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红与黑》中的畸形恋情由刀豆文库小编整理，希望给你工作、学习、生活带来方便，猜你可能喜欢“红与黑中的两种爱情”。
论《红与黑》中的畸形恋情
摘要：司汤达在《红与黑》中，不仅仅简单的从爱情视角去描写书中男女主人公的爱恨情仇，而是着力于从爱情这面镜子当中真实的再现“一八三零年”法国的社会状况。本文将从时代的大环境和家庭的小环境和个人性格的双向逆反运动来探究小说中的于连带着他未竟的野心睡在那“自由”的洞穴中所折射出的人性的复杂性，探究在贫瘠的土壤中绽放的这朵畸形的爱情奇葩所蕴含的社会价值。
关键词：环境
爱情
野心
内心冲突
法国著名作家司汤达的《红与黑》一书,震烁古今，饮誉中外。仅针对“红”与“黑”的喻意，一百年来文艺研究家曾对其进行过无休止地争论，各说纷纭。这部作品之所以激动人心，就在于以“红”为象征的一种感情力量和一种以“黑”为象征的一种感情力量的拼搏，即爱情和事业（野心）、观念两股力量的此消彼长。书中扮演爱情悲剧的男女角色，以其个人的爱和恨，灵和肉交织的生命，反抗那个不合理的社会制度，因而他们的失败具有崇高的意味。1827年10月，雨果在《克林威尔序言》中提出：“丑在美的旁边，畸形靠近着优美，丑怪藏在崇高背后，美与恶并存，光明与黑暗相共”的对照原则，[1]“丑怪藏在崇高背后”，当爱情悲剧笼罩在崇高的光环下，书中的男女主人公在情感倾注上份量各有不同，当爱情与野心联系起来的时候，这种爱情必然打上畸形的烙印，撩开崇高的面纱，丑怪的面容就会清晰可见。狄德罗有一句名言，说“人是一种力量与软弱、光明与盲目、渺小与伟大的复合物，这并不是责难人，而是为人下定义。”这种说法触及了人的心灵对立因素的心理冲突，但不可否定，心灵内部的冲突同时也是人与环境冲突的内化，从弗洛伊德到马克思主义，都致力于揭示人的本能欲望与文化压抑之间的冲突。人的存在总是处于两种环境当中，即社会的大环境和家庭的小环境。为了探究本书的男女主人公于连索黑尔和德瑞那夫人之间上演的恋情的畸形性，本文将从个人存在所处的两种环境和个人性格的双向逆反运动来进行阐释。
一、时代
十九世纪三十年代的法兰西，大革命风潮已经过去，拿破仑也已被放逐到圣赫勒拿岛，自欧中封建联盟刺刀保护下复辟的波旁王朝妄图恢复其绝对统治和昔日全部特权。资产阶级日益壮大，也力图争得失去的统治权。拿破仑的独裁专制与波旁王朝的复辟统治都控制不住资产阶级势力的泛滥。在两大阶级殊死搏斗中，社会上充满了各种伪善、阴谋和陷阱，社会的反动气焰尤其嚣张，阴森可怕的特务组织圣会渗透在社会的每个角落。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深入发展，资产阶级意识也瘟疫一样蔓延，为了更多的“创造收入”，人与人之间唯利是图的关系网，笼罩了整个社会，到处充满了猜疑、告密、戒备、虚伪和欺骗。种种荒谬而沉闷的社会风气，毒害着青年人和妇女们。复辟时期等级森严的现实彻底粉碎了于连这个平民子弟的英雄主义梦想，因此他极端仇视压抑他个性发展的统治阶级，仇视委锁、卑劣的社会风气，并采取“个人英雄主义”的方式进行反抗，他向封建贵族和资产阶级的壁垒发起冲击，这种平民反抗意识和个人进取精神在这样的社会环境下必然受到压制。不说假话办不成事，连爱情这种被歌德称为“人性中至洁至纯”的东西，都掺上了杂质，带了假面具。在这样一个丑恶的社会里，在社会里这种特殊的氛围中，必须以“虚伪”为武器对付虚伪，以比道德的方式对待不道德的社会。为此，《红与黑》描写的爱情不是抽象的爱情，是十九世纪初叶法国各种严酷的专制统治和资本之一经济普遍发展的产物。总之，这本书所描写的爱情就是与争权、斗富、阴谋、倾轧、陷害、欺骗、贿赂、收买、结党拉派交织在一起。但在这种功利色彩比较浓厚的爱情土壤里，仍能开出一朵“心坎里的爱情”在这朵绚丽的奇葩中，又吐出丝丝香甜的蕊，“母性爱情”。不过，于连与德瑞那夫人这朵爱情之花在这样贫瘠的土壤中，即便能坚强的绽放下去，但于连作为这段爱情的主体，在主体肯定认同客体（德·瑞那夫人）的这个过程，自身又成为主体的阻挠者，因此，《红与黑》对爱情的产生、发展、冲突、转化、回旋、反复、狂奔、消逝或者升华，是作为一个复杂的心理过程来描绘的。司汤达善于抓住爱情心理的内在矛盾造成系列典型的爱情心态。
二、家庭
呼唤人的和被呼唤的很少能互相答应（英国哈代）。男女之间一段情感地产生，只有内心的火，才能把彼此照亮。在德·瑞那夫人不自觉的呼唤声中，尽管于连的回应有些迟缓，但终究疯狂地坠入爱河。那么是什么样的两团内心的火焰照亮彼此呢？
在《红与黑》洋洋数十万言的描述中，找不到一句对于连母亲的直接描写。书中所提到的于连的至亲只有他贪婪无比的当木匠的父亲和两个凶神恶煞般的兄长。从于连与其兄长的关系和截然不同的性格来看，于连的女性倾向很明显。从全文看，没有一次正面提出他的母亲，而且在最后他的母亲也没有出席他的葬礼，因此多少可以说明，于连可能幼年丧母。另外在文中也可以找到这一论断的辅证。谢朗神父在于连拒绝了埃莉莎后，对他进行了劝说。于连深为感动，“这还是我第一次看到自己被别人所爱”。[2]这隐含着他从小没有得到过关爱，包括母爱。此外，可以从于连对他父亲地憎恨中看出于连缺少母爱。于连曾对彼拉尔神父说，“我从小就遭到父亲的憎恨，这是我最大的不幸之一，但是我不会再抱怨命运，我在您身上重新找到一个父亲。”[3]在于连被关押到死牢里时，他的父亲不顾及他的安危，还无耻的向他索要养育费和教育费。季羡林曾经说过，“一个缺少母爱的孩子，是灵魂不全的人”。而于连载潜意识中形成的孤僻的自尊心正是灵魂不全的体现。
德·瑞那夫人是个纯朴、真诚，不会做作的女子。这个可爱的女人拥有美貌、财富和美好的德行，可以说是完美的。富有的她在长辈为她安排的婚姻中找不到一丝爱情的甜蜜。尽管在这样的家庭婚姻生活中，却出色的做到了一个标准的贤妻良母。“她有贤惠的外表，事事迁就，从不坚持己见，是维里业当地丈夫在妻子面前经常提到的典范......”[4]她与市长之间不无爱情，在她看来，所有的男人都和她丈夫一样，言谈粗野，除了金钱、地位和荣誉之外，对一切都无动于衷。德·瑞那先生实际是个大男子主义者，在他眼里，也正如德·瑞那夫人所认为的那样，的确只有金钱、贵族门第，妻子只不过是丈夫的附属品。他和妻子没有感情交流，没有共同的兴趣爱好。在他们结婚的头几年里，如果有一个孩子发烧，她心里急的像孩子已经死了一样，但当她将这样的忧虑向丈夫倾吐时，得到的只是丈夫粗野的狂笑，耸耸肩膀，随口说一句有关女人的陈词滥调，“所有女人都一样，像部机器，总有些零件要修理。”[5]每当德·瑞那夫人对庄园里的那些核桃树表示欣赏时，德·瑞那先生便因树下长不了麦子夺走收成而表示厌恶。德·瑞那夫人只有和丈夫讨论三个孩子的未来时才感到高兴。她一心扑在孩子的身上，全心全意无私的爱她孩子，他们占据了她的整个心灵。为此，在“贤妻”的死水生活中，能够体验到“良母”微澜般的快乐，或许这就是她生活的全部热情。
三、抉择
于连与德·瑞那夫人之间之所以形成呼唤与被呼唤的完美应和，可以说是德·瑞那市长与寄养所所长华勒诺先生之间经济上夸富比阔、政治上勾心斗角直接酿成，构成其外因因素。德·瑞那夫人在家里既不忧愁也不快乐，从来没有尝到过什么叫爱情。司汤达在《爱情论》中把爱情分为四种类型：第一种是感情的爱；第二种是癖好的爱；第三种是性爱；第四种是对虚荣的爱。[6]癖好爱离不开功利，一旦虚荣的外衣被剥落，这种爱就像一个刚刚大病的虚弱的病人，只能艰难的爬行；性爱则是毫无感情因素，致使设下个陷阱使对方掉入，相当于兽欲，只是对“肉”的渴望；虚荣的爱犹如法国男人，希望得到一个时髦的夫人，就像希望拥有一匹漂亮的马一样，是他们必备的奢侈品。德·瑞那夫人在德·瑞那先生眼里如同一个漂亮的花瓶，仅仅起到装饰的作用，他在知道自己的妻子出轨之后，本想与妻子离异，但最终不愿舍弃，其原因比仅仅在于失去一个漂亮的装饰品而已，关键在于花瓶简直连城，因为他妻子是富有的女继承人，他便忍气吞声，甘愿戴绿帽子。市长几乎没什么精神生活，思想浅薄，感情贫乏，对夫人非常粗俗呆板，只重“事业”，忠于维里业唯利是图的原则。由于长期躲避在冷酷的社会关系的冰层下面，德·瑞那夫人的感情好像深深埋藏在地心的岩浆，从未向外喷发。她只知道尊崇天主和生养儿女，是世人公认的娴静淑女。小说中的于连·索黑尔是木匠的儿子，这个来自社会下层的青年，带着愤愤不平的反抗心理，闯入德瑞那夫人的生活圈子。正是于连身上的平民阶级的优秀品质：具有进取心，自尊心强，不愿屈服于贵族之下，聪明能干，感情炽烈，一旦尝到了爱情便投身其中，触发了地心，引起了岩浆的喷泻。于连在最初对待德·瑞那夫人的态度，除了承认她外表的秀色给他带来的感官的愉悦外，始终处于一种敌意的状态，因其孤僻的自尊心。他游戏爱情，引诱德·瑞那夫人，以征服一位高傲的贵夫人来满足他的自尊心，报复社会。但夫人美丽的脸庞，温和的天性，贤妻良母的品性，尤其是对他一往情深的痴心，在市长府上夫人给予他的“关怀”、和“保护”，以及他自己在夫人身上追寻到的“关怀”、“保护”，体现出儿子对母亲的那种依恋，在这种依恋中逐渐融化自己情感的坚冰。在于连刚到德·瑞那夫人家时，他对夫人说，“……我生平第一次进入陌生人的家,心里害怕,我需要您的保护。”[5]德·瑞那夫人常常对于连表现出一种母亲的姿态。在于连出任家庭教师时，因为贫困总是一副“简单的，但是极其整洁的穿着”，夫人每当看到她总要对自己说，“这个可怜的孩子，他是怎么能够做到的啊？”[7]在维尔基的时候，于连和德·瑞那夫人及其孩子一起无忧无虑地指挥工人修小路，他们在乡下忘乎所以地捕捉蝴蝶，嬉戏，在天真烂漫的氛围中生活，没有欺骗，没有偏见，没有相互提防，没有等级差别。夫人由对于连的同情可怜，到对他无私奉献的爱，她逐步降下贵夫人的架子，真诚地对待于连，使于连感觉他们之间存在着一定意义上的平等，当他意识到这是爱情的时候，在他冷漠的外表下再也掩藏不住那颗充满热情的心。他们的爱是建立在真诚、自然和平等的基础上的，而于连所渴望的情感正是没有虚伪的平等和真诚，如同他在母腹中何母亲的关系一样，亲密和谐，没有伤害，没有欺骗，只有母亲无私的、真诚的爱和牺牲精神，而德·瑞那夫人对他真诚的、自然的、不造作的爱，以及无私的牺牲奉献精神和他的恋母情结所形成的观念相吻合。于连在执行德瑞那夫人糊弄丈夫的计策时，于连快乐的像个孩子，用一个小时来拼凑那些词，在面临危险的时候，德瑞那夫人临危不惧，用智慧与果敢来化险为夷，把难题留给自己，义无反顾地保护着于连，这更像一个母亲不遗余力地去保护处于危险中的儿子；他几次在德·瑞那夫人面前哭，却从未在德·拉木尔小姐面前哭，一个人只有在母亲面前才能毫无顾忌的哭泣。于连对德·瑞那夫人有一种母亲般的依恋，在于连受到审判时，他在法庭上宣称，“德·瑞那夫人曾经像慈母一样对待我。”[8]他还谈到他“对德·瑞那夫人怀有的尊敬和儿子般的无限热爱。”[9]
四、激荡
司汤达描写的爱情，没有恋爱狂热中的官能宣泄，有着着力于表现爱情追求的期待心理与矛盾搏斗。在司汤达的《爱情论》中，把人的内心产生爱情经过以下几个阶段：“
一、仰慕；
二、一个人在心理说：能吻她几下或者得到她的吻该有多好啊！等等；
三、仰望；
四、爱情产生；
五、第一次情感高潮的到来；
六、怀疑的产生；
七、第二次情感高潮的到来。”[10]从于连的爱情中可以很清楚的看出这些阶段性。德·瑞那夫人从同情怜悯于连到仰慕他的学识和自尊，再到德·瑞那夫人追问自己对于连的感情时，他认为“其实，他不过是一个对我充满敌意的孩子，这种痴情很快就会过去。”[11]这段痴情的发生是那么自自然然，以至于自己都无法意识到它的存在。当德·瑞那夫人自自然然地爱上于连时，于连把通过德·瑞那夫人为梯子步入上流社会，看作自己的一种“责任”，把赢得夫人的爱情看作对统治阶级的“战斗”，他以爱情为跳板进入上流社会，以实现自己的野心，不难看出这段爱情的动机不存，具有病态性质，畸形倾向。在于连人性的深处有两种力量地拼搏，他真诚并虚伪着，勇敢也懦弱着，自卑并崇高着，消极与积极并立，肯定自我的同时也否定自我。这种矛盾的性格主要在他的这段爱情中表现出来，他对爱情是冷静的，但也有火热的一面。在于连对德·瑞那夫人的征服中，既有真实的爱，这种爱在他的潜意识层中激荡着，也有虚伪的爱，这就是他只不过通过对德·瑞那夫人的占有来达到虚荣的满足和对社会的报复。情感充满着偶然性，它是最不稳定、最不确定的因素，最活泼的因素。情感总是不愿意受强加给它的理性的制约......[12]于连的爱情是计划的、头脑的、理性的，是一种“头脑里的爱情”，但一旦置身于他所需要的一种绝对牺牲的爱情时，像德·瑞那夫人这样伟大的、无可置疑的、时刻准备好了的牺牲前，他却支撑不住了，他完全忘掉扮演角色的意图，在自任放怀的时刻他甚至向他说出心里话。德·瑞那夫人高贵典雅，执着自己的爱可又不能完全放弃自己的高傲。自从于连来到她家，一切都变了，她不自觉地爱上了于连，当她自己忽然发觉这是对于连的爱情时，不仅吃惊，而且简直愤怒了，因为背叛了上帝，毁掉了自己贤妻良母的形象。道德观念和宗教思想压得她透不过气来。可怜的妇女人经常忍受着热烈的身心之爱与冷酷的宗教道德的冲突，陷入了极度的痛苦之中。在观念与感情冲突的两端，一段是黑色的道袍、暗地的舆论、无形的欺压；另一段是鲜红的血、跳动的心、强烈的欲望。在这种冲突反复回旋、冲击突进的过程中，又有情爱与性爱的矛盾。她曾主动地投情于连、爱抚于连，因为她享受到了爱情的愉悦，她内心的热情被于连唤醒了；但又斥骂于连、拒绝于连，当她小儿子的严重病情使她觉得这是上帝对她的惩罚，又陷入深深地自责；随后又更亲切地亲近于连、俯就于连，此刻斯塔尼斯拉斯转危为安使她早已忘记了小儿子危在旦夕给她带来的内心的恐惧、自责与迁怒。后来随着于连被迫去贝藏松在神学院学习的这段期间，德·瑞那夫人饱受着灵魂的煎熬，她认为她本应该做个守妇道的女人，但是她却做出了伤风败俗的事情，所以后来她才会向神父忏悔道出这一切事情，以至日后有了那封匿名信。可见，“心坎里的爱情”也是充满着内在矛盾的。德·瑞那夫人的人性深处充满了爱的欢乐和痛苦的搏斗，她要爱，但对这种爱的代价感到恐惧，她内心中有一种力量要推开爱，而另一种力量又逼使她紧紧地拖回这种爱，在爱的欲求与爱的恐怖的对抗中，有爱的幸福感与爱的罪恶感的交织，有极度欢乐与极度痛苦的碰击，有天堂与地狱的双重呼唤。在这个高贵的女人的人性世界中，道德的力量是这么强大，这种力可以将于连推得很远，但打破道德锁链的力量也这么强大，顷刻间又把她拉回爱的深渊。
于连和德·瑞那夫人在这段爱情中的痛苦搏斗，都是爱与不得所爱的搏斗，他们即使得到所爱，也会很快的面临着爱的危机，又陷入新的痛苦，因此他们的心灵永远非平衡态中。
《红与黑》采用通过爱情描写视角来反映当时的社会，通过平民青年于连同德·瑞那夫人这个资产阶级贵族女性的爱情故事，真实描绘了他们种种典型的心理状态。变化是一种内在不安的动荡，作为自然人的精神面貌同时也反映着一个时代的社会价值面貌。任何人都要在社会中行动，因此任何情欲都是带有社会性的情欲。人的情欲不可能离开社会，不可能离开社会的价值体系。于连所处的那个时代，只有以虚伪为武器才能换来面包，而他又生不逢时，拿破仑的时代早已成为历史，作为平民阶级的他即便才华过人，也是空有满腔的抱负，因为梦醒了无路可走就是摆在他面前的现实。整个社会都处于一种金钱至上、唯利是图的风气中，在这种污浊的生存空间里，淡化了人与人之间关系，包括亲人之间的关系。于连的父亲老索黑尔是一个爱财、贪财、守财的人，处在这样一个富裕的家庭中，于连却过着一种贫穷的生活，吃不好穿不好，瘦削的他只因身体不够健壮不能为父亲带来收益便遭到父亲的冷遇。早早失去母爱，而今又没得到父亲的关爱，形同孤儿。德·瑞那先生并不是因为爱自己的妻子才与之百年好合，只因妻子是一个富有的女继承人。如果说女人只有经济独立才能赢得人格尊严，或许只因德·瑞那夫人富有才能得到丈夫少许的尊重。正是在这种内外因素共同的作用下，德·瑞那夫人在于连身上体验到了爱情的美好，体会到了在丈夫身上不会体会到的温存，这就构成了“心坎里的爱”产生的内驱力；而于连在德·瑞那夫人身上看到了母亲的影子，追寻到了在父兄那里不会获取的亲人之爱，唤醒了自己内心深处对母亲的思恋，这也构成了“母性爱情”产生的内驱力。但双方又因为自己的身份地位的不同，始终在爱情与野心、爱情与观念中纠结，心灵在两股力量的争斗中不断周旋而疲惫。回顾这段爱情所走的历程，在爱里，展开了灵与肉、善于恶、理性与疯狂、理想与现实、失望与希望、利己与利他、欢乐与痛苦、仁慈与残忍、虚伪与真诚的搏斗；演绎了爱的生物性与社会性，合理性与不合理性，自我扩张与自我克服，自我满足与自我战胜。如果说这段爱情里包含了太多的野心、征服、斗争、压抑、演化、迁移，动机不纯、功利味道过重、心灵扭曲，在凄美中有病态的丑陋，在悲痛中有畸形的快乐，这一切根源在于社会对人性的压抑与禁锢，同时也反映出社会对人性自由的呼唤。
参考资料：
司汤达：
《红与黑》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99.1版
司汤达：
《爱情论》
湖南人民出版社
1988.12版
刘再复：
《性格组合论》
安徽文艺出版社
1999.1版
郑克鲁：
《外国文学史》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6.2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