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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顾延安学习运动
毛泽东主席曾经指出：“指导一个伟大革命运动的政党，如果没有革命理论，没有历史知识，没有对于实际运动的深刻的了解，要取得胜利是不可能的。”正是在这种强烈的忧患意识下，当年延安的学习运动开展得如火如荼、扎扎实实。
延安时期的学习运动，首先是领导干部带头学。毛泽东主席就是带头学习的典范。斯诺的《西行漫记》就有这样一段文字：“我有一阵子每天晚上都去见他（指毛泽东），向他采访共产党的历史。有一次一个客人带了几本哲学新书来给他，于是毛泽东就要求我们改期再谈。他花了三四夜的时间专门读了这几本书。”就在这窑洞里、油灯下，毛泽东主席精读了《资本论》、《反杜林论》、《谈谈辩证法问题》、《从猿到人》、《唯物论与经验批判论》等大量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结合中国革命实际撰写了《实践论》、《矛盾论》、《论持久战》、《论联合政府》、《抗日战争胜利后的时局和我们的方针》等大量文章，同时，中央各机关都相继成立了学习小组。中央组织部学习小组由陈云任组长，每天上午9时以前为自学，每周集体讨论一次。中央领导同志除了自身学习外，还经常到各学校讲课。
为了推动学习，中央有关部门做出多项决策和规定，展开学习竞赛。毛泽东主席就要求在全体党员中来一个学习竞赛，看谁真正学习到了东西，看谁学得更多一点，更好一点。中央宣传部制定了《延安在职干部教育暂行计划》，规定延安4000多名在职干部编班编组，坚持每日两小时学习制度，并制定了初级、中级、高级班的学习课程和学习制度。尽管当时条件艰苦，但人们却是随时随地学、见缝插针地学，可谓是：“认字就在背包上，写字就在大地上，课堂就在大路上，桌子就在膝盖上。”有些有小孩的年轻夫妇为能挤出时间学习，就把孩子放在一个筐子里，吊在窑洞的横梁上，然后用绳子一头系住筐，另一头系桌腿上。孩子一哭闹，伏案学习的父母就用脚反复踩动绳子，让筐子摇晃起来。孩子进入了梦乡，他们就继续学习。党中央还把每年的5月5日——马克思诞辰日定为“干部学习节”。在第一届“干部学习节”上，朱德总司令还被评为学习模范。
延安时期的学习十分注重联系实际，不搞大而空，不走形式。对于如何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主席提出，学习马列主义不是学些马列主义的词句，而应当学习他们观察问题和解决问题的立场和方法。针对党内存在的一些学者“言必称希腊”等现象，他明确提出：“不要割断历史。不单是懂得希腊就行了，还要懂得中国；不但要懂得外国革命史，还要懂得中国革命史；不但要懂得中国的今天，还要懂得中国的昨天和前天。”郭化若、莫文骅在回忆文章中也谈到，1938年9月间，毛泽东约集他俩和许光达、陈伯钧、萧劲光、萧克、何思敬、艾思奇等十余人召开学习座谈会，“议论的中心围绕军事辩证法问题较多，实际上是对红军在10年土地革命战争中的经验教训进行理论上的探讨。”
延安时期的学习运动使我党在深入研究马列主义基本原理、深刻回顾总结党的历史经验的基础上，实现了马列主义同中国革命实际的有机结合，确立了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和根本思想方法，使密切联系群众成为广大党员的自觉行动。同时，还形成了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新风，培养了一大批党政军干部，为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作了人才准备。对广大党员干部群众的文化普及文化层次也是极大的提升。这些成果说明，通过学习，我们党的建设进一步走向成熟、走向自觉，这是其他任何手段所不能做到的。
党在延安时期发起学习运动的经验与启示
毛泽东在延安在职干部教育动员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共产党要领导革命，就要发起学习运动。毛泽东讲了学习运动的普遍性和永久性。他提出当时发起学习运动的直接原因：是因为干部担任着领导责任；是因为工作中的缺陷需要克服；是因为建设一个有战斗力的大党需要大批有学问的干部做骨干。毛泽东亲自领导和组织了一场大规模的全党干部学习运动。当时的延安在全国就是学习的象征、进步的象征，由此吸引了一大批仁人志士奔赴延安，参加革命。直到今天，党在延安时期发起的学习运动对我们仍有很大的启示。
坚持把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放在学习的首位，不断地同各种错误思想作斗争
“认字就在背包上，写字就在大地上，课堂就在大路上，桌子就在膝盖上。”延安时期学习风气的养成是以坚定的信念和追求真理的意志为动力的，这是学习运动的核心和灵魂。
在延安这座革命的熔炉里，广大党员和青年获得了马列主义的初步知识，掌握了解放中华民族的有力武器，树立了共产主义的坚定信念。在这座革命熔炉里，他们成长为合格的抗日干部，多数人从一个抗日的热血青年迅速成长为一名共产主义战士。
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也是在同各种错误思想作斗争的过程中确立的。抗日战争时期党员队伍发展很快，但新党员思想理论水平与形势任务的要求相比有相当大的差距。对马列主义采取教条主义的态度、脱离实际、山头主义、宗派主义等问题，在党的领导干部中较为严重。为了解决这些问题，从1941年5月开始，党中央组织党的高级干部集中学习马列著作和党的文献，毛泽东先后作了《改造我们的学习》、《整顿党的作风》和《反对党八股》的报告，以整顿学风、党风和文风。延安整风运动使全党的领导干部从理论上深刻认识到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党八股对党的建设的危害，为夺取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伟大胜利打下坚
实的思想理论基础。
坚持领导干部领导机关带头学习
切实加强对学习活动的组织领导
坚持领导干部和领导机关带头学习，是延安发动学习运动、形成良好学风的关键。毛泽东等中央领导同志就是其中杰出的倡导者、组织者和身体力行者。
1937年1月，毛泽东到达延安后，通过各种渠道从国民党统治区购买了各类书籍和报刊。后来，他的书逐渐多起来，直到他的书架和床上都摆不下了，只好在离他住处不远的一间平房里放了一些书，并由专人替他管理。后因日军飞机轰炸延安，他又将存放在平房里的书转移到一个比较深的窑洞里，保护起来。毛泽东读书学习和写作时非常专心。当时，延安的条件非常艰苦，冬天也很冷，有时他的手脚都冻麻了，便放一盆炭火在桌子底下，炭火经常把他的棉鞋烧坏，他把棉鞋上的火熄灭后，继续坚持读书写作。
1937年1月至1947年3月，毛泽东在延安住了10年。他博览群书，系统地学习和研究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他的书架上摆着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和斯大林的著作，还有许多线装的中国史书。在这期间，他结合中国革命的实际撰写了大量文章，后来收入到《毛泽东选集》中的就有92篇。《实践论》、《矛盾论》、《论持久战》、《论联合政府》、《抗日战争胜利后的时局和我们的方针》等许多重要著作，都是在延安时期相当艰苦的条件下写的。
毛泽东等中央领导干部不仅自己带头学习，还积极倡导全党同志学习。1939年，全党干部的学习活动首先在延安揭开了序幕。党中央为此专门设立了干部教育部，负责领导全党的学习。随后，还成立了各级高级学习组，目的是“提高党内高级干部的理论水平与政治水平”。其中，中央学习组以中央委员为对象，毛泽东任组长，王稼祥任副组长。延安整风时期，党中央还成立了总学习委员会，由毛泽东亲自任主任。总学委先后派出许多巡视团和巡视员，深入各重要机关、学校检查学习运动进行情况，听取各单位负责人的汇报。总学委还抽阅参加中央学习组全体高级干部的学习笔记，推动了学习运动的深入开展。
陈云领导的中央组织部是学习的模范。中组部机关干部系统学习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和毛泽东哲学著作，规定每周要看几十页书，每星期六用半天时间进行学习讨论。在学习中，陈云带头刻苦攻读，为此他曾在纸上写下“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他工作再忙，即使有时从书记处开会回来天已蒙蒙亮，第二天照旧参加机关的学习讨论。
毛泽东、张闻天、刘少奇、周恩来、朱德、任弼时等中央领导同志还经常到当时延安的许多学校去讲课，讲得深入浅出，非常生动、活泼、有趣，给学员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坚持围绕党在各个阶段的工作重点
开展学习活动注重学习内容上的针对性
我们党在40年代初开展的延安整风运动，是一次伟大的马克思主义教育运动，极大地提高了全党的马克思主义水平。围绕党在各个阶段的工作重点，规定必要的学习内容，是这次整风运动的显著特色。
整风学习，首先是从学习中央规定的22个文件开始的，这些文件包括与中国革命关系密切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重要经典著作。党中央还通知规定，各地高级学习组理论部分的学习研究材料共10件，计有季米特洛夫在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的报告、结论及闭幕词，《联共党史》结束语，《论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等。
为了克服党内骄傲自满与懈怠情绪，保持党的先锋队性质，郭沫若的《甲申三百年祭》也被列为延安整风学习文件，毛泽东告诫全党“引以为戒，不要重犯胜利时骄傲的错误”。
从1943年10月开始，党的高级干部重新学习党的历史，研究、讨论、总结历史经验。1944年4月12日，毛泽东作了《学习与时局》的报告，对高级干部关于党的历史问题的讨论作了总结。1945年4月，中共六届七中全会通过了《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对于党的历史作出了公正的评价和结论。
坚持理论学习与具体实践相结合用科学的理论指导实践解决实际问题
1938年11月，党的六届六中全会通过的政治决议案发出在党内开展学习运动的号召，要求党员和干部学习马列主义、学习中国历史。如何学习马列主义呢？毛泽东提出，学习马列主义不是学些马列主义的词句，而应当学习他们观察问题和解决问题的立场和方法。针对党内存在的一些学者言必称希腊而忘记了自己的祖宗的种种情况，毛泽东明确提出：“不要割断历史。不单是懂得希腊就行了，还要懂得中国；不但要懂得外国革命史，还要懂得中国革命史；不但要懂得中国的今天，还要懂得中国的昨天和前天。”
1941年5月，毛泽东在延安干部会议上作了《改造我们的学习》的报告，对马克思主义研究中脱离实际的教条主义进行了严厉批评，提出要对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实际进行系统周密的研究，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命题。对于没有科学态度的人，对于只知背诵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中的若干词句的人，对于徒有虚名并无实学的人，毛泽东给画了一张像：“墙上芦苇，头重脚轻根底浅；山间竹笋，嘴尖皮厚腹中空。”
在实际工作中，毛泽东更是处处注重调查研究，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地处理问题。1941年秋，毛泽东在一次农业展览会上会见了劳动模范郝光华，毛泽东问他一些农业生产方面的知识，郝光华一时没有回答出。毛泽东就和蔼地将他从别的老农那里了解的情况仔细地告诉郝光华。郝又惊又喜，打心眼里敬佩毛泽东。
延安时期，党和毛泽东全面地推进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创新，形成了中国共产党人自己的理论体系——毛泽东思想。党的七大以后中国革命事业的飞速发展，是与全党在毛泽东思想基础上达到空前的团结一致分不开的。实践已经充分证明，党的七大把毛泽东思想确立为党的指导思想是完全必要的。在毛泽东思想的指引下，全党真正把学到的东西变成头脑中的“主心骨”，思想上的“定盘星”，行动中的“指南针”。
坚持运用灵活多样并且行之有效的载体和形式大力营造全党学习的浓厚氛围
全民族抗战爆发后，新形势迫切需要大批德才兼备的干部。党中央为了“克服自己理论工作的落后性”，认为“普遍地深入地研究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和“使马列主义在中国具体化”是全党“亟待解决”的两个问题，因此，在1940年3月24日，发布中共中央《关于在职干部教育的指示》。在这个指示中，规定以每年的5月5日——马克思生日，为干部学习节，各单位要总结全年的学习情况和经验，并进行奖励。1940年5月5日，是第一届“五五干部学习节”，中央宣传教育部专门召开学习运动总结大会，并评选出39个模范学习小组，朱德被评为学习模范。
利用党校、干部学校等教育阵地和报纸、电台等新闻媒体，对干部进行学习引导，对营造延安浓厚的学习氛围也起到了促进作用。当时延安干部学校，学习是压倒一切的任务。陕北公学提出了“保证八小时学习”的口号。北平学生旅行团参观抗日军政大学留下的印象之一，就是“学习风气的浓厚是全国各地所没有的”。
1941年5月15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了关于出版《解放日报》等问题的通知。通知说：“一切党的政策，将经过《解放日报》与新华社向全国宣达。《解放日报》的社论，将由中央同志及重要干部执笔。”毛泽东不仅经常为报纸、电台写稿，还深入新闻单位解决问题，做了大量具体工作。一次，毛泽东在审阅当时中央财政经济部长李富春的题为《一月八日在中直军直经济工作人员会议上的报告》时，在原标题前加上破折号，作为副标题，同时又加了两句话：“读书人要学会管生产管供给，不然永远是书呆子”。在这样的副标题前，毛泽东重拟了一个新的标题《丰衣足食，为改善物质生活而斗争》。响亮的“丰衣足食”口号，第一次用大型字号出现在《解放日报》社论的标题位置。
此外，延安学习运动还通过音乐、舞蹈、诗歌、小说等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不断扩大影响。著名的秧歌剧《兄妹开荒》、歌曲《黄河大合唱》、长篇叙事诗《王贵与李香香》、小说《李有才板话》等，都对学习运动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坚持倡导“挤”和“钻”的“钉子精神”学习与工作两不误两促进
延安时期，恶劣的环境，艰苦的生活，繁重的工作，给全党同志学习带来了不小的困难。为此，毛泽东坚持倡导“挤”和“钻”的“钉子精神”，指出：要在工作、生产的百忙之中，以“挤”的方法获得学习的时间，以“钻”的方法求得对问题的深入了解。工作忙就要“挤”，看不懂就要“钻”，用这两个法子来对付它，学习是一定可以获胜的。
延安鲁迅艺术学院是抗战时期一所重要而特殊的文艺学院，成立于1938年。在鲁艺，艰难的物质生活和较差的办学条件，与奋发的进取精神和高昂的学习热情，形成了一种鲜明的对照。曾在音乐系任教的冼星海给音乐系的学生讲课，已经讲到深夜，本来早就该休息了，但大家仍说不困，请求老师继续讲，冼星海一直讲到天亮才下课。有的学生抓紧时间学习真是到了分秒必争的程度。美术系第三期学生古元为了每天早晨节省时间，提前投入学习，就在前一天的晚上刷牙，第二天起床后，一出完操，别人还在洗漱，他就已经进入学习状态了。有些年轻夫妇生了小孩，托儿所又不收初生的婴儿，为了能集中精力挤出时间来学习，他们就想出了一个办法，把孩子放在一个筐子里，吊在窑洞后部的横梁上，再用一根长绳，一头系住筐，另一头系在靠窗户的桌腿上。只要孩子一哭闹，正在伏案读书或者写作的父母亲，就用脚不停地踩动绳子，筐子随之摇晃起来。孩子便会进入梦乡，他们就可以继续学习和工作了。这恐怕是延安才有的一道独特的学习景观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