段华明：风险社会视阈：改革开放30年由刀豆文库小编整理，希望给你工作、学习、生活带来方便，猜你可能喜欢“改革开放30年社会调查”。
风险社会视阈：改革开放30年
段华明
中共广东省委党校现代化战略研究所 职称：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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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险社会视阈：改革开放30年
摘要:改革开放30年波澜壮阔，同时也呈现明显的风险特征，与国外兴起的风险社会理论不期而遇。改革开放是风险决策，以防范和化解社会风险为导向。风险意识本身具有建构属性，社会风险有连锁效应。社会转型与体制转轨使得中国进入了一个高风险的发展阶段。新世纪新阶段社会风险已经从局部风险走向全面风险，需要合理、合法与高效的风险规避机制，最大限度激发社会创造活力，最大限度减少不和谐因素。
关键词: 改革开放；30年，社会风险；防范和化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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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险社会视阈：改革开放30年
段华明
中国改革开放30年波澜壮阔，同时也风雨兼程，呈现明显的风险特征：国内外风险并生，传统式与现代型风险共存，自然的经济的政治的和社会的风险交织，可以预料和难以预料的风险缠绕，恰与20世纪80年代中期国外兴起的风险社会理论不期而遇。①中国改革开放在险象环生的航程中乘风破浪，一次又一次化险为夷，其政治价值坚苦卓绝，实践意义至深且巨。
一、改革开放中社会风险的显在性
②风险的辞义系指可能发生的危险。现代社会，风险的存在是不可避免的。如果在理性的判断下，采取适当的防范措施，使风险破坏或损失的概率减少出现或者不会出现，不仅可以规避风险，还可能带来机会。本文从风险社会视阈综观改革开放30年历程，风险的概念主要是与改革开放决策、政策和举措相关联的各类风险，故而把经济风险、政治风险等都归并了进来。
（一）改革开放是风险决策，是被困境和压力逼出来的1.中国在20世纪70年代末之所以要改弦易辙——改革开放？直接的缘由是为了摆脱风险。十年“文化大革命”，使得“国民经济到了崩溃的边缘”，痛定思痛，与世界相比较的反差产生的强烈紧迫感，种种内外风险，迫使执政党痛下决心，作出“不改革开放，只能是死路一条”的关键抉择。《大突破——新中国私营经济风云录》③一书中描述了一个真实的历史过程：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中国发展个体和私营经济，打开了市场经济的闸门，并非心血来潮拍脑袋或“理性”设计出来的，而是被1700万知青大返城逼出来的——计划经济体制根本无力安置这么多人就业，涉及众多家庭的待业青年走投无路直接影响政治稳定，造成了严重的社会危机，于是，才有了“在有限范围内继续存在的城乡劳动者的个体经济，是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的附属和补充”的政策，有了党的十二大个体经济是“必要的有益的补充”，有了党的十三大“多种经济成分共同发展”。
①德国社会学家乌尔里希·贝克认为，全球化在给人们创造日益广阔的活动空间的同时，也把人们带进一个风险社会。参见乌尔里希·贝克：自反性现代化[M].商务印书馆，2002：10。②芭芭拉·亚当，乌尔里希·贝克.风险社会及其超越 [M].赵延东，马缨等译，北京出版社，2005：330。③马立诚.大突破——新中国私营经济风云录[M].中华工商联合出版社，2006。创办经济特区，也是深刻感受到内地与香港经济的巨大差距（当时逃港现象严重），决定发挥沿海地区毗邻港澳、华侨众多的优势，在改革开放中先行一步。邓小平说得很有风险意味：“中央没有钱，要你们自己搞，杀出一条血路来！”
2.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在国内发生政治**，苏联东欧剧变，西方国家对中国再度封锁的情况下，我国面临极大压力和考验，改革开放如何克服畏缩情绪，继续勇往直前？邓小平响亮地提出“坚持基本路线一百年不动摇”，“还要比过去更开放”。1992年邓小平南方谈话，强调改革开放胆子要大一些，敢于试验。发展才是硬道理。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判断的标准，应该主要看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
3.此时此刻，我国进行改革的目的有了新解——以防范和化解社会风险为导①向。改革开放是为了建立一个市场经济体制吗?显然不是；而是防范和化解日益凸现的社会风险。建立市场经济体制只是达到这个目的的一个手段或工具。改革到底应该怎么走？如何防止改革出现偏差？可以引申出一种新的判断标准：是否有利于防范和化解社会风险。在改革方向已经明确的条件下，改革的导向不应是作为手段的市场，而是社会风险。对于社会公众而言，只有社会风险才是绝对的公共利益，其它均可归结为个体利益。以防范和化解社会风险为导向的改革，实质上是以公共利益为导向的改革，只有服从于这个公共利益，改革才不会出现偏差，才能真正体现改革开放的终极价值。
（二）风险意识属于风险内在的一部分，本身具有建构属性
1.认识到改革开放存在风险的必然性。判断风险，选择风险，规避风险，在风险中寻求机会，从而卓有成效地推进改革开放，这在改革开放总设计师邓小平的身上，体现得淋漓尽致。邓小平清醒地指出：“改革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我们在确定做这件事的时候就意识到会有这样的风险”。②尽管我们的经验不足，但只要对风险有着清醒的认识，一旦发现问题要赶快纠正，新问题出来抓紧解决，避免犯大的错误。邓小平认为，改革开放必然会带来一些资本主义的腐朽东西，会带来一些坏的东西，影响我们的人民，这是最大的风险。我们的社会主义政策和国家机器有力量去克服这些东西，所以事情并不可怕。我们要把工作的基点放 ①②刘尚希.以公共风险为导向的改革[J].新华文摘，2005(21).邓小平文选第三卷[M].人民出版社，1994：130。在出现较大的风险上，准备好对策。①面对改革开放和发展商品经济的新形势，邓小平一再提醒全党:一定要保持清醒头脑，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警惕资本主义和封建主义腐朽思想的侵蚀，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在进行经济体制改革的同时，必须同时推进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建设；在抓物质文明建设的同时，决不能忽视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越是改革开放，越要注意防止消极腐败现象的滋长，加强党的自身建设。
2.意识到改革开放中风险的多样性。改革开放以前，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和政治体制，国家包揽经济、政治、社会生活的绝大部分事务，风险的制造者较为单一，主体是政府，风险相对集中，比较容易处理。市场经济导向的改革，使得国家、市场、公民社会在制造社会风险面前齐头并进，私营企业主、国有企业、市场消费者同政府一道，都是行动的决策者，都可能成为制造风险的主体。风险的主体因市场主体的多样性而转向多元化，风险从单一性、集中性走向多样性、多变性。对此，邓小平至少意识到了两类风险：一是横向风险，即农村改革风险与城市改革风险。邓小平指出经济体制改革在城市如同农村一样要冒风险的，城市改革要比农村改革更为复杂，是对整个经济体制的改革，所面临的风险更大。二是纵向风险，改革开放越深入，承担的风险和抵抗风险的能力同步增长。改革开放的每个阶段都得保持风险意识，每项决策都必须谨慎行事。
3.确定在改革开放中应对风险的方式方法——胆子要大，步子要稳。一是改革开放是一场伟大的试验，一方面要敢冒风险，敢想敢干，看准了的就大胆地试，大胆地闯，大胆地试；另一方面要善于总结经验，对的就坚持，错的赶快改。二是改革没有万无一失的方案，问题是要搞得比较稳妥一些，选择的方式和时机要恰当，采取先试验后推广的渐进方式，“摸着石头过河”，实现风险最小化。三是不搞争论，以“三个有利于”作为衡量改革开放成败得失的标准。四是执政党是应对风险的中流砥柱。中国的问题关键在于共产党要有一个好的政治局，特别是好的政治局常委会。只要这个环节不发生问题，中国就稳如泰山。②
4.认为社会风险乃是改革开放的动力。据贝克所言，风险本身的建构特性使之还不等同于现实状态的毁灭，风险只是反映一个位于安全与毁灭之间的特定的中间地带，它仅仅是虚拟的现实或现实的虚拟。从某种意义上说，对风险的认识 ①②邓小平文选第三卷[M].人民出版社，1994：267。邓小平文选第三卷[M].人民出版社，1994：365。能更好地决策行动，以避免更大的风险。①对于改革开放而言，社会风险对改革开放能起到反思和完善的作用，某种意义上，风险是改革开放的动力，具有遇难呈祥的积极意义。改革并没有预先给定的路子，只能是在实践中不断总结经验，发现问题，意识到风险后再寻求解决方法。当改革发展到一定阶段，问题与风险逐渐暴露出来，促进制度创新去迎接风险与挑战，如福利制度、最低生活保障制度。改革初期，体现为国家自上而下的治理过程，治理技术比较单一。随着改革开放的逐步深入，治理技术开始从单一性走向多样性，发展到国家、市场以及公民社会的治理和善治；从只注重物质层面的经济发展到关注价值层面的人的发展；从只强调经济发展到追求经济社会全面发展，提倡经济、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等。这一切，都促进改革向更深入的方向发展。改革开放中风险无处不在，而风险又无时不转化为动力转而推进改革开放。
二、改革开放中社会风险的衍生性
（一）以社会转型不适应为衍生源的风险
1.改革开放过程中风险的连锁效应。吉登斯认为，现代社会风险的一个主要特征是“人为制造的不确定性”,②这种不确定性的风险不是孤立现象，而是风险共生共存状态。③社会转型导致了社会风险的增加，经济社会生活中的一些“杂音”、“噪音”时有出现，对改革目标的选择、改革措施的确定、改革的实际进程都会产生影响。
转型期中国的社会风险具有历时性，前工业社会的传统风险，如自然灾害、传染病等依然对人们的生产、生活和社会安全构成威胁，不断涌现和加剧的失业问题、诚信危机、安全事故等工业社会早期的风险处于高发势头，金融风险、环境风险、技术风险、生物入侵等随时对人们的安全造成威胁。这些风险既不是纯粹传统的，又不是完全现代的，而是一种混合状态，既包括历史遗留下来的疑难杂症，也包涵改革过程中不确定性的新难题，还包括体制转轨所造成的特殊风险，容易诱发多米诺骨牌效应。改革由于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导致财富差距，而贫富差距扩大，使社会低层铤而走险，又给社会安全带来新的风险。社会风险呈现链发状态，某一风险的爆发，会带来更多的社会风险。2008年雨雪冰冻灾害，引发了供水、供电，交通运输，生态破坏等次生灾害，暴露了改革进程中城乡发 ①②芭芭拉·亚当，乌尔里希·贝克.风险社会及其超越[M].赵延东、马缨等译，北京出版社，2005：325～326。安东尼·吉登斯.失控的世界［M］.周红云译，江西人民出版社，2001：32。③乌尔里希·贝克.世界风险社会［M］.吴英姿，孙淑敏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00：14。展的不平衡，大量农民工返乡造成铁路车站拥挤、混乱不堪的情形。时至今日，改革的系统性明显增强，各项改革措施牵一发而动全身，以致使得改革一时难以取得突破性进展。所以近年来，党中央反复强调在解放思想中统一思想，在统一思想中深化改革。
2.改革开放中风险影响范围的广泛性。贝克认为“风险社会是一种大灾变社会”。①现代社会，人员、物质、资本、信息等跨国界和大陆流动加速，各个国家、社会、人群相互联系和依赖增强，导致原来限于一个国家或一个地区的风险扩散到更多的国家和地区。传统社会的风险具有可见性、可统计性、可预测性，因而在应对时比较得心应手；现代社会的风险具有不确定性、偶然性，扩散快，难于驾驭、征服和控制，②传统应对风险的方式方法难以完全奏效。2003年SARS肆虐，人们忽然发现面临新型的风险，同过去的传统风险大不相同。其原因很不确定，一旦发生以后会迅速扩散，又很难对这类风险进行预见和预测。北京市民在长达二、三个月的时间内，感觉像经历一场战争，国家机关基本上都实行值班制度，大街上空空荡荡，超级市场也不敢去了。本来是一个微生物，在卫生防疫上是一个很小的事情，全国内地死亡300多人，比起矿难、交通事故几乎算不上什么，然而其影响异乎寻常，由最初广东的一两个患者，演变成北京——纽约——多伦多的三角形散点式分布，并波及全球30多国的风险事件；涉及的领域，包括经济领域抢购风、政治领域政府信任危机以及外交领域国际批评。自此开始，突发事件应急机制建设提上改革开放的重要议事日程。
（二）以经济转轨不到位为衍生源的风险
1.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中引发社会问题，下岗失业最为典型。它是计划经济体制埋下的一颗定时炸弹，在向市场经济转轨中充分暴露出来。以1984年为分水岭，企业实行劳动合同制后，单位人转变成社会人，就业以市场机制为主，一部分职工面临着被企业解雇的风险。加上企业为适应市场经济要求进行内部改革与政策调整，经济增长方式由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企业兼并、规范破产、下岗分流、减员增效，让隐性失业转化成了显性失业，成为改革时期爆炸性的难题，给社会带来一连串风险：一些下岗职工到政府门口上访、请愿或在机关部门静坐，抢劫、盗窃等现象屡次发生；许多下岗职工仅能得到最低生活保障，而拖欠工资 ①②Ulrich Beck.R isk Society：Towards a N ew M odernity.London：Sage Publications，1992。李培林，谭方明.社会学理论与经验［M］.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3。现象更是雪上加霜；部分职工“离岗不离厂”，企业仍需背负责任，干扰正常生产。①生活困难的社会群体是上学难、看病难、住房难等民生困难的主要承受者，有较强的不公平感，甚至相对剥夺感，诱发对旧体制的眷恋情绪，觉得今不如昔。而在改革中感觉利益严重受损的人，他们诉求计划经济时代的社会福利制度，怀疑乃至反对市场化取向的改革开放。邓小平在1990年代初就指出:“过去我们讲发展。现在看，发展起来以后的问题不比不发展时少。”②所以，党的十七大针对性提出：“必须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更加注重社会建设，着力保障和改善民生，推进社会体制改革，扩大公共服务，完善社会管理，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努力使全体人民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推动建设和谐社会。”
2.在经济目标成为社会运行的支配目标的同时，政治行政系统日益偏离原有的社会管制轨道，更多的是指向市场。由此打破了中国原有的在政治原则指导下形成的社会平衡状态，致使“人造风险”在不同地区、不同群体、不同行业中以不同方向、不同速度积聚和叠加起来。主要来源为经济体制改革后所出现的社会风险，以及制度问题酿成的制度化风险。为了应对市场经济改革所引发的社会问题，国家试图通过各种规范化的制度予以解决，陆续出台了相关的社会保障政策。1984年企业职工养老保险制度，1986年城镇失业保险制度，1994至1998年进行的生育保险、工伤保险和城镇职工医疗保险制度改革，1999年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等，以最大限度降低风险威胁。然而，规避风险的制度，内在地包含着制度化的风险，即制度运转的失灵所体现的“有组织地不负责任”的风险。③如社会保障制度潜藏着的风险。建立在社会统筹和个人账户相结合模式基础上的养老保险制度，由于转型时期历史欠账问题，而出现支付压力逐年增大，支付风险日益凸显；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的实行后，由于家庭隐性收入信息的不对称，原有低保户增收后没有及时退出，以及“人情保”、徇私舞弊的存在，导致了资金发放不透明、不公平的假低保现象盛行的风险；④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需提防富裕或健康的农民比那些贫穷的或患病的农民，从中获得更高利益的弊端以及可能伴随而来的道德上的风险。这些现象无不给改革敲响警钟： ①②张左伟.改革的地雷阵：下岗与失业[M].珠海出版社，1998：16～19。冷溶、汪作玲主编,邓小平年谱[M].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1364。③杨雪冬.改革路径、风险状态与和谐社会治理[J].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07（1）：17～24。④杨雪冬.风险社会与秩序重建[M].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140。在制度化改革社会风险的同时，需警惕制度化缺陷所带来的新的社会风险。
三、改革开放中社会风险的阶段性
(一)改革开放初期，突出地表现为姓“社”姓“资”争论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转型与体制转轨，也使得中国进入了一个高社会风险的发展历程。30年改革开放经历了不同的发展阶段，每个阶段都有着不同的任务、深度和特点，所以呈现出不同的风险表征。
十一届三中全会全会后开始改革开放，主要任务是解决经济体制当时急需的一些问题，尤其是影响经济发展的紧迫问题，进行个例试点，树立典型，为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化，为开放的扩大准备条件。改革开放初期的主要风险，是改革的理论主张与原有的意识形态发生尖锐冲突，突出地表现为姓“社”姓“资”的争论。改革面临的困境是，既要推进改革，又要着力表明改革的社会主义方向；既要解决经济社会发展的突出问题，又要努力保持大局基本稳定；既要不失时机地推进改革，又不能为以后的改革造成障碍。
我们党和国家求真务实，不搞争论，坚持把握全局，因地制宜，分步实施，典型示范，分类指导，全面展开改革开放，把握改革重点、时机和节奏，注重改革的系统性和决策的科学性，努力实现城市改革和农村改革相协调，从而确保各项改革向纵深有序推进。
（二）结构转型期，主要是市场经济所带来的各方利益冲突
党的十四大以后，改革进入结构转型期，主要任务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框架。随着改革的深化，经济的快速发展，社会阶层也激烈分化，逐步分化为若干个阶层，这些阶层都有自己特殊的利益和获得这种特殊利益的渠道，产生了维护自身利益的政治诉求。以利益分化为主要特征的社会分层，必然是人们利益的多元化和不同利益集团的出现。①这容易滋生劳资矛盾、两极分化、失业、腐败等社会风险，从而产生社会紧张和非均衡问题。社会阶层利益分化加剧的负面影响得不到及时控制和缓解,缺乏成熟的、合理的阶层利益保障与协调机制，就会加剧社会风险的累积。结构转型期的主要风险是市场经济深化所带来的各方面利益冲突。
结构转型期是改革的攻坚阶段。整个改革能不能取得成功，关键取决于能不能协调、稳定地渡过这个时期。这个时期最大的风险在于，经济高速增长条件下 ①杨雪冬.风险社会与秩序重建[M].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3.可能出现会社会失调。事实上，困难条件下出现的一些社会失调，在中外政治史上是比较好应付的。比如上世纪60年代初三年困难时期，全国上下勒紧裤带，同心同德，顺利地度过。但是经济增长、甚至繁荣时期出现的社会失调，非常严峻。这是因为人们欲望激发起来了，而且刺激出心理不平衡，所以会起来闹事。在结构转型期，由于利益矛盾十分尖锐，非常复杂，尽管经济在高速发展，但是一旦出现社会失调，那将非常严峻。
为应对结构转型期的社会风险，党中央提出抓住机遇、深化改革、扩大开放、促进发展、保持稳定的指导方针。江泽民阐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若干重大关系，强调改革是动力，发展是目的，稳定是前提，努力把改革的力度、发展的速度和社会可承受的程度协调统一起来，把不断改善人民生活作为处理三者关系的重要结合点。做到在政治和社会稳定中推进改革和发展，在改革和发展的推进中实现政治和社会的长期稳定。党的十五大明确要把党建设成为能够经受住各种风险、始终走在时代前列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围绕不断提高领导水平和执政水平，不断增强拒腐防变和抵御风险能力这两大历史性课题。在跨越世纪的征程上，我们对改革开放进程中风险和挑战的认识越来越清醒，胜利地经受住了来自国内国外政治、经济、社会以及自然界的各种风险的考验，包括非典疫情严重传染性疾病、影响全局的自然灾害、亚洲严重金融危机、世界性的能源危机、国际反华势力纠集起来对我国施压、重大“台独”事变等等一系列风险。
（三）新世纪新阶段，积极应对深层次的矛盾和风险
改革开放进展到新世纪新阶段，社会风险已经从局部风险走向全面风险，客观上要求应对理念的与时俱进，摒弃只强调经济发展，忽视社会全面发展，倡导科学发展观，调整经济政策和社会分配政策，把经济发展观上升到经济社会全面发展观，把经济社会全面发展扩充到可持续发展，提倡经济建设与环境和谐共处，人与自然和睦共存。从风险社会的意义来看，科学发展观与和谐社会的提出，具有极强的现实针对性。
党的十六大正告：面对很不安宁的世界，面对艰巨繁重的任务，全党同志一定要增强忧患意识，居安思危，清醒地看到日趋激烈的国际竞争带来的严峻挑战，清醒地看到前进道路上的困难和风险。党的十七大宣示：不为任何风险所惧，不被任何干扰所惑。胡锦涛也屡言：“在世界复杂的情势下，可以预见和难以预见的风险增多，发生这样或那样的问题甚至较大风险的可能性不仅是存在的，而且是很现实的。我们必须有足够估计，做好充分准备”。①汶川地震的抗震救灾，显示出我国抵御和战胜各种风险的物质和技术基础大大增强，这得益于改革开放所创造的巨大社会财富，也得益于改革开放所创造的开放式国际环境。
我国当前面临许多深层次矛盾和风险。劳动就业、社会保障、收入分配、教育收费、医疗卫生、食品安全、司法公正、安全生产、社会治安等问题比较突出，企业改制、土地征用、城建拆迁、环境污染等方面的麻烦更是积重难返。几乎牵涉每个群体，利益范围大，容易造成群体事件，而且持续时间长，力度大。要缓解和消除相应社会风险，需要合理、合法与高效的风险规避机制。
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继续坚持改革开放，要贯彻和落实科学发展观，运用风险社会理论，统筹兼顾，以人为本，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都要处理好效率和公平的关系，再分配更加注重公平，从利益矛盾的源头解决社会阶层的差距，使处理社会风险有规则可循，促进社会风险机制的建设，最大限度激发社会创造活力，最大限度增加和谐因素，最大限度减少不和谐因素。
①从容应对好上好.中国新闻网.2008-04-29。
