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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与黑》的叙述风格及译本
《红与黑》的叙述风格及译本
2009-10-15 17:44:49
来自: 吉祥如意(对真正值得爱的东西保持忠实的爱)
红与黑的评论
《红与黑》久负盛名，译本众多，属于“外国经典名著”中受到特殊优待的作品，主角于连·索雷尔更是以其独特气质、强烈野心和悲剧人生，成为文学史上的一个经典人物。
在叙述风格上，这部小说别具特色，自成一家，瘦矍而机敏，处处透着久阅世事的老辣和娴于艺事的利落。
作为章节众多的长篇故事，它并不象洪流那样，在奔腾流转里展示情节的跌宕起伏，倒更象是瀑布，从一个个崖头连续地跃下，形成节奏短促、细节层出的整体。——作者强大的控制力渗透到每一页之中，仿佛这个世界只有他自己能够出入，没有任何前辈曾经光顾过并留下探险的经验，他的风格完全来自于对内容的透彻审视和把握，具有不可思议的首创性：叙事简略快捷，修辞平实直凑，一个个情节精悍短小，不强调感染力，不突出戏剧性，仅仅注重它们产生的后果，仿佛命运之音随时随地都会响起，而在语调上则自始至终保持着冷峻、尖刻、不无奚落的味道。
显而易见，作者有意避开了文学化的感性表达：描摹刻画的手法遭到摒弃，抒情写意的色调被降到最低。于是，一般读者很难从中得到感官上的满足和想象上的激动，仿佛情绪没被调动起来，思想难以深入其间，这也使得《红与黑》乍读起来干瘪生硬，近乎呆板，与其他十九世纪法国经典小说迥然不同（雨果，巴尔扎克，福楼拜，甚至大仲马），好象特别缺少文学气质。
但司汤达并不缺乏表现手段。他目光如炬，大笔如椽，在小说创作上另辟蹊径，表达出了他人难以捕捉的主旨，而正是这个主旨决定了《红与黑》全篇的特有风貌。——司汤达关注的是，在具体的现实环境里，一个聪慧清醒、充满野心的年轻人，如果要谋求生命的最大价值，他会选择怎样的信念和道路，又将会与社会发生怎样的纠葛与矛盾。这可是个政治意味十足的“主控思想”，尤其是主人公并不象“成长小说”里的主角那样，追求道德完善和精神升华，而是坚持要在社会现实中寻找他的目标，获得他的最大利益，所以整个故事有着赤裸裸的现实感，环境背景、人物形象、故事情节无不以此为基础来设计，绝不故作优雅或深沉，反而处处突出其庸俗可耻的现实特点，充满了批判性。
我们看到，司汤达绝不浪费笔墨，反而计白当黑，每个人物一出现，每个情节一产生，就必定会带出他或它的背景属性，展示出其背后的社会条件，令我们窥见整个时代的习俗风貌和思想氛围，而且作者本人的那些尖刻评论，也是要帮助我们深入洞察人物行为的现实意义。
明白了这一点，那么对小说为什么要这样分析运用素材，一个个自然段又为什么要这样处理并组合，就比较容易理解和把握了。
具体来说，在处理“富有情节性的内容”上，司汤达的方法是剥去人物情貌与动作状态的刻画，只抓住场景中人物的行为和反应，突出情节本身的意义，绝不用描摹或抒情去撩触读者的感官，以避免他们错误地沉溺于场景或行为中去（这与大多数小说家的作法相反）。他是要读者保持距离，时时记得掂量情节的后果，衡量人物的行为或思想究竟是对是错，又意味着什么。——这里头有种挑衅性，因为当时的小说读者十分认真，会把故事人物与自己进行比较，并从中汲取生活经验，所以司汤达如此处理题材，本身就是希望对读者的政治立场、道德原则、生活习惯构成一种刺激或冲击。
更具体来看，《红与黑》的每个章节都偏于简短，自然段清晰利落，句子单行独立。任何复杂纷繁的内容，到司汤达这儿都会被以最大的概括性来把握，这里头需要过硬的功力，尤其是他喜欢采用自然段快速穿插递进这一手法，就仿佛笔一落纸，立刻收起，再下一笔，又再急收，断中有续，以意相连，粗读起来如同通俗小说，但仔细分析这些自然段的组合方式，却会惊叹于他凌厉的手法和圆览的思路。
另外，我们知道，司汤达以擅长表现人物复杂细腻的心理而著称，但人们似乎从来没有指出过，他表现人物心理的旨趣与方法究竟独特在何处。如果明白他的叙述风格，我们不难发现，司汤达捕捉的不是心理活动的丰富内容和强烈情感，也不是它的层次和矛盾，而是它的突然转折和变化，譬如刚刚产生爱慕，立刻有所疑虑，随即转为自怨，接着化作嫉妒，最后生出野心。这一系列跳跃式的变化，正好以一连串简洁的句子或自然段来表现，其间不强调发展的连续性（茨威格则特别注重表现心理变化的连续性过程），而只突出心理变化的阶段性结果，这样自然能使叙述显得十分干脆利落。
《红与黑》译本众多，我读过五种，简略评论如下：
郝运译本无疑很扎实，词汇准确生动，句式严谨合理，细细读去并无毛病，文体修辞堪称纯正。但是，这里头缺乏一种明快自然的味道，好象有什么地方不大对劲。认真审视后不难发现，郝运先生的译本只能逐句细看而无法通篇连读，那些还算扎实的句子一旦连贯成篇，就显得特别庸钝冗杂，那一个个自然段就象缠满藤蔓的窗口，想透过它欣赏风景不免感到吃力，就翻译艺术而言，可谓得其貌而遗其神，未能臻于化境。
郭宏安译本则令人吃惊，因为它明显寄生在郝运译本之上，相似程度超乎人们的想象，这两者之间的关系，差不多就是修辞练习的草稿与定稿之间的关系。我们看到，郭宏安先生笔下的那些句子和篇章，在很大程度上沿用着郝运先生的原貌，他只是调整了部分句式，更换了部分词汇，删改了部分标点，然后对非常有限的一小部分进行了重新设计，但即使是这些重新设计的部分，也仍然严重依赖于郝运先生的思路。这一事实不免让人觉得，译者在推出这个译品时，至少应该坦率指明自己的工作在多大程度上借用了前人的成果。
郭宏安先生曾写过一篇《我译》的文章，其中丝毫不提郝运译本对他工作实际上具有的重要性，而只是声称“唯一令我欣慰的是，我从旧译中卸掉了五万个汉字。”——这倒是真的。但令人遗憾的是，他也只做到了这一点，甚至就连在这一点上，也有弄巧成拙的嫌疑。他把旧译中的长句拆散，调整句式，剔除冗杂的词语，尽量压缩表达的长度，适当采用四字成语，在有些时候倒真的做得不错，达到了使篇章显豁明快的效果，可问题在于好些句子都被改错了，意义相离相悖，风韵走失散尽，在几个译本中恰恰是讹误最多的一种。这在逐句对比审读时特别明显。
相较而言，罗新璋译本是走得最远的一个，它象是一场过份大胆的修辞游戏，把古典文学中可资利用的词汇和表达方式，都搬到了这部十九世纪法国小说中来试验一番，于是我们看到了很多传统意味浓重的表达，不仅四字成语很多，而且就连整个句子或自然段，都在现代汉语语法所能容忍的范围内被文言化了，好象译者并不在现代社会中与我们共呼吸，而是从一个满是旧词章和话本的传统里走出来的。且不说“乱云飞渡”、“萍翻桨乱”“恣情一怮”、“仇绪恨意”这样矫饰触目的表达，象下面这段：“于连对拉穆尔小姐的倩影常绮思菲菲；其体态之绰约，服饰之高雅，纤手之白，玉臂之美，举止之娴雅，直觉得爱之不胜。……她的性格，无论给想得多么深沉，或恁般诡谲，他都不以为过。也即马仕龙、费利赖、卡斯塔奈德之流的最高体现，为他少年时不胜赞佩的。总之一句话，对他说来是理想的巴黎女子。”简直令人哭笑不得。
或许可以这样猜想，罗新璋先生把傅雷先生的译作奉为典范，认真研究揣摩其风格，然后就充类至极，大肆发挥，结果产生了这样的译作。不得不指出，强用文言色彩浓重的语句，使这个译本风格古怪，译者明显凌驾作者之上，虽然译文中不无出采之处，但总的来看，罗新璋先生在遣词造句的能力上还处于摸索练习阶段，远未形成自己的风格，既不如傅雷先生精熟，更不足以支撑《红与黑》这样的经典作品。把这个译本选进“语文新课标必读丛书”，似乎并非明智之举。（甚至还有用错成语之处，开篇第一自然段那句“繁茂粗壮的栗树，恰好具体而微，点出斜坡的曲折蜿蜒。”这个“具体而微”就用错了。）
另外还有个罗玉君译本，并不通行，繁体直排，一九五三年译，上海译文一九七九年出版。由于时间与精力有限，我只选读了几章，然后潦草翻看了下。应该说这是个严肃认真的译本，语气十分矜重，处处追求经典的厚重感，同时也能婉转灵活，读起来仿佛与译者面面相对，十分亲切。就其深入原作的程度，有些地方似乎还胜过郝运译本，虽与司汤达的风格极不贴合（因为司汤达并未自视经典），却能自成面貌。只是当时现代汉语的表达还未臻于细密完善，这个译本在用词和造句上，都与现在的习惯不太一样，所以并不值得再版推广。
最后一个译本，当然就是我特别满意并一再阅读的许渊冲译本，其优秀之处，容以后有空再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