在“诗界革命”这一口号未正式提出前，近代诗坛已呈现出变革的趋势。

(一)“诗界革命”的起点：“新学诗”

“诗界革命”的起点究竟起于何时呢?目前有三种意见：一是起点于“新学诗”(又称“新诗”，1895)，最早持此看法的是朱自清[１]；二是起点于“新派诗”，最早提出此看法的是胡适。他说，黄遵宪的《杂感》(1868)“可以算是诗界革命的一种宣言”[２]（p136）。三是主张起于1899年梁启超正式提出“诗界革命”的口号[３]（Ｐ３３５）。我的看法是：“诗界革命”的起点和界标应是“新学诗”，时间当在1895年。

诚然，以黄遵宪为代表的“新派诗”，如果溯源，要比“新学诗”更早些，但“新派诗”的正式出现应以1897年黄遵宪在《酬曾重伯编修》中正式提出这一名称为准。至于以1899年正式提出“诗界革命”的口号为起点，那显然是割断了“诗界革命”的发展历程。因为1899年梁氏在《夏威夷游记》中提出“诗界革命”四字，是对前一阶段出现的诗界革新的理论概括，不能视为起点。

1895年秋冬之际，梁启超、夏曾佑、谭嗣同经常在北京讨论诗歌革新问题[4]，后虽因梁氏去《时务报》工作而中断了对诗歌的探索，但由夏、谭所代表的“新学诗”却产生了。所谓“新学诗”，其特点，用梁启超的话来概括，就是“盖当时所谓‘新诗’，颇喜扯新名词以自表异”[5](P49)。当时的“新名词”，就是指佛、孔、耶三教经典中的词语，因为多用音译、象征，所以这些新名词很难懂。像谭嗣同《金陵听说法诗》中的“纲伦惨以喀私德，法会盛于巴力门”，夏曾佑《无题》中的“冰期世界太清凉，洪水茫茫下土方。巴别塔前分种教，人天从此感参商”。这里的“喀斯德”、“巴力门”、“冰期”、“巴别塔”之类，如不加注释，是“断无从索解”的。从某种意义上说，这种“新学诗”，也即是夏、谭、梁研讨“新学”的另一种文本的记录。故后来蒋智由在评论夏曾佑的这类诗时说：“亚欧捭国谋空壮，耶佛评论语更鲜”[６]，发现了夏氏诗与“新学”的关系。

“新学诗”虽然极难懂，但在先进之士厌弃旧学、崇拜新学的当时，也表现了诗人自己的“宇宙观、人生观”，以及对思想解放的热烈追求，它的出现，是有着深刻的历史文化原因的。于此梁启超曾回忆云：“到我们在一块儿的时候，我们对于从前所学生极大的反动，不惟厌他，而且恨他。„„我们当时认为，中国自汉以后的学问全要不得的，外来的学问都是好的。既然汉以后要不得，所以专读各经的正文和周秦诸子；既然外国学问都好，却是不懂外国语，不能读外国书，只好拿几部教会的译书当宝贝。再加上些我们主观的理想——似宗教非宗教，似哲学非哲学，似科学非科学，似文学非文学的奇怪而幼稚的理想，我们所标榜的‘新学’就是这三种原素混合构成。”[4]由谈“新学”而写“新学诗”，就是出于上面的这种文化背景。自然，夏、梁、谭氏谈“新学”或写“新学诗”，虽然带有一种“宗教式的宣传”，但这之中仍可见出当时少数唾弃旧学、崇拜新学的先进青年的苦闷。数年之后，梁启超又在《饮冰室诗话》中说：

当时吾辈方沉醉于宗教，视数教主非与我辈同类者。崇拜迷信之极，乃至相约以作诗非经典语不用。所谓经典者，普指佛、孔、耶三教之经，故《新约》字面，络绎笔端焉。„„至今思之，诚可发笑。然亦彼时一段因缘也[5](P49)。

这就是当时“新学诗”中新名词的文化意蕴。“新学诗”作者队伍狭窄，甚至仅限于“吾党二三子”，或者说也就是夏、谭、梁三人，诗作也不多，但它却是“诗界革命”的一个起点。所以朱自清先生在《论

中国诗的出路》中说：“近代第一期意识到中国诗该有新的出路的人要算是梁任公、夏穗卿几位先生。他们提倡所谓‘诗界革命’；他们一面在诗里装进他们的政治哲学，一面在诗里引用西籍中的典故，创造新的风格。”[1]我以为此见解是很有道理的。

(二)“新派诗”的界定

大约这之后不久，又有了“新派诗”的名目。黄遵宪在1897年写的《酬曾重伯编修》中云：“费君一月官书力，读我连篇新派诗。”黄遵宪此时正式提出了“新派诗”的概念并承认自己写的诗是“新派诗”。诚然，黄遵宪的“新派特”写于1897年之前，如果以我们习惯称黄遵宪“新派诗”的代表作是《今别离》的话，那说明，黄遵宪早在1890年就写“新派诗”了。尽管如此，“新派诗”作为其整体概念却应当被视为是“新学诗”(1895)之后的产物。

“新派诗”作家群人数较多，其成员是具有维新思想的爱国志士，除黄遵宪外，还有康有为、蒋智由、丘逢甲、邱炜＠①、麦孟华、狄葆贤等人。“新派诗”创作的主要年代是在甲午战争之后，他们在诗界革新的大潮中写了大批的新派诗。“新派诗”虽在一定程度上保持了古典诗歌的韵味和形式美，它却囿于传统的诗美观，未能在诗体革新上有所突破。

（三）“诗界革命”口号的正式提出

1899年12月25日(光绪二十五年十一月二十三日)，梁启超在《夏威夷游记》中正式提出了“诗界革命”的问题。他认为中国古典诗歌发展到19世纪末，“诗运殆将绝”，诗的境界已被“千百年来鹦鹉名士占尽”，诗歌要想发展，必须另辟新路，犹欧洲之“地力已尽”，须由哥伦布之再发现新大陆。梁启超又指出：诗界要革新，也应向西方学习。他说：“今欲易之，不可不求之于欧洲。欧洲之意境、语句，甚繁富而玮异，得之可以陵轹千古，涵盖一切，今尚未有其人也。”那末“诗界革命”的标准是什么呢，梁氏提出了三点：

第一要新意境，第二要新语句，而又须以古人之风格入之，然后成其为诗。

根据这三条标准，梁启超检讨了“诗界革命”以来“新学诗”、“新派诗”在美学上的得失。

对“新学诗”梁氏作了明确的否定。他说：以夏曾佑、谭嗣同为代表的“新学诗”虽“皆善选新语句”，但“其语句则经子生涩语、佛典语、欧洲语杂用，颇错落可喜，然已不备诗家之资格”[7](P189)。在此时的梁启超看来，夏、谭的“新学诗”已无发展前途，因为它不“备诗家之资格”。我们不仿再看夏曾佑《赠梁任公》诗中的前四句：

滔滔孟夏逝如斯，附图文王鉴在兹。帝杀黑龙才士隐，书蜚赤鸟太平迟。

全诗杂用佛、孔、耶三教经典，如不详加注释，真是无从索解。谭嗣同的“新学诗”也类此。梁启超说：“复生本甚能诗者，然三十以后，鄙其前所作为旧学。晚年屡有所为，皆用此新体，甚自喜之。然已渐成七字句之语录，不甚肖诗矣。”[７]（Ｐ１９０）后来梁氏在《饮冰室诗话》中更明确表示：“此类之诗，当时沾沾自喜，然必非诗之佳者，无俟言也。吾彼时不能为诗，时从诸君子后学步一二，然今既久厌之。穗卿近作殊罕见，所见一二，亦无复生此等窠臼矣。浏阳(谭嗣同)如在，亮亦同情。”[５]（Ｐ５０）

对于以黄遵宪为代表的“新派诗”，梁启超则是肯定的。他说：

时彦中能为诗人之诗而锐意欲造新国者，莫如黄公度。其集中有《今别离》四首，又《吴太夫人寿诗》(即《拜曾祖李太夫人墓》)等，皆纯以欧洲意境行之，然新语句尚少。盖由新语句与古风格，常相背驰。公度重风格者，故勉避之也[７]（Ｐ１８９）。

梁氏肯定了“新派诗”的“以旧风格含新意境”，又指出了这类诗“新语句尚少”，同时梁启超也看到了“新语句”与“旧风格”的矛盾。但由于梁氏受传统审美观的制约，也由于古典诗歌形式规范所潜在的艺术魅力，他还是看中了“旧风格”，这是以梁启超为代表的“诗界革命”派共同的局限。

(四)“诗界潮音集”的评价

在“诗界革命”问题上，梁启超并非没有看到形式变革的滞后，同时他也在寻求一种与“新意境”相和谐的新形式，这种努力就是他在《清议报》和《新民丛报》上开辟的两个专栏“诗文辞随录”和“诗界潮音集”(为叙述方便，下面我把这两部分诗通称之为“潮音集”)。“潮音集”是“诗界革命”继“新学

诗”、“新派诗”之后的一个新发展。

有的研究者指出：“‘新派诗’与‘新诗’的合流，已成为‘诗界潮音集’的基本趋势。”[６]（Ｐ４９）换言之，“潮音集”的基本趋势是“新派诗”与“新诗”(即“新学诗”)的合流。我以为这种提法是不确切的。如所周知，“新学诗”的主要特点是“扯新名词以自表异”，即是用儒、佛、耶三家经典中一些生僻的词语或西方名词的音译，不是当事人或不加注解则“断无从索解”；而“潮音集”体虽用新名词却无此缺点。其实运用新名词并不是“新学诗”的独特处，其独特处是在于它用谁也“无从索解”的新名词。以黄遵宪为代表的新派诗也以新名词入诗。“潮音集”诗歌也运用新名词，但没有“新学诗”那种生涩难解之病。所以我们无理由说“潮音集”是“新学诗”和“新派诗”的合流，而应当把“潮音集”视为“新派诗”的一个新发展。那末“潮音集”诗较之新派诗具有哪些特点呢?除去作者队伍更加广泛(有100余人)和利用近代传播方式(在报刊上发表，这比“新派诗”作者唱和传递或刻诗集传播更迅速)之外，在诗歌形式上还具有如下几点：

(1)使用新名词，但这些新名词已较“新学诗”中的新名词不同，它已经不再使用佛、孔、耶三教经典中谁也看不懂的词语，如“喀私德”、“巴力门”、“冰期”、“巴别塔”之类，而是运用当时社会上已较通用的新词语，如浪公的“冷月凄凉平等阁，阴风惨淡自由旗”，“通义千秋《民约》在，中原何日主权伸”(《挽＠②＠③子六律用星洲寓公原韵》)[８]（P125），紫髯客的“何期百六间，女中见卢梭”（《赠吴孟班女士》）[８]（Ｐ１２５），自由斋主人的“野蛮例应文明换，进化原从冒险来”(《伤时事》)[８]（Ｐ131）。诗中的平等、自由、《民约》、主权、卢梭、文明、进化、冒险，均是当时较流行的新名词。

(2)在形式上虽没有突破传统诗体的束缚，但表现了更多的革新精神。如果说，“新学诗”和“新派诗”在形式上还主要是五七言古诗、律诗和绝句的话，那末“潮音集”的诗则出现了更多的杂言体长篇，有的还表现了明显的散文化倾向，这类诗歌为尔后黄遵宪“新体诗”(杂歌谣)的构想提供了启示和参照。在《清议报》和《新民丛报》中这种杂言体的诗歌屡见不鲜。比如因明子(蒋智由)的《终南谣》、《见恒河》、《闻蟋蟀有感》、＠④浦寄渔的《奉题宿园先生五百石洞天选诗图》、突飞之少年的《可惜歌》、《励志歌十首》等。我这里以梁启超的诗歌为例略加说明。梁氏一生写诗不算太多，他自己说：“余向不能为诗，自戊戌东徂以来，始强学耳。”[５]（Ｐ５２）从梁氏的全部诗作看，我以为最有特色的是刊登于《清议报》和《新民丛报》上的诗作。如《二十世纪太平洋歌》、《赠别郑秋蕃兼谢惠画》、《志未酬》、《举国皆我敌》、《爱国歌四章》等，均是字数不等的杂言体，它们可以代表“潮音集”诗歌自由化、散文化的倾向。

(3)通俗化的走向更加突出。如果说，“新学诗”由于“扯新名词以自表异”，不加注释让人难以索解，“新派诗”由于强调“旧风格含新意境”而又相对忽视了语言的通俗化，那末，“潮音集”作者在诗歌语言通俗化上则向前跨出了新的一步。许多作者表现了这一特点，代表诗人有蒋智由、狄葆贤、突飞之少年、觉庵、自由斋主人等。请看突飞之少年《励志歌十首》之二：诸君听我歌，二歌狂起舞，大声疾呼竟何意，笑尔四座泪如雨。黑红两种衰可悲，白种日兴黄种危。合群保种争一刻，过此更无中兴期。噫吁嘻，过此更无中兴期[８]（P132）。

这类通俗化的诗歌在“潮音集”中占有很大比重。

(4)有意向民歌学习。“潮音集”作者越到后期越注意吸收民歌形式和学习来源于古代民歌的歌行体。《新民丛报》上刊登的诗歌，有些直接注明“俚词”、“俗调”。它刊登过平等阁(狄葆贤)的《燕京庚子俚词》。“潮音集”作者还注意用歌行体创作。歌行体本是古代民歌中的一种体式。“歌”是曲的总名，上古时代就有《击壤歌》、《南风歌》。“行”是歌的一种。明人胡震亨说：“衍其事而歌之曰行”(《唐音癸签·体凡》)，胡氏说颇能探其本义，观汉乐府民歌可知。在汉乐府中，凡带“行”字的诗，均带有叙事性质。这类诗歌在《清议报》中已见端倪，如突飞之少年的《励志歌十首》，梁启超的《赠别郑秋蕃兼谢惠画》、《举国皆我敌》、蒋智由的《见恒河》等篇，有的虽无“歌行”字样，亦属此类作品。到了《新民丛报》中歌行体的诗歌就更多了。如高旭的《唤国魂》、蒋观云的《醒狮歌》、杨＠⑤子(度)的《湖南少年歌》、梁启超的《二十世纪太平洋歌》都是这方面的代表作。

我之所以关注“潮音集”在“诗界革命”中的地位，固然在于确认“潮音集”是“诗界革命”发展中的重要阶段，此外还有两点重要意义：一是它的出现对后来黄遵宪“新体诗”(杂歌谣)构想的产生有一定的启示。二是直接开启了资产阶级革命派诗人(如秋瑾、高旭、黄人)大量采用“歌行体”的先声。

(五)“新体诗”：黄遵宪在诗体上的新探索

黄遵宪“新体诗”(杂歌谣)的提出，是“诗界革命”中诗体改革的新探索。

1902年，梁启超创刊了《新小说》，他在大力提倡“小说界革命”的同时，也没有忘记“诗界革命”。他继续在《新民丛报》中通过《饮冰室诗话》宣传“诗界革命”，并给了黄遵宪的诗以很高的评价：“近世诗人能熔铸新理想以入旧风格者，当推黄公度。”尽管如此，黄遵宪还是清醒地认识到“旧风格”与“新意境”是存在着矛盾的。正是基于这种认识，黄遵宪提出了诗体改革的主张：

报(指《新小说》)中有韵之文自不可少，然吾以为不必仿白香山之《新乐府》、尤西堂之《明史乐府》，当斟酌于弹词、粤讴之间，句或三或九，或七或五，或长或短，或壮如《陇上陈安》，或丽如《河中莫愁》，或浓如《焦仲卿妻》，或古如《成相篇》，或俳如俳伎辞，易乐府之名而曰“杂歌谣”，弃史籍而采近事。至于题目，如梁园客之得官，京兆尹之禁报，大宰相之求婚，奄人子之纳职，侯选道之贡物，皆绝好题目也。此固非仆之所能为，公试与能者商之。吾意海内名流，必有迭起而投稿者矣《壬寅八月二十二日与梁任公书》)[９]（Ｐ1245－1246）。

这是黄遵宪经过长期思考而提出的诗体改革方案。他提出的这种“新体诗”，其形式介于弹词与粤讴之间。弹词这种形式，大家较熟悉，兹不赘述。关于粤讴，它是流行于广东民间的说唱曲艺。相传是清代嘉道年间粤人冯询、招子庸在木鱼、南音等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一种曲艺形式。从招子庸编写的《粤讴》俗曲集看，其篇幅或长或短，没有定格，形式比较自由。唱词多为长短句，字数多少不等，平仄可不全叶，选韵较宽。黄遵宪是广东人，他对粤讴和广东民歌十分熟悉，而且他又是一位热爱民间文艺的诗人。在此基础上，他提出了一种“新体诗”，名曰“杂歌谣”，篇幅长短不一，句式、字数多少不等，艺术风格多种多样。在内容上，他要求“弃史籍而就近事”，也就是要反映现实生活，其批判重点，则指向清王朝上层官僚社会。在他的建议下，梁启超果然于他创办的《新小说》上特辟“杂歌谣”一栏，专门发表这种“新体诗”。如燕市酒徒、雪如、水月庵主等人的新乐府，剑公的《新少年歌》，外江佬、珠海梦余生的新粤讴等。

黄遵宪不仅从理论上提出了这种“新体诗”，而且他还亲自实践。他先后写了《军歌》24章、《幼稚园上学歌》10章、《小学校学生相和歌》19章，自称它们为“新体诗”，并希望梁启超能“拓充之，光大之”(《壬寅十一月与任公书》)[９]（p1249）。梁启超不仅把黄遵宪的《出军歌》四章、《幼稚园上学歌》10章刊登在《新小说》上，而且他自己也模仿《出军歌》4章写了《爱国歌》4章，并给予这种“杂歌谣”的“新体诗”以很高的评价。他评黄遵宪的《军歌》曰：“其精神之雄壮活泼、沉浑深远不必论，即文藻亦二千年所未有也。诗界革命之能事，至斯而极矣。”[５]（p43）

《新小说》相继刊出的“杂歌谣”，为“诗界革命”的诗体改革作了许多新探索、新尝试，尽管这种“新体诗”也未能完全冲破旧诗体的束缚，成为一种全新的形式，但在20世纪初，“新体诗”已达到了“诗界革命”在诗体改革方面的最高成就。

（六）“诗界革命”的范围

“诗界革命”是近代一次诗歌革新运动，它既是社会发展和思想文化变革在文学上的反映，也是西方文化撞击的结果。这次诗歌革新运动始于甲午战争前后，一直持续到辛亥革命之后。

近代文学研究界过去大多把“诗界革命”定位于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诗歌运动，其理由是因为这次运动的倡导者是资产阶级维新派(改良派)代表人物梁启超，其主要成员也大多是资产阶级维新派(改良派)人物，如黄遵宪、梁启超、谭嗣同、夏曾佑、康有为、蒋智由、丘逢甲、狄葆贤、丘炜＠①等。近年来，随着近代文学研究的深入，已有学者认识到把“诗界革命”仅仅局限于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诗界革新运动的范围内，是不恰当的。最早表露这种倾向的是钱仲联先生。钱先生明确指出：金天羽、黄人、高旭、柳亚子等人是“‘诗界革命’在江苏的一面大纛”[１０]（p239），他又在《近百年诗坛点将录》中称金天羽“亦曾主张‘诗界革命’”云云[10]（p360）。吴泰昌也曾在《不以诗人自居的诗人》一文中把马君武、金天羽等南社诗人归入“诗界革命”的范围内。这说明已有一些研究者开始对“诗界革命”的定位提出了

怀疑[11]。

由于“诗界革命”产生的时代因素，即正值资产阶级维新运动(改良主义运动)发展时期，在辛亥革命前(姑以1905年为界)，其主要成员大多是资产阶级维新派人物，但也有些原先具有维新思想而后来成为革命派的南社诗人，如柳亚子、高旭、马君武、宁调元、于右任、黄人，乃至资产阶级革命诗人秋瑾，虽然并未声明参加过“诗界革命”，但从他们的诗歌主张和创作实践来看，显然是与“诗界革命”同一阵线的。马君武概括自己的诗歌创作为“鼓吹新学思潮，标榜爱国主义”[12]，周实呼唤“变风变雅之音”[13]，高旭认为“世界日新，文界、诗界当造出一新天地”[14]，宁调元说：“诗坛请自今日始，大建革命军之旗。”[15]马君武更进而指出诗歌创新和改造旧形式的问题：“唐宋元明都不管，自成模范铸诗才。须从旧锦翻新样，勿以今魂托古胎。”[11](p426-427)这些主张无疑与“诗界革命”的精神和文学主张是一致的。“勿以今魂脱古胎”，尽管并未指出如何“脱古胎”(即创造新诗体)，但至少在思想认识上已试图解决梁启超所提出的“新意境”(“今魂”)与“旧风格”(“古胎”)的矛盾。同时他们还创造了大批具有创新精神的歌体诗，其代表作有高旭的《路亡国亡歌》、《爱祖国歌》、《海上大风潮起作歌》、《登富士山放歌》，马君武的《从军行》、《华族祖国歌》、于右任的《从军乐》，黄人的《元旦日蚀诗》、《和定庵西郊落花歌》、《过湖荡纪事》，金天翮的《招国魂》，秋瑾的《宝刀歌》、《勉女权歌》等。至于“以旧风格含新意境”的诗作，在南社诗人和资产阶级革命派诗人中那更是不胜枚举了。今举柳亚子、宁调元的两首五古和七律以见一斑。

„„我思欧人种，贤哲用斗量。私心窃景仰，二圣难颉颃。卢梭第一人，铜像巍天阊。《民约》创鸿著，大义君民昌。胚胎革命军，一扫秕与糠。百年来欧陆，幸福日恢张。继者斯宾塞，女界赖一匡。平权富想像，公理方翔翔[16]（p3）。

十年前是一重囚，也逐欧风唱自由。复九世仇盟玉帛，提三尺剑奠金瓯。丈夫有志当如是，竖子诚难足与谋。愿播热潮高万丈，雨飞不住注神州[15]（p138）。

柳亚子、宁调元这两首诗歌，与黄遵宪为代表的“新派诗”并没有什么区别。所以我认为“诗界革命”作为近代诗坛上的一次革新思潮，实在是吸引了许多进步诗人参加的一次群众性的诗歌革新运动，它的最初发起人、倡导者和创作主体是具有维新思想的进步诗人，随着运动的深入，资产阶级革命派诗人也参与了“诗界革命”，并成为“诗界革命”队伍中一支生力军，他们与梁启超、黄遵宪、康有为、丘逢甲、蒋智由、狄平子等人共同开创了中国近代诗歌的新天地。这一基本评价我想会得到多数人的认同。其实，近代的评论家也并未把“诗界革命”仅仅限制在维新派诗人的范围内，比如柳亚子在1945年就说过这样一段话：“辛亥革命总算是成功了，但‘诗界革命’是失败的。梁任公、谭复生、黄公度、丘沧海、蒋观云、夏穗卿、林述庵、林秋叶、吴绶卿、赵伯先的新派诗，终于打不倒郑孝胥、陈三立的旧派诗，同光体依然成为诗坛的正统。”[17]这段话对“诗界革命”的评价是否正确我们姑且不论，但文中提到几位诗人，如林述庵、林秋叶(之夏)、吴绶卿(禄贞)、赵伯先(声)均是资产阶级革命派诗人，林之夏还是南社社员，可见把“诗界革命”仅仅视为资产阶级维新派内部的诗歌革新运动是不确切的。

（七）结语

由如上叙述可以看出，近代“诗界革命”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领导的有纲领、有队伍、有阵地、有理论、有创作实践的一次自觉的诗歌革新运动。以梁启超、黄遵宪、丘逢甲、蒋智由为代表的新派诗人，他们顺应历史发展的要求，敢于冲破几千年来自我封闭的诗歌旧传统，毅然于诗世界中手辟新洲，独创异境，为“诗界之哥伦布”，为“独立风雪中(之)清教徒”[９]（p1249），这种精神是十分值得称道的。在内容层面上，“诗界革命”是从宣传新学、描写新事物(从异域风光到自然科学的新成就)、表现新思想、新理念开始的，继而又以描绘时代风云、反对封建专制、弘扬爱国主义、倡导尚武精神、礼赞民主革命为基本主题。在形式上它从“扯新名词”开始，逐渐过渡到“以旧风格(即旧形式)含新意境”，再到借鉴民歌形式，力求冲破旧格律、旧体制的束缚而提出了“新体诗”的尝试。尽管“诗界革命”最终并未完全解决旧形式的问题，但在当时的历史文化背景下，“诗界革命”的先驱者们已作了大胆的尝试与努力。在价值取向上，他们自始至终都自觉地吸取西方文化，为“诗界革命”输入新血液，注入新生命。还在《夏威夷游记》中，梁启超就曾经指出，欲求诗歌革新，“不可不求之于欧洲，欧洲之意境、语句，甚繁富而玮异，得之可以陵轹千古，涵盖一切，今尚未有其人也”[7](P189)。这还是就其思想层面而言，1902年他在《新中国未来记》第四回总批中说：“必取泰西文豪之意境、之风格，熔铸之以入我诗，然后可为此道开一新天地。”这已接触到“新风格”，为此他还在《新民丛报》第二号(1902年2月22日)上刊载了外国诗歌即德国格拿活的《日尔曼祖国歌》，日本中村正直的《题进步图》、志贺重昂的《日本少年歌》、内田周平译的《德国男儿歌》，以为中国诗歌革新之借鉴。这也可以看出，“诗界革命”是中国古典诗歌由封闭走向开放、由传统走向现代的尝试，它第一次明确提出诗歌向西方学习以及面向大众和通俗化的问题，表达了近代中国先进知识分子勇于进取、大胆探索的精神风貌和先进的美学理想，它的进步意义是不言而喻的。析而言之，“诗界革命”的意义至少有如下四点：

(1)“诗界革命”提倡“以旧风格含新意境”，即要求在诗歌中反映新内容、新思想、新理念，这对于扩大诗歌的审美范围，在诗歌中融入西方文化，进而更新近代诗歌的创作题材、丰富近代诗歌的思想意蕴，有积极的促进意义。

(2)在诗歌中运用新名词，既可更新诗歌的语言系统，而且新名词的出现，对于打破旧体诗格律的束缚和诗体的解放都有直接的影响。

(3)“诗界革命”要求以口语入诗，开启了近代诗语言的通俗化走向，缩短了诗歌语言中书面语与口语的距离，为诗歌的自由化、散文化培植了基因。

(4)“新体诗”的提出和具体设想，是对中国诗体改革的有益尝试，它的成就与不足，从正反两方面为尔后的诗体改革提供了参照物。

由以上四点可以引出结论：近代“诗界革命”为“五四”新诗的出现奠定了理论基础和创作基础，成为“五四”诗歌革命的先声。

我们必须肯定“诗界革命”的这一历史贡献。但学术界至今仍有人认为“诗界革命”不算革命[18]，或谓“诗界革命”失败了[19]。他们所持的理由归纳起来不外两点：第一，资产阶级改良派发动的诗界革新，不能称“革命”，而只能称“改良”；第二，资产阶级改良派倡导的“诗界革命”，正如同他们所领导的戊戌变法失败一样，它的结局必然是失败的。这种看法的偏颇是显而易见的：不仅缺乏历史主义的观点，而且仍是把文学现象等同于政治问题。

收稿日期：1999-06-26

参考文献：

[１]朱自清中国诗的出路[Ｊ]中国文学月刊，193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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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９]转引自钱仲联人境庐诗草笺注[Ｍ]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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