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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在灾难采访报道中的新闻伦理
在不可预料的事件中,在大的灾难面前,常常会诞生许多“英雄”,他们的身影会镌刻在受众的心里,他们的事迹往往能让人泪流满面。然而,不可否认的是,几乎每个英雄的背后,都有着自己的心酸,都有着不愿意回忆的伤痛过往,但是媒体、记者又常常偏要挖掘这些细节来塑造、突出英雄的形象。于是,就在记者们似乎是充满热情和崇敬的一次又一次采访中,英雄们反而受到了越来越多的伤害。
“一提到“新闻伦理”,我就会不由自主地想到汶川、玉树地震采访报道中的一些故事和情景„„我曾经在报纸上看到一组照片,照片上是几个学生模样的逝者在残垣下压着,其中一个孩子的模样很清晰,而另外几个孩子的身体不同部位被坍塌的水泥块覆盖,只能看到其中的一部分,最让人难受的是那些混在一起的手脚,分不清是谁的手,也辨不出是谁的脚!可以想象,如果这些孩子的父母看到了照片,心底会是多么痛苦?面对这样充满死亡气息的照片,即使是陌生人心底也会充满对地震灾害的恐惧感。媒体这样不加选择地“直击”灾情,看似是对灾情的真实展示,但并非所有的真实记录都适合在媒体上展现出来。如果不加限制,势必造成视觉上的‘灾难’!”
在抗震救灾过程中,每当发现废墟里尚有存活着的生命,不光救援人员无比激动,在场记者也是兴奋异常。如果只是在一旁默默地做个忠实的记录者,相信大家都会心存感激,可惜的是,很少有人能控制住自己的职业冲动。“我们在玉树采访时,经常见到一些记者不分场合地递上麦克风,追问救援人员或幸存者‘有什么感受?’事实上,谁都知道此时争取时间,保持体力,对于那些埋压在废墟下、等待抢救的生命有多么重要。”
“有一次电视直播的救灾,废墟中发现了一位中年妇女和一个老大爷,这时,一个救援人员挡住了摄像机镜头,现场女主持对他说‘你让让好不好,我们先拍’,大家都说还是救人要紧,而主持人坚持说“只要5分钟就好。这个时候,幸存者身体上方正有一块残存的预制板,随时可能发生垮塌,救援人员要求先把它搬开再说,没想到主持人的回答是‘不用,就保持那样别动’接着转过身来继续对着镜头播报„„”虽然只有短短的三句话,却把这个记者的伦理道德底线明显的降到了很低的程度——人的生命是第一位的,而新闻采访时第二位的!
以上所提及的,归根到底是媒体在巨大的灾难面前,如何取舍的问题。“2008年5月12日夜,中新社的三位记者李安江、郭晋嘉、杜远,作为报道灾情的第一梯队在第一时间目击到东方汽轮机厂中学垮塌校舍的惨状。‘救救我!’”垮塌的房屋中,不时透出被埋学生凄惨的呼救声。去采访的他们,当时不知道是先采访还是先救人?这个所谓的新闻伦理问题,从来没有出现的那么突然。最终,他们做出了选择——‘救人,十万火急!’那天夜里,他们几乎没有完成一个采访。”
在灾难面前,记者是该遵从职业精神还是做人良知的争论,在新闻界从来没有停止过。“在咱们国家,新闻伦理是媒体和媒体工作者出于自律的需求而拟定的成文或者不成文的规范,要求从业人员具有高度的道德感和责任心。新闻不能有“闻”就录——有研究者提出,要进行道德推理,就是‘我为何如此重视这条新闻?受众究竟需要什么?如果这条新闻与我或我的家人有关,我会感受如何?’”
“汶川地震报道给新闻工作者提供了挺好的教训,就是——作为媒体工作者,绝对不能以有违新闻伦理的方法来进行报道活动。媒体报道任何新闻,都要努力在满足公众需求和保护受访者之间寻求平衡。如果单纯为了满足占绝大多数的公众,却不顾伤害处于弱势的受访者,就是有违新闻伦理的。媒体记者一定要设身处地为他人着想,从多个角度对自己的行为进行道德推理,既要最大限度地把新闻真实地报道出去,更要尽量减少对无辜者的伤害。”
大规模的地震报道终将过去,也许有一天我们还不得不面对其它的自然灾害报道。灾难一旦发生,如何寻求新闻与伦理之间的平衡,就是每个媒体记者必须面对的命题。不管在什么时候,记者必须首先是个大写的人,真正做到“以人为本”,然后才是新闻的忠实记录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