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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性与恐惧的博弈
--《叫魂》读书报告
1510306219 预防二班 陈明隆
《叫魂——1786年中国妖术大恐慌》，这本书引发我关于理性与恐惧的博弈，虽然叫魂事件是1786年对清朝的社会性事件，但是在我看与当下的情境是很相像的。
首先来看这本书讲述的内容，“叫魂”是什么？孔飞力显然不想一上来就摆出一副言者谆谆的样子，令观众反感。所以开篇写的是1768年的一个故事，话说浙江德清县的一位农民因痛恨侄子对其虐待，想求助当地石匠在修桥的时候，在立桩之时将有其侄子名字的符粘在桩子上，希望每次的捶打能消磨他的侄子的灵魂精气，但石匠不但没有答应农夫的请求，反而将农夫告到县衙门，因为石匠害怕农夫正在做一些罪恶的勾当而牵连自己，农夫希望石匠做的事便是民间所说的“叫魂”。这个事件只是细微的端倪，它能酝酿多大的风暴，没人能看清。这个历史的小事件作为一个引子，不但触发了后续的事件，更激发读者的兴趣。但是实际上故事不是简单的按照这条主线发展，故事错综复杂，整个“叫魂”事件发生于1768年，乾隆三十三年，时间的跨度为一年，可是“叫魂”牵涉浙江，山东，江苏，直隶，两湖等数省，线索十分混乱，所以不得不梳理整个事件。从1768年3月25日，浙江仁和县，吴东明石匠的副手郭氏和采药人穆氏卷入叫魂事件，穆因诬陷郭，受到重杖的这一事件开始，直到同年11月3日，乾隆降旨停止对叫魂的清剿。这个事件到此基本结束。
整个“叫魂”恐慌竟能蔓延大半个中国，造成人心上的恐慌，其背后的成因，很容易联想到当时中国人的愚昧，无知，迷信，中国人的从众心理，这个人类心理的特征，有效地传播了“叫魂”的恐慌。这两个因素是显而易见的，可是又不是简单归于这两个因素，我们无法忽略政府所起的调和作用，政府无法安抚民众的恐慌，也无法控制谣言的传播，慢慢的我们会发现乾隆统治的官僚阶层反而制造更大的恐慌，就连乾隆本人也惧怕“叫魂”背后潜伏的可怕的政治事件。
盛世下的危机，这是《叫魂》书中的一个小标题。康乾盛世，数乾隆达最辉煌，国民经济急速上升。虽然如此，在这一片祥和的盛世中，究竟付出了多大的代价。经济发展是不平衡的，北京，苏州在当时世界数一数二的大城市，而许多县城，乡村的生活状态可以说千年未变，是一种清苦的生活，然而这种状态是及其脆弱的，自然的灾害便能摧垮人一生的财富，有时政府，战乱，流行病也会使人一无所有，这样子的情况会促进人口的向下流动，底层的民众是那么容易成为，而摆脱这种生活贫瘠是如此困难。在经济上是一贫如洗的民众，很有可能成为乞丐，或许是僧人，但不是正规寺庙的僧侣，叫他们为游僧更为合适。他们的身份没有社会地位，而且也容易让人认为是种危害，后来叫魂的发生，乞丐和僧人容易成为攻击的目标。社会的流动性几乎是停止的，进入上层社会只有通过科举考试，获得政治上的权利，方能摆脱当前的困境，但是这大多数人来说是不可能的，记得唐德刚老师也谈到科举，那真是三分实力七分运气。商业的发展按理来说，为整个社会提供了更多的机会，但是不公正的司法体系，没有应有的保障，而且在意识形态上，政府主张忽略和打压，在商业上去获得更好的生活显然更加困难。
“叫魂”事件中我看到，人在利用它陷害他人，污蔑清白。他们都利用这个机会获得想获得想要的东西。在一个压抑的环境中，一个撕裂的口子出现，会有更多的人希望将口子撕的更大，把手探出去，期望摸到什么。甚至乾隆也在下意识地利用这个机会惩罚他不满意的官员。当一个社会的努力，未能获得相应的回报，那么这个社会会变得更加投机，呆滞。一个人若的努力被忽略，甚至努力的机会都没有，他会的目标只有生存，或许会绕过司法体系获得寻租的权利，或许制造混乱得到上升的机会。
在如今这个社会也是这样，不论是之前的日本核辐射导致的盐价飞涨还是更之前非典期间板蓝根神药的吹嘘，我们可以看到，人的恐惧无法忽略，但不代表整个社会会容易陷入恐慌。人虽然有恐惧，同时人有追求美好生活的动力，优美整洁的生活环境，平等，关爱的制度，富有人文，创造力的社会，如果存在的话，我想人会用冷静，理性的态度去看待问题与恐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