瞭望时评由刀豆文库小编整理，希望给你工作、学习、生活带来方便，猜你可能喜欢“时评篇”。
海外招才“功夫”在国内 2009年第1期>时评>正文 文/林蔚
据悉，一个名为“千人计划”的海外高层次人才引进计划近日已获中央批准。按这个计划，中央层面从2008年开始，将用5~10年时间，建立40~50个海外高层次人才创新基地。
毫无疑问，在全球金融危机不断加深、各国经济形势相继告急的背景下，这个信息相当地令人振奋。首先是为全球为数众多的国家和地区都在萎缩，而我们却有足够的能力“扩张”而充满自豪感，同时，更为历史终于给了中国一次绝好的海外高层次人才“抄底”机会、而中央决策层准确把握住并及时“出手”而感到 由衷欣慰。
据有关统计，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121万余出国留学人员中，有二十多万学成后留在了海外工作，其中45岁以下、具有助理教授或相当职务以上的有6.7万人，就职于国际知名企业、高水平大学和科研机构，具有副教授或相当职务以上的高层次人才也达1.5万人之多。说实话，笔者很理解他们的选择。“人往高处走”是人之常情，哪怕仅仅是为了高得多的收入和好得多的生活待遇留在国外，也非常正常非常合理。但2008年“地势”已开始发生改变。就在十多天前，上海海外招聘团到纽约后，吸引了近千名来自华尔街的华人金融业精英排队等候几分钟的面谈机会，回国时竟运回了300斤简历！虽然目前海外的高层次科技人才与金融人才的处境有所不同，危机中优势凸显、发展势头向好的中国正在成为所有海外高层次人才心目中一个新的“高处”却是毋庸置疑的。
正因为如此，笔者相信，中央启动的此“千人计划”当在海外高层次人才中引起强烈反响和积极响应。不出意料，未来几年将会有一大批高层次创新创业的科技领军人才回国建功立业。
不过，在乐观的预期面前，也有两点值得担心。其一，海外高层次人才引进后是不是能在国内的“土壤”里扎根、开花、结果？其二，如何防止像上海交大“汉芯”造假者陈进之流伪高层次人才混进来给国家造成损失？
因此，依笔者之见，抓住难得的历史机遇加大“出海”引进高层次人才的力度固然重要，但还需好好在国内把有关“工夫”下足。比如，尽快完善体制机制，健全政策措施，不仅给人才们提供足够好的工作和生活条件，还尽可能营造宽容他们可能已有些“西化”的个性、习惯，甚至是“古怪”的环境；比如，利用互联网及一切可能的手段对目标人群及背景进行调研，建立人才信息库及甄别系统，等等。只有这样，才能使真人才留得下来干得成事，而假人才钻不到空子混不进来。□
消费券难当拉动消费重任2009年第1期>时评>正文文/尚前名
先有东莞的“特别红包”，后有成都的“消费券”，两地政府旨在“扩大内需、刺激消费”的行为在社会上引起了不小反响，叫好和质疑者皆大有人在。
叫好者认为，从济贫救苦的角度看，这一举措算得上是雪中送炭，值得肯定。就事论事，想到了贫困人群比没有想到强。哪怕只发1元也比仅仅想到而没有行动更好。而对质疑者来说，其质疑的对象也并非是发券行为本身，毕竟，政府给困难群众发券购物，怎么说也是件好事。他们所质疑的是此举是否真有“扩大内需、刺激消费”的功效。
从对象的局限性看，发放消费券难以真正起到拉动消费的作用。以成都为例，发放对象总体而言都属于生活困难群众。与政策的设计者所料想的相反，此类群众在收到消费券后很难出现政府发放1元，“受益人”消费3元的举动。现实的情况则是困难群众拿到100元消费券后，更多会花在生活必需品上。据最新报道，拿到消费券的老百姓大多购买了米、面、油等商品，这些本就是日常生活雷打不动的基本消费。由此，意味着消费并没有被拉动多少，只是让困难群众多了100元的存款。
显然，政策的设计者考虑到了这个因素，于是有了消费券使用的“双规”限定：必须在指定的时间和指定的商店消费。质疑者认为，这非但无济于事，反而有可能添了弊端。乍看未免太像政府和零售店联合促销。或者，只有日用品零售店以及相关行业受益，对其他行业会不公平。此外，如何保证将消费券发放到真正需要的对象手中，也是对政策执行者的一大考验。
再看，如果是人人有份的发放消费券，也会受到多种因素的制约。因为，受政府收入的约束，此种政策本身不是一个可持续性的政策。各级政府的财政收入如果刨去众多的投资项目，能用于发放消费券的资 金十分有限。退一步讲，即使政府财力相当雄厚，消费券也产生不了“乘数效果”。因为，消费券政策是一次性的短期效应，没有后续的投资和资金，很难形成消费—投资—生产—收入—再消费的循环，不能达到刺激经济增长的目标。
当然，仅就政府补助角度而言，对困难群众发放消费券是非常有积极意义的。这既是公共服务型政府的责任所系，也是政府财税向困难群体倾斜的一种具体表现。
不过，从本质上来说，无论是“特别红包”还是“消费券”，都是政府拿财政收入补助困难群体的措施，只是“送温暖”工程的一种新样式。对“扩大内需、刺激消费”的效果还是有限。□
冷观外资“减持风” 2009年第2期>时评>正文文/健君
新年伊始，瑞士银行率先在投资禁售期结束后，尽售所持33.78亿股中国银行H股，引发一些境外战略投资者纷纷着手或准备减持手中的中资银行股。其中，动静最大的要属中国建行的最大战略投资者——美国银行，元月7日转让了建行56.2亿股，占建行全部股份的2.41%。随后，李嘉诚基金会、苏格兰皇家银行也都谋划配售所持中行股份。
“套现者”们此次斩获颇丰。比如，据统计，瑞士银行此次售股获利3.43亿美元；美国银行套现220.3亿港元，扣除成本，净赚151.5亿港元。境外战略投资者过高赢利后“赚钱走人”的“套现”行为，令许多市场观察人士“忿忿不平”。
我们首先要看到，境外战略投资者之所以选择当前减持，主要还在于部分机构受金融危机的影响比较大，自身的财务上遇到了困扰，急需变现。以当前的股价看，虽然比入股时确实有盈余，但当前的股价很低也是不争的事实。如果境外投资者纯粹为了盈利，完全可以等到市场回暖，卖个更好的价钱。
何况，在双方签约的那天，就意味着必然会有减持之日。从目前的情况看，国有银行在引进境外战略投资后，双方在合作过程中取得了很多成效，中资银行在管理理念、风险控制、公司治理等方面，从外资银行身上确实受益匪浅。比如，美国银行在入股建行后，将境内与建行有竞争的机构全部关闭，还将香港的美银亚洲以较低的价格卖给了建行，对建行香港业务的发展起到了很大的推动作用。而对于外资按照商业合约减持自己手中的资产，没有必要将其影响过度放大以致超出其商业上的意义。
当然，也要看到一个不容否认的事实：国有商业银行当时上市选择战略投资者时，过于偏重外资而忽视中资，造成改革成果部分外流。对于此次外资“救急式”减持，在市场原则下，相关政策应该鼓励甚至支持国内各种所有制机构、企业乃至普通投资者，充分利用这次价格相对折扣较大的转让，通过商业谈判和沟通，进一步扩大对资产优质的中资银行的回购和增持，活跃国内资本市场。
目前，境外战略投资者可能仍要大量减持中资银行股份。经计算，中行、建行和工行分别还有至少299亿股、135亿股和241亿股外资持有的H股可流通股（不含已减持股份）。而拨备充足、资产状况良好的银行业，依然是目前上市公司中业绩最好的板块。因此，如何利用好金融危机影响下的这次机会，而不是继续纠缠于“贱卖”的争辩，是评判中国投资者和政策制定者在危机下是否学会驾驭现代市场经济的一块“试金石”。□
克制一下口腹之欲2009年第2期>时评>正文 文/董瑞丰
北京日前出现一例人感染禽流感致死病例。据北京市卫生局通报，患者黄某发病于2008年12月24日，1月5日救治无效死亡。
病例一出，卫生部门及时向公众通报并启动应急预案，农业部门则要求各地强化动物免疫、疫情监测、活禽市场监管、流通环节检疫监管等方面的力度；北京市也相应出台有关监管措施。
但疾病防控，不是单靠政府部门应对就能解决的问题。结合近期我国周边地区的疫情来看，禽流感不断上演“今年去了明年来”的戏码，危险一直潜伏在我们身边。事实上，在前几次禽流感席卷亚洲时，医学专家已经指出，这种病毒深深盘踞在各国，可能是近一个世纪来持续时间最长的潜在人类流感病毒；而受限于人类现有科技水平，医者还不能针对不断变异的病毒，及时研制出有效疫苗。
对于这样一种对整个人类种族构成长期威胁的病毒，在寄希望政府部门加强防控力度的同时，每一个 人是否也应当考虑一下，如何加强自我保护？
遵从专家建议，冬春之际增强对多发性传染病的防范，适当克制一下“口腹之欲”，谨防病从口入、病由口生，是最起码，也可能是最管用的防范措施。
禽流感的一个主要传播途径是活禽，遍布各地的活禽市场都可能成为潜在的传染源。北京的首例患者发病前就曾在某活禽摊位购买活鸭，现场宰杀后带回并动手清洗过鸭内脏。而亚洲不少国家和地区高密度饲养家禽、买卖活禽甚至“当街点杀”的方式，都被专家视作与禽流感多发密切相关的因素。
活禽买卖、宰杀在我国不少地区也是司空见惯的一景。喜好鲜活本无可非议，但冒罹患严重病患的风险而食“新鲜”，就非智者所为了。国人善“吃”，勇于尝试多种“食物”，却也留下不少病从口入的教训。鉴于此，我们是否该改变一下食鲜活的习惯？即便是老祖宗流传下来的吃法，是不是也该与时俱进地改良一下了呢？
比如效仿一些发达国家和地区，对活禽进行集中宰杀、及时定点供应，既加强对从业人员的保护，又保证新鲜禽肉的供给。
细思之，人与自然的关系可谓微妙，病毒即是典型一例：在人类数千年文明史上留下恐怖记忆的传染病毒，大多从动物身上而来；有的病毒对动物没有太大危险，对人类却害莫大焉。各类变种防不胜防，此病刚消、彼病又起。人类与动物、人类与自然该如何和谐相处？
在科学认知和相关解决办法尚不明确之前，克制一下“口腹之欲”，苛刻一点自己的嘴，少遭一些无妄之灾，也许是我们的惟一选择。□
岂容网络电话诈骗犯罪 2009年第2期>时评>正文文/《瞭望》新闻周刊记者郑良刘丹
据悉，2008年以来，发源于台湾和福建安溪地区的虚假信息诈骗犯罪在全国范围呈多发、高发态势。具有任意设置主叫电话号码功能的网络电话被犯罪分子广泛利用。犯罪分子模拟国家机关、银行、电信部门工作电话，编造种种理由，对受害者实施诈骗。
网络电话使得犯罪分子跨省、跨境作案呈多发态势。2008年以来，该类犯罪“点多面广”，全国10多个省份出现职业虚假信息诈骗团伙。不少台湾籍犯罪嫌疑人在大陆设立窝点，海外遥控，对大陆居民实施诈骗。有统计表明，2008年2月至9月，福建警方接警近11万起，同比增加48.2%；仅2008年第三季度，虚假信息诈骗造成经济损矢1.4亿元，平均每起案件造成直接损失2万余元。
同样的虚假信息诈骗犯罪在上海主要包括两种类型：一是冒充公安机关、电信部门等工作人员，以“电话欠费’“个人账号被盗用”等名义诱导市民将钱款转账以保“财产安全”的诈骗。二是利用电话主叫“任意显号”功能，冒用亲友、政府部门的电话号码从事诈骗犯罪活动。此类犯罪侵害的往往是被害人银行卡中的所有存款，对社会稳定造成了极大影响。
值得警觉的是，互联网上销售“可显示任意号码”的“SIP网络电话VOIP充值”、“改号软件”现象十分普遍，在一些著名购物网站能搜索到提供“网络电话充值”服务信息。
造成警方打击工作举步维艰的一个重要原因是，犯罪源头大多在台湾等境外地区，台湾籍犯罪嫌疑人处在犯罪团伙的最高层次，绝大部分赃款通过地下钱庄流向台湾。但由于中国大陆和台湾警方之间尚未建立起司法协助渠道，台湾籍犯罪嫌疑人往往无法缉拿归案，被骗赃款难以追回。
需要正视当前虚假信息诈骗打防工作的难点：首先是犯罪模式产业化使侦破工作难度加大。犯罪团伙往往分为群发短信、接听电话、取款等若干独立单元分散作案，形成了组织严密、分工明确的专业化犯罪构架；其次是电信部门对“任意显号”、呼叫转移功能缺乏管理，造成虚假信息诈骗案件泛滥；再其次是各商业银行恶性竞争造成银行卡发行泛滥。目前一张身份证在同一家商业银行可以无限制地开设银行卡，在转账次数和金额等方面也缺少必要的限制。
只有打破银行、电信部门的利益壁垒，增强打击合力，才能有效遏制目前虚假信息诈骗犯罪泛滥的趋势。专家的建议值得重视：通过立法解决电话号码、银行卡的实名制问题。应通过立法规定每个公民开设银行卡的数量。企业也应在日常运营中引入“黑名单机制”、“安全提醒机制”，切实保护人民群众的财产安全。建立警方、金融、通信等部门的办案协作机制。金融、通信企业必须履行应有的社会责任。电信企业 在推出“任意显号”等技术之前，对如何开放、对谁开放都要有所限制，如涉及到公安、银行服务等敏感行业的电话号码应切断“任意显号”功能。此外，银行系统也应建立滥开银行卡人群的“黑名单”制度。通过立法解决赃款处置和受害者赔偿问题。
也可借鉴日本、韩国等国家打击虚假信息诈骗经验，采用信用联动系统，将本人身份、银行开户账号、通讯工具捆绑使用，一旦发生被司法冻结、封停或恶意欠费、透支，其关系到的各地通讯工具、银行账户一并予以冻结、停止使用。□
值得共同纪念的日子2009年第3期>时评>正文文/张迁
1959年3月，针对西藏上层统治集团中一些人发动的武装叛乱，国务院解散原西藏地方政府，迅速平叛，并在整个西藏实行民主改革，推翻了政教合一的封建农奴制度，让百万农奴和奴隶翻身得解放。1月16日，西藏立法机构决定审议一项议案，把每年3月28日设为西藏百万农奴解放纪念日，提醒后世勿忘历史。
这样一个日子，值得各民族共同纪念。
这是因为，对西藏而言，民主改革意味着西藏人权得到保障，意味着社会制度的跨越式进步。
直到20世纪上半叶，西藏仍然处于落后的政教合一的封建农奴制社会。占人口不到5%的僧俗农奴主，控制着占人口95%以上的农奴和奴隶的人身自由和绝大多数生产资料。旧西藏“十六法典”规定，“下对上反抗者、民反者均犯重法，应在其身上挖去眼睛、抽去脚筋，割其舌、断其手，或立即杀之。”占西藏人口绝大多数的农奴和奴隶，连生存权都得不到保障，更无政治权利可言。
1959年西藏实行民主改革后，西藏人民在政治上享有充分的自治权，在经济和社会发展上享有充分的自主权，享有继承发展传统文化和宗教信仰的自由。西藏从一个远远落后于时代的封建农奴制社会，跨入了现代的人民民主的社会主义社会。西藏广大群众在民主改革中获得的自由与解放，值得百万农奴和他们的后代永远铭记。
这还是因为，民主改革之后，西藏落实了民族区域自治制度，西藏人民和全国各族人民一道，共同享受到现代文明的成果，共同分享国家发展的果实。
西藏民主改革后，西藏各地群众于1961年实行了历史上前所未有的普选，并于1965年，选举产生了西藏自治区自治机关及其领导人，享有自主管理本地区事务的权利。在民族区域制度的保障下，西藏人民焕发生机，在中央与全国各地的大力支持下，西藏的经济发展水平、人民生活水平、社会发展水平，与五十年前、三十年前，均不可同日而语。广大西藏群众，充分享受到党和政府以平等、团结为核心的民族政策的关心、爱护、支持，与中国各个民族一道，共同推进与分享改革开放成果，共同建设现代化中国。因此，西藏百万农奴获得解放、实行民主改革这一事实，不仅值得西藏人民纪念，也值得全国各个民族共同纪念。这是新中国开创了各民族平等、团结、互助新时代的一个重要标志。□
媒体不容回避之责 2009年第3期>时评>正文 文/林蔚
本刊上期的报道《京城虚假药品广告追踪》，再次揭开虚假广告坑人害人的黑幕。那些令人触目惊心的事实，令人忧虑。
近年来，国家有关部门一直在打击虚假广告，如2006年广电总局和国家工商总局对电视和广播发出的五类电视购物节目“禁播令”、2007年对八类涉性广告的“禁播令”以及2006年以来新闻出版总署针对报刊刊载癌症等12类医疗广告的整顿“运动”。令人遗憾的是，时至今日，虚假、低俗广告仍未绝迹——深夜打开电视，就能看到那些语速极快、声嘶力竭、狂轰滥炸的广告依然“强劲”；打开网络，更可看到那些攻克了癌症等疑难杂症的“神医”，那些号称有延缓衰老、增强抵抗力从而抗拒百病入侵的“神液”…… 随手翻捡人们耳熟能详的惊天骗局和无良闹剧，在瞒天过海、偷梁换柱、骗钱敛财的种种丑行背后，人们总会发现虚假广告的魅影。其间，承担着传播重任的媒体，其客观上的沦为帮凶，常常为人诟病。
媒体是市场中的一分子，自然有其自身的生存需要，但这并不能成为发布虚假广告骗人的托词！
其一，媒体承担着传播真实信息，促进社会教化的特殊功能，决定了从其基本站位上就有区别于任何 其他商业机构和市场主体的独特使命。
其二，在广告传播的过程中，媒体发挥着信号扩散的放大器作用，决定了在虚假广告、不实信息传播过程中的传播力不可替代。
其三，媒体在发布广告过程中，对不实信息和虚假广告内容，承担有鉴别、审读的法定责任。即使是个别不法广告主以各种神通获取某些部门提供的“合法”文件，但有些离奇的“神话”，实际上并不需要火眼金睛，仅以常识即能戳穿。放弃基本的判断和正义，无疑是媒体道德的污点。
有鉴于此，从传播过程来看，媒体应有的责任不能回避。但指望媒体都能抵御得住广告收入的诱惑，“自觉地”担起社会责任，更多地只能算是我们的一厢情愿。适时引入严格的媒体发布责任追究制度，已渐成社会共识。
保增长、扩内需，是中央的既定方针。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尤其需要公平、诚信的社会氛围和消费环境。如果某些媒体仍继续为了区区私利，给虚假广告提供平台，任其泛滥，将挫伤整个社会的消费热情。因此，媒体发布责任追究制度的建立，有着特殊的现实针对性。
这样的追究，当然不是苛求媒体承受其无法承受之责；这样的问责，是对媒体“有限责任”而非“无限责任”的确认和追究。其底线至少应该包括，对发布违规、非法广告所得的严格追缴，对甄别审读失职、渎职，甚至被收买者更严厉的依法查处。□
常态接访的内在导向 2009年第4期>时评>正文 文/张迁
本刊获悉，中央于最近提出要求，各地领导干部接待群众来访，要做到规范化、制度化。同时，还要求中央和国家机关定期组织干部下访，了解社情民意，推动中央决策部署，督导解决信访问题。
近年来，一些地方党政机关、一些部门连续实行“开门大接访”，很受群众欢迎。开门大接访的好处在于，一方面能及时满足群众要求，让干部更直接地感受到群众的愿望与情绪，为化解社会矛盾创造了条件，密切了干群关系；另一方面，也给一些基层经验、实际工作经验不足的“三门”干部，提供了做好群众工作，提高自身素质的机会。
不过，这样的“开门大接访”，大都属于“一过性”活动。一些涉及群众切身利益的问题需要长期关注，一些新问题又在接访后产生和出现，开辟一个制度性的、常态干群沟通渠道非常必要。这是中央要求干部接访规范化、制度化，以及推动干部下访的重要原因。而当前国内外形势复杂，内外矛盾有可能交织重叠激化，更有必要让领导干部预作准备，随时了解社情民意，将矛盾及时化解在基层。
尤其需要各地干部注意的是，干部接访制度化、规范化有着深刻的内在导向。此前，各地发展速度不
一、矛盾积累不一，接待群众来访本是各地干部的“自选动作”。现在中央将其上升为“规定动作”，提出了“最低标准”，既说明各地矛盾积累已不容忽视，更要看到中央狠抓干部作风、端正执政理念的政治追求。
去年今年的共同特点，是大事多，形势复杂。中央对此有清醒判断，已屡次作出部署，提醒各级各地干部注意形势变化，尤其注意干部队伍自身建设，以良好作风应对复杂局面。对此，无论在反腐败中继续抓好查办大案要案，还是在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中增加党性修养的内容，这些治标治本的措施，都有内在的一以贯之的标尺，就是要干部以高尚道德约束、严格政治纪律、严肃工作作风，满足广大群众对社会公平正义的价值需求，满足群众实际利益诉求，以树立干群信心，消解社会负面情绪。这个内在标尺，各级干部应深刻领会，牢牢把握。
以这样的标尺衡量自身工作，动态把握社情民意，更加主动地作出前瞻性部署，防患于未然，积极化解各类历史与现存的社会矛盾，这是我们战胜当前经济难局，把握好历史机遇的要求。这样的理解和落实，才算把握住了常态接访制度的精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